因为自己同家人出行受到巡警的帮助，山西大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勇向警方寄了一封感謝信。由于这封感谢信加盖了公章，有网友质疑李勇公车私用。对此大同市检察院予以否认，李勇辩解说，加盖公章，是为了证明所叙事实真实可靠。
　　这起事件中“公车私用”，目前还只是个疑问。但是“公章私用”却是铁板钉钉的——检察院的公章，是公权力的象征，只应在公务行为中使用，这位副检察长既然并非驾驶公车执行公务，而只是个人因为私事，向其他单位写封感谢信，这与检察院何干？
　　“公章私用”，其实比“公车私用”更可怕，“公车私用”，只是个人占了些公家的便宜，但“公章私用”，可能会让公权力从国家公器变成个人私器，导致权力的滥用以及寻租行为。
　　法治社会要求公权力规范运行，而规范的一个关键，就是公私分明。一个行政机关，大到公章、制服，小到信封、便笺，都具有公权力的符号意义，如果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东西用于满足私人要求，服务私人利益，那么，将会损害政府的信用，危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绝不是一件小事。
　　从眉山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发公函要求照顾子女入学，到文昌市政府发公函要求法院改判官司，再到这次大同检察院的例子，一些地方“公章私用”现象，当引起警惕，对于这种公权滥用的行为，相关部门万不可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