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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比较文学的视阈里，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得以汇聚一堂，我们可以对看似没有直接联系的两部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意象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其异同，从而使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真正打破民族界限，进行近距离的互动与交流。本文从具体意象出发，通过对陶渊明与奥拉夫·豪格的田园诗进行比较，旨在探讨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田园诗人笔下乡村风貌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两位作者诗作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扩充我们的阅读视野。
关键词：意象 鸟 田园
在世界文学这个宏大的人文领域里，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人墨客都会在前人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汲取营养，而这种前后相继的继承与创新并不会因为时间、民族、文化等因素的阻隔而停滞不前。21世纪的作家学者可以与遥距千年的李白、杜甫产生共鸣；我们也可以在新时期中国现代诗人的优秀创作里找到雪莱、济慈笔下的影子……同样，在田园诗歌的世界里，20世纪来自北欧的异域诗人奥拉夫·豪格深受中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式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影响，创作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今天，我们让两位诗人跨过千百年的历史长河，越过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他们共同构建的理想田园里巧妙地相遇，通过对其作品中“鸟”意象的分析来比较二人创作风格的异同，从而更加真切地体会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田园诗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一、二人诗中“鸟”意象的比较
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歌的开创者，他虽被称作田园诗人，但诗中写景的句子并不多。纵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我们很难发现诗人就某一自然意象进行具体描绘。在他的诗中，我们找不出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具象的景物描写。在后人眼中，陶渊明更像是一位身处田园的抒情诗人，他的创作无意于模山范水，而是通过诗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然万物在他的笔下也不过是情感的寄托。因此，在陶诗中频繁出现的“鸟”意象便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我们且看作者的《饮酒》（其四），这首诗是诗人刻画“鸟”这一意象的代表之作：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1}
这是作者屈指可数的咏物诗之一，这首诗表面写物，实则体现出作者以孤鸟自喻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寄托。诗的前半部分极言孤鸟的失意与彷徨：一只离群孤鸟，在夜色渐临之时仍在独自飞行，它想要找到一处栖身之地却不可得，只能在昏暗的天空中徘徊犹疑。在一个又一个苍茫的夜晚，它的啼声越来越悲凉，在这阵阵嘶鸣中，我们仿佛可以理解这只孤鸟欲求一清远之地，无奈寻寻觅觅却无处可依的凄苦心境。诗文在后半段开始出现转机：这时的孤鸟遇到一棵独生的苍松，它于是收起翅膀，从远处来此栖息。在这片暴风侵袭之境，唯独这棵松树永世常青，孤鸟决心此生依托于此，在这棵苍松之上托身千年也无怨无悔。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孤鸟自居，首先表明自己在前半生的漂泊无依之感。作者孤身一人，在黑暗秽乱的浊世之中无所依托，飘荡半生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属。这时，他突然发现“孤松”这一归隐之所，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归隐田园的生活，于大自然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纵观陶诗的“鸟”意象，我们发现，有“鸟”必有“归”。在作者眼中，“归”是“鸟”的终极选择。同样，作者借鸟自比，认为田园没有俗世的束缚，是人最恬适的归宿。在陶诗其他作品中，诗人不厌其烦地重申着这一重要的人生命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在诗人看来，只有归鸟才是自由安适的，否则，在回归之前的鸟儿只能成为“羁鸟”，在尘网之中苦苦挣扎，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永无出头之日。
陶渊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诗作会对一位与自己相隔千年的北欧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奥拉夫·豪格作为挪威的著名诗人，他的一生基本贯穿了20世纪。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或以严厉的话语抨击人性的异化，或用晦涩的词藻营造神秘的世界……在这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中，奥拉夫·豪格的田园诗歌好似一陣清新的春风，涤荡着充斥于社会的乌烟瘴气，为当时乃至后世留下了一幅幅隐居山林的悠然画卷。与陶渊明入世又出世不同，奥拉夫·豪格的人生经历要简单得多。诗人一生生活简朴，深居简出。所以，其笔下的鸟与陶渊明诗中的鸟相比，多了一份自然的恣意与欢乐，且看这首《隆冬·雪》：
我给了鸟儿一片面包，
而这不影响我的睡眠。{2}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非常享受他的田园生活，在严冬的清晨，诗人远离城市的喧嚣，被阵阵鸟鸣叫醒。被大自然的精灵从梦中唤醒是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所以诗人说这鸟儿的啼鸣“不影响我的睡眠”。全诗短短两句话，只出现了“鸟儿”一个意象，从诗人安闲欢快的创作基调来看，这里的“鸟儿”少了一份陶诗赋予鸟儿的生命感悟，多了一份与自然相映成彰的自由，成为田园中快乐精灵的化身。
通过对两位异国田园诗人“鸟儿”意象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是通过鸟儿的踪影寻绎人类回归自然的轨迹。回归自然之前的鸟儿是“羁鸟”，这时的鸟儿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社会的奴隶，只能忍受着不同恶势力的压迫与束缚。只有返归自然之后，鸟儿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宿，与质朴的大自然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而在豪格眼中，鸟儿不会“误落尘网中”，它本就是自然的一员，甚至拥有着光明的力量。豪格笔下的鸟儿是自然界的精灵，轻灵敏捷，恣意无比。同样是以“鸟”入诗为题，身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两位作者却赋予了“鸟儿”极为不同的含义。
二、两人诗中“鸟”意象背后共同的田园归属
纵然陶渊明与奥拉夫·豪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相同的生命选择使二人跨越了重重阻隔，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归宿与心灵安宁。
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人生态度鲜明的思想家。纵观陶渊明的田园诗风及其性格特征，道家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陶诗中，处处见出“自然”二字：描写田园风光的美景、品尝亲自耕种的甘苦、享受乡土民情的快乐……而道家的核心原则正是“顺应自然”。再看陶渊明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明确地体现出他弃儒从道的人生态度：据诗人自己回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根本原因是谋生度日，而非拥有儒家所倡导的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人生价值。诗人最终远离尘世，归隐田园的人生选择也真正体现出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理念。陶渊明是中国隐逸文人开宗立派式的人物，他的隐逸并非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向官场妥协的怯懦选择。有些文人打着“归隐”的旗号隐居田园，实则心系社会，意求功名，此类归隐者可谓“假隐”。而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心无挂碍，无意声名地对自然的真正回归，这看似复归平淡的选择背后却蕴藏着作者对待人生的大境界。躬耕田园，日子虽困窘，精神却洒脱。诗人用一幅幅纯朴的田园画卷构筑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奥拉夫·豪格之所以不惜跨越千年去领略陶渊明的理想世界，正是因为他与这位淡泊名利的隐逸诗人有着别无二致的人生愿望与情感体验。豪格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的农场和土地，以种植苹果树和向村民提供园艺服务为生。他在诗中写道：“种土豆，耙枯叶，背运灌木枝……干完活可以煎腌肉”，这便是他平常的生活。他的诗作纯净简洁，不含一丝杂质，即使写“鸟”，也没有陶诗中“羁鸟”的负累，而是让鸟儿在天地间无拘无束，自由翻飞。豪格用自己的一生将“简单”二字演绎到了极致。他在淳朴的大自然中追寻的并不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在他看来，真理是一只“易惊的鸟”，它暗藏在“一种暗示”“一些露水”“一粒微尘”之中，而这“微尘”与“露水”便是他毕生的向往与追求。由此看来，豪格力求在混乱复杂的世界中寻求一种纯洁与简单的生命形式，他在努力追寻世间万物最为本质的源泉。这时，我们不禁想起《道德经》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的哲学主张，豪格这种追求质朴的生活态度与陶渊明抱朴归真的人生抉择不谋而合，两位差异巨大的田园诗人不约而同地在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真正归宿。
东晋文人陶渊明与北欧诗人奥拉夫·豪格虽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二人笔下的田园诗卷乘着精神上的共鸣，穿越了重重历史阻隔，将二人紧紧交织在一起。两位诗人虽无缘相见，但在后世眼中，却是彼此最为珍贵的知音。
{1} 吴小如、骆玉明：《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2} 奥拉夫·豪格：《我站着，我受得了》，勃克曼、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页。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吴笛.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 张文刚.现代意象诗学初探[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作 者：刘敏，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意象 鸟 田园
在世界文学这个宏大的人文领域里，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人墨客都会在前人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汲取营养，而这种前后相继的继承与创新并不会因为时间、民族、文化等因素的阻隔而停滞不前。21世纪的作家学者可以与遥距千年的李白、杜甫产生共鸣；我们也可以在新时期中国现代诗人的优秀创作里找到雪莱、济慈笔下的影子……同样，在田园诗歌的世界里，20世纪来自北欧的异域诗人奥拉夫·豪格深受中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式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影响，创作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今天，我们让两位诗人跨过千百年的历史长河，越过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他们共同构建的理想田园里巧妙地相遇，通过对其作品中“鸟”意象的分析来比较二人创作风格的异同，从而更加真切地体会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田园诗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一、二人诗中“鸟”意象的比较
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歌的开创者，他虽被称作田园诗人，但诗中写景的句子并不多。纵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我们很难发现诗人就某一自然意象进行具体描绘。在他的诗中，我们找不出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具象的景物描写。在后人眼中，陶渊明更像是一位身处田园的抒情诗人，他的创作无意于模山范水，而是通过诗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然万物在他的笔下也不过是情感的寄托。因此，在陶诗中频繁出现的“鸟”意象便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我们且看作者的《饮酒》（其四），这首诗是诗人刻画“鸟”这一意象的代表之作：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1}
这是作者屈指可数的咏物诗之一，这首诗表面写物，实则体现出作者以孤鸟自喻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寄托。诗的前半部分极言孤鸟的失意与彷徨：一只离群孤鸟，在夜色渐临之时仍在独自飞行，它想要找到一处栖身之地却不可得，只能在昏暗的天空中徘徊犹疑。在一个又一个苍茫的夜晚，它的啼声越来越悲凉，在这阵阵嘶鸣中，我们仿佛可以理解这只孤鸟欲求一清远之地，无奈寻寻觅觅却无处可依的凄苦心境。诗文在后半段开始出现转机：这时的孤鸟遇到一棵独生的苍松，它于是收起翅膀，从远处来此栖息。在这片暴风侵袭之境，唯独这棵松树永世常青，孤鸟决心此生依托于此，在这棵苍松之上托身千年也无怨无悔。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孤鸟自居，首先表明自己在前半生的漂泊无依之感。作者孤身一人，在黑暗秽乱的浊世之中无所依托，飘荡半生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属。这时，他突然发现“孤松”这一归隐之所，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归隐田园的生活，于大自然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纵观陶诗的“鸟”意象，我们发现，有“鸟”必有“归”。在作者眼中，“归”是“鸟”的终极选择。同样，作者借鸟自比，认为田园没有俗世的束缚，是人最恬适的归宿。在陶诗其他作品中，诗人不厌其烦地重申着这一重要的人生命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在诗人看来，只有归鸟才是自由安适的，否则，在回归之前的鸟儿只能成为“羁鸟”，在尘网之中苦苦挣扎，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永无出头之日。
陶渊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诗作会对一位与自己相隔千年的北欧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奥拉夫·豪格作为挪威的著名诗人，他的一生基本贯穿了20世纪。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或以严厉的话语抨击人性的异化，或用晦涩的词藻营造神秘的世界……在这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中，奥拉夫·豪格的田园诗歌好似一陣清新的春风，涤荡着充斥于社会的乌烟瘴气，为当时乃至后世留下了一幅幅隐居山林的悠然画卷。与陶渊明入世又出世不同，奥拉夫·豪格的人生经历要简单得多。诗人一生生活简朴，深居简出。所以，其笔下的鸟与陶渊明诗中的鸟相比，多了一份自然的恣意与欢乐，且看这首《隆冬·雪》：
我给了鸟儿一片面包，
而这不影响我的睡眠。{2}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非常享受他的田园生活，在严冬的清晨，诗人远离城市的喧嚣，被阵阵鸟鸣叫醒。被大自然的精灵从梦中唤醒是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所以诗人说这鸟儿的啼鸣“不影响我的睡眠”。全诗短短两句话，只出现了“鸟儿”一个意象，从诗人安闲欢快的创作基调来看，这里的“鸟儿”少了一份陶诗赋予鸟儿的生命感悟，多了一份与自然相映成彰的自由，成为田园中快乐精灵的化身。
通过对两位异国田园诗人“鸟儿”意象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是通过鸟儿的踪影寻绎人类回归自然的轨迹。回归自然之前的鸟儿是“羁鸟”，这时的鸟儿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社会的奴隶，只能忍受着不同恶势力的压迫与束缚。只有返归自然之后，鸟儿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宿，与质朴的大自然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而在豪格眼中，鸟儿不会“误落尘网中”，它本就是自然的一员，甚至拥有着光明的力量。豪格笔下的鸟儿是自然界的精灵，轻灵敏捷，恣意无比。同样是以“鸟”入诗为题，身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两位作者却赋予了“鸟儿”极为不同的含义。
二、两人诗中“鸟”意象背后共同的田园归属
纵然陶渊明与奥拉夫·豪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相同的生命选择使二人跨越了重重阻隔，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归宿与心灵安宁。
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人生态度鲜明的思想家。纵观陶渊明的田园诗风及其性格特征，道家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陶诗中，处处见出“自然”二字：描写田园风光的美景、品尝亲自耕种的甘苦、享受乡土民情的快乐……而道家的核心原则正是“顺应自然”。再看陶渊明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明确地体现出他弃儒从道的人生态度：据诗人自己回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根本原因是谋生度日，而非拥有儒家所倡导的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人生价值。诗人最终远离尘世，归隐田园的人生选择也真正体现出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理念。陶渊明是中国隐逸文人开宗立派式的人物，他的隐逸并非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向官场妥协的怯懦选择。有些文人打着“归隐”的旗号隐居田园，实则心系社会，意求功名，此类归隐者可谓“假隐”。而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心无挂碍，无意声名地对自然的真正回归，这看似复归平淡的选择背后却蕴藏着作者对待人生的大境界。躬耕田园，日子虽困窘，精神却洒脱。诗人用一幅幅纯朴的田园画卷构筑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奥拉夫·豪格之所以不惜跨越千年去领略陶渊明的理想世界，正是因为他与这位淡泊名利的隐逸诗人有着别无二致的人生愿望与情感体验。豪格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的农场和土地，以种植苹果树和向村民提供园艺服务为生。他在诗中写道：“种土豆，耙枯叶，背运灌木枝……干完活可以煎腌肉”，这便是他平常的生活。他的诗作纯净简洁，不含一丝杂质，即使写“鸟”，也没有陶诗中“羁鸟”的负累，而是让鸟儿在天地间无拘无束，自由翻飞。豪格用自己的一生将“简单”二字演绎到了极致。他在淳朴的大自然中追寻的并不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在他看来，真理是一只“易惊的鸟”，它暗藏在“一种暗示”“一些露水”“一粒微尘”之中，而这“微尘”与“露水”便是他毕生的向往与追求。由此看来，豪格力求在混乱复杂的世界中寻求一种纯洁与简单的生命形式，他在努力追寻世间万物最为本质的源泉。这时，我们不禁想起《道德经》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的哲学主张，豪格这种追求质朴的生活态度与陶渊明抱朴归真的人生抉择不谋而合，两位差异巨大的田园诗人不约而同地在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真正归宿。
东晋文人陶渊明与北欧诗人奥拉夫·豪格虽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二人笔下的田园诗卷乘着精神上的共鸣，穿越了重重历史阻隔，将二人紧紧交织在一起。两位诗人虽无缘相见，但在后世眼中，却是彼此最为珍贵的知音。
{1} 吴小如、骆玉明：《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2} 奥拉夫·豪格：《我站着，我受得了》，勃克曼、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页。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吴笛.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 张文刚.现代意象诗学初探[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作 者：刘敏，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