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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史家林增平先生
在近些年相继辞世的几位史学名家中，湖南林增平先生亦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林先生虽自一九五三年起，就一直在湘中任教，但却不是湖南人，而是一道地的江西老。他于一九二三年旧历十一月诞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父亲是一个煤矿工程师。林先生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江西度过的。连年的军阀混战、艰苦的抗战八年，使青年时代的林先生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也锤炼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性格。正是在这动荡的岁月中，林先生胸怀大志，勤学不辍，打下了扎实的治学基础。一九四七年，先生自江西南昌的中正大学文史系毕业，留系任教。一九五三年院校调整中，林先生从更名后的南昌大学(今江西师范大学)调至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执教湘中的学人生涯。由是之故，作为史家的林增平，既有赣人的质朴淳笃，又具湖湘文化浸润熏陶后的儒雅。
我非林先生的嫡传弟子，不曾正式就教于先生门下，但一则因湖北、湖南两省相邻，交通便利，二则因业师章开沅先生与林公情谊深厚，因此，叨老师之光，与林先生时相过从，认真请教，算得上私塾弟子一路吧。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林先生，是一九八八年元月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大校园内举行我们一届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当时我们一届博士生共四人同时毕业，导师章开沅先生特请来林增平先生和南京茅家琦先生出席论文答辩，并由林、茅二公轮流担任论文答辩会主席。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术圈子内，几位名师与莘莘学子们相聚一堂，于深冬料峭的寒气中，自然感受到一种融融的暖意。知林公平时喜欢喝几口酒，以酒佐文，相得益彰，故特与内子备当时市面上难得见到的正宗五粮液两瓶，邀林公与诸学友同饮。林公饮酒也颇儒雅，一般到好为止，不过量，加之学兄中以不谙杜康之道者居多，一顿酒“闹”下来，尚存半瓶佳酿。从无师长架子的林先生在众人的建议下，也不推辞，乐呵呵地将残存的半瓶好酒揣回住所，一人独饮。此事给我印象极深，足证林先生之平易近人，无半点虚假做作之穷酸文人气。
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后，学友们各奔东西，我亦于次年放洋赴美，在大洋彼岸一住就是两年有半。其间也不断地听到林先生的消息，读到他的史学新著。一次听说他应邀访美，自西徂东，一路飞到波士顿，但等我们匆匆驱车赶到波士顿拜谒，他已于两天前飞回大陆了。
九二年初回国后，整日里忙忙碌碌，竟无缘见上林公一面。不久即听说他老人家不幸患了肺癌，还没有从这可怕的恶讯中清醒过来，接着又传来他病逝的消息。这位享誉史坛的学人实在是走得太突然、太匆忙了，令人不禁感慨系之。
作为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林增平先生的学问做得好，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我当初在大学本科就读时，学海泛舟，懵懵懂懂一脚踏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门，乐此而不疲，很大程度上，即是受到林先生那部有口皆碑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林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出版这本书时，年仅三十五岁，刚过而立之年不久。在这本书中，林先生根据多次修改的讲义，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作了系统的梳理，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之。此书属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国近代史通论专著之一，由于体系完整，资料丰富，立论也比较公允，因此，出版后即受到普遍的好评。
以后，我在章开沅先生指导下研究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同时也受惠于林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著作。这里顺便提一句，在当今中国学界中，林、章二公可谓推心置腹、亲密合作的典范。无论从史学见解和人品风范而论，二人均非常接近，当然其史学风格又各具特色。相比较而言，林先生似更趋平稳、坚实，往往于平淡、细微处异峰突起；章则每每高屋建瓴，宏大酣畅，自成一格。两人合作，正好取长补短，相映成趣，一部备受中外学者赞许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是二人珠联璧合的杰作，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由章、林二先生主编的大型著作，于一九八一年出齐，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辛亥革命历史的专著，被海外学者称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自这部书出版以来，弹指十四年时间过去了，但辛亥革命史研究从体系上来说，仍然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我本人的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在学理上，正是循着章、林二师的学术框架，作些微新的探索，可以说是站在“巨人”们的肩上去探寻学术的真理。值得一提的是，拙著中所谓微新的探索，某些观点乃是与林先生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的，因此，私下里总有些惴惴不安。然而，雍容大度的林公不仅热情鼓励我大胆地从事新的探索，而且坦诚地表示我的某些不成熟的学术见解，对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有所启发。林先生这种虚怀若谷、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师风范，实在令我感动。后来拙著成书出版时，又由章、林二师同时赐序，不甚荣焉！惜此书的出版因种种难以说清的原因，一拖五年，当初欣然为之作序的林先生竟没能看到此书的正式出版，每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夜难成寐。
林增平先生学问好，为人更好。从他老农似的朴实外表上，你绝对联想不到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鸿儒，著作等身的学者，更不会想到他还曾是一位挥洒自如的大学校长，头上戴着一顶顶桂冠：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委员、省文史馆馆长，等等。林公的学问与人品完全是内在统一的，透着一种毋须雕饰的“内美”，他的学问乃是他人品的外化和展延，就像一眼清泉从看不见的深处汩汩淌出，再为简单和自然不过。人们常常慨叹当今人文精神的世风日下，能“妙手著文章”者可能不少，但能真正做到“铁肩担道义”的人，就为数不多了。而林先生恰是那种为数不多的道德、文章俱佳的学者之一。其为人恰如其为文：去尽铅华，里外诚实。学术圈子里私下品评人物，莫不同道林公为“忠厚”长者。所谓忠厚，一是待人接物皆出之以诚，出之以真，以德报怨，谦和忍让；二是对人宽，律己严，顾全大局，不争私利。文革中林增平先生吃过很多苦，挨过许多整，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干就是十年，不仅种过地，还烧过水泥。我曾亲耳听他戏曰：当年烧水泥时，汗水与泥沙混在一起，在头发上凝结起来，真真是毛发倒竖，活似怒目金刚。尽管有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愉快的经历，但林先生却从不记恨于人，相反，对于整过他，甚至动手“教训”过他的人，他都一概报之以德，不记前嫌，反而使对方觉得无地自容。林先生还曾回忆，当年在农村下放劳动时，挑担可走十里，劳动态度可谓端正之极，房东太太曾疑惑不解地对他说：“像你这样的好人、老实人，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参见迟云飞：《林增平》)或许今天有些人对这种忠厚老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不太以为然，认定其已然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这世界上，至少在自己的周围多些林先生似的忠厚老实者，这样，我们的人际关系恐要透明得多，和谐得多，容易处理得多，用不着把精力浪费在对人际关系的“心算”和“长考”上，大可以此时间和精力多做些有益于学术和社会的事。
其实，竞争本身仍有着自身的“游戏规则”，即使我们的社会已转入市场经济，那些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传统美德并不会跟着统统失去效用，人类社会长期累积形成的若干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具有某种超然性和永恒性，绝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掉价”。现代西方社会早已是高度竞争化的商品社会，但早期基督教所提倡的爱心、诚心、责任感等道德观念仍然是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准则，违背这些准则将会被认为是与西方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为社会舆论所不齿。更何况我们的老祖宗历来就是把仁义、诚实、信用、勤俭等道德伦理奉为商业活动的最高准则，并提到“贾道”的高度加以体认。足见在最基本的为人之道上，往往是中外相通、古今概然的。
不知怎么，提及林增平先生的人品和学者，我总是不自觉地联想到日本棋士高川秀格那种“流水不争先”的“平明流”棋风。其实，这种寓动于静、顺乎自然的“流水不争先”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学问境界和艺术境界。试想淙淙山泉，蓄势而发，顺流直下，汇聚百川，江河赴海，那是何等的力量，何等气势！还用得着去处处“争先”么？惟其不争，方能保持恒常之心，绵绵用力，以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和崇高追求；惟其不争，方不致于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功亏一篑。因此，“不争先”乃是人生大彻大悟的表现，“不争”之中已包含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时具备了房龙所提倡的彻底的“宽容”精神。比起那种处处争利、吃亏不得的“精明人”，这类大智若愚、立意高远，勇于“不争先”的老实人，实在才是真正的智者和强者。一如武宫正树对高川秀格的评价：“看来没个性，实际上具有最强烈的个性。”
治学亦如此。记得一位学者受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治学“三境界”论的启发，曾把治学的境界具体分别为四等：一、原始境界。漫无目的，随意而为。二、功利境界。基于现实，争功求利。三、艺术境界。基于兴趣，孜孜不倦。四、圣贤境界。悲天悯人，忘我无私。由此观之，林增平先生是登了圣贤境界的学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治学是一桩要以生命去相搏的严肃事业，同时又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要想在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既需要有一种超凡脱俗、十年寒窗的苦干精神，更要有一种决然独立、与世无争的雍容气度，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借用张謇《自订年谱》中的话说，就是“耐烦读书，耐苦处境”。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心态，浮躁冒进，孟浪争先，是绝对达不到“悲天悯人、忘我无私”的高远学术境界的。另一位道德、文章俱佳的已故当代史家陈旭麓先生，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遗著《浮想录》中，也曾表达过这样的“不争”心迹：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咏梅词》中的这两句，好在一个“争”字，一个“妒”字，世间的许多杀机就是从“争”和“妒”产生的。
于是我就想到，当我们今天慨叹人文精神之失落，价值体系之紊乱，意欲重寻人文精神之时，是否首先需要以“流水不争先”的“平明流”态度，反求诸己，先定其心，先静其气呢？“心不定，故见理不得”。(《朱子语类》)形而上的人文精神自有其超乎世俗功利、超乎现实政治的终极关怀的一面，这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传统和学术传统，它可称之为学者的不可或缺的学术修养或学术良心。有此修养和良心，正直的知识分子方可做到胸怀坦荡、无遮无碍，不媚时趋俗，不急功争利，孜孜以求学术的“真经”。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儒章学诚在史家诸多品质中，独重“史德”。章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对那些“心术”不正且“好名”的著书者，章氏是不屑一顾的。他指出：
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衷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
可问也。(《文史通义·名》)
由此可见，史德者，实乃做学问之基本前提也，做人比做学问还要来得要紧。宗师长辞，英气永驻。吾后辈学人亟须明辨这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浅”道理，做学问从做人始，立言之先，先立其德。真如是，在当今社会结构转型空前加剧，文化价值观念相应大幅调整的复杂局面中，或可平心静气地执著于“本业”，重振浩然的人文精神，告慰林公们在天之灵于万一。
在近些年相继辞世的几位史学名家中，湖南林增平先生亦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林先生虽自一九五三年起，就一直在湘中任教，但却不是湖南人，而是一道地的江西老
我非林先生的嫡传弟子，不曾正式就教于先生门下，但一则因湖北、湖南两省相邻，交通便利，二则因业师章开沅先生与林公情谊深厚，因此，叨老师之光，与林先生时相过从，认真请教，算得上私塾弟子一路吧。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林先生，是一九八八年元月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大校园内举行我们一届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当时我们一届博士生共四人同时毕业，导师章开沅先生特请来林增平先生和南京茅家琦先生出席论文答辩，并由林、茅二公轮流担任论文答辩会主席。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术圈子内，几位名师与莘莘学子们相聚一堂，于深冬料峭的寒气中，自然感受到一种融融的暖意。知林公平时喜欢喝几口酒，以酒佐文，相得益彰，故特与内子备当时市面上难得见到的正宗五粮液两瓶，邀林公与诸学友同饮。林公饮酒也颇儒雅，一般到好为止，不过量，加之学兄中以不谙杜康之道者居多，一顿酒“闹”下来，尚存半瓶佳酿。从无师长架子的林先生在众人的建议下，也不推辞，乐呵呵地将残存的半瓶好酒揣回住所，一人独饮。此事给我印象极深，足证林先生之平易近人，无半点虚假做作之穷酸文人气。
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后，学友们各奔东西，我亦于次年放洋赴美，在大洋彼岸一住就是两年有半。其间也不断地听到林先生的消息，读到他的史学新著。一次听说他应邀访美，自西徂东，一路飞到波士顿，但等我们匆匆驱车赶到波士顿拜谒，他已于两天前飞回大陆了。
九二年初回国后，整日里忙忙碌碌，竟无缘见上林公一面。不久即听说他老人家不幸患了肺癌，还没有从这可怕的恶讯中清醒过来，接着又传来他病逝的消息。这位享誉史坛的学人实在是走得太突然、太匆忙了，令人不禁感慨系之。
作为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林增平先生的学问做得好，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我当初在大学本科就读时，学海泛舟，懵懵懂懂一脚踏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门，乐此而不疲，很大程度上，即是受到林先生那部有口皆碑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林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出版这本书时，年仅三十五岁，刚过而立之年不久。在这本书中，林先生根据多次修改的讲义，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作了系统的梳理，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之。此书属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国近代史通论专著之一，由于体系完整，资料丰富，立论也比较公允，因此，出版后即受到普遍的好评。
以后，我在章开沅先生指导下研究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同时也受惠于林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著作。这里顺便提一句，在当今中国学界中，林、章二公可谓推心置腹、亲密合作的典范。无论从史学见解和人品风范而论，二人均非常接近，当然其史学风格又各具特色。相比较而言，林先生似更趋平稳、坚实，往往于平淡、细微处异峰突起；章则每每高屋建瓴，宏大酣畅，自成一格。两人合作，正好取长补短，相映成趣，一部备受中外学者赞许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是二人珠联璧合的杰作，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由章、林二先生主编的大型著作，于一九八一年出齐，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辛亥革命历史的专著，被海外学者称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自这部书出版以来，弹指十四年时间过去了，但辛亥革命史研究从体系上来说，仍然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我本人的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在学理上，正是循着章、林二师的学术框架，作些微新的探索，可以说是站在“巨人”们的肩上去探寻学术的真理。值得一提的是，拙著中所谓微新的探索，某些观点乃是与林先生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的，因此，私下里总有些惴惴不安。然而，雍容大度的林公不仅热情鼓励我大胆地从事新的探索，而且坦诚地表示我的某些不成熟的学术见解，对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有所启发。林先生这种虚怀若谷、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师风范，实在令我感动。后来拙著成书出版时，又由章、林二师同时赐序，不甚荣焉！惜此书的出版因种种难以说清的原因，一拖五年，当初欣然为之作序的林先生竟没能看到此书的正式出版，每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夜难成寐。
林增平先生学问好，为人更好。从他老农似的朴实外表上，你绝对联想不到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鸿儒，著作等身的学者，更不会想到他还曾是一位挥洒自如的大学校长，头上戴着一顶顶桂冠：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委员、省文史馆馆长，等等。林公的学问与人品完全是内在统一的，透着一种毋须雕饰的“内美”，他的学问乃是他人品的外化和展延，就像一眼清泉从看不见的深处汩汩淌出，再为简单和自然不过。人们常常慨叹当今人文精神的世风日下，能“妙手著文章”者可能不少，但能真正做到“铁肩担道义”的人，就为数不多了。而林先生恰是那种为数不多的道德、文章俱佳的学者之一。其为人恰如其为文：去尽铅华，里外诚实。学术圈子里私下品评人物，莫不同道林公为“忠厚”长者。所谓忠厚，一是待人接物皆出之以诚，出之以真，以德报怨，谦和忍让；二是对人宽，律己严，顾全大局，不争私利。文革中林增平先生吃过很多苦，挨过许多整，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干就是十年，不仅种过地，还烧过水泥。我曾亲耳听他戏曰：当年烧水泥时，汗水与泥沙混在一起，在头发上凝结起来，真真是毛发倒竖，活似怒目金刚。尽管有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愉快的经历，但林先生却从不记恨于人，相反，对于整过他，甚至动手“教训”过他的人，他都一概报之以德，不记前嫌，反而使对方觉得无地自容。林先生还曾回忆，当年在农村下放劳动时，挑担可走十里，劳动态度可谓端正之极，房东太太曾疑惑不解地对他说：“像你这样的好人、老实人，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参见迟云飞：《林增平》)或许今天有些人对这种忠厚老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不太以为然，认定其已然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这世界上，至少在自己的周围多些林先生似的忠厚老实者，这样，我们的人际关系恐要透明得多，和谐得多，容易处理得多，用不着把精力浪费在对人际关系的“心算”和“长考”上，大可以此时间和精力多做些有益于学术和社会的事。
其实，竞争本身仍有着自身的“游戏规则”，即使我们的社会已转入市场经济，那些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传统美德并不会跟着统统失去效用，人类社会长期累积形成的若干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具有某种超然性和永恒性，绝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掉价”。现代西方社会早已是高度竞争化的商品社会，但早期基督教所提倡的爱心、诚心、责任感等道德观念仍然是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准则，违背这些准则将会被认为是与西方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为社会舆论所不齿。更何况我们的老祖宗历来就是把仁义、诚实、信用、勤俭等道德伦理奉为商业活动的最高准则，并提到“贾道”的高度加以体认。足见在最基本的为人之道上，往往是中外相通、古今概然的。
不知怎么，提及林增平先生的人品和学者，我总是不自觉地联想到日本棋士高川秀格那种“流水不争先”的“平明流”棋风。其实，这种寓动于静、顺乎自然的“流水不争先”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学问境界和艺术境界。试想淙淙山泉，蓄势而发，顺流直下，汇聚百川，江河赴海，那是何等的力量，何等气势！还用得着去处处“争先”么？惟其不争，方能保持恒常之心，绵绵用力，以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和崇高追求；惟其不争，方不致于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功亏一篑。因此，“不争先”乃是人生大彻大悟的表现，“不争”之中已包含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时具备了房龙所提倡的彻底的“宽容”精神。比起那种处处争利、吃亏不得的“精明人”，这类大智若愚、立意高远，勇于“不争先”的老实人，实在才是真正的智者和强者。一如武宫正树对高川秀格的评价：“看来没个性，实际上具有最强烈的个性。”
治学亦如此。记得一位学者受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治学“三境界”论的启发，曾把治学的境界具体分别为四等：一、原始境界。漫无目的，随意而为。二、功利境界。基于现实，争功求利。三、艺术境界。基于兴趣，孜孜不倦。四、圣贤境界。悲天悯人，忘我无私。由此观之，林增平先生是登了圣贤境界的学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治学是一桩要以生命去相搏的严肃事业，同时又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要想在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既需要有一种超凡脱俗、十年寒窗的苦干精神，更要有一种决然独立、与世无争的雍容气度，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借用张謇《自订年谱》中的话说，就是“耐烦读书，耐苦处境”。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心态，浮躁冒进，孟浪争先，是绝对达不到“悲天悯人、忘我无私”的高远学术境界的。另一位道德、文章俱佳的已故当代史家陈旭麓先生，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遗著《浮想录》中，也曾表达过这样的“不争”心迹：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咏梅词》中的这两句，好在一个“争”字，一个“妒”字，世间的许多杀机就是从“争”和“妒”产生的。
于是我就想到，当我们今天慨叹人文精神之失落，价值体系之紊乱，意欲重寻人文精神之时，是否首先需要以“流水不争先”的“平明流”态度，反求诸己，先定其心，先静其气呢？“心不定，故见理不得”。(《朱子语类》)形而上的人文精神自有其超乎世俗功利、超乎现实政治的终极关怀的一面，这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传统和学术传统，它可称之为学者的不可或缺的学术修养或学术良心。有此修养和良心，正直的知识分子方可做到胸怀坦荡、无遮无碍，不媚时趋俗，不急功争利，孜孜以求学术的“真经”。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儒章学诚在史家诸多品质中，独重“史德”。章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对那些“心术”不正且“好名”的著书者，章氏是不屑一顾的。他指出：
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衷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
可问也。(《文史通义·
由此可见，史德者，实乃做学问之基本前提也，做人比做学问还要来得要紧。宗师长辞，英气永驻。吾后辈学人亟须明辨这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浅”道理，做学问从做人始，立言之先，先立其德。真如是，在当今社会结构转型空前加剧，文化价值观念相应大幅调整的复杂局面中，或可平心静气地执著于“本业”，重振浩然的人文精神，告慰林公们在天之灵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