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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我在蚕镇中学当教师。所教主课是语文，副课是音乐和美术。
我教音乐和美术，其实是不合格的。两样我都没正经学过，我只是从小就喜欢画画而已。小学时，我画得最多的是连环画，照着小人书临摹，一画就是半天。当“作品”有了相当的量之后，我就在屋子里拉一根铁丝，铁丝上穿很多的木夹子，然后把自己的画一张张夹上去。我的“画展”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有很多同学来参观，大部分都表示钦佩。只有一个姓唐的同学，怀疑我是不是用较薄的白纸覆在连环画上描摹的。我取下一幅，将它和连环画原作合在一起，但是两者根本无法重合，这才打消了唐同学的疑问。他之所以会有疑问，我想完全是出于妒忌。因为，他也有此爱好，但他显然没我画得好。我的画，还得到了一个女同学的青睐。她羞答答地提出，能不能送她一幅。我一阵激动，豪迈地说：“你随便挑一张吧！”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于是趁她还没有最后选中，我取下一张，递给她说：“你拿这张吧！这张好！”其实，这张并不是最好的。它简单。孤零零的山岗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消息树。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张画送掉之后，我可以很轻松地再复制一幅。
而我的父亲，则认为我这样做实在是很荒唐。他觉得在屋子里挂了这么多画，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妨碍了走路。“收起来！”他说得很急促。给我的感觉是，要是我行动稍微迟缓一点的话，就会被他全部扯掉。
相比美术，我在乡村中学顺带兼代几节音乐课，还不能算太过误人子弟。我喜欢音乐，也感谢音乐，它给我的青年时代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和安慰。1980年2月，我被分配到蚕镇中学任教，当上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虽然光荣，但是寂寞。蚕镇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它与浙江省的南浔小镇交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冷清是今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中学的前身，是一所庵堂，名为“石坊庵”。这所小小的乡村初中，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一到放学，老师和学生全都回家了。这时候的校园，空荡荡的，甚至比往日的庵堂还要冷清，死寂死寂的。当它作为庵堂的时候，毕竟还会有一些尼姑，在青灯之下打坐诵经。但是现在呢？有时候，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一张竹床上，一翻身，就能听到响亮的叽嘎声。那些年，我尝够了寂寞的滋味。当然，我也读书，四本一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在那时读的。“江声浩荡”，我到今天还记得书中的第一句话，也是第一个自然段。那是傅雷的译本。但是，人在极度的寂寞中，常常是连书也很难读进去的。寂寞不仅把环境中的一切抽空了，也把大脑和心灵里的一切抽空。它驱赶了一切，只剩下一种东西，那就是寂寞。寂寞在身体里软绵绵地膨胀，填满了每一个角落。同时，它也在身体之外水一样涨起来，直到把整个世界都淹没。
音乐就成了救命稻草。我的一只小收音机，时刻伴随着我。那时候，电台播放的音乐并不多，类型单一。但是，它们是好音乐。每天固定的时点，有外国音乐，有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也有保尔·莫里哀乐队的轻音乐。国产的歌曲，至今印象犹深的是李谷一的《乡恋》《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泉水叮咚》《祝酒歌》等等。每天晚上我都是枕着歌声入睡的。我把收音机放在耳畔，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耳朵里是沙沙的电波的声音。那时候的电台，和上班的人们一样，晚上是要休息的。至于是十点半还是十一点结束，我已经记不得了。
除此之外，我还吹口琴。这支口琴，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为什么是偷呢？因为我拿走它，并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我知道，一旦我提出要这支口琴，父亲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从小，我就有学乐器的愿望。家里现成的乐器有两件，一就是这支敦煌牌口琴，二是一把京胡。但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学这两件乐器。他倒是买来了两支竹笛，让我和哥哥学吹笛子。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把笛子交给我们，说：“好了，去吹吧！早上早点起来，到外面蔷薇篱笆那边吹！”我至今依然认为，笛子是世界上最不好玩的乐器，也是最难学的乐器。今天，许多乐器到了我手上，我都能摆弄几下子。比如键盘类的钢琴、手风琴，和弦乐类的二胡、小提琴，还有弹拨乐器吉他。能吹的，则是口琴。但是，我不会吹笛子。我甚至都不能将它吹响。年少时那么多的努力，果真都付诸了东流。我和哥哥每天一有空就拿了笛子到蔷薇篱笆那边去吹。半小时吹下来，我头晕得差点儿栽倒。因此许多时候，我并不将嘴对准笛孔。我只是吹吹口哨，或者嘘几下，发出哄小孩子撒尿的声音。更多的时候，我是用奇怪的声音干扰哥哥，让他无心练习，以报复他对我经常性的数落和攻击。终于在三个星期后，笛子被父亲塞进煤炉烧掉了。当然在烧掉之前，它很响地抽打在我的屁股上，并且因为剧烈的撞击而破裂。
我把家里的口琴悄悄带到学校，其实母亲是知道的。我说：“我想把它带到学校去吹。”母亲说：“你就拿走吧，但是别让你爸知道！”
口琴上相当大的面积，露出了铜的黄色。它是一支老口琴。我把它肉骨头一样叼在嘴里，越吹越好了。不光能把旋律连贯地吹奏出来，而且还学会了用舌头打拍子、配和声。后来，我又学会了手震音和小提琴奏法。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古老庵堂里，常常停电，有时候连煤油灯也懒得点，就那么在浓重的黑暗里吹口琴，那是很有乐趣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也看不见自己。只看到好听的旋律在空中丝绸一样飘动，其柔软和优美，只有女性才能与之媲美。
因为经常吹口琴，我的两边嘴角黑乎乎的，似乎被锯破了，很疼。但是这种疼痛，可以和音乐相缠绕，给心灵带来更多的安慰。
后來，我又拥有了一把吉他。这是我当时的女友买给我的。她是我的大学同学。在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甚至许多时候，我是有点讨厌她的。但是，毕业之后，我们却开始了通信。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待在蚕镇中学实在是太寂寞了。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被无边寂寞吞噬的人，与死相仿。我这样说，对她来说也许有失公道。但是，我当时的感情似乎就是这样的。我和她通起信来，从偶然的一封，到每周一封，再到几乎天天都要写。如果书信在邮路上的往来能够被肉眼看见，那么，就是这样的景象：我们的信，就像鸟儿一样，一只接一只飞起来，向对方飞去。鸟儿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但它们从来不会碰撞在一起。它们只是飞过去，越飞越远;或者飞过来，越飞越近。与此同时，对对方的思念也开始折磨我们。那时候的通信和交通还十分落后，想要见到对方，必须坐一天的汽车，要倒好几次车。并且，经济也是一个因素。只有三十多元月工资，不可能随便地把钱扔在路上。就是想听一听对方的声音，也并不容易。只有写信。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多少信，实在难有一个估计。 还是回来说乐器吧。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相聚在苏州大光明电影院，看完一部电影之后，去了玄妙观。在玄妙观的一个卖品部里，我们购买了这把吉他。
虽然它外形非常漂亮，但它是几把吉他中最便宜的。尽管如此，我记得它还是要三十几元钱，这在当时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的女友抢着把钱付了，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有点百感交集。一方面，我觉得她买下这样一件算得上昂贵的，并且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送给我，无法不令我欣喜。另一方面，我又感到羞愧。让女友在自己身上花钱，我是不是有点那个？我想到了“吃软饭”三个字，觉得很不舒服。于是抱着吉他离开玄妙观之后，我一直在安慰自己：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不分彼此，她买一把吉他送给你，不会有损你的自尊。这么想，我确实感到有点坦然了。但是，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会时时冒出来，让我感到沮丧和茫然。因此有好几次，她都问我：“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有了这把吉他，我很少吹口琴了。放学之后，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其余时间，我都是抱着它。我越弹越好，虽然是野路子，不走正规的弹奏法，但是熟能生巧，慢慢地会弹很多曲子，而且弹得也非常好听了。我买了三大本《外国歌曲选》，里面好聽一点的歌，都在目录上打了钩，自弹自唱。抱着吉他，唱着忧伤的歌，被寂寞和黑暗所包围，爱情是在心里呢，还是在远方？
认识简谱和五线谱，会乐器，会唱歌，像我这样的人，兼任几节音乐课，也算是学校领导慧眼识才吧。在我来到这所学校之前，全校干脆没有音乐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好像已经提倡“德智体美”教育了。美就是美育，具体而言就是音乐和美术。但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学校不设音乐课。校长姓梁，他在我的宿舍里看到了吉他，把它认作是“琵琶”。他说：“你会弹琵琶？”我说：“这是吉他。”他说：“你会不会弹？”我说：“会一点。”就这样，他决定让我兼任音乐课老师。
之前，学校的美术课是由教体育的洪老师兼任的。洪老师并不会画画儿，他什么都不会画。为什么派他去上美术课呢？理由有二：一是他不如别的老师课多;二呢，是因为他管得住学生。一般来说，每所学校，都有那么几位严师，特别让学生敬畏。有些老师的课，学生会交头接耳，会做小动作，甚至会故意捣乱。而某些老师，他不用骂人，不用训斥，只要一脸严肃地在学生面前出现，就能令现场鸦雀无声。洪老师当然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深沉型的。他并不严肃，反而有点孩子气，经常是嬉皮笑脸的。按理说，这样的老师，学生是不怕的。但是，他管得住学生。他的秘诀是体罚。他会突然出脚踢中调皮学生的小腿，或者将手中的篮球无情地向不认真上课的学生头上砸去。我从教八年，见过许多勇于反抗老师的学生，但还从未见到过有一个学生敢和体育老师对着干的。体育老师孔武有力，他们是力量的化身，他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将那些崇拜武力的孩子征服。
关于体罚学生，其实学校一直都是严格禁止的。在我印象中，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员工会议，每次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洪老师还是经常踢学生，用球砸他们的脑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但是，忍不住！”好在，绝大多数学生都并不因此对洪老师有意见。恰恰相反，学生好像还都挺喜欢洪老师的。有什么课，因为临时调动，或者任课老师因故不来了，宣布改为体育课，教室里总会一阵欢呼。农村的学生家长，也基本都是一些文化不高，但是十分善良的人。他们但凡见到老师，都脸上堆笑，颇有几分谄媚之色。他们总是对老师说：“我这个孩子，调皮得很！要辛苦老师好好管教。要是不乖，老师只管打！”我注意到，有人对洪老师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表情有点尴尬。要是其他老师，就会这么说：“不能打，要耐心教育。”而有的家长竟然说：“老师你真的要打，打死了我们都不怪你的！”
洪老师上美术课，方法很简单：走进教室，班长喊起立，老师说：“同学们好！”同学们齐声说：“老师好！”老师说：“坐下！”接着，就让学生取出美术课本，翻到第几页，照着上面的东西画。或苹果，或茶杯，或者就是一个石膏几何体。有人问：“洪老师，怎么画？”洪老师说：“上面怎么画，你就怎么画。”又有同学说：“洪老师，我不会画。”洪老师正色道：“其他同学会画，你为什么不会画？”
我的美术才能被发现，是在一次教师会议上。我因为觉得校长的发言十分无聊，就取过一张纸来偷偷地画画儿。我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英语老师李小妹。由于我频频打量李小妹，她自然发现了我在看她。我与她目光相交的时候，她笑了。但是，很快她就发现我是在画她。她于是冲过来，要夺我手上的画。画没有被她抢走，而是传到了洪老师的手上。她又冲向洪老师。但她始终没抢到画。画在教师们中间传递，最后到了校长手上。校长看了画，十分高调地表扬了我，称赞我画得好。“很像！”他说。但是校长话音刚落，画就被李小妹抢过去了。她把画儿撕得粉碎，并且哭了起来。
李小妹是我们学校唯一的未婚女教师。她也是民办教师。当时在农村，女人到了二十岁，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所有的人都会着急。但是李小妹二十七了，她还没有对象。当然她长得不太好是一个原因。她的个子较高，有一米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在今天，一米七的女孩，会令多少人羡慕啊！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偏僻的乡下，女孩个子长得这么高，基本是被视作怪物了。而且，李小妹的体格看上去也特别健壮。她还有点鹰钩鼻，这种类型的鼻子也是与那时候的乡村审美相悖的。但是，话说回来，她还远不是丑八怪。虽然她高大健壮，但是态度温和，举手投足还蛮有女人味儿的。她不是嫁不出去，二十七岁还没有对象，原因在于她是个民办教师。能够配得上一位民办教师的男人，全乡又有几个呢？
像我这种身份，应该是配得上她的。我是公办教师，国家工作人员，从正规师范大学毕业的。只是，年龄不般配。我刚到蚕镇中学任教时，虚岁才二十一。在她眼里，我根本就是个小弟弟。因此我们之间，经常都是比较随便，经常开开玩笑。举例说吧，有一次，我的钥匙不见了，问了半天也没人看见。我怀疑是她藏起来的，她矢口否认，但是脸上却是坏坏的笑。于是我提出来要搜身。她一点都不见外，说：“来呀，你来搜呀！”她愿意让我搜身，条件是，万一搜不到，我就是小狗。我的手伸进她的裤兜里，不小心碰到了她饱满的大腿。她赶紧把我推开，骂了一句：“神经病！” 我们关系很好，很纯洁，是那种姐弟式的同事关系。我去过她家多次。每次去，都得到了较好的招待。她母亲总是做好多菜，而且都做得很好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自制的咸鱼，又香又鲜，但不坚硬，是我此生吃到的最好的咸鱼。她家离学校较远，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我总是坐在后座上，她带着我，沿着一条干得发白的泥路抵达她家。路极窄，又不平，像蛇一样在桑园里蜿蜒。让一个女人带我，我起初感到很不习惯。我提出让我来骑，由我带她。但是她不同意，说她太重了。“你有我重吗？”我问她。她不回答。我知道，人高马大，令她无比自卑。她宁愿自己辛苦，也不愿让我感觉到她的不能承受之重。
我不知道李小妹心目中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喜欢我吗？我不止一次想过这样的问题。当我在最深的夜，一个人躺在孤独的被窝里，可怜而可耻地自慰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她。我很少想到我的女朋友，我想到李小妹的次数要多得多。她健壮的身影总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她娇羞地笑着，把我抱起来。有时候，居然还将我抛向空中。是啊，她在我心目中，力气实在是太大了。她一定是喜欢我的！我这么想。但是，她毕竟比我大这么多。虽然我是公办教师，地位比她高，但年龄大这么多，她难免会有居高临下之感吧。
他们都知道我有一个远方的女朋友。有一次校长很认真地对我说：“总要想办法把她调过来呀！”
我突然觉得脸红。只是女朋友呀，又没结婚，说什么调不调呀！我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调动的事。也许我内心压根儿就不想与她同结连理吧。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对校长说的：“我们这个地方鸟不拉屎，她不会过来的！”
我这么说，严重伤害了校长的感情。他脸色立刻不好看了，再也没说什么。我当时虽然有点怪自己说错了话，但是，居然还自作多情地想，校长要把我女朋友调过来，一定是生怕我有朝一日会调走。像我这样的人才，调离了这所中学，那可是本校的重大损失。
李小妹当然也知道我有女朋友。有次她还拿了一封我女朋友寄来的信，对我说：“哟，情书又来了！”我伸手去拿信，她却不给我，还扬言要拆开信封。我突然来了气，说：“你敢拆吗？你拆呀！你不知道私拆别人信件是犯法的吗？”
她一点也不怕，竟然真的把信拆开了。她取出信纸，居然还想展开来看。这下我真的愤怒了，冲上去把信抢过来。当然，信被扯破了。看到信扯破了，她才松手。这才表现出愧疚，涨红了脸，向我认错，说她只是开玩笑，并不当真要偷看别人的信，请我原谅。我一点都不原谅她，我狠狠地推了她一把。这一把，推在她的胸前。天哪，她的胸部是多么柔软而充满弹性！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此而想入非非。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洪老师在追求李小妹，我竟然一直都没有看出来。在一次全校教职员工的聚餐上，洪老师喝醉了酒。他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唱歌。他力气大，大家都劝不住他。他跑到李小妹面前一下子跪倒在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抱住了李小妹的腿。这个场面真是骇人听闻。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学校，谁见过这个呀？电影里出现这样的镜头，都有可能算是“精神污染”呢！李小妹好不容易拔腿逃走，洪老师就更加放肆地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听说，洪老师追求不到李小妹，心里非常迁怒于我。他甚至还扬言，总有一天要除掉我。这让我非常愤怒，也非常害怕。论打架，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在这个地方，他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我一个外来青年，怎么也斗不过他的。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躲开李小妹，千万不要再跟她有任何亲昵的举动。只有这样，才能让洪老师不再记恨我。我要让他清楚地知道，他追不追得到李小妹，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但是李小妹对我很有意见。她直接当面质问我：“我是老虎啊？会吃了你啊？”
放学之后，她经常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她拉住我，让我帮她批作业。我说：“我英语不行的，我读书的时候最怕英语了。我怎么帮你批作业呢？”她说：“我给你一本做得全对的，你对着上面批。和上面一样，就打钩，否则打叉。”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答应帮她批作业。学校多安排我一点课，我都非常不愿意的。唯一的解释是，在这所学校里当老师，放学以后的时光实在是太可怕了，寂寞得可怕！所以有的日子，放学了，李小妹和其他老师一起下班了，喧嚣的校园一下子安静下来，我会觉得特别的难过。蜻蜓在空中飞过，翅膀振动的声音我都能清晰地听到。
李小妹批改作业真是认真啊！我每次抬眼，都看到她全神贯注在作业上。但是，为什么在我埋头批改作业的时候，会感觉她不时地瞟我呢？是我的幻觉吗？每当我感觉到她在瞟我，我就一抬眼，闪电一样快。但是，我所看到的她，还是专注于作业本。
有时候，她会摸出一颗糖来递给我。糖果是从她的裤袋里掏出来的，热乎乎的。那是她的体温啊！这又让我想起她健美的腿来。剥去糖纸，把糖果放进嘴里，舌头上也能感觉到热度。
批改完作业，有一次，她提出来说：“你弹吉他给我听吧！”
我说：“好啊，我去宿舍拿。”
“那我跟你到宿舍去好了！”她说。
我迟疑了一下，她就跟着我一起到了我的宿舍。
“这些，都是你女朋友写给你的信啊？”她发现了我墙上挂着的信袋，仿佛要从中抽出一封来。
“别动！”我急了。
“给我看看你女朋友的照片！”她说。“不会没有吧？”
我调试了一下琴弦，开始弹起来。我弹的是外国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她大概是知道这首曲子的，听得很专注。只不过，她坐在我的竹床上，不停地动，搞得竹床嘎嘎地响。
说实话，我弹着吉他，却有点心不在焉。我有点疑神疑鬼，担心突然有人一脚踹开宿舍的门，冲进来。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是誰。
“你床上怎么会有长头发？”她突然问我。
“哪有啊？怎么可能？”话虽这么说，我的心却怦怦猛跳，似乎真的有过长发女子来我的床上睡过。当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宿舍是我的宿舍，床是我的床，从来没有长发女人来过我宿舍。任何女人都没有来过。那我为什么还要紧张呢？ “原来是我的呀！”她呵呵笑起来。
她把掉在床上的头发拿起来，给我看。这根头发真长！是她的吗？她的头发真有这么长吗？她把这根头发放到自己头上，说：“现在你相信了吧？”
“送你做个纪念吧！”她把头发递给我。
“我不要！”我说，“我要它做什么！”
“那我们换一根好了！”她说。
“不要！”我很坚决地说。
她却走过来要拔我的头发。
我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这一站，听到嘎吧一声响。原来，我的头顶撞到了她的下巴。
她嘴里流出了鲜红的血。
我这一撞，让她咬破了自己的舌头。她皱着眉头，捂住自己的嘴。很快，我看到血从她的手指缝里流出来。
我害怕了，不知所措。
她向地上吐了几口，每一口都是血。
“快点去卫生院吧！”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抖。
她始终不说话，过一会儿，就向地上吐一口血。
我欣喜地发现，血色越来越淡了。到后来，她吐出来的，基本已经是白色了。
然后，她哀怨地瞟了我一眼，走掉了。
我看着她吐在地上的血沫，呆呆地看了半夜。直到后半夜，我才用扫帚把它扫掉。
第二天我发现，她说话严重口齿不清，看来咬得不轻。会不会舌头都咬掉了一截？不会那么严重吧？如果真咬掉了一截，哪怕只是舌尖尖，血也不会自动止住吧？如果舌头真是咬断了，那肯定要到卫生院去缝上的，我想。
其他人也发现了，问她：“李老师你嘴巴怎么啦？”
她的脸腾地红了，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然后手又放开了。长了一个东西，她说。
他们就问她是不是舌头上溃疡了，要她多喝水，多吃清凉的食物。还有人说舌头上长疮是因为她嘴巴毒，说了不该说的话啊！
“说你妈！”李小妹虽然口齿不清，但这句话大家都听明白了。
有一个学期，由于我父亲患病住院，我便向学校请了假，在医院服侍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我竟然无比想念我的学校，那所每当放学便被寂寞完全吞噬的前庵堂。我思念它如同思念一位热恋中的爱人。医院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到处都洋溢着怪诞的气息，那是一种生命受到威胁和扭曲的气息。我在医院的这段日子，完全是靠对学校的思念度过的。我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各种的细节，所有的细小的回忆，都显得那么的鲜活生动，花朵一样美好。回忆它们，就像阅读一本诗集。略带忧伤的美好感觉，令我得以忽略那医疗的气息，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其中，当然不免想到李小妹。我必须强调，我真的一点都不爱她。连喜欢也说不上。只是因为她是同事，是我学校里朝夕相见的一个人。我回忆学校的一切，自然无法不想到她。至于女朋友，这半个月，她一定写过好几封信到学校。但是因为我不在校，所以也无法收到她的来信。这期间，我也以忙于照顾病人为由，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我几乎在她的生活中失踪了。为此我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反而有些窃喜。
我不止一次地想，李小妹的舌头上，会不会因此留下一道疤？她会不会从此讲话都变得口齿不清了？我希望她伸出舌头来，让我看一看，上面是不是留下了她自己的牙齿磕碰下的疤痕。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她坚决不肯把舌头伸出来。她甚至连嘴都不肯张开，把嘴唇抿得紧紧的。
半个月不见，我发现李小妹比以前胖了一点。“你瘦了。”她对我说。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已经没有问题了，咬字重新又变得很清楚了。我感到一阵轻松。不，简直是欣喜。我看着李小妹，又一次请求她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一看。她骂了我一句“神经病”。
从我们学校到邻省的南浔小镇，自行车大概需要骑不到一个小时。我坐在李小妹后面，感觉她始终骑得很快。“你累吗？”我问她。她说：“你要是怕我累，那就你来骑！”
我带着她骑，只一小会儿，就觉得腿没劲，骑不动了。尤其是上桥的时候，打S形也骑不上去。“还是我来吧！”即使是看到对面有汽车开过来，她也不减速。我倒是有点紧张。每当大卡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开过去，我就会伸出手来，揽住她的腰。等汽车一过去，我就松开。对于我这个动作，她并没有反应。我伸手揽住她的腰，她还是那样一脚脚有力地蹬。我手松开，她也是这样。她什么话都不讲。
直到到了南浔，在一座古老的石桥边停下来，她才故意喘了两口粗气，表示有点辛苦。
她突然对我说，一个钟头骑下来，腿变粗了。“不相信的话你摸一下！”
出发前我没有摸，现在摸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是在她的大腿上面隨便摸了一下，觉得很结实。
我们是去南浔看马的。据说，小莲庄公园弄来了两匹马。马对我们来说，绝对是稀罕物，只在画上和电影里看见过。真正见到马，我还是觉得，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一些。两匹马一黑一褐，高大而威武。我会拉小提琴，所以对长发般垂着的马尾比较感兴趣。小提琴的拉弓，就是用马尾做的。马尾在马屁股上不时地甩动，不知是驱赶苍蝇还是向人示威。马的眼睛非常和善，不像是随时要抬起蹄子踹人。虽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李小妹显然很害怕。她被马儿出乎意料的高大身躯震撼到了。虽然她自己也算得上高大。但女人的高大和马儿的高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她对马儿也非常好奇，和我一样，始终以热情的目光打量着它们。同时也时时表现出要去与之亲近的愿望。但是，她始终没有跨出坚定的一步。所以当马的主人建议我们骑上马儿拍张照片时，李小妹的心理十分矛盾。
这时候黑马打了一个响鼻。李小妹被吓到了，整个人如雷击般震颤了一下，弹到了我的身上，险些将我撞倒。
马主人说，黑马是一匹母马，已经有孕在身，不久便要产崽。所以，他建议我们上马拍照，不要错过机会。“下次你们来，只有一匹马了！”他说。
“不会是三匹马吗？”李小妹说。
马主人笑了起来，说：“那要看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他又说：“操他娘的，黑马怀的是白马的崽子！”
这我就听不懂了。“这匹褐色的，是公马吗？”我问。
“是的呀！”马主人看上去很愤怒地说，“可是它怀了白马的崽子！”
他说完，不怀好意地瞟了李小妹一眼。
李小妹显然也有点听糊涂了。她说：“白马？”
马主人讥诮地说：“它被白马操了！”
“那它生下来的，会不会是一匹斑马？”她傻傻地问。
对于这些无稽之谈，我真的是没有兴趣。但李小妹似乎还想知道这匹黑马究竟会不会产下一匹斑马。
最后，她靠近黑马，弯下腰去，想研究一下它的肚子。似乎她能够穿透它的肚皮，看到里面是不是盘踞着一匹小斑马。
母马张开嘴来，一口咬住了李小妹的胳膊。她大叫起来。我想，一定是惊吓所致。马是草食动物，咬人应该不疼吧？那要是一头老虎，或者狮子，这一口下去，她的胳膊一定是没了。
谁知道，这一口咬得非常厉害。把衬衣的袖口撸起来，可以看到李小妹的手臂又红又肿。“马怎么会突然咬人啊？”我大声问马主人，似乎这一口是他咬的。
马主人再三辩解，说他的马从来没咬过人。他活这么大，也从未听说过马会咬人。最后，他从李小妹的衬衣颜色找到了答案。他说：“它以为你的绿褂子是草呢！”
原来黑马以为李小妹的身子是一堆草，才咬了她。它饿了。
我骑在褐色马的身上，拍了一张照。马主人其实是一个拍照的。他弄来两匹马，只是把它们当道具。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给大家看马，而是用马来吸引顾客，给他们拍照。
如果不是被马咬了一口，李小妹会坐到黑马身上，和我一起合影嗎？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一男一女合影，意味着什么呢？
我披上了一件黑披风，戴上了一顶礼帽。这些都是马主人提供的。照片洗出来之后，我果然像一个土匪。李小妹说得没错。我威风凛凛地骑在褐色马上，拉着马缰绳。黑马站在一旁，若有所思的样子。它还在想着青草吧？
回家的时候，李小妹的手臂已经肿得不能再骑自行车了。她只能坐在后座上，由我来骑。
起初还行，但渐渐地，我真的骑不动了。如果李小妹现在还自嘲自己笨重得像一头大象，我是肯定同意的。下坡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我只要抓紧龙头，坐直身子，自行车就成了真正的自行，飞一样向前。如果能够永远这样，不用脚踩，它就会往前飞行，那该多好啊！在这短暂的轻松飞行中，我想，如果骑一辆自行车从西藏出发，一路向东，会不会始终不用劳动自己的双脚呢？地理书上不是说，祖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吗？珠穆朗玛峰不是高八千八百多米吗？从八千米的地方开始向下滑行，一直滑到我们这里，海拔只有一米的地方，一路上多爽快呀！
从大桥的桥面上冲下来的时候，车速确实很快，但我的车技好，不用担心什么。我想，要是后面不坐着人，这时候我完全可以松开双手，让自行车自己向前飞行。自行车的方向，这时候完全由我的双腿和屁股控制。屁股夹紧坐垫，这跟骑马倒是相像。刚才骑马照相的时候，马主人就不止一次地说：“别怕，别怕，夹紧它的肚子就行！”
李小妹感到害怕了吗？她搂紧了我的腰。其实坐在后座上，只要你放松，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她的手臂很痛吗？怎么搂得那么紧，很有力的样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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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音乐和美术，其实是不合格的。两样我都没正经学过，我只是从小就喜欢画画而已。小学时，我画得最多的是连环画，照着小人书临摹，一画就是半天。当“作品”有了相当的量之后，我就在屋子里拉一根铁丝，铁丝上穿很多的木夹子，然后把自己的画一张张夹上去。我的“画展”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有很多同学来参观，大部分都表示钦佩。只有一个姓唐的同学，怀疑我是不是用较薄的白纸覆在连环画上描摹的。我取下一幅，将它和连环画原作合在一起，但是两者根本无法重合，这才打消了唐同学的疑问。他之所以会有疑问，我想完全是出于妒忌。因为，他也有此爱好，但他显然没我画得好。我的画，还得到了一个女同学的青睐。她羞答答地提出，能不能送她一幅。我一阵激动，豪迈地说：“你随便挑一张吧！”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于是趁她还没有最后选中，我取下一张，递给她说：“你拿这张吧！这张好！”其实，这张并不是最好的。它简单。孤零零的山岗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消息树。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张画送掉之后，我可以很轻松地再复制一幅。
而我的父亲，则认为我这样做实在是很荒唐。他觉得在屋子里挂了这么多画，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妨碍了走路。“收起来！”他说得很急促。给我的感觉是，要是我行动稍微迟缓一点的话，就会被他全部扯掉。
相比美术，我在乡村中学顺带兼代几节音乐课，还不能算太过误人子弟。我喜欢音乐，也感谢音乐，它给我的青年时代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和安慰。1980年2月，我被分配到蚕镇中学任教，当上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虽然光荣，但是寂寞。蚕镇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它与浙江省的南浔小镇交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冷清是今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中学的前身，是一所庵堂，名为“石坊庵”。这所小小的乡村初中，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一到放学，老师和学生全都回家了。这时候的校园，空荡荡的，甚至比往日的庵堂还要冷清，死寂死寂的。当它作为庵堂的时候，毕竟还会有一些尼姑，在青灯之下打坐诵经。但是现在呢？有时候，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一张竹床上，一翻身，就能听到响亮的叽嘎声。那些年，我尝够了寂寞的滋味。当然，我也读书，四本一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在那时读的。“江声浩荡”，我到今天还记得书中的第一句话，也是第一个自然段。那是傅雷的译本。但是，人在极度的寂寞中，常常是连书也很难读进去的。寂寞不仅把环境中的一切抽空了，也把大脑和心灵里的一切抽空。它驱赶了一切，只剩下一种东西，那就是寂寞。寂寞在身体里软绵绵地膨胀，填满了每一个角落。同时，它也在身体之外水一样涨起来，直到把整个世界都淹没。
音乐就成了救命稻草。我的一只小收音机，时刻伴随着我。那时候，电台播放的音乐并不多，类型单一。但是，它们是好音乐。每天固定的时点，有外国音乐，有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也有保尔·莫里哀乐队的轻音乐。国产的歌曲，至今印象犹深的是李谷一的《乡恋》《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泉水叮咚》《祝酒歌》等等。每天晚上我都是枕着歌声入睡的。我把收音机放在耳畔，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半夜醒来，耳朵里是沙沙的电波的声音。那时候的电台，和上班的人们一样，晚上是要休息的。至于是十点半还是十一点结束，我已经记不得了。
除此之外，我还吹口琴。这支口琴，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为什么是偷呢？因为我拿走它，并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我知道，一旦我提出要这支口琴，父亲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从小，我就有学乐器的愿望。家里现成的乐器有两件，一就是这支敦煌牌口琴，二是一把京胡。但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学这两件乐器。他倒是买来了两支竹笛，让我和哥哥学吹笛子。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把笛子交给我们，说：“好了，去吹吧！早上早点起来，到外面蔷薇篱笆那边吹！”我至今依然认为，笛子是世界上最不好玩的乐器，也是最难学的乐器。今天，许多乐器到了我手上，我都能摆弄几下子。比如键盘类的钢琴、手风琴，和弦乐类的二胡、小提琴，还有弹拨乐器吉他。能吹的，则是口琴。但是，我不会吹笛子。我甚至都不能将它吹响。年少时那么多的努力，果真都付诸了东流。我和哥哥每天一有空就拿了笛子到蔷薇篱笆那边去吹。半小时吹下来，我头晕得差点儿栽倒。因此许多时候，我并不将嘴对准笛孔。我只是吹吹口哨，或者嘘几下，发出哄小孩子撒尿的声音。更多的时候，我是用奇怪的声音干扰哥哥，让他无心练习，以报复他对我经常性的数落和攻击。终于在三个星期后，笛子被父亲塞进煤炉烧掉了。当然在烧掉之前，它很响地抽打在我的屁股上，并且因为剧烈的撞击而破裂。
我把家里的口琴悄悄带到学校，其实母亲是知道的。我说：“我想把它带到学校去吹。”母亲说：“你就拿走吧，但是别让你爸知道！”
口琴上相当大的面积，露出了铜的黄色。它是一支老口琴。我把它肉骨头一样叼在嘴里，越吹越好了。不光能把旋律连贯地吹奏出来，而且还学会了用舌头打拍子、配和声。后来，我又学会了手震音和小提琴奏法。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古老庵堂里，常常停电，有时候连煤油灯也懒得点，就那么在浓重的黑暗里吹口琴，那是很有乐趣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也看不见自己。只看到好听的旋律在空中丝绸一样飘动，其柔软和优美，只有女性才能与之媲美。
因为经常吹口琴，我的两边嘴角黑乎乎的，似乎被锯破了，很疼。但是这种疼痛，可以和音乐相缠绕，给心灵带来更多的安慰。
后來，我又拥有了一把吉他。这是我当时的女友买给我的。她是我的大学同学。在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甚至许多时候，我是有点讨厌她的。但是，毕业之后，我们却开始了通信。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待在蚕镇中学实在是太寂寞了。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被无边寂寞吞噬的人，与死相仿。我这样说，对她来说也许有失公道。但是，我当时的感情似乎就是这样的。我和她通起信来，从偶然的一封，到每周一封，再到几乎天天都要写。如果书信在邮路上的往来能够被肉眼看见，那么，就是这样的景象：我们的信，就像鸟儿一样，一只接一只飞起来，向对方飞去。鸟儿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但它们从来不会碰撞在一起。它们只是飞过去，越飞越远;或者飞过来，越飞越近。与此同时，对对方的思念也开始折磨我们。那时候的通信和交通还十分落后，想要见到对方，必须坐一天的汽车，要倒好几次车。并且，经济也是一个因素。只有三十多元月工资，不可能随便地把钱扔在路上。就是想听一听对方的声音，也并不容易。只有写信。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多少信，实在难有一个估计。 还是回来说乐器吧。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相聚在苏州大光明电影院，看完一部电影之后，去了玄妙观。在玄妙观的一个卖品部里，我们购买了这把吉他。
虽然它外形非常漂亮，但它是几把吉他中最便宜的。尽管如此，我记得它还是要三十几元钱，这在当时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的女友抢着把钱付了，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有点百感交集。一方面，我觉得她买下这样一件算得上昂贵的，并且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送给我，无法不令我欣喜。另一方面，我又感到羞愧。让女友在自己身上花钱，我是不是有点那个？我想到了“吃软饭”三个字，觉得很不舒服。于是抱着吉他离开玄妙观之后，我一直在安慰自己：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不分彼此，她买一把吉他送给你，不会有损你的自尊。这么想，我确实感到有点坦然了。但是，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会时时冒出来，让我感到沮丧和茫然。因此有好几次，她都问我：“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有了这把吉他，我很少吹口琴了。放学之后，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其余时间，我都是抱着它。我越弹越好，虽然是野路子，不走正规的弹奏法，但是熟能生巧，慢慢地会弹很多曲子，而且弹得也非常好听了。我买了三大本《外国歌曲选》，里面好聽一点的歌，都在目录上打了钩，自弹自唱。抱着吉他，唱着忧伤的歌，被寂寞和黑暗所包围，爱情是在心里呢，还是在远方？
认识简谱和五线谱，会乐器，会唱歌，像我这样的人，兼任几节音乐课，也算是学校领导慧眼识才吧。在我来到这所学校之前，全校干脆没有音乐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好像已经提倡“德智体美”教育了。美就是美育，具体而言就是音乐和美术。但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学校不设音乐课。校长姓梁，他在我的宿舍里看到了吉他，把它认作是“琵琶”。他说：“你会弹琵琶？”我说：“这是吉他。”他说：“你会不会弹？”我说：“会一点。”就这样，他决定让我兼任音乐课老师。
之前，学校的美术课是由教体育的洪老师兼任的。洪老师并不会画画儿，他什么都不会画。为什么派他去上美术课呢？理由有二：一是他不如别的老师课多;二呢，是因为他管得住学生。一般来说，每所学校，都有那么几位严师，特别让学生敬畏。有些老师的课，学生会交头接耳，会做小动作，甚至会故意捣乱。而某些老师，他不用骂人，不用训斥，只要一脸严肃地在学生面前出现，就能令现场鸦雀无声。洪老师当然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深沉型的。他并不严肃，反而有点孩子气，经常是嬉皮笑脸的。按理说，这样的老师，学生是不怕的。但是，他管得住学生。他的秘诀是体罚。他会突然出脚踢中调皮学生的小腿，或者将手中的篮球无情地向不认真上课的学生头上砸去。我从教八年，见过许多勇于反抗老师的学生，但还从未见到过有一个学生敢和体育老师对着干的。体育老师孔武有力，他们是力量的化身，他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将那些崇拜武力的孩子征服。
关于体罚学生，其实学校一直都是严格禁止的。在我印象中，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员工会议，每次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洪老师还是经常踢学生，用球砸他们的脑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但是，忍不住！”好在，绝大多数学生都并不因此对洪老师有意见。恰恰相反，学生好像还都挺喜欢洪老师的。有什么课，因为临时调动，或者任课老师因故不来了，宣布改为体育课，教室里总会一阵欢呼。农村的学生家长，也基本都是一些文化不高，但是十分善良的人。他们但凡见到老师，都脸上堆笑，颇有几分谄媚之色。他们总是对老师说：“我这个孩子，调皮得很！要辛苦老师好好管教。要是不乖，老师只管打！”我注意到，有人对洪老师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表情有点尴尬。要是其他老师，就会这么说：“不能打，要耐心教育。”而有的家长竟然说：“老师你真的要打，打死了我们都不怪你的！”
洪老师上美术课，方法很简单：走进教室，班长喊起立，老师说：“同学们好！”同学们齐声说：“老师好！”老师说：“坐下！”接着，就让学生取出美术课本，翻到第几页，照着上面的东西画。或苹果，或茶杯，或者就是一个石膏几何体。有人问：“洪老师，怎么画？”洪老师说：“上面怎么画，你就怎么画。”又有同学说：“洪老师，我不会画。”洪老师正色道：“其他同学会画，你为什么不会画？”
我的美术才能被发现，是在一次教师会议上。我因为觉得校长的发言十分无聊，就取过一张纸来偷偷地画画儿。我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英语老师李小妹。由于我频频打量李小妹，她自然发现了我在看她。我与她目光相交的时候，她笑了。但是，很快她就发现我是在画她。她于是冲过来，要夺我手上的画。画没有被她抢走，而是传到了洪老师的手上。她又冲向洪老师。但她始终没抢到画。画在教师们中间传递，最后到了校长手上。校长看了画，十分高调地表扬了我，称赞我画得好。“很像！”他说。但是校长话音刚落，画就被李小妹抢过去了。她把画儿撕得粉碎，并且哭了起来。
李小妹是我们学校唯一的未婚女教师。她也是民办教师。当时在农村，女人到了二十岁，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所有的人都会着急。但是李小妹二十七了，她还没有对象。当然她长得不太好是一个原因。她的个子较高，有一米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在今天，一米七的女孩，会令多少人羡慕啊！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偏僻的乡下，女孩个子长得这么高，基本是被视作怪物了。而且，李小妹的体格看上去也特别健壮。她还有点鹰钩鼻，这种类型的鼻子也是与那时候的乡村审美相悖的。但是，话说回来，她还远不是丑八怪。虽然她高大健壮，但是态度温和，举手投足还蛮有女人味儿的。她不是嫁不出去，二十七岁还没有对象，原因在于她是个民办教师。能够配得上一位民办教师的男人，全乡又有几个呢？
像我这种身份，应该是配得上她的。我是公办教师，国家工作人员，从正规师范大学毕业的。只是，年龄不般配。我刚到蚕镇中学任教时，虚岁才二十一。在她眼里，我根本就是个小弟弟。因此我们之间，经常都是比较随便，经常开开玩笑。举例说吧，有一次，我的钥匙不见了，问了半天也没人看见。我怀疑是她藏起来的，她矢口否认，但是脸上却是坏坏的笑。于是我提出来要搜身。她一点都不见外，说：“来呀，你来搜呀！”她愿意让我搜身，条件是，万一搜不到，我就是小狗。我的手伸进她的裤兜里，不小心碰到了她饱满的大腿。她赶紧把我推开，骂了一句：“神经病！” 我们关系很好，很纯洁，是那种姐弟式的同事关系。我去过她家多次。每次去，都得到了较好的招待。她母亲总是做好多菜，而且都做得很好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自制的咸鱼，又香又鲜，但不坚硬，是我此生吃到的最好的咸鱼。她家离学校较远，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我总是坐在后座上，她带着我，沿着一条干得发白的泥路抵达她家。路极窄，又不平，像蛇一样在桑园里蜿蜒。让一个女人带我，我起初感到很不习惯。我提出让我来骑，由我带她。但是她不同意，说她太重了。“你有我重吗？”我问她。她不回答。我知道，人高马大，令她无比自卑。她宁愿自己辛苦，也不愿让我感觉到她的不能承受之重。
我不知道李小妹心目中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喜欢我吗？我不止一次想过这样的问题。当我在最深的夜，一个人躺在孤独的被窝里，可怜而可耻地自慰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她。我很少想到我的女朋友，我想到李小妹的次数要多得多。她健壮的身影总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她娇羞地笑着，把我抱起来。有时候，居然还将我抛向空中。是啊，她在我心目中，力气实在是太大了。她一定是喜欢我的！我这么想。但是，她毕竟比我大这么多。虽然我是公办教师，地位比她高，但年龄大这么多，她难免会有居高临下之感吧。
他们都知道我有一个远方的女朋友。有一次校长很认真地对我说：“总要想办法把她调过来呀！”
我突然觉得脸红。只是女朋友呀，又没结婚，说什么调不调呀！我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调动的事。也许我内心压根儿就不想与她同结连理吧。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对校长说的：“我们这个地方鸟不拉屎，她不会过来的！”
我这么说，严重伤害了校长的感情。他脸色立刻不好看了，再也没说什么。我当时虽然有点怪自己说错了话，但是，居然还自作多情地想，校长要把我女朋友调过来，一定是生怕我有朝一日会调走。像我这样的人才，调离了这所中学，那可是本校的重大损失。
李小妹当然也知道我有女朋友。有次她还拿了一封我女朋友寄来的信，对我说：“哟，情书又来了！”我伸手去拿信，她却不给我，还扬言要拆开信封。我突然来了气，说：“你敢拆吗？你拆呀！你不知道私拆别人信件是犯法的吗？”
她一点也不怕，竟然真的把信拆开了。她取出信纸，居然还想展开来看。这下我真的愤怒了，冲上去把信抢过来。当然，信被扯破了。看到信扯破了，她才松手。这才表现出愧疚，涨红了脸，向我认错，说她只是开玩笑，并不当真要偷看别人的信，请我原谅。我一点都不原谅她，我狠狠地推了她一把。这一把，推在她的胸前。天哪，她的胸部是多么柔软而充满弹性！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此而想入非非。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洪老师在追求李小妹，我竟然一直都没有看出来。在一次全校教职员工的聚餐上，洪老师喝醉了酒。他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唱歌。他力气大，大家都劝不住他。他跑到李小妹面前一下子跪倒在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抱住了李小妹的腿。这个场面真是骇人听闻。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学校，谁见过这个呀？电影里出现这样的镜头，都有可能算是“精神污染”呢！李小妹好不容易拔腿逃走，洪老师就更加放肆地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听说，洪老师追求不到李小妹，心里非常迁怒于我。他甚至还扬言，总有一天要除掉我。这让我非常愤怒，也非常害怕。论打架，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在这个地方，他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我一个外来青年，怎么也斗不过他的。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躲开李小妹，千万不要再跟她有任何亲昵的举动。只有这样，才能让洪老师不再记恨我。我要让他清楚地知道，他追不追得到李小妹，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但是李小妹对我很有意见。她直接当面质问我：“我是老虎啊？会吃了你啊？”
放学之后，她经常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她拉住我，让我帮她批作业。我说：“我英语不行的，我读书的时候最怕英语了。我怎么帮你批作业呢？”她说：“我给你一本做得全对的，你对着上面批。和上面一样，就打钩，否则打叉。”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答应帮她批作业。学校多安排我一点课，我都非常不愿意的。唯一的解释是，在这所学校里当老师，放学以后的时光实在是太可怕了，寂寞得可怕！所以有的日子，放学了，李小妹和其他老师一起下班了，喧嚣的校园一下子安静下来，我会觉得特别的难过。蜻蜓在空中飞过，翅膀振动的声音我都能清晰地听到。
李小妹批改作业真是认真啊！我每次抬眼，都看到她全神贯注在作业上。但是，为什么在我埋头批改作业的时候，会感觉她不时地瞟我呢？是我的幻觉吗？每当我感觉到她在瞟我，我就一抬眼，闪电一样快。但是，我所看到的她，还是专注于作业本。
有时候，她会摸出一颗糖来递给我。糖果是从她的裤袋里掏出来的，热乎乎的。那是她的体温啊！这又让我想起她健美的腿来。剥去糖纸，把糖果放进嘴里，舌头上也能感觉到热度。
批改完作业，有一次，她提出来说：“你弹吉他给我听吧！”
我说：“好啊，我去宿舍拿。”
“那我跟你到宿舍去好了！”她说。
我迟疑了一下，她就跟着我一起到了我的宿舍。
“这些，都是你女朋友写给你的信啊？”她发现了我墙上挂着的信袋，仿佛要从中抽出一封来。
“别动！”我急了。
“给我看看你女朋友的照片！”她说。“不会没有吧？”
我调试了一下琴弦，开始弹起来。我弹的是外国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她大概是知道这首曲子的，听得很专注。只不过，她坐在我的竹床上，不停地动，搞得竹床嘎嘎地响。
说实话，我弹着吉他，却有点心不在焉。我有点疑神疑鬼，担心突然有人一脚踹开宿舍的门，冲进来。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是誰。
“你床上怎么会有长头发？”她突然问我。
“哪有啊？怎么可能？”话虽这么说，我的心却怦怦猛跳，似乎真的有过长发女子来我的床上睡过。当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宿舍是我的宿舍，床是我的床，从来没有长发女人来过我宿舍。任何女人都没有来过。那我为什么还要紧张呢？ “原来是我的呀！”她呵呵笑起来。
她把掉在床上的头发拿起来，给我看。这根头发真长！是她的吗？她的头发真有这么长吗？她把这根头发放到自己头上，说：“现在你相信了吧？”
“送你做个纪念吧！”她把头发递给我。
“我不要！”我说，“我要它做什么！”
“那我们换一根好了！”她说。
“不要！”我很坚决地说。
她却走过来要拔我的头发。
我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这一站，听到嘎吧一声响。原来，我的头顶撞到了她的下巴。
她嘴里流出了鲜红的血。
我这一撞，让她咬破了自己的舌头。她皱着眉头，捂住自己的嘴。很快，我看到血从她的手指缝里流出来。
我害怕了，不知所措。
她向地上吐了几口，每一口都是血。
“快点去卫生院吧！”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抖。
她始终不说话，过一会儿，就向地上吐一口血。
我欣喜地发现，血色越来越淡了。到后来，她吐出来的，基本已经是白色了。
然后，她哀怨地瞟了我一眼，走掉了。
我看着她吐在地上的血沫，呆呆地看了半夜。直到后半夜，我才用扫帚把它扫掉。
第二天我发现，她说话严重口齿不清，看来咬得不轻。会不会舌头都咬掉了一截？不会那么严重吧？如果真咬掉了一截，哪怕只是舌尖尖，血也不会自动止住吧？如果舌头真是咬断了，那肯定要到卫生院去缝上的，我想。
其他人也发现了，问她：“李老师你嘴巴怎么啦？”
她的脸腾地红了，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然后手又放开了。长了一个东西，她说。
他们就问她是不是舌头上溃疡了，要她多喝水，多吃清凉的食物。还有人说舌头上长疮是因为她嘴巴毒，说了不该说的话啊！
“说你妈！”李小妹虽然口齿不清，但这句话大家都听明白了。
有一个学期，由于我父亲患病住院，我便向学校请了假，在医院服侍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我竟然无比想念我的学校，那所每当放学便被寂寞完全吞噬的前庵堂。我思念它如同思念一位热恋中的爱人。医院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到处都洋溢着怪诞的气息，那是一种生命受到威胁和扭曲的气息。我在医院的这段日子，完全是靠对学校的思念度过的。我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各种的细节，所有的细小的回忆，都显得那么的鲜活生动，花朵一样美好。回忆它们，就像阅读一本诗集。略带忧伤的美好感觉，令我得以忽略那医疗的气息，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其中，当然不免想到李小妹。我必须强调，我真的一点都不爱她。连喜欢也说不上。只是因为她是同事，是我学校里朝夕相见的一个人。我回忆学校的一切，自然无法不想到她。至于女朋友，这半个月，她一定写过好几封信到学校。但是因为我不在校，所以也无法收到她的来信。这期间，我也以忙于照顾病人为由，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我几乎在她的生活中失踪了。为此我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反而有些窃喜。
我不止一次地想，李小妹的舌头上，会不会因此留下一道疤？她会不会从此讲话都变得口齿不清了？我希望她伸出舌头来，让我看一看，上面是不是留下了她自己的牙齿磕碰下的疤痕。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她坚决不肯把舌头伸出来。她甚至连嘴都不肯张开，把嘴唇抿得紧紧的。
半个月不见，我发现李小妹比以前胖了一点。“你瘦了。”她对我说。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已经没有问题了，咬字重新又变得很清楚了。我感到一阵轻松。不，简直是欣喜。我看着李小妹，又一次请求她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一看。她骂了我一句“神经病”。
从我们学校到邻省的南浔小镇，自行车大概需要骑不到一个小时。我坐在李小妹后面，感觉她始终骑得很快。“你累吗？”我问她。她说：“你要是怕我累，那就你来骑！”
我带着她骑，只一小会儿，就觉得腿没劲，骑不动了。尤其是上桥的时候，打S形也骑不上去。“还是我来吧！”即使是看到对面有汽车开过来，她也不减速。我倒是有点紧张。每当大卡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开过去，我就会伸出手来，揽住她的腰。等汽车一过去，我就松开。对于我这个动作，她并没有反应。我伸手揽住她的腰，她还是那样一脚脚有力地蹬。我手松开，她也是这样。她什么话都不讲。
直到到了南浔，在一座古老的石桥边停下来，她才故意喘了两口粗气，表示有点辛苦。
她突然对我说，一个钟头骑下来，腿变粗了。“不相信的话你摸一下！”
出发前我没有摸，现在摸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是在她的大腿上面隨便摸了一下，觉得很结实。
我们是去南浔看马的。据说，小莲庄公园弄来了两匹马。马对我们来说，绝对是稀罕物，只在画上和电影里看见过。真正见到马，我还是觉得，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一些。两匹马一黑一褐，高大而威武。我会拉小提琴，所以对长发般垂着的马尾比较感兴趣。小提琴的拉弓，就是用马尾做的。马尾在马屁股上不时地甩动，不知是驱赶苍蝇还是向人示威。马的眼睛非常和善，不像是随时要抬起蹄子踹人。虽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李小妹显然很害怕。她被马儿出乎意料的高大身躯震撼到了。虽然她自己也算得上高大。但女人的高大和马儿的高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她对马儿也非常好奇，和我一样，始终以热情的目光打量着它们。同时也时时表现出要去与之亲近的愿望。但是，她始终没有跨出坚定的一步。所以当马的主人建议我们骑上马儿拍张照片时，李小妹的心理十分矛盾。
这时候黑马打了一个响鼻。李小妹被吓到了，整个人如雷击般震颤了一下，弹到了我的身上，险些将我撞倒。
马主人说，黑马是一匹母马，已经有孕在身，不久便要产崽。所以，他建议我们上马拍照，不要错过机会。“下次你们来，只有一匹马了！”他说。
“不会是三匹马吗？”李小妹说。
马主人笑了起来，说：“那要看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他又说：“操他娘的，黑马怀的是白马的崽子！”
这我就听不懂了。“这匹褐色的，是公马吗？”我问。
“是的呀！”马主人看上去很愤怒地说，“可是它怀了白马的崽子！”
他说完，不怀好意地瞟了李小妹一眼。
李小妹显然也有点听糊涂了。她说：“白马？”
马主人讥诮地说：“它被白马操了！”
“那它生下来的，会不会是一匹斑马？”她傻傻地问。
对于这些无稽之谈，我真的是没有兴趣。但李小妹似乎还想知道这匹黑马究竟会不会产下一匹斑马。
最后，她靠近黑马，弯下腰去，想研究一下它的肚子。似乎她能够穿透它的肚皮，看到里面是不是盘踞着一匹小斑马。
母马张开嘴来，一口咬住了李小妹的胳膊。她大叫起来。我想，一定是惊吓所致。马是草食动物，咬人应该不疼吧？那要是一头老虎，或者狮子，这一口下去，她的胳膊一定是没了。
谁知道，这一口咬得非常厉害。把衬衣的袖口撸起来，可以看到李小妹的手臂又红又肿。“马怎么会突然咬人啊？”我大声问马主人，似乎这一口是他咬的。
马主人再三辩解，说他的马从来没咬过人。他活这么大，也从未听说过马会咬人。最后，他从李小妹的衬衣颜色找到了答案。他说：“它以为你的绿褂子是草呢！”
原来黑马以为李小妹的身子是一堆草，才咬了她。它饿了。
我骑在褐色马的身上，拍了一张照。马主人其实是一个拍照的。他弄来两匹马，只是把它们当道具。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给大家看马，而是用马来吸引顾客，给他们拍照。
如果不是被马咬了一口，李小妹会坐到黑马身上，和我一起合影嗎？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一男一女合影，意味着什么呢？
我披上了一件黑披风，戴上了一顶礼帽。这些都是马主人提供的。照片洗出来之后，我果然像一个土匪。李小妹说得没错。我威风凛凛地骑在褐色马上，拉着马缰绳。黑马站在一旁，若有所思的样子。它还在想着青草吧？
回家的时候，李小妹的手臂已经肿得不能再骑自行车了。她只能坐在后座上，由我来骑。
起初还行，但渐渐地，我真的骑不动了。如果李小妹现在还自嘲自己笨重得像一头大象，我是肯定同意的。下坡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我只要抓紧龙头，坐直身子，自行车就成了真正的自行，飞一样向前。如果能够永远这样，不用脚踩，它就会往前飞行，那该多好啊！在这短暂的轻松飞行中，我想，如果骑一辆自行车从西藏出发，一路向东，会不会始终不用劳动自己的双脚呢？地理书上不是说，祖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吗？珠穆朗玛峰不是高八千八百多米吗？从八千米的地方开始向下滑行，一直滑到我们这里，海拔只有一米的地方，一路上多爽快呀！
从大桥的桥面上冲下来的时候，车速确实很快，但我的车技好，不用担心什么。我想，要是后面不坐着人，这时候我完全可以松开双手，让自行车自己向前飞行。自行车的方向，这时候完全由我的双腿和屁股控制。屁股夹紧坐垫，这跟骑马倒是相像。刚才骑马照相的时候，马主人就不止一次地说：“别怕，别怕，夹紧它的肚子就行！”
李小妹感到害怕了吗？她搂紧了我的腰。其实坐在后座上，只要你放松，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她的手臂很痛吗？怎么搂得那么紧，很有力的样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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