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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2点，深圳上空骄阳似火。在一个四面环山的无人机培训场地，身着制服的交警在教员的指导下完成着对无人机低空飞行的基本操控。
场地另一侧，从海南、山东等地专门前来接受无人机培训的几名学员，合力摆弄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做试飞开始前最后的调试。
据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公司从2015年创立至今，已经累计培训了无人机飞手3000多名。这其中，像交警一样的政府公务人员，供职于电网、石化等事业单位的员工，所占比例高达70%。剩下的部分学员则由毕业生、跨界爱好者等无人机领域的准入行者构成。
2016年前后，无人机一夜成为风口，它在各个行业领域的应用得到推广普及。飞手是衔接无人机与行业应用的最基础角色，市场对飞手的需求也出现井喷。国家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蒙艳华曾表示，未来，仅植保无人机飞手，缺口就将有20万人以上。
相应地，人们也察觉到了这个新的就业机遇，纷纷投身到无人机飞手这片就业蓝海。中国民用航空局飞标司去年发布的《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拥有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人数为67218人。而在2018年，这个数字还仅为44573人。
但在浩大声势背后，无人机飞手可能是最快需要思考“淘汰危机”的新兴职业。
“隨着无人机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飞手在无人机作业过程中的作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弱化的。”在无人机领域创业已经五年、曾经涉足培训业务的冯玉坤对南都周刊说。在深圳经营无人机培训机构腾云航空四年多的刘俊辉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早入行的飞手会是行业的基础核心人员，但后来加入的飞手，很可能会成为被行业淘汰的一批从业者。这是自动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坐在机舱里的机长承载着某种冲上云霄的向往，那么在陆地上操作无人机的飞手，就完全关于脚踏实地的实干。
目前在一家农业植保飞防服务公司当飞手领队的蒋跃翔（化名）向南都周刊描述了农业飞手的工作日常：飞手带着无人机到农户指定的农田，装配好农药，提前做好前端测量，在遥控器或者手机端完成无人机的作业程序设置，然后无人机起飞，开始在作物上空来回喷洒农药。这时，飞手的工作就是确保无人机正常执行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必要时应对作业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状况。
有一次，蒋跃翔在给无人机设置飞行航线前，没有注意仔细观察好场地范围内的障碍物，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朝电线飞了过去，整个机身挂在了电线上。“还好当时飞机没飞太猛，要不然可能电线都给撞断了。”
但这样的意外情况通常比较少发生，在无人机启动作业之后，飞手都只需要搬个小椅子，坐在田间地头，等待无人机完成对作物的农药喷洒。
蒋跃翔在2016年首次接触无人机，那时他刚从大学的电机专业本科毕业不久，出于爱好，自费买了一台3000多元的航拍无人机，自己研究操作。到2017年，他开始将无人机朝职业方向发展。当年3月，他以学员身份入职了一家无人机植保公司，由此开启了当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的职业道路。
目前在湖北一家植保飞防服务公司负责农业协调工作的高攀龙，和蒋跃翔一样，引着他最初入行的，也是对无人机的兴趣。在2016年入行无人机领域、成为了一名自由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前，高攀龙是一名普通的“北漂”上班族，基本没怎么接触过无人机。他觉得，自己转行成为植保方向的无人机飞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原来在北京做的也是科技类的工作，对像无人机这类的新事物一直很感兴趣，加上自己本来也是农村的。”
从高攀龙、蒋跃翔入行至今，无人机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普及。“2016年，我自己刚入行的时候，无人机在农业这块的应用起步不算太久，大概也就一两年的样子，从业人员很少，市场上对农业植保无人机也不是很认可，因为当时无人机农药载重量，跟传统背负式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很多农户对于无人机是否能有效提高效率都比较怀疑。”高攀龙回忆。
现在，无人机出现在田间地头已经不算新鲜事了，高攀龙也从一名自由飞手逐渐发展出了一个不小的飞手团队，现在还协助经营一家专注农业飞防服务的公司。蒋跃翔也走到了自己飞手职业道路的第三个阶段：从只是无人机植保公司一名萌新学员，到和两三个相熟的飞手组建了“飞手游击队”，再到现在在一家注重无人机在农业植保上的规模化发展的公司，担任飞手领队一职，管理调配着25辆可以同时装载3台无人机前往农田作业的飞防母车。
从农业植保行业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也能发现，农业已经成为了无人机应用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人社部2019年年中发布的一份《无人机驾驶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无人机驾驶从业者总量达数十万人，其中将近15%的从业者分布在植保业。此外，影视航拍、航空测绘、电力巡检也消化了市场上很大一部分飞手，这四个领域共计吸纳的飞手达到了55%。
在2019年4月，无人机飞手被人社部等三部门列为13项新职业之一，成为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业的其中之一，一同进入官方认定的新兴职业之列的还有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员等。
蒋跃翔目前正在中部地区的几个城市的田间地头，密集地进行着无人机规模化飞防作业演示，以让更多农户可以了解农业无人机的作业效果，给公司招揽来更多业务。
因为这次他们驾驶的飞防母车和搭载的三台无人机，都是前一天才刚刚完成改装出厂，所以，为了确保无人机能在作业时平稳飞行，他们一行四人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从酒店出发，前往安排好的农田，尽可能多地预留时间调试好无人机，为中午12点才开始的飞防作业演示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结束这轮密集的演示之后，从4月份开始，蒋跃翔就要跟着母车，从河南省一路向南进行作业了。
“先会在河南、安徽把小麦的最后一喷药作业完，之后可能会有一次小范围的转场到湖北和淮南，开始准备作业水稻的农药喷洒，然后再慢慢往南，到六、七月份可能就会到洞庭湖和鄱阳湖附近。” 这轮跨区作业会持续到11月，这期间长达七个月的时间，蒋跃翔会一直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对于他长期在外奔波的工作模式，蒋跃翔碰到的很多人，听完都会觉得“苦”，但他自己有不一样的看法。
“有些人就是喜欢行千里路。”
2014年对无人机驾驶领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民用航空局授权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可在未来5年颁发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无人机驾驶不再是仅基于业余兴趣的操作，变成了需要资质证明的行为。
此后，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由此成为行业公认的飞手入行门槛。围绕考取这个驾驶员合格证的飞手培训班，也由此兴起。
但围绕这个证照展开的飞手培训，却因为存在既无法实现想要入行的学员对学习成果期待，又无法满足有飞手需求的公司的要求，而饱受诟病。
目前，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培训学费平均水平为一万元上下，再加上异地参加培训、考试过程中的出行、吃住等花销，整个培训考证的花销可以达到两万元。许多学员认为，培训考证的投入产出比有点低。
参加了培训的人，可能未必还像蒋跃翔一样坚持在行业里。冯玉坤接触过很多跨界新飞手，他的感受是，“参加培训的100个人里，在无人机这个行业留下来的能有20个人，都是不錯的了。”
他形容，碰到的新飞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充满期待想进入无人机行业，但当真正进入行业，会发现期待破灭，“所以说有很大一批考了证的学员，其实最终是放弃了无人机这个行业。”
这个期待大多数情况下指向“薪水”。学员选择考证当飞手，很多都是冲着传闻中的高薪水来的。但实际上，飞手的薪水并不算太高。“比较基础的新飞手，基本上薪资水平都是4000-5000块钱上下，根本达不到网上宣传的月入过万的水平，”冯玉坤说，在他之前还经营飞手培训时，曾经听说过行业内的友商，一个月花上20万元投入到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上，就是用来营销飞手收入高，以吸引更多人参加飞手培训。
除了薪水不理想，“萌新”飞手的困境还在于职业地位不高。“如果你只是拿了一个证，就像你考驾照一样，只是背了题，拼命练好了倒车入库，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实效用是不大的，就拿农业植保这块的飞手来说，农业是一个季节性的行业，公司不可能做到让飞手天天都去飞飞机，并没有持续性的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只是单一地掌握了飞行知识，其实确实你在公司、行业的地位都不会很高。”
冯玉坤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身对无人机这块兴趣不太大，只是冲着薪资、就业前景这些来的新飞手，就很容易坚持不下去，可能都没赚回培训花的钱，他们就离开行业了，所以很多跨界新飞手对考证这件事有怨言。”
一边是找不到理想工作的飞手，另一边则是找不到理想飞手的公司。
高攀龙坦言，他不一定会要那些通过培训拿到了证照的飞手。“通常无人机厂商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配套的培训，培训花费也不会太高，像极飞的培训费大概是在1000元上下，大疆从2000-6500这样的都有，培训内容对操作农业植保无人机是够用的，像我们招人，可能倾向招经过这些无人机厂商培训的，因为这就够用了，不会说专门看有没有民航局发的证照，在农业植保这块，飞手其实最重要的还要有农业方面的知识。”
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并不提供教授行业背景知识的课程。刘俊辉坦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涉及的行业知识比较有限，以农业为例，农业行业知识都是为辅的，我们会说到比较矮的农作物，要飞多高，飞丘陵地带要怎么设置航线，但你要是说杀什么虫要用什么农药，那就是农户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涉及。”
“即便是一个机构学出来的飞手，水平也会有差。有的人可能是本身无人机操作方面已经很熟练了，考证只是顺带的事儿，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蒙一下，想着混个证照，培训机构可能想做的是前者，但也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变成了其实市面上的飞手，素质差距很大。”
光明日报曾援引国际数据公司IDC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9年年底，中国无人机年销售量将达到196万架，其中消费级无人机150万架，工业级无人机46万架，预计未来五年无人机驾驶员人才需求量近100万人。
刘俊辉表示，从他目前的从业观察来看，这个行业缺口统计，事实上偏大了。“不到20万的飞手需求会比较合理，既不会说过多，也不会说到未来从业人员过少，在我看来，20万飞手应该是能满足中国目前市场需求了。”
冯玉坤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新飞手并没有一些媒体宣传的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其实现在的飞手，真正消化比较大的行业应用这一块，就植保无人机，还有测绘方面对飞手的需求会比较大一点。其他的方面的话，其实无人机的市场规模，现在行业应用这一块它是没有起来的，所以说飞手需求不大，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本来在职的员工，公司要求他们再培训增加一点操作无人机的技能，满足新的需要，所以总的来说，新飞手的机会并没有大家所认为的那么大。”
在刘俊辉看来，就无人机行业发展现在的阶段来说，飞手在整个无人机产业链中是一个具有衔接意义的操作者。“他们是衔接提供服务方和购买服务方的载体，提供服务方就有可能是无人机厂商、飞防服务商等，购买服务方就可能是政府、农户等，飞手就带着飞行器，去给这些购买服务的用户提供飞行服务，而飞手的专业程度就决定了最终的服务质量，所以说飞手像是服务双方一个交会的节点，他们可以说是无人机应用一个很重要的形象代表。”
但这个未来可能飞手的地位就会随着自动化而很大程度地弱化。刘俊辉提到，“我们会倾向于认为，从2014年到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当飞手的人，他可以理解为是未来整个无人机行业一个基础的核心成员。因为这些人尽管可能一开始也是只有基础知识的飞手，但他们入行早，跟着行业一起探索发展积累经验，等到行业成熟了，他们专业知识也更加成熟丰富了。但是如果是一两年之后或者更晚再来进入行业当飞手的，在我看来，这些人可能会成为被行业淘汰的人员。”
在他看来，随着无人机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企业需要飞手必定会越来越少。“当然现在还处于一个无人机行业的迸发期，还需要大量的飞手去喷洒农药、巡查电线等等，目前来讲，全中国有无人机飞行执照的就7万多人，这毫无疑问是不够的，行业未来肯定还会有需求，但未来到底到哪个数，飞手就到了一个饱和状态，我们也无法预知。”
事实上，这种形势已经出现。在蒋跃翔前往作业团队一行四人中，只有一人承担真正的飞手工作，同时负责三台无人机的操作。
具体到农业植保，高攀龙觉得，飞手对整个农业的价值，远大于飞机操作。“中国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农户，其实都很盲目的，一方面是不具备农业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专业飞手的到来，其实不仅是带来了生产方式上的变革，还能让专业的农业知识得到普及。”
事实上，这业内人士普遍持有的观点，飞手的专业程度，并不仅仅由无人机飞行操作的技术决定，相比无人机操作技能，飞手对各类知识的综合掌握程度显得更为重要。
2016年11月14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一家无人机培训机构，学员们在进行理论知识学习，教员手持固定翼无人机进行讲解。
“真正优秀的飞手，可能需要上懂天文，下懂地理。在为无人機设定飞行路线、程序等的过程中，飞手要思考很多东西，涉及内容包括了航线规划、空间思维、天气地理，需要有比较综合完备的知识面，”刘俊辉说。
这可能只是飞手入门第一关，第二关是飞手还需要掌握应用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在农业植保方面，高攀龙认为，应用过程中，对无人机操作其实要求不高，农业常识更为重要。“在农业生产农业服务这块的话，无人机操作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有些飞手可能经过一两天的熟悉，基本上都能掌握，因为无人机用在比如说农药喷洒时，基本都是低空平稳飞行，所以没有太多操作难度，但是飞手需要更多的农业知识，比如说农药的配比、农药药效持续的时间等等。”
而冯玉坤认为，未来飞手的最终走向应该是“飞手 ”的角色。“飞手的最终出路，肯定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无人机行业未来肯定会越分越细。”
他解释，比如说飞手想一直在农业植保这块做下去，那他就必须要在会飞飞机之余，对病虫害防治、农药应用这方面多些了解。“要不就是你除了会飞飞机之外，还掌握了无人机背后的一些原理知识，可以往产业链的上游走。总之，飞手未来的作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弱化的，会飞飞机只能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技能，而不能成为一个核心竞争力。”冯玉坤说。
场地另一侧，从海南、山东等地专门前来接受无人机培训的几名学员，合力摆弄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做试飞开始前最后的调试。
据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公司从2015年创立至今，已经累计培训了无人机飞手3000多名。这其中，像交警一样的政府公务人员，供职于电网、石化等事业单位的员工，所占比例高达70%。剩下的部分学员则由毕业生、跨界爱好者等无人机领域的准入行者构成。
2016年前后，无人机一夜成为风口，它在各个行业领域的应用得到推广普及。飞手是衔接无人机与行业应用的最基础角色，市场对飞手的需求也出现井喷。国家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蒙艳华曾表示，未来，仅植保无人机飞手，缺口就将有20万人以上。
相应地，人们也察觉到了这个新的就业机遇，纷纷投身到无人机飞手这片就业蓝海。中国民用航空局飞标司去年发布的《中国民航驾驶员发展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拥有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人数为67218人。而在2018年，这个数字还仅为44573人。
但在浩大声势背后，无人机飞手可能是最快需要思考“淘汰危机”的新兴职业。
“隨着无人机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飞手在无人机作业过程中的作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弱化的。”在无人机领域创业已经五年、曾经涉足培训业务的冯玉坤对南都周刊说。在深圳经营无人机培训机构腾云航空四年多的刘俊辉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早入行的飞手会是行业的基础核心人员，但后来加入的飞手，很可能会成为被行业淘汰的一批从业者。这是自动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
“脚踏实地”的陆地飞行员
如果说坐在机舱里的机长承载着某种冲上云霄的向往，那么在陆地上操作无人机的飞手，就完全关于脚踏实地的实干。
目前在一家农业植保飞防服务公司当飞手领队的蒋跃翔（化名）向南都周刊描述了农业飞手的工作日常：飞手带着无人机到农户指定的农田，装配好农药，提前做好前端测量，在遥控器或者手机端完成无人机的作业程序设置，然后无人机起飞，开始在作物上空来回喷洒农药。这时，飞手的工作就是确保无人机正常执行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必要时应对作业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状况。
有一次，蒋跃翔在给无人机设置飞行航线前，没有注意仔细观察好场地范围内的障碍物，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朝电线飞了过去，整个机身挂在了电线上。“还好当时飞机没飞太猛，要不然可能电线都给撞断了。”
但这样的意外情况通常比较少发生，在无人机启动作业之后，飞手都只需要搬个小椅子，坐在田间地头，等待无人机完成对作物的农药喷洒。
蒋跃翔在2016年首次接触无人机，那时他刚从大学的电机专业本科毕业不久，出于爱好，自费买了一台3000多元的航拍无人机，自己研究操作。到2017年，他开始将无人机朝职业方向发展。当年3月，他以学员身份入职了一家无人机植保公司，由此开启了当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的职业道路。
目前在湖北一家植保飞防服务公司负责农业协调工作的高攀龙，和蒋跃翔一样，引着他最初入行的，也是对无人机的兴趣。在2016年入行无人机领域、成为了一名自由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前，高攀龙是一名普通的“北漂”上班族，基本没怎么接触过无人机。他觉得，自己转行成为植保方向的无人机飞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原来在北京做的也是科技类的工作，对像无人机这类的新事物一直很感兴趣，加上自己本来也是农村的。”
从高攀龙、蒋跃翔入行至今，无人机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普及。“2016年，我自己刚入行的时候，无人机在农业这块的应用起步不算太久，大概也就一两年的样子，从业人员很少，市场上对农业植保无人机也不是很认可，因为当时无人机农药载重量，跟传统背负式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很多农户对于无人机是否能有效提高效率都比较怀疑。”高攀龙回忆。
现在，无人机出现在田间地头已经不算新鲜事了，高攀龙也从一名自由飞手逐渐发展出了一个不小的飞手团队，现在还协助经营一家专注农业飞防服务的公司。蒋跃翔也走到了自己飞手职业道路的第三个阶段：从只是无人机植保公司一名萌新学员，到和两三个相熟的飞手组建了“飞手游击队”，再到现在在一家注重无人机在农业植保上的规模化发展的公司，担任飞手领队一职，管理调配着25辆可以同时装载3台无人机前往农田作业的飞防母车。
从农业植保行业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也能发现，农业已经成为了无人机应用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人社部2019年年中发布的一份《无人机驾驶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无人机驾驶从业者总量达数十万人，其中将近15%的从业者分布在植保业。此外，影视航拍、航空测绘、电力巡检也消化了市场上很大一部分飞手，这四个领域共计吸纳的飞手达到了55%。
在2019年4月，无人机飞手被人社部等三部门列为13项新职业之一，成为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业的其中之一，一同进入官方认定的新兴职业之列的还有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员等。
蒋跃翔目前正在中部地区的几个城市的田间地头，密集地进行着无人机规模化飞防作业演示，以让更多农户可以了解农业无人机的作业效果，给公司招揽来更多业务。
因为这次他们驾驶的飞防母车和搭载的三台无人机，都是前一天才刚刚完成改装出厂，所以，为了确保无人机能在作业时平稳飞行，他们一行四人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从酒店出发，前往安排好的农田，尽可能多地预留时间调试好无人机，为中午12点才开始的飞防作业演示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结束这轮密集的演示之后，从4月份开始，蒋跃翔就要跟着母车，从河南省一路向南进行作业了。
“先会在河南、安徽把小麦的最后一喷药作业完，之后可能会有一次小范围的转场到湖北和淮南，开始准备作业水稻的农药喷洒，然后再慢慢往南，到六、七月份可能就会到洞庭湖和鄱阳湖附近。” 这轮跨区作业会持续到11月，这期间长达七个月的时间，蒋跃翔会一直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对于他长期在外奔波的工作模式，蒋跃翔碰到的很多人，听完都会觉得“苦”，但他自己有不一样的看法。
“有些人就是喜欢行千里路。”
个体和公司的困境
2014年对无人机驾驶领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民用航空局授权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可在未来5年颁发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无人机驾驶不再是仅基于业余兴趣的操作，变成了需要资质证明的行为。
此后，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由此成为行业公认的飞手入行门槛。围绕考取这个驾驶员合格证的飞手培训班，也由此兴起。
但围绕这个证照展开的飞手培训，却因为存在既无法实现想要入行的学员对学习成果期待，又无法满足有飞手需求的公司的要求，而饱受诟病。
目前，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培训学费平均水平为一万元上下，再加上异地参加培训、考试过程中的出行、吃住等花销，整个培训考证的花销可以达到两万元。许多学员认为，培训考证的投入产出比有点低。
参加了培训的人，可能未必还像蒋跃翔一样坚持在行业里。冯玉坤接触过很多跨界新飞手，他的感受是，“参加培训的100个人里，在无人机这个行业留下来的能有20个人，都是不錯的了。”
他形容，碰到的新飞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充满期待想进入无人机行业，但当真正进入行业，会发现期待破灭，“所以说有很大一批考了证的学员，其实最终是放弃了无人机这个行业。”
这个期待大多数情况下指向“薪水”。学员选择考证当飞手，很多都是冲着传闻中的高薪水来的。但实际上，飞手的薪水并不算太高。“比较基础的新飞手，基本上薪资水平都是4000-5000块钱上下，根本达不到网上宣传的月入过万的水平，”冯玉坤说，在他之前还经营飞手培训时，曾经听说过行业内的友商，一个月花上20万元投入到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上，就是用来营销飞手收入高，以吸引更多人参加飞手培训。
除了薪水不理想，“萌新”飞手的困境还在于职业地位不高。“如果你只是拿了一个证，就像你考驾照一样，只是背了题，拼命练好了倒车入库，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实效用是不大的，就拿农业植保这块的飞手来说，农业是一个季节性的行业，公司不可能做到让飞手天天都去飞飞机，并没有持续性的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只是单一地掌握了飞行知识，其实确实你在公司、行业的地位都不会很高。”
冯玉坤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身对无人机这块兴趣不太大，只是冲着薪资、就业前景这些来的新飞手，就很容易坚持不下去，可能都没赚回培训花的钱，他们就离开行业了，所以很多跨界新飞手对考证这件事有怨言。”
一边是找不到理想工作的飞手，另一边则是找不到理想飞手的公司。
高攀龙坦言，他不一定会要那些通过培训拿到了证照的飞手。“通常无人机厂商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配套的培训，培训花费也不会太高，像极飞的培训费大概是在1000元上下，大疆从2000-6500这样的都有，培训内容对操作农业植保无人机是够用的，像我们招人，可能倾向招经过这些无人机厂商培训的，因为这就够用了，不会说专门看有没有民航局发的证照，在农业植保这块，飞手其实最重要的还要有农业方面的知识。”
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并不提供教授行业背景知识的课程。刘俊辉坦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涉及的行业知识比较有限，以农业为例，农业行业知识都是为辅的，我们会说到比较矮的农作物，要飞多高，飞丘陵地带要怎么设置航线，但你要是说杀什么虫要用什么农药，那就是农户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涉及。”
“即便是一个机构学出来的飞手，水平也会有差。有的人可能是本身无人机操作方面已经很熟练了，考证只是顺带的事儿，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蒙一下，想着混个证照，培训机构可能想做的是前者，但也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变成了其实市面上的飞手，素质差距很大。”
飞手不止要会“飞”
光明日报曾援引国际数据公司IDC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9年年底，中国无人机年销售量将达到196万架，其中消费级无人机150万架，工业级无人机46万架，预计未来五年无人机驾驶员人才需求量近100万人。
刘俊辉表示，从他目前的从业观察来看，这个行业缺口统计，事实上偏大了。“不到20万的飞手需求会比较合理，既不会说过多，也不会说到未来从业人员过少，在我看来，20万飞手应该是能满足中国目前市场需求了。”
冯玉坤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新飞手并没有一些媒体宣传的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其实现在的飞手，真正消化比较大的行业应用这一块，就植保无人机，还有测绘方面对飞手的需求会比较大一点。其他的方面的话，其实无人机的市场规模，现在行业应用这一块它是没有起来的，所以说飞手需求不大，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本来在职的员工，公司要求他们再培训增加一点操作无人机的技能，满足新的需要，所以总的来说，新飞手的机会并没有大家所认为的那么大。”
在刘俊辉看来，就无人机行业发展现在的阶段来说，飞手在整个无人机产业链中是一个具有衔接意义的操作者。“他们是衔接提供服务方和购买服务方的载体，提供服务方就有可能是无人机厂商、飞防服务商等，购买服务方就可能是政府、农户等，飞手就带着飞行器，去给这些购买服务的用户提供飞行服务，而飞手的专业程度就决定了最终的服务质量，所以说飞手像是服务双方一个交会的节点，他们可以说是无人机应用一个很重要的形象代表。”
但这个未来可能飞手的地位就会随着自动化而很大程度地弱化。刘俊辉提到，“我们会倾向于认为，从2014年到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当飞手的人，他可以理解为是未来整个无人机行业一个基础的核心成员。因为这些人尽管可能一开始也是只有基础知识的飞手，但他们入行早，跟着行业一起探索发展积累经验，等到行业成熟了，他们专业知识也更加成熟丰富了。但是如果是一两年之后或者更晚再来进入行业当飞手的，在我看来，这些人可能会成为被行业淘汰的人员。”
不仅新飞手 可能很难找到新的入职坑位， 原来已经入行的飞手， 也正在面临着难以适应行业发展趋势的尴尬局面。
在他看来，随着无人机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企业需要飞手必定会越来越少。“当然现在还处于一个无人机行业的迸发期，还需要大量的飞手去喷洒农药、巡查电线等等，目前来讲，全中国有无人机飞行执照的就7万多人，这毫无疑问是不够的，行业未来肯定还会有需求，但未来到底到哪个数，飞手就到了一个饱和状态，我们也无法预知。”
事实上，这种形势已经出现。在蒋跃翔前往作业团队一行四人中，只有一人承担真正的飞手工作，同时负责三台无人机的操作。
具体到农业植保，高攀龙觉得，飞手对整个农业的价值，远大于飞机操作。“中国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农户，其实都很盲目的，一方面是不具备农业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专业飞手的到来，其实不仅是带来了生产方式上的变革，还能让专业的农业知识得到普及。”
事实上，这业内人士普遍持有的观点，飞手的专业程度，并不仅仅由无人机飞行操作的技术决定，相比无人机操作技能，飞手对各类知识的综合掌握程度显得更为重要。
“真正优秀的飞手，可能需要上懂天文，下懂地理。在为无人機设定飞行路线、程序等的过程中，飞手要思考很多东西，涉及内容包括了航线规划、空间思维、天气地理，需要有比较综合完备的知识面，”刘俊辉说。
这可能只是飞手入门第一关，第二关是飞手还需要掌握应用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在农业植保方面，高攀龙认为，应用过程中，对无人机操作其实要求不高，农业常识更为重要。“在农业生产农业服务这块的话，无人机操作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有些飞手可能经过一两天的熟悉，基本上都能掌握，因为无人机用在比如说农药喷洒时，基本都是低空平稳飞行，所以没有太多操作难度，但是飞手需要更多的农业知识，比如说农药的配比、农药药效持续的时间等等。”
而冯玉坤认为，未来飞手的最终走向应该是“飞手 ”的角色。“飞手的最终出路，肯定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无人机行业未来肯定会越分越细。”
他解释，比如说飞手想一直在农业植保这块做下去，那他就必须要在会飞飞机之余，对病虫害防治、农药应用这方面多些了解。“要不就是你除了会飞飞机之外，还掌握了无人机背后的一些原理知识，可以往产业链的上游走。总之，飞手未来的作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弱化的，会飞飞机只能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技能，而不能成为一个核心竞争力。”冯玉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