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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行贿者说：“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们、观察他们、了解他们;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们、讨好他们;花很多的钱，哪怕是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
11月30日至12月2日每晚8时20分，反腐警示專题片《围猎：行贿者说》准时播出。专题片中，“围猎”者和被“围猎”者以惨痛教训“现身说法”，令人警醒。
“我们是猎人，这些领导就是猎物”
专题片第一集披露了重庆商人程绪库“围猎”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周凯的过程。
通过朋友介绍，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凯。此后，每每得知周凯要回成都家中，程绪库就提前去机场接他，一步一步靠近他。
两个人就像“谈恋爱”一般开始相互试探。程绪库第一次送礼，送的是一块手表，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还给了他。虽然送礼未成，程绪库却意识到：“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就已经是机会了。”
再往后，周凯每次回成都，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两人成长经历类似，有共同爱好。交往多了，彼此间的信任建立起来。“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也没想过他会害我。”周凯回忆。
然而，在专题片中，程绪库暴露了“围猎”者们的真实目的：“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们、观察他们、了解他们;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们、讨好他们;花很多的钱，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一个‘投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
据专题片透露，认识周凯3年间，程绪库的“围猎”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凯也没有想到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利益。“他最后数钱，都已经数到害怕了，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而是自己在给自己‘坟头’撒纸了。”程绪库说。重金辅助下，程绪库顺利打通了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
“围猎”三部曲：瞄准猎物，抛撒诱饵，猎而食之
专题片披露，“围猎”有三部曲——瞄准猎物、抛撒诱饵、猎而食之。
什么样的对象最好“围猎”？对此，程绪库有一番“高见”：“一种是行事作风很霸道的，他才可以去突破一些规矩、规则;另一种是喜欢追求奢侈生活或是有很多爱好且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这样的领导，我们也喜欢去‘围猎’。”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在行贿者看来，第二步“抛撒诱饵”是最难的。它需要两个条件：行贿者需要乔装打扮和具备各式各样的行贿“工具”。
专题片讲述了不法商人甘健邑“围猎”云南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岗的过程。平常见到刘岗，甘健邑总是点头哈腰，甘当小弟。此外，他又仔细研究刘岗的爱好。
刘岗烟瘾大，甘健邑一到周末就拿4包烟来，在刘岗家花园里陪他聊天。刘岗忙于工作，家里关照比较少。甘健邑就天天过去帮忙，刘岗媳妇和孩子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一次，刘岗用甘健邑的车去旅游。甘健邑放了5万元在车上，刘岗收了，甘健邑觉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
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中，刘岗内心的党性原则也渐渐松动了。此后，刘岗违规托管私人公司，在未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情况下，违规将1.02亿元借给甘健邑个人使用。
投其所好、打感情牌，这只是“抛撒诱饵”的伎俩之一。在专题片中，女商人何清帆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打完“感情牌”，何清帆又打“影响牌”。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原局长肖为民，她一个电话把上级领导的秘书叫过来，为自己营造气势，向肖为民施加影响，进而达到“围猎”目的。
“‘围猎’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隐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亲情等外衣之下，比如以‘感情’为幌子异乎寻常关心，以‘朋友’之名违规吃请送礼，以‘情谊’为遮羞布徇私帮忙。但掀开温情面纱，真相往往是丑陋的：‘围猎’者所图，仍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抛撒诱饵’的最终目的，是要‘猎而食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从“拍马”“骑马”到“打马”“落马”
在“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上演的“二人转”中，“利穷则散”的戏码频频上演。
云南省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付加兴和云南省文山州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张勇曾长期是上下级关系。张勇退休后，付加兴又主动带他搞项目。此后，张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园项目，赚到“第一桶金”。事后，张勇拿出一半利润送给付加兴。付加兴当时内心很激动，认为没有看错这个人。“我们平时相处就像亲兄弟一样，有种山盟海誓的感觉”。付加兴说。
然而，在2018年，张勇被查没过多久，付加兴就被其举报了。张勇称，付加兴前期帮他时未图回报。到后期帮他，却为自己牟利1400多万元。虽然想到付加兴这些年对他的好处，但他还是决定举报他。
专题片中，云南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王俊强用“拍马”“骑马”“打马”“落马”，来概括“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之间关系地位的转变，以及双方角力的过程：“我跟一个商人认识后，他表现得像一个忠实的家奴，这是‘拍马’。博得我的信任后，他开始在外面‘骑马’，以我的名义招摇撞骗，甚至说想要当官就找他。到了后期，他也穷困潦倒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关系，就以此为要挟向我们要钱，这是‘打马’。最终，正是他致使我‘落马’。”
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防止只惩戒受贿者却让行贿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发生。
近年来，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并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特别是对巨额行贿、多头多次行贿，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云南省纪委监委还联合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梳理云南省追赃和追缴不正当利益工作情况。明确追缴条件、程序、范围和责任，合理运用纪检监察建议等手段，既推动追缴行贿人财产性不当得利，也追缴政治待遇、职务晋升、资格资质、荣誉奖励等附带性利益。
据了解，一些地方还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
（《中国纪检监察报》）
11月30日至12月2日每晚8时20分，反腐警示專题片《围猎：行贿者说》准时播出。专题片中，“围猎”者和被“围猎”者以惨痛教训“现身说法”，令人警醒。
“我们是猎人，这些领导就是猎物”
专题片第一集披露了重庆商人程绪库“围猎”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周凯的过程。
通过朋友介绍，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凯。此后，每每得知周凯要回成都家中，程绪库就提前去机场接他，一步一步靠近他。
两个人就像“谈恋爱”一般开始相互试探。程绪库第一次送礼，送的是一块手表，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还给了他。虽然送礼未成，程绪库却意识到：“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就已经是机会了。”
再往后，周凯每次回成都，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两人成长经历类似，有共同爱好。交往多了，彼此间的信任建立起来。“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也没想过他会害我。”周凯回忆。
然而，在专题片中，程绪库暴露了“围猎”者们的真实目的：“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们、观察他们、了解他们;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们、讨好他们;花很多的钱，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一个‘投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
据专题片透露，认识周凯3年间，程绪库的“围猎”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凯也没有想到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利益。“他最后数钱，都已经数到害怕了，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而是自己在给自己‘坟头’撒纸了。”程绪库说。重金辅助下，程绪库顺利打通了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
“围猎”三部曲：瞄准猎物，抛撒诱饵，猎而食之
专题片披露，“围猎”有三部曲——瞄准猎物、抛撒诱饵、猎而食之。
什么样的对象最好“围猎”？对此，程绪库有一番“高见”：“一种是行事作风很霸道的，他才可以去突破一些规矩、规则;另一种是喜欢追求奢侈生活或是有很多爱好且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这样的领导，我们也喜欢去‘围猎’。”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在行贿者看来，第二步“抛撒诱饵”是最难的。它需要两个条件：行贿者需要乔装打扮和具备各式各样的行贿“工具”。
专题片讲述了不法商人甘健邑“围猎”云南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岗的过程。平常见到刘岗，甘健邑总是点头哈腰，甘当小弟。此外，他又仔细研究刘岗的爱好。
刘岗烟瘾大，甘健邑一到周末就拿4包烟来，在刘岗家花园里陪他聊天。刘岗忙于工作，家里关照比较少。甘健邑就天天过去帮忙，刘岗媳妇和孩子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一次，刘岗用甘健邑的车去旅游。甘健邑放了5万元在车上，刘岗收了，甘健邑觉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
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中，刘岗内心的党性原则也渐渐松动了。此后，刘岗违规托管私人公司，在未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情况下，违规将1.02亿元借给甘健邑个人使用。
投其所好、打感情牌，这只是“抛撒诱饵”的伎俩之一。在专题片中，女商人何清帆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打完“感情牌”，何清帆又打“影响牌”。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原局长肖为民，她一个电话把上级领导的秘书叫过来，为自己营造气势，向肖为民施加影响，进而达到“围猎”目的。
“‘围猎’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隐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亲情等外衣之下，比如以‘感情’为幌子异乎寻常关心，以‘朋友’之名违规吃请送礼，以‘情谊’为遮羞布徇私帮忙。但掀开温情面纱，真相往往是丑陋的：‘围猎’者所图，仍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抛撒诱饵’的最终目的，是要‘猎而食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从“拍马”“骑马”到“打马”“落马”
在“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上演的“二人转”中，“利穷则散”的戏码频频上演。
云南省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付加兴和云南省文山州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张勇曾长期是上下级关系。张勇退休后，付加兴又主动带他搞项目。此后，张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园项目，赚到“第一桶金”。事后，张勇拿出一半利润送给付加兴。付加兴当时内心很激动，认为没有看错这个人。“我们平时相处就像亲兄弟一样，有种山盟海誓的感觉”。付加兴说。
然而，在2018年，张勇被查没过多久，付加兴就被其举报了。张勇称，付加兴前期帮他时未图回报。到后期帮他，却为自己牟利1400多万元。虽然想到付加兴这些年对他的好处，但他还是决定举报他。
专题片中，云南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王俊强用“拍马”“骑马”“打马”“落马”，来概括“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之间关系地位的转变，以及双方角力的过程：“我跟一个商人认识后，他表现得像一个忠实的家奴，这是‘拍马’。博得我的信任后，他开始在外面‘骑马’，以我的名义招摇撞骗，甚至说想要当官就找他。到了后期，他也穷困潦倒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关系，就以此为要挟向我们要钱，这是‘打马’。最终，正是他致使我‘落马’。”
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防止只惩戒受贿者却让行贿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发生。
近年来，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并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特别是对巨额行贿、多头多次行贿，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云南省纪委监委还联合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梳理云南省追赃和追缴不正当利益工作情况。明确追缴条件、程序、范围和责任，合理运用纪检监察建议等手段，既推动追缴行贿人财产性不当得利，也追缴政治待遇、职务晋升、资格资质、荣誉奖励等附带性利益。
据了解，一些地方还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
（《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