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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于腐败的态度似乎很微妙，既痛恨，但涉及到自己时又很宽容。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发布2012年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2》（以下简称报告）。时逢十八大结束仅一个多月，各级纪委对腐败官员频频出手，带有官方色彩的反腐报告引发公众关注。
此份报告盘点了从2011年至2012年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状态，最终得出“科学规制权力始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问题”的结论。
如何限制“一把手”权力以及公众对微腐败的宽容态度颇受关注。报告提示，60%的城乡居民对今后5至10年中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但在看病就医、子女入学、就业求职遇到问题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倾向于请托送礼，对腐败持包容态度。
“与去年相比，反腐倡廉工作在思路上具有系统思考、整体推进、宏观谋划的特点，在措施上更加注意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此报告主编、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说。
尖锐的问题
如何才能准确反映各阶层对于腐败的看法？在报告调研之前，李秋芳和同事们认真设计了调研问卷。报告课题组甚至花了几年时间到各地调研，及时捕捉有意义的问题，注重行为特征，经过问卷统计分析效果后再予以完善。
與其他问卷调查相比，此次问卷更有针对性，专门设计了面向机关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的问卷。为了调查同一问题不同阶层的看法，以便相互对比印证，设计者还在不同的问卷中设置了相同的问题，比如：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度；对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效果评价等。
在问卷设计中，设计者并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一些设置的问题也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在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问卷中有“每周公款吃喝几次”“收送多少礼金”；而在向城乡居民的调查问卷中有“打官司、求职找工作、子女入学、看病就医、办营业执照等请托事项付出额外费用情况”等。
李秋芳观察发现，调查的对象在未见到问卷时，很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可一旦拿到问卷，神情立刻严肃认真起来。
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同时了解领导干部用权行为、作风状况、廉洁度等真实情况，课题组在问卷调查时，协助者和填答者事前都不能看到问卷，由课题组成员直接到现场发放和回收。向城乡居民的调查问卷，由课题组人员直接进村入户调查。
调查领导行为是一项“敏感”工作，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课题组设计了可相互印证的两套问卷：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填写行为特征突出的问卷时，同时让熟悉领导干部的一般干部在另一间房里填答领导干部的行为情况。
在李秋芳看来，问卷调查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几个问卷相互印证进行分析，总体上还是可以得出客观真实性较强的调查结论。
如何限制“一把手”
今年大要案频出，公众的主要诉求集中在加强“一把手”的监督上。报告显示，74.6%受访的普通干部认为，“对党政‘一把手’以及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报告还披露，2012年因腐败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说：“官做到我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已进入“铁窗”的许多原党政“一把手”们也有类似的反思：“没有谁能真正监督我”。
作为中纪委委员，李秋芳反腐经验丰富，她认为，正是腐败易发地带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和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了对权力的监督失效，使权力制约成为虚置和空谈，腐败行为才有了机会和空间。
李秋芳反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地方正探索用分权制和公开化来监控党政“一把手”的用权行为。比如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审批、工程建设项目，日常管理权分解给班子其他成员；在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度资金使用时，规定党政正职末位表态和票决制；推行党政“一把手”向纪委常委会或纪委全会公开述廉，述廉前广泛收集述廉对象的情况，审计部门跟进经济责任审计等。
“有些地方还对述廉、询问、评议过程作电视直播或录播，述廉对象被评得脸红、心跳、出汗，收到了平时难以收到的监督效果。”李秋芳说。
该报告也对“一把手”限权开出了“药方”：按照决策科学民主、执行规范透明、监督独立有效的基本思路，重大决策以及重要干部任免提交全委会票决，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功能。同时规定“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资金配置、干部任免等具体事务，实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上级纪委全委会公开述职述廉，并接受质询，以此改变“一把手”的“办事一挥手、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的状况。
不过，著名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对此并不乐观。在他看来，承认“一把手”存在就不可能受到监督，尽管党的十七大时就提出权力结构化改革，十八大也指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但三权仍处在概念阶段，实际中如何操作仍是难点。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村民自治中，村民选举村民监督委员会就是限制和监督“一把手”的有益实践，如今已在浙江等省份铺开，“为什么村级可以实现，乡级和县级就不能搞试点呢？”
警惕公众对腐败的宽容
此次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对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有极高的期待，91.7%的受访者认为，加大反腐败力度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无独有偶，《人民论坛》杂志社自2012年5月启动“国家级难题”选题与调研项目，至12月初完成公众调查与统计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于腐败的关注程度：“国家级难题”中，腐败问题的得票率高达100%。
尽管公众痛恨腐败，但报告中的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在看病就医、子女入学、就业求职、工作调动、打官司遇到问题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倾向于请托送礼，认为中国当前腐败现象“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城乡居民虽然较2011年有所下降，但比例仍然较高。
报告分析，利益关联度增大了对腐败的容忍度。公众对诚信缺失、行业腐败等社会热点事件的口诛笔伐，表现出强烈的“零容忍”态度。但人们在求职、子女教育和看病就医等方面的消极腐败表现出的“容忍度”和“参与度”，也助长贪腐之风。
事实上，腐败极具渗透性与扩散性。随着腐败的蔓延，它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会被公众适应和接受，最终成为被公众认可的价值。
对此，任建明颇为忧虑，宽容腐败成为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后，若想扭转决非一日之功。他举例说，新加坡与香港下决心反腐，只用了五到十年的时间成功了，但实现对于腐败文化的“零容忍”却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在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看来，宽容腐败说明公众对于腐败越来越不敏感，官员的行为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只要跟权力沾边，都会想方设法进行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和权钱交换。“这是一种权力意识的腐败，也促进腐败文化土壤的形成。”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公众保持着对腐败的痛感，同时又选择性麻木，去宽容腐败。对此，李秋芳认为，有着痛感的人们，持有对廉洁标准的坚守和清廉风气的向往，信奉公共权力源自人民并且须服务于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对于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敏感而痛恨；有着“麻木感”的人当“自己有事情要办”时，也可能加入到不当交易的行列中。
“社会对于腐败状况的感知评价和行为选择，是反腐倡廉建设必须观察的‘晴雨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社会对腐败现象存在的‘宽容心’或‘麻木感’，并且要认识和防范腐败病毒蔓延扩散的风险，同重视公众对腐败的‘痛感’，将其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动力。”李秋芳说。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发布2012年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2》（以下简称报告）。时逢十八大结束仅一个多月，各级纪委对腐败官员频频出手，带有官方色彩的反腐报告引发公众关注。
此份报告盘点了从2011年至2012年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状态，最终得出“科学规制权力始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问题”的结论。
如何限制“一把手”权力以及公众对微腐败的宽容态度颇受关注。报告提示，60%的城乡居民对今后5至10年中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但在看病就医、子女入学、就业求职遇到问题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倾向于请托送礼，对腐败持包容态度。
“与去年相比，反腐倡廉工作在思路上具有系统思考、整体推进、宏观谋划的特点，在措施上更加注意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此报告主编、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说。
尖锐的问题
如何才能准确反映各阶层对于腐败的看法？在报告调研之前，李秋芳和同事们认真设计了调研问卷。报告课题组甚至花了几年时间到各地调研，及时捕捉有意义的问题，注重行为特征，经过问卷统计分析效果后再予以完善。
與其他问卷调查相比，此次问卷更有针对性，专门设计了面向机关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的问卷。为了调查同一问题不同阶层的看法，以便相互对比印证，设计者还在不同的问卷中设置了相同的问题，比如：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度；对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效果评价等。
在问卷设计中，设计者并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一些设置的问题也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在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问卷中有“每周公款吃喝几次”“收送多少礼金”；而在向城乡居民的调查问卷中有“打官司、求职找工作、子女入学、看病就医、办营业执照等请托事项付出额外费用情况”等。
李秋芳观察发现，调查的对象在未见到问卷时，很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可一旦拿到问卷，神情立刻严肃认真起来。
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同时了解领导干部用权行为、作风状况、廉洁度等真实情况，课题组在问卷调查时，协助者和填答者事前都不能看到问卷，由课题组成员直接到现场发放和回收。向城乡居民的调查问卷，由课题组人员直接进村入户调查。
调查领导行为是一项“敏感”工作，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课题组设计了可相互印证的两套问卷：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填写行为特征突出的问卷时，同时让熟悉领导干部的一般干部在另一间房里填答领导干部的行为情况。
在李秋芳看来，问卷调查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几个问卷相互印证进行分析，总体上还是可以得出客观真实性较强的调查结论。
如何限制“一把手”
今年大要案频出，公众的主要诉求集中在加强“一把手”的监督上。报告显示，74.6%受访的普通干部认为，“对党政‘一把手’以及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报告还披露，2012年因腐败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说：“官做到我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已进入“铁窗”的许多原党政“一把手”们也有类似的反思：“没有谁能真正监督我”。
作为中纪委委员，李秋芳反腐经验丰富，她认为，正是腐败易发地带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和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了对权力的监督失效，使权力制约成为虚置和空谈，腐败行为才有了机会和空间。
李秋芳反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地方正探索用分权制和公开化来监控党政“一把手”的用权行为。比如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财务审批、工程建设项目，日常管理权分解给班子其他成员；在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度资金使用时，规定党政正职末位表态和票决制；推行党政“一把手”向纪委常委会或纪委全会公开述廉，述廉前广泛收集述廉对象的情况，审计部门跟进经济责任审计等。
“有些地方还对述廉、询问、评议过程作电视直播或录播，述廉对象被评得脸红、心跳、出汗，收到了平时难以收到的监督效果。”李秋芳说。
该报告也对“一把手”限权开出了“药方”：按照决策科学民主、执行规范透明、监督独立有效的基本思路，重大决策以及重要干部任免提交全委会票决，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功能。同时规定“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资金配置、干部任免等具体事务，实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上级纪委全委会公开述职述廉，并接受质询，以此改变“一把手”的“办事一挥手、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的状况。
不过，著名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对此并不乐观。在他看来，承认“一把手”存在就不可能受到监督，尽管党的十七大时就提出权力结构化改革，十八大也指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但三权仍处在概念阶段，实际中如何操作仍是难点。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村民自治中，村民选举村民监督委员会就是限制和监督“一把手”的有益实践，如今已在浙江等省份铺开，“为什么村级可以实现，乡级和县级就不能搞试点呢？”
警惕公众对腐败的宽容
此次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对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有极高的期待，91.7%的受访者认为，加大反腐败力度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无独有偶，《人民论坛》杂志社自2012年5月启动“国家级难题”选题与调研项目，至12月初完成公众调查与统计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于腐败的关注程度：“国家级难题”中，腐败问题的得票率高达100%。
尽管公众痛恨腐败，但报告中的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在看病就医、子女入学、就业求职、工作调动、打官司遇到问题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倾向于请托送礼，认为中国当前腐败现象“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城乡居民虽然较2011年有所下降，但比例仍然较高。
报告分析，利益关联度增大了对腐败的容忍度。公众对诚信缺失、行业腐败等社会热点事件的口诛笔伐，表现出强烈的“零容忍”态度。但人们在求职、子女教育和看病就医等方面的消极腐败表现出的“容忍度”和“参与度”，也助长贪腐之风。
事实上，腐败极具渗透性与扩散性。随着腐败的蔓延，它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会被公众适应和接受，最终成为被公众认可的价值。
对此，任建明颇为忧虑，宽容腐败成为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后，若想扭转决非一日之功。他举例说，新加坡与香港下决心反腐，只用了五到十年的时间成功了，但实现对于腐败文化的“零容忍”却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在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看来，宽容腐败说明公众对于腐败越来越不敏感，官员的行为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只要跟权力沾边，都会想方设法进行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和权钱交换。“这是一种权力意识的腐败，也促进腐败文化土壤的形成。”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公众保持着对腐败的痛感，同时又选择性麻木，去宽容腐败。对此，李秋芳认为，有着痛感的人们，持有对廉洁标准的坚守和清廉风气的向往，信奉公共权力源自人民并且须服务于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对于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敏感而痛恨；有着“麻木感”的人当“自己有事情要办”时，也可能加入到不当交易的行列中。
“社会对于腐败状况的感知评价和行为选择，是反腐倡廉建设必须观察的‘晴雨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社会对腐败现象存在的‘宽容心’或‘麻木感’，并且要认识和防范腐败病毒蔓延扩散的风险，同重视公众对腐败的‘痛感’，将其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动力。”李秋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