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团不知咋的，说垮就垮，往天多红火哟。
　　现在的人不去剧团看演出，送票也不去。这样，实在是办不下去。够年龄的退休，其余的买断工龄，一次性解决。
　　年轻人去乐队当歌手，扭屁股甩腰，参加生日、庆典、丧葬、开业等。一场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进项。
　　对谭登平来说，乐队是不会要的，他是曲艺团的编剧。也没有写过什么大戏，主要是小品。五十来岁，除了写戏根本不会其它。妻子是绢纺厂的职工，也下岗了，儿子读大学，还要赡养两位老人。日子过得窘迫。
　　谭登平在街上卖烤红苕。开始几天生意不错，听说上面来了什么大领导，要视察，因此城管就出动清理小摊小贩。
　　那天早上谭登平刚摆好了用汽油桶做的烤炉，城管就来了。先是要罚款，为父亲住院还差几千块的谭登平就被说得毛躁起来，言语就不那么顺，发生了争执。后来就被几个城管推翻在地。
　　本来身体就单薄的谭登平躺在地上起不来，那几个城管还不解恨，把他的烤炉也给砸了。
　　他打电话给我，我从单位匆匆赶去，把他送到医院。好在是皮外伤，不重。
　　我和老谭是朋友，常在一起侃戏。但我只侃不写，我写小说。他却只写戏。写戏是他的工作，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文化局新闻干事。我发表过几百篇小小说，我给局长说了多次，要求调到文化馆搞专业创作，最次也要调到创作科。但是局长说我不务正业，要我安心工作。
　　谭登平被打，我心情特别沉重。一个写了几十年戏，得过多次奖，省剧协理事，竟然连卖烤红苕的权利也被剥夺！
　　不平之下的我，就有了豁出去的勇气。于是我写了封信，给分管文教的副市长。我在信上说，如果这件事情不处理好，我一定向媒体公布事实真相。
　　我当然不是恫吓领导，我不敢，但我真的有不少同学在媒体工作。我是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
　　第二天一早，局长王龙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一脸的黑，像是要下雨的天幕。我知道惹祸了，可是这时也没有什么办法躲开。我作好了挨批的准备。
　　局长黑了半天脸，既不叫我坐，也不说话，把我愣在那儿。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做的好事！”
　　我的身子猛一哆嗦，只好不作声。
　　然后他说：“给老谭打个电话，就说文化局下午到他家去慰问！”
　　我当然只能照办。
　　下午，局里的车出动，还请了电视台的记者。这种部门的工作他们一般不派记者，因为我有个同学在那儿当总编室主任，才请得动他们。当然记者的红包一分不少。
　　王局长很友好地和记者握手，然后就钻进了奥迪。
　　我和记者一起坐豪桑。
　　谭家住在棉花地，那儿是市区有名的下之角，全城最穷的地方。还是平房，路灯都没有。小车开不进去，因为巷子太小。
　　谭家老老少少都在那儿等着。局长一行人进来，都感动得不知所措。
　　王龙局长握住老谭的手，一个劲地甩，嘴里道：“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你的关心太少了。昨天市长已批评了我们。老谭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谭登平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在侧边着急，就过去对他说：“谭哥，有啥事不能说呢？”
　　老谭终于说出了话：“局长，能帮我找个工作吗？”
　　王局长点上烟，然后悠然地说：“市长指示了，把你安排在园林处，当门卫。工资虽然低点，但财政给。不知你愿不愿意？”
　　譚登平当然一个劲地点头，他想这总比卖烤红苕好吧。
　　临走的时候，局长拿出三百块钱：“老谭，这是我私人的一点意思，请你收下。”
　　谭登平哪敢接局长的钱呵，是局长硬塞给他，然后就率领我们离去。谭家的老人们在那儿流着感激的泪。
　　当天晚上，市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
　　从此剧作家老谭成了园林处的门卫。
　　月底我去报帐，发现王局长也在报账，账单放在桌上，我一瞟，慰问谭登平的三百块钱也出了条子报销。
　　我只好闷在心里。但从此，我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什么领导慰问，心里总要打个问号，心想他们是拿私人的钱呢，还是公家的钱用私人的名义慰问？
　　后来谭登平再不写戏，一个月七百块钱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和我相聚得就更少了，不过每次他都要说——那个王局长是好人呵，没有他，我还真不知咋个生活呢！你在文化局工作，他家有事你得给我捎个信儿，我还欠得三百块钱的人情呢！
　　我不知说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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