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是拥有力量的。
　　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叫万千中华儿女感到国破家亡，为奴可耻，浩浩荡荡地投入反侵略战争。
　　类似的话语不胜枚举。可以说，观念影响社会行动，社会行动也是观念的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也是由一系列概念和话语串联起来的，反过来说，观察一个概念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生成、变化、重构就是有意义的，它能为今人诉说，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走到此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诞生于70年前，但孕育自更早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又接续自更早的以广义辛亥革命为中心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一进程中，“国民”“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等概念基本占据了中国革命话语的中心。它们大多本是汉语中已有，但经过近代革命的洗礼，完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功能，并在此后不断变化，以至于今，为我们所熟悉。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教授郭台辉擅长近代中国的概念史、历史社会学与身份政治问题，7月24日，《南风窗》记者与他就近代中国革命的概念和话语，展开了一场对谈。

国民：推动构建现代国家

　　南风窗：你是研究思想史出身，现在从事概念史研究，应该说相比于思想史，概念史和现实的关联更紧密，你对此有何体会？
　　郭台辉：其实所有的语言背后都有政治的意图，都被政治所塑造。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通过语言来看政治，也需要通过语言来看政治。这很有意思。
　　南风窗：今天主要想和你谈谈与近代以来革命运动相联系的一系列概念，比如国民、阶级、农民。历史地看，它们的内涵、功能随时而变，我们现在很熟悉这些概念，但它们和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候的含义大不同了。
　　郭台辉：激进左翼的话语和概念，进来之后，要在社会上落地生根，要渗透到社会底层中去，必须承担社会政治动员功能，卷入的群体越多，组织和动员能力越强。我们在探讨这些概念的时候都能感受到。
　　比如“国民”，本来是汉语中早就有的，但成为现代政治概念，是产生并兴盛于明治日本时代，在辛亥革命前10余年才传入中国。再次回归中国语境后的“国民”获得了新语义，加入了强烈的国族主义意义，跟着形成了“国民主义”“国民性批判”“反专制”和“民族主义”等思潮 ，对清末民初的青年学生、社会大众和政府，甚至对此后国家构建道路都产生重要影响。
　　南风窗：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虽然动员国民起来革命，但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叫作民族国家，不过它在日本就翻译为国民国家，同样是nation state，为什么会有这种翻译上的差别？
　　郭台辉：因为日本不存在一个需要把所有人统一于一种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它的国民背后是个体意义上的凝结，实际上是通过武士道精神把力量凝聚在国民精神上。但这种国民精神跟文明传统没有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公共的责任，可以说它更接近西方的公民概念。
　　而我们翻译成民族，跟自身强调宗族血缘有关系，近代每每遇到危机，我们就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族”本来和“民”没关系，和宗族、祖宗有关系，但把“民”和“族”捆在一起，就是要把民和祖宗结合在一起，你不为了这个国，祖宗都没了。
　　同样的，“国家”把“国”和“家”捆在一起，是要强调国破家亡。中国人很重视代际之间的传统脉络，体现在三点，重视祖坟，重视祠堂，重视家谱。这三个东西才构成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存在的意义。我们近代怎么样把社会大众动员起来，只有把国人的家族给动员起来。台湾把nation翻译成国族，跟原意更贴切。我们的翻译更强調“民”，从国家动员、民族动员的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民族”更合适。

概念的引进一定是有本土实用性的。得有需要，才能传播。早期用的话也只是介绍西方的学说，没有考虑到用来解释中国，或者是用来救中国。

　　南风窗：民国建国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国民”就很少提了，是不是和它无法再承担革命和动员的功能有关？
　　郭台辉：对，“国民”在1898年梁启超引进之后使用率出现暴涨，推动完成了辛亥革命，后来继续出现在国民性批判当中，但是1914年爆发一战后，中国开始觉得西方不好，然后很明显的，1915年之后这个词频马上掉下去，只剩下两种用法—“国民党”和“国民经济”，但从概念史意义上几乎已经没有讨论的空间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送来了阶级身份

　　南风窗：之后中国开始由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这个时候就呼唤新的概念出现，去适应革命需要。
　　郭台辉：对，这时出现一个更替，“国民”消退之后，“阶级”开始出来，尤其是1917俄国革命爆发，知识精英本来已经对西方失望了，突然看到北方出现一种新的希望可以救中国。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也送来了阶级身份。
　　南风窗：这之前有过表达阶级的相近语言吗？
　　郭台辉：其实大概在20世纪最初几年，就开始有表达阶级的意图。但那个时候的阶级，是纯经济学和社会阶层意义上的，指社会群体的经济分化和财富分割，或者是指群体等级划分，还完全没有政治意义。
　　南风窗：那个时候出现经济意义上对“阶级”的表达，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有关系吗？
　　郭台辉：其实还是为了对应西方的“资本家”和“工人”这些概念，因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西方“class”或者“阶级”这些概念已经很热了，到西方去留学和考察的人看到报纸上讨论，就想找个对应的词拿回来用。但是拿回来用之后发现还是用不上，那时候还不存在阶级动员和社会动员的问题，只能由国民来动员。 　　南风窗：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注意到了馬克思主义，只不过还没有想着把这些概念引进来，只是到了朱执信和李大钊他们这些人，才开始认真引入。
　　郭台辉：对，概念的引进一定是有本土实用性的。得有需要，才能传播。早期用的话也只是介绍西方的学说，没有考虑到用来解释中国，或者是用来救中国。只是到1917年之后，才开始转向政治了，认为可以把一盘散沙的社会大众团结起来，进行社会抗争，争取政治利益。1918年在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里，首先开始使用“无产阶级”，这时候也还只是介绍性的。
　　到后来，左翼激进派对国民党已经很失望了，才认识到我们应该有新的共产主义组织。其实那个时候，列宁已经关注到中国，也有很多国际顾问到中国来，成立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小组，那时才是遍地开花，然后“阶级”的使用就开始暴涨。
　　南风窗：中国早期革命话语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无产阶级有什么不同？
　　郭台辉：在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前60年，无产阶级才在西方社会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开始变成一种社会动员的观念力量。之前在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有很强烈的政治含义，但是还没有要超越资本主义以及用阶级来寻找一种力量的这种意义，只是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才会有，但只有真正到了马克思的时候，才明确将以工厂工人为主导力量的无产阶级正面化。
　　因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做了一个区分，他制造了一个词叫作“流氓无产阶级”，把乞丐、地痞、流氓，那些最底层的人全部纳入进去，然后把工厂工人拎出来作为工人阶级去代表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才是代表超越西方文明，走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进步力量。
　　共产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再诞生出来，而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实践为前期铺垫，再转入中国语境就很好理解了。像李大钊、陈独秀他们这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介绍的其实是这部分内容。所以我们看到，早期共产党人很注重城市，到武汉、上海、广州，去动员产业工人，还没有留意到小商贩和乡下的农民。一定是工人阶级来夺取城市的政权，而且是通过武装暴动，这主要是学苏联的。后来共产党撤出城市，转入农村，就面临一个失语状态，要在农村立足就必须改变阶级的语言，尽可能把农民纳入动员范围。

农民：政治身份先于经济身份

　　南风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围绕农民群体最主要的争论还是它们是否具有革命性。一开始苏联觉得农民阶级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其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也受此影响。

本来马克思那里对农民阶级的划分没有这么细致，但是中国的革命斗争需要对庞大的农民作进一步划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

　　郭台辉：1925年，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明确指出：“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管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捐’这一口号。”这就反映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宣传话语很谨慎，策略性地淡化“阶级斗争”的话语。
　　南风窗：农民的革命性内涵后来是如何被强化的？
　　郭台辉：这涉及如何动员农民的问题。显然，不是所有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都是剑拔弩张的，在农村那样重视亲缘的小共同体，可能有些地主和农民很熟络，这时候就要靠宣传和发动，打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如依靠无产无业，或者在当地社会不得志的农民，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尊严，革命意志最坚定。先让这些人成为革命的先锋，然后由他们把更多的人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是不同的。
　　可以说1931年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后来1949年之后的阶级划分。比如说贫农、中农、富农这些概念，本来马克思那里对农民阶级的划分没有这么细致，但是中国的革命斗争需要对庞大的农民作进一步划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
　　我要强调的是，阶级话语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为了社会革命而人为构建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比较真实地符合我们自身的历史。
　　南风窗：它是怎么划分出来的，按人口比例还是别的标准？
　　郭台辉：人口比例是1949年之后才比较明确。其实很多农民状况都差不多，以我爷爷来说，他那时候被划为中农，是因为在村里面比别人多了一个热水瓶，其他都差不多。但就是因此，就认为他比贫农高一个阶层。
　　其实这种阶级身份就不是经济身份了，而是一种政治身份。经济上越贫困，政治地位越高。我之前和美国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访谈时，她说无产阶级革命对政治身份与地位的划分，其实都是为了尊严。也就是说，先确定了政治身份，之后再赋予经济上的分配和所拥有的权利。就不是像研究公民身份的马歇尔所讲的，先解决经济身份，再解决政治身份，最后解决社会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激发起革命的反叛精神。在1931年之后，阶级身份就成为革命动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