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6年第4期）

　　上期内容提要：
　　武汉解放初期，名闻江城的锁王深夜遇袭，被歹徒砸断手腕。身为锁王，开锁技术出神入化，而摆弄开锁工具的这双手自然是他赖以成名的资本。他得罪了什么人，竟然遭到如此狠毒的报复？警方到处寻找锁王的仇家，却意外发现锁王遇袭并非因为得罪人，而是缘于两伙歹徒对一口保险箱的争夺……

九、银箱沉塘

　　专案组对案情的最新分析是准确的，对锁王汪莘敏实施袭击将其手腕砸断的确是鄂老三和“丁先生”，后者的真名叫董钉钟，绰号“小钉子”，二十二岁，系鄂老三的六个弟子之一。
　　武汉解放后，鄂老三的日子没有以前那样好混了。尽管他所畏惧的江湖黑道已被镇压，没有人再对其当初出卖青帮头目、伪税警副团长屠登峰的行径说三道四了，可是，社会治安也日趋稳定，原先处于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敢于公然谴责流氓作恶行为，有时甚至不等公安局出警就把作恶歹徒扭送派出所。在这种大气候下，鄂老三若还想继续走黑道，那就只好搞迂回策略了。
　　以前他讲究杀伐果断，物色好了作案对象，该抢就抢，该偷就偷，事成之后，坐地分赃，胡乱挥霍，花光了再物色目标。如今，抢劫当然不能干了，偷窃也难办，作案没有问题，销赃却麻烦——政府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为数不少的同行都栽在这上面，刑警顺藤摸瓜查出老案，最后落个严惩的结局。与这些同行相比，鄂老三聪明得多，他吸取了失风同行的教训，决定“改行”。
　　怎么改呢？不偷不抢也不骗，而是做起了中介经纪人。他这个中介的业务范围很广，各行生意、甚至婚姻丧葬，简直无所不包，反正那时中介是无须申领经营执照的，没有门面搞皮包公司，哪怕连皮包也不用也没有关系，全凭一张嘴。当然，尽管鄂老三的口才还算不错，但这不是他的强项，缺乏竞争力，所以，他做的中介业务都是专挑有难度的干。比如某个阔太太或者少奶奶的配偶抑或情人是反革命分子、恶霸、惯匪、大盗等等，反正是罪大恶极之流，被人民政府拿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时被执行枪决的死囚，只要有家属，就会通知他们备一口棺材以及香烛酒食果品，前往刑场收尸。阔太太、少奶奶之类自然是没法儿干这种事情的，那就只得叫人。但常常也有叫不到人的情况，这时鄂老三就登场了。人家自然求之不得。这种对象往往颇有积蓄，花点儿钱钞是小事，对鄂老三开出的价通常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她们从没摊上过这等大事，也不知道行情。
　　此外，还有处理自杀者的一应后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反革命分子、特务、恶霸、不法资本家、有政治问题的医生、教师等自杀的特别多，通常都以溺水、上吊、卧轨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民间称为“凶死”。凶死者的尸体处理有些麻烦，寻常人怕沾晦气根本不敢挨近，那就又是鄂老三的活儿了。
　　当然，具体干这些活儿的时候，鄂老三一伙根本不会出场，他们只管接活儿，接下活儿后承包给他人，按市价给一份工钱就是。如若对方不干或者有人想抢生意，鄂老三的本性就毕露了，不一定要人性命，但哪天独自行走时挨一顿狠揍那是肯定的，或者保不准哪天家里就莫名其妙失了火。
　　鄂老三还把这种手法用到买卖、租赁房屋以及介绍经商业务或者婚姻上，靠上述违法手段牟取暴利。那么，公安局不管吗？不好意思，还真不管。因为鄂老三的这些活儿都是零敲碎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说，比如刑场收尸、收殓自杀者遗体之类，表面上看都是对政府一方有利的，如果家属没法儿解决干脆把心一横随便他去，那最后还不是得政府出钱雇人收殓？况且，那些当事人都是愿者上钩，事后不可能反悔报案。所以，鄂老三一伙一直很太平。
　　这种太平持续到1952年3月初，鄂老三遇上了一桩事儿，当时以为是好事儿，但最后被绳之以法也是因为这事儿——
　　第三区下河街有一座宅院，当地居民都唤其“蒋家祠堂”，但其主人却不姓蒋，名叫丰史才。丰史才原是经商的，据说拥有万贯家产，到了1935年五十挂零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退出商界，买下了蒋家祠堂做起了寓公。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前夕，丰史才去了重庆，后又赴成都，因为有钱，照样过着一份安逸生活。蒋家祠堂则被日军征用，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将近七年时间内先后作为多名日军高级军官的寓所，还曾做过日军的高级招待所。抗战胜利后，丰史才返回武汉，收回蒋家祠堂。
　　当时，留守蒋家祠堂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爷子，姓崔，会说几句日语，就被日本人物色来当了杂役，专管伺弄花草兼带做门子（即门房）。不过日军另有岗哨，所以他这个门子是可以走开的。丰史才收回蒋家祠堂后，留用了崔老头儿。丰老爷子有些迷信，担心日寇在此制造过罪恶——有传闻称日军占领武汉那几年里多次从蒋家祠堂里抬出过尸体，所以收回房屋后一天也没在里面住过，而是稍加修缮后出租了。从1946年初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曾先后有三个房客租借过蒋家祠堂，两家是作为公司办公地兼职员住宿，最后一家是国民党政府租借给几个美军技术人员作为工作地和住宿点的。武汉解放前夕，美军技术人员离开了，丰史才收回了房子。三个月后，蒋家祠堂被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的一个机构征用，按市价支付租金。1952年春节前，该机构撤销，房子交还房主。
　　丰史才抗战后回武汉伊始已在武昌买了一套小洋房，全家住在那边，也就不想搬回来居住了，决定仍把蒋家祠堂出租。当时，房屋中介作为一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出售、求售、出租、求租房屋的信息一概由当事人自行发布，在公园、戏院、电影院、车站、码头、百货公司等热闹场所张贴启事即可。那些地方也是鄂老三那伙人每天必去转一转的。那天，鄂老三手下一个名叫李博乐的弟子去轮渡码头转悠，正好看见丰史才差其小儿子丰鸿润张贴招租启事，认为这笔生意似乎可以做做，立刻回去禀报鄂老三。
　　鄂老三也觉得这笔生意必有油水，首先是开价低，其次是房子好，地段也理想，租出去应该不难。于是就命令弟子们把丰家张贴出去的启事全部撕毁，鄂老三则按照启事上的地址前往拜访丰史才，跟老爷子说了一番，让对方相信要想把这套宅院租出去，只有跟他姓鄂的合作，但凡遇到麻烦，统统由鄂某负责。 　　丰老爷子信以为真，次日，鄂老三前往蒋家祠堂，看了房子，签了委托合约。丰史才不知鄂老三的德行，见他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您老”，动不动自称“晚辈”，颇有好感，要把钥匙交给他，鄂老三却说不必，待下家要来看房子时再说。待送走丰老爷子后，他把一张巴掌大、上面盖着一个手掌图案印章的红纸贴在蒋家祠堂的大门上。这是鄂老三团伙的标记，如果有人也在做房屋中介，看到这张红纸后，就会知道这笔生意已是鄂老三的，别人不准动脑筋。
　　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口称“先生”，对着鄂老三连连作揖。鄂老三看看对方的打扮，不像叫花子，问下来方知这位是从前蒋家祠堂的门子崔老头儿。崔老头儿的门子生涯到武汉解放后蒋家祠堂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征用就结束了，新房客是军政委员会下辖的机构，自有军人站岗，还专设门房负责收发，当然不会留用崔老头儿，崔老头儿只好以设摊卖打糕谋生。他就住在附近，天天路过蒋家祠堂，看到军方撤离，寻思必有新房客入住，希望能继续给人家做门子。
　　刚才鄂老三和丰老爷子过来的时候，他是看见的，就守候在附近，待丰老爷子离开时上前央求。丰史才跟崔老头儿并无渊源，抗战胜利回武汉后，蒋家祠堂他也没住过一天，崔老头儿之所以能够继续留下做门子，那是因为房客需要，并非丰史才让他留下的。现在，同样的道理，这件事得让新房客决定。
　　鄂老三奉行的原则是“雁过拔毛”，当下就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崔老头儿：“让房客收下你做门子，对我有什么好处？”
　　鄂老三的盘算是让崔老头儿从每月的报酬中拿出若干交给他，而他这边呢，就可以保证崔老头儿这个饭碗永远牢靠——无论什么人来做房客，在门子问题上都必须听他的，这点他还是能做到的。崔老头儿听着连连点头：“对您当然有好处！这个好处大着哩！”
　　听崔老头儿说下来，这确实是个大好处，大得让鄂老三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发布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那天晚上约摸十点多钟，已经上床入睡一个多小时的崔老头儿被外面的鞭炮声惊醒。他不知是什么人在放，也不知日本军人、伪警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禁止。爆竹声稍稍停歇的空当儿，崔老头儿忽然听见花园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以为是有小偷潜入，急忙赤脚下地，两三步迈到窗前往外观察。这一看，不由得暗吃一惊！
　　只见两条黑影用一根极粗的木杠抬着一样沉重的物件，经过他栖身的小屋前十来米距离处的甬道，沿着花园围墙走去。到了后门前，两人放下所抬的物件，喘了几口气，用钥匙打开后门，抬着那物件出去了。稍后，崔老头儿听见不远处传来扑通一声，又过了片刻，那两人返回，关上后门，上了锁，顺着原路蹑足回前院去了。
　　崔老头儿寻思，这是住在前院的日本人把一件什么笨重东西扔到后面的池塘里去了。是什么东西呢？崔老头儿首先想到尸体。可是，尸体没那么沉重。难道是两具尸体？或者虽是一具尸体，但尸体上拴了石头一类的重物，以便沉尸塘底，不留痕迹？崔老头儿在蒋家祠堂待了数年，亲眼看见过有不止三五名男女活着进来——而且是衣衫光鲜像是客人样进来的，最后却变成一具尸体抬到大门口装上军用卡车运走。听那个为日本人做饭的老成说，都是跟日本人好好地在一起喝酒吃饭时，不知怎么日本人突然翻了脸，咆哮着拔刀劈死或开枪打死的。崔老头儿估计刚才抬出去的也属于这一类，让他奇怪的是，杀了人，为什么一点儿动静没听见，而且也不像往常那样叫军用卡车运走，而是深更半夜偷偷摸摸扔到后面的池塘里？
　　这个疑团，次日清晨崔老头儿一出门就释然了。蒋家祠堂门口岗亭里站岗的日本兵已经不在了，马路上随处可见爆竹的残渣碎屑，墙壁、电线杆、树干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他不识字，但听到满脸喜气的路人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原来，昨晚比过年还热闹的爆竹声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那么，如果夜里被日本人偷偷抬出去的是一具尸体，那又是什么人？日本人为何要秘密处死此人呢？
　　这个疑问也很快就有了答案。崔老头儿照例去给日本人打扫办公室，却发现昨天傍晚他去送开水时还在的那口保险箱不见了！这口保险箱是三天前由两个日本宪兵开车送来的，还招呼崔老头儿和厨子老成相帮一起抬下车，放置在办公室进门拐角的那个角落里。当时四人每人抬一个角，费了老大劲儿，中间还歇了几次。这会儿保险箱不见了，崔老头儿得出结论：昨晚被那两个黑影偷偷抬出去的不是尸体，而是保险箱！
　　这个秘密，崔老头儿在心里一埋就是六年多。应该说，他属于那种老实本分之辈，从来没有动过这口保险箱的脑筋，连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猜测过。即使是满箱子的金银珠宝，那也不是他的，费那心思干什么？当然，崔老头儿是给日本人当过仆役的，属于落后群众，根本不曾想过“要求进步”之类，也就没动过向人民政府道出这个秘密的脑筋。现在，他想请鄂老三帮忙，让其仍旧回到蒋家祠堂做个门子，虽然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可毕竟能拿一份固定薪水，不必像寻常小贩那样风吹雨淋起早摸黑。所以，他就作为交换条件向鄂老三提出了。
　　有这样的好事，鄂老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或者怀疑崔老头儿在瞎说，于是问了又问，还跟着崔老头儿去祠堂后面的那口池塘查看过（当然看不出什么痕迹）。最后，当场拍板，保证让崔老头儿当上门子。另外，立刻支付五万元封口费。保险箱打捞出来后，如果里面有值钱物件，还可以再给他一笔钱钞。不过，他同时提醒崔老头儿，如果向别人泄露此事，那就要他好看！
　　鄂老三也顾不上招揽房客了，当天下午即叫上弟子董钉钟、李博乐，佯装钓鱼客前往祠堂后面的池塘。这口面积百十平方米的池塘位于大片的田野中间，有一条宽约一米的沟渠与二三十米开外的一条小河相连，算是一个小型蓄水库。鄂老三让董钉钟喝了几口白酒，拿了长长的竹竿下水勘探，无甚发现，人却已被早春的冷水冻得瑟瑟作抖。接着换李博乐下水，也没啥发现。鄂老三干脆亲自下水，竟然真的让他在塘底的淤泥里摸到了一样方方正正的大个儿物件。
　　事不宜迟，当天午夜，鄂老三率领董钉钟、李博乐、姚五山、朱大君、姜曦明、孙水抒六名弟子，四人步行，三人撑着一条偷来的小船，分水陆两路赶到现场。渔民出身的姚五山下到水里，费了一番工夫，总算用粗绳拴住了保险箱，将其拽出淤泥，顺着沟渠拉到小河边装上船，运至二里地开外的孙水抒家。之所以藏到孙家，是因为孙水抒的老爸是开酱园的，前店堂后作坊，后门临河，易于卸货和隐藏。 　　4月30日，专案组正准备着手行动，忽然接到汪莘敏从铁路局打来的电话，说想跟办案刑警见个面。于是，刑警纪世贝、张忠友带了公安学校的实习生小沈前往铁路局。
　　其时距汪莘敏遇袭不过十天，他的骨伤还没痊愈，按说应该在家休息。但因为他是铁路局的技术尖子，一些工作离不开他，所以局里与其商量，每天去单位半天，坐镇办公室处理一些重要技术问题，主要是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技术人员，给人家出出主意。考虑到他的手上打着石膏，不能开摩托车，也不便挤公交车，局里就每天派一辆吉普车接送。昨天，汪莘敏下午去局里，傍晚回家。刚进家门，就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为首那个很壮实，自称姓都；另一个较瘦，但周身透着一股精悍之气，自称姓郎。
　　这二位就是都铁头和他的跟班之一郎金国，两人登门为的是想请汪莘敏帮他们打开那口从鄂老三那里抢得的保险箱。都铁头年岁虽不大，头脑却比较冷静，既然这口保险箱连老江湖鄂老三都没法儿打开，那就只好请武汉地面上赫赫有名的锁王出马了。他当然也知道公安局对于开保险箱的相关规定，已经做了准备，设法搞到了郊区某乡政府的一纸空白证明，佯称其有一口祖传保险箱，因钥匙遗失，自己无法打开，故特向汪莘敏求助。那个年代，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出具的证明是很管事儿的，只要所述事由与出具证明单位的级别相适应，人们大多深信不疑。
　　对此，汪莘敏并不感到奇怪。自打1946年初他在武汉地区出名以来，这种登门求助的情况每月都有，有时甚至一日两三起，去年开始才少些。他感到奇怪的是都铁头送来的礼品——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真正大量投入临床使用是在二战后期，至本案发生时还不到十个年头。最初都是专供军队使用，战后才开始向民间提供，除了用于外伤以及防止手术后的感染，还应用于在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病的治疗。那时候，世界上能生产盘尼西林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由于受到设备、工艺与成本造价的限制，产量很低；加上西方对华的禁运政策，这种药物在中国就更为珍贵。
　　那么，对方为什么要把盘尼西林送给锁王呢？那是因为他们得知锁王的妻子郭宝莲患上了肺结核。而且郭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去年才发现，短短两个月就进入咯血阶段。医生告诉汪莘敏，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一种药能救治郭女士，那就是盘尼西林。可是，这种药物中国不能生产，市场上没有供应，即使黑市上也极少出现，走私者在选择交易对象时特别谨慎，即使被认为是放心的对象，也还有一道难关——必须以黄金支付，而且是当时被称为“九九金”的24K金，其他什么都不认，银元都不行，更别说人民币了。
　　汪莘敏有黄金，可是，以他的生活圈子，却无法进入黑市交易，人家只要一看他那副模样，不必开口，立刻退避三舍。好在铁路局对他比较关心，得知汪莘敏所面临的情况后，认为汪是本局的技术权威、特殊人才，局里应该帮助他解决特殊困难。当然，组织上不可能帮老汪去黑市找“黄牛”交易，但是，他们想到了别的办法。说来也简单，局领导找了本局的铁路公安，让他们破例照顾一下汪工，把破案时缴获的盘尼西林拿一些出来。
　　那年月民间有私家汽车的凤毛麟角，出门远行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火车。走私犯也好，“黄牛”也好，也都得乘坐火车。就跟如今的贩毒一样，注定其中有一部分不法分子要被公安查获。缴获的盘尼西林按规定当然必须上交国家专管部门，不过在未上交之前，对盘尼西林的处置权还在铁路公安手里。铁路是政企合一编制，铁警的领导就是铁路局、铁道部。所以，只要领导发话，那就一切好说。这一难得的破例，救了郭宝莲一命。可以想象，汪莘敏这样素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必然对组织上感激涕零，必然会以更优秀的工作表现回报领导。
　　此刻，汪莘敏面对着两个不速之客送上的盘尼西林，其惊讶程度自不必说。能弄到如此紧俏的药物，应该不是常人。之前，都铁头出示了那纸证明，汪莘敏已经相信对方是个良民，但他不可能答应给对方开箱，因为这个权力不在他手里，而在铁路局，局里同意开的，他才能操作——当然，此刻他的腕伤未愈，只怕还不能动手，但可以找个锁匠当场指导，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刚要开口说明这一点时，对方却把盘尼西林拿出来了。这就使汪莘敏觉得对方有些反常了。以其“乡人”身份（因为是乡政府出具的证明），上哪里去弄盘尼西林这样珍贵的药物？而且一弄就是两盒。
　　因此，汪莘敏就对对方产生了怀疑。不过，他并没有在言语或者神情上表现出这种怀疑，而是平静地告诉对方，如今，他个人已经不能决定是否给别人开保险箱了，需要向铁路局请示。通常的做法是由保险箱持有人凭相关证明向铁路局公安处提出申请，得到允许就行，届时或把箱子送来，或由他登门操作，都可以。另外，汪莘敏还补充：“您二位也看到了，我这手腕骨头断了，尚未痊愈，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开箱。”
　　听汪莘敏这么一说，都铁头有些失望。以他的江湖经验，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汪莘敏在摆谱，也可能是嫌两盒盘尼西林的礼太轻了。这没关系，可以谈嘛。不过，都铁头恐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不敢盯得太紧，只好再作打算。临走前，他坚持把两盒盘尼西林留下了。
　　都铁头离开后，汪莘敏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今天上午去铁路局后就给刑警打了电话。纪世贝、张忠友听了上述情况，都松了口气。如此看来，之前的分析没错，那口保险箱是在都其鑫手里！二人叮嘱汪莘敏，估计对方还会登门拜访，要设法稳住他们，然后报告专案组。为此，刑警特地去了趟汪家管段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派出所随即指派户籍警前往居委会进行了布置。
　　果然，这天午后，汪莘敏刚从铁路局回来，都铁头两人再次登门了。这回他们拎了一条宣威火腿，说是给汪先生夫妇补养身体。都铁头说：“我们已经请人跟铁路局联系，乡政府证明也拿过去了，铁路公安处的王队长表示同意，具体情况会由他们当面通知您的。我跟王队长约好，明天中午去外面吃个饭，王队长即便不能亲自到场，也会另外派人过来。请汪先生明天中午十一点光临‘德隆菜馆’，我们已经订了包房。”
　　汪莘敏是个好好先生，平时不擅长交际，跟铁路公安处除了因开锁之类的事情打打交道，私交是没有的。不过他知道王队长，那是刑侦队长。听对方说得有鼻子有眼，寻思没准儿刑警多虑了，这两人可能不是歹徒。反正刑警方面已经安排好了，回头报告就是，一切听刑警的。又想起刑警关照的“稳住他们”，就一口答应明天准时赴约。 　　饭店门外守着的纪世贝和小史听见枪声，情知不妙，急急赶过来。尽管抓住了郎金国，但主犯都其鑫已经不见踪影了。
　　不过，由于郎金国的落网，形势还不至于过分悲观。专案组将郎金国带到分局，也顾不上吃点儿东西填填咕咕作响的肚子，立刻讯问。郎金国一五一十交代了情况，刑警有喜有忧——都铁头团伙一共有六名成员，郎金国供出了其中三名他所知晓的师兄弟的姓名住址，另一名年龄最小也最受都铁头喜爱的十七岁小师弟王宝相家住何处他不清楚；都铁头家的地址他倒是知道的（这个专案组也知道），但都铁头平时不回家，一直在外面游荡。那么，从鄂老三那里抢得的保险箱藏在哪里呢？郎金国说他不知道，因为都铁头率人把保险箱从“孙记酱园”抢到手之后，当时就叫上王宝相摇船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专案组随即行动，把郎金国供出的另外三名团伙成员一一捉拿归案。讯问下来，三人的口供与郎金国相同。
　　当晚，专案组开会商讨如何捉拿都其鑫。从已经掌握的都铁头的家庭成员、亲戚方面查摸线索可能不太乐观，因为都铁头跟家人或亲戚一向保持距离。但此刻他已经成为逃犯，所以不能排除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其中某位联系的可能，还是应该查一查，而且查起来也不算麻烦。难查的是这家伙的社会关系，由于他的经历以及习武的原因，在武汉地区、湖北省甚至外地数省都有他的朋友，武林中人讲究义气，别说他逃过去时不会透露自己的逃犯身份，就是透露了，只怕也有朋友敢接待。更使刑警头痛的是，他的这些社会关系专案组目前根本没掌握。
　　众人反复研究，最后找到了一个不算很理想的切入口：先查该团伙的另一个成员、十七岁的王宝相。都铁头目前还没到必须逃离武汉的程度，他以前所犯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基本都是打擦边球，即使一桩桩查清楚，也不见得是必须追究法律责任的；最大的事儿是那口保险箱，但保险箱里装着什么东西眼下没人知道，如果以后查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那就算不上多大的罪过，不就抢一口空箱子嘛。所以，一般说来，都铁头还不至于像那些犯了大案子的歹徒那样急于逃离武汉。况且，他的心结——保险箱——还没解开，只怕一时还不舍得走。毕竟保险箱没法儿随身携带，藏匿吧，又怕不牢靠，这么重的物件他一个人也藏匿不了。这样一来，王宝相对于都其鑫来说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都铁头很有可能就藏在王宝相或其关系人那里。因此，专案组决定从查王宝相着手来寻找都其鑫的线索。
　　5月3日，专案组开始调查王宝相的情况。王宝相出身于西医家庭，老爸王宏恩系北平协和医大毕业生，最初在天津一家医院工作，1935年返回武汉老家开私人诊所。其妻是护士，随夫返回武汉后相帮打理私人诊所。王宏恩的医术、医德都不错，十多年下来，已把曾经类似夫妻店的诊所扩展成了一家拥有三个科室、十余名医务人员的医务所。
　　王宝相与姐姐王宝丽（即与鄂老三的手下相好的那个女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物质条件固然不错，但父母事儿多顾不上教育子女，早在少年时代，姐弟俩就已经不听管教了。王宝丽十六岁那年打胎，王宝相十五岁拜都其鑫为师后接连两次斗殴伤人，如果不是老爸跟公安人员说尽好话并主动掏钱赔偿，只怕已成了少年犯。王宏恩夫妇对此头痛至极，却又无可奈何，最后也就只好随这对“宝货”子女去了，走到哪步算哪步吧。
　　刑警原以为要查一个十七岁青年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才这个年岁，能有多少社会关系？哪知，王宝相在这方面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他十一岁就曾离家出走，跟社会上一班不良少年交了朋友，还搞什么对天八拜，十五岁那年犯了事儿被公安局抓进去几天，竟然天天有一伙跟他年岁相差无几的少年去看守所门口要求送物探视，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的能量。而且这主儿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兄，多是少年人，家里人也好、邻居也好，都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人说得出那些朋友弟兄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之类。
　　面对这一情况，刑警只好再次改变调查方向，改查王宝相的姐姐王宝丽。据王家邻居说，这对年龄差两岁的“宝货”姐弟从小就很亲，许多事情都是互相出主意的。王宝丽的社会关系虽然比老弟还多，但复杂程度就差远了，她所结交的不像王宝相那样三教九流都有，只有两大类：闺密和男朋友。由于王宝丽长相俊俏，唯一不足的就是肤色稍黑，人送绰号“黑美人”。在旁人眼里，打从十六岁打胎开始，就把她当大人看了，不像老是把王宝相看作小孩儿。而且她又喜欢跟人炫耀自己结交了些什么男女朋友，所以容易查摸。
　　专案组忙碌了两天，总算查明了王宝丽的那些社会关系，接着作了分工，四人分头调查。
　　5月7日上午，刑警张忠友上班时自行车爆胎，修车花了些时间，迟了片刻才到分局。快到大门口时，忽见路旁闪出一个人来，竟是都其鑫！张忠友大吃一惊，前几天被都铁头掌砍过的右手条件反射似的有些痛，当即就伸手到怀里掏枪。都其鑫也认出了他，赶紧声明：“警察同志别误会，我是来自首的！”
　　张忠友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愣怔了一下：“自首？”
　　“对对对！我是来向政府自首的！”都铁头一边说，一边退到大门侧的墙壁前，转过身子，面壁而蹲。
　　这时，门卫也被惊动了，出来查看。张忠友让他往刑侦队打个电话，通知纪世贝。他已经领教过都铁头的身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在一旁仔细盯着。但想到对方是自首，又安抚了几句，大意是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来自首，说明有了觉悟，本来事儿就不大，你要好好交代，争取获得从宽处理云云。
　　那边纪世贝也是大吃一惊，连忙带了小沈、小史出来。由于都其鑫前几天跟专案组相见时曾有“不凡表现”，刑警不得不防，给他上了两副白铜手铐。张忠友想起他那招空中飞脚就暗吸冷气，真想另外奉送一副十八斤大镣给他。
　　扣着两副手铐的都其鑫随即接受讯问。刑警此刻最关心的是那口保险箱，一问，得到的回答是没了。保险箱不是肥皂泡，怎么会平白无故没了呢？都铁头说真的没了，给鄂老三抢走了！

十三、“策反”行动

　　原来，都铁头通过王宝相得知鄂老三有口保险箱藏在“孙记酱园”后，立刻策划了“夺箱行动”。那天晚上，他把保险箱抢到手，随即叫上王宝相一起，把装着保险箱的木船摇至大约三里地之外一户郝姓市民家的临河后院。 　　小河水底并不是鄂老三选定的存放地点，他还得继续挪动保险箱，而且是在水中挪动。那么，他要把保险箱藏到哪里去呢？在这段四百米左右的距离内，什么地方小船到不了，同时又能藏匿那口保险箱？符合条件的地点只有一处，就是蒋家祠堂后面的池塘与小河连接的那条沟渠。
　　小史得出结论：鄂老三把保险箱重新放回当初打捞起来的那个池塘里了！
　　再次提审鄂老三的时候，刑警心里有了底，说出的话句句带骨头，刺得鄂老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只好交代，他的交代内容跟小史的分析完全相符。
　　该案侦破后，小史也因此一战成名，毕业分配时顺利进入武汉市公安局当上了一名刑警。

十五、起获银箱

　　当天晚上，专案组前往现场打捞保险箱。保险箱被运至分局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打开的事儿了。
　　5月11日，汪莘敏被接到分局，一起前往的还有武汉市公安局技术室一名擅长开锁的专家，以及另外两名在武汉颇有名气的锁匠。原以为这等强大的阵容，开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哪知，以锁王为首的四位专家面对这口连哪个国家出品都不知道的保险箱（铭牌上的字迹已经锈蚀，无法辨别）竟然束手无策。后来坊间传言，这跟锁王骨伤未愈有关，因为开锁全是凭手感操作，他的右手伤成这个样子，哪有什么感觉？
　　无奈，刑侦处领导又召集了三位能工巧匠，后来都是被评为八级钳工（系最高级别）的，他们与锁王等四人一番商议后，认为可以在不损坏箱体内部物品的前提下把保险箱破开。可是，方案报上去，市局领导不同意，说一定要设法保持箱体完整。既然在武汉找不到对付得了它的专家，就在湖北全省物色。上报到湖北省公安厅，省厅也同意这个想法。可是，连省城武汉都找不到能够打开这口保险箱的高人，其他地方就更甭想了。
　　省厅决定向兄弟省市求援，拍发了数份机要电报。1952年5月17日，一位来自南京市的不知姓名的神秘人物由数名便衣陪同着抵达武汉。武汉警方原准备让锁王等四人与该神秘男子一起开箱，但遭到南京方面的断然拒绝，他们只允许武汉警方指派一人在现场监护。这口保险箱确实难对付，可能跟其在水底淤泥里埋了数年也有关系，反正那神秘男子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三时许，方才把箱门打开。
　　箱门一开，南京来人看也不看，立刻全体退出。专案组两名刑警纪世贝、张忠友随同市局刑侦处领导一起清点箱内物品。保险箱内装了些什么东西呢？清点记录如下——
　　一口白铜小盒中，装着金条十根，共计一百两（十六两老秤）；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七八成新的照相机一架；紫砂壶一个；另有一个密封着的洋酒瓶，拧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质地甚好的道林纸，纸页上画着一个正方形框框，框内是一个顶格的“十”字，合起来就是一个“田”字的形状。“田”字的四个空白小框里，分别写着英文字母：Nttmr、Ettm、Ssm、Wtm，看上去是用蘸水钢笔写的。
　　根据上级指示，由于保险箱内那张纸上的疑似密码尚未破解，所以这个案子还不能结案，让专案组继续调查，弄清纸上的那个“田”字和英文是什么意思。纪世贝、张忠友这下头痛了，他们压根儿没受过破解密码方面的训练，这活儿该怎么干？这简直比破案还难啊。
　　可领导发了话，专案组成员只好坐在一起开动脑筋。其时实习生小沈、小史尚未毕业，没有正式入警，之前根据领导指示，并未让他们前往开箱现场，纪世贝、张忠友也没透露打开保险箱后发现了哪些物品。即使是眼下，也不过因工作需要允许他们看了那张上面有疑似密码的道林纸。
　　小沈和小史，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二辍学，离开学校都已经数年了，在校时并不是什么高才生，离开学校后也不是在洋行打工，学过的英语单词早就忘光光了。当下，两人看看道林纸，又你瞅我，我瞅你。纪世贝、张忠友还以为他们已经心里有数，暗忖看来还是读书有用，两个小青年认识英文，只扫溜了一眼就知晓意思了！哪知，小沈开腔道：“看来得找一本《英汉对照词典》。”
　　当时分局没有图书馆，只有个资料室，可是资料室里却没有《英汉对照词典》。张忠友想了想，说要么到抄没物资库房去看看。果然，发现了一本十几年前上海一家出版公司翻印的《最新中英文对照词典》，一看那印刷质量就是七拼八凑汇编成册的盗版书。但此刻急着要用，也就顾不得讲究了。
　　可是，查阅下来的结果让专案组众人更是莫名其妙：Nttmr和Ettm——并非什么单词，也不是缩写，书上根本查不到；Ssm——二级准尉的缩写；Wtm——“世界旅游博览会”的缩写。纪世贝看着纳闷儿：“不对啊，怎么会是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呢？”
　　张忠友说：“就是，别说还有两个词没查出来，就是查出来也连不上啊。二级准尉？日本鬼子有准尉军衔，可就一个级别，没有什么一级二级的；国民党也有准尉军衔，可是也就一个级别，不分什么一级二级。这肯定不对呀！”
　　小沈、小史无咒可念，只有面面相觑。
　　纪世贝想了想说：“咱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画这张图纸的家伙为什么要划拉这些东西？无非是想留下一个记忆，等于是在本本上记下一些要紧事儿。保险箱当初是从蒋家祠堂里偷偷抬出来扔到池塘里的，时间正是日本投降那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加上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可以想见必是急着要把这口保险箱藏到一个安全处所。如果仅仅是那一百两黄金、一支手枪加一百发子弹，还有一把紫砂壶——哦，一不留神说漏了，不过也无所谓——这几样东西，恐怕还不至于被那几个日本军官作为一桩了不得的秘密藏匿起来。换句话说，这张图纸上的内容肯定比黄金、手枪、紫砂壶重要。这些重要物品的体积肯定比这口保险箱大得多，否则直接放进保险箱不就得了？因为体积大，只好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埋在地下、藏于山洞、沉于水底之类的手法。这张图纸就是为了标明密藏的那批物品的位置。那些东西会不会就藏在蒋家祠堂里呢？”
　　张忠友说：“我看不会。据鄂老三一伙交代，蒋家祠堂的那个看门人崔老头儿对鄂老三说过，这口保险箱是8月15日前几天由两个日本宪兵用汽车从外面运进来的，所以，这张图纸上标明的不会是祠堂里藏匿物品的位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图纸是保险箱运进来之后才放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