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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应用，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翻译规范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应运而生。本文以图里的代表作《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图里翻译规范的主要思想加以分析，进而指出图里翻译规范论的贡献以及不足，希望能对当代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规则；规范；特异倾向；描述性翻译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逐渐由传统的翻译规范研究转向描述翻译研究,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描述
性翻译研究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止休的争论，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的概念。执教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吉迪恩·图里是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图里分析了“规则（rules）”“规范（norms）”和“特异倾向（idiosyncrasies）”的区别，本文围绕图里翻译规范论的产生、发展及主要内容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意义与局限性，期望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所启示。
一、 图里翻译规范论的理论来源和主要思想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社会符号置于相互影响的多元系统中,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和系统性的新途径。自此以后,西方译学研究从理论阐述向文本描述转移。到图里对翻译进行描述研究时，这种研究范式得以进一步完善。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特别强调研究两种不同系统中作家、作品、读者及其文学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对源语和目的语的语用和接受关系,甚至包括出版发行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并指出翻译是受到社会文化规范限制的活动，其社会、文化特点使之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因素限制。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可受原文及其规范支配，也可受目标语中使用的规范支配。
1. 在翻译规范的来源上：图里的翻译规范产生于对同一原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翻译的文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而翻译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翻译有不同的界定，反映出译者优先考虑的因素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潜意识因素。由于规范决定了译者的抉择，因而也就决定了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某一阶段翻译活动的总体观念，即特定文本库的总体观念。如此一来，也就为探索翻译行为的基本规律创造了条件。正如图里所言：“描述研究积累起来的发现应该可以形成一系列连贯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确定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变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即是说，发现翻译规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描述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探索翻译的规律。
2. 在翻译实践中：图里认为“规范制约所有种类的翻译，这并不是说用完全相同的规范约束它们，而且，规范能运用于翻译活动的任何阶段，能反映在翻译产品的每一层面”。他认为，译者通常受到两类规范的制约：首先，预先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具体讲就是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预先规范主要关注“翻译方针和翻译的直接性”。而翻译的直接性则是指翻译是不是通过某种媒介语言完成的。其次，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矩阵规范，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文本规范，抉择过程的不断进行所采取的具体操作规范将决定译者的选择。图里还提出，预先规范是其他具体规范的统领，在“逻辑上和时序上优先于操作规范”。
3. 在翻译规范的建立上：图里指出，翻译规范的建立需通过两个主要途径：“篇章和篇章外”。译文篇章本身是各种翻译规范的集中体现，是分析各种规范的资料总库，是多种多样的规范之源泉。篇章外是集半理论性或评论性的观点为一体，如翻译的规定性理论和译者、编辑、出版人以及翻译活动所涉及人员对个别作品，译者或翻译“流派”的评介等。翻译规范来自于篇章是因为规范不是直观的，人们实际观察到的并不是规范本身而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规范本身并不是显性的，它们隐含在译文篇章之中。来自于篇章外的规范性的看法、观点也是规范的来源之一，但它有可能不够全面或带有偏见，必须慎重对待。要力图识别它们反映的文化格局。要对各种不同规范性看法进行相互比较，分析它们与实际翻译行为所展示的模式之间的冲突，从而寻找到对翻译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
二、 图里翻译规范论的贡献与不足
图里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定出一整套的翻译规范来制约译者，而是通过对大量译本的研究，探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普遍规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规范要通过不断学习，知识的不断积累，从而总结出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规范和准则。图里翻译规范论既是描述性的, 又是以目标语为指向的。这种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述使研究者得以客观、全面地看待翻译,而不必拘泥于忠实完美的理想，从而使翻译研究超越了传统译论的局限性,并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通过对翻译规范认识的不断积累，可以系统地陈述可能的翻译方式，最终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
也有些学者对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提出异议。
首先，他们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束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他们指出，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主体。翻译时，他受到社会因素影响，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还是选取翻译策略，他们都受主体性的影响。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是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之下，所以译文常是译入语文学的源泉，也就是倾向于异化。这样译文则会模仿译入语文学中主导类型业已确立的传统规范，甚至死守原创文学已经放弃的旧规范，成为主要的保守因素，也就是倾向于归化。译者的能动性在这里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了。由此可见，在描述翻译研究那里，译者往往只是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借以操纵译文的媒介而已，其自身的创造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文化因素的制约，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本人。
其次，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论是描述性的，而翻译标准本身的描述性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用描述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韦努蒂提出，“翻译研究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仅仅是将翻译作为文化史或是文化批评的研究课题这一举措，就已经是对翻译在当前文化等级制度中边缘地位的一种反抗，而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课题的选择总是会与当前的文化需求有关”。
但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和他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继图里之后，赫曼斯和切斯特曼在翻译规范上也颇有建树。切斯特曼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他的翻译规范论是对图里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他认为，翻译规范是由翻译理念因子演变而来，提出了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赫曼斯吸收了图里规范研究的积极成果后，系统分析了规范的规定性和由规范概念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抛弃对等概念的合理性。由此可见，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在翻译研究史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根茨勒将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贡献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否定了文学或语言学意义上的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因素使然）；第二，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第三，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第四，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原语和译文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三、 结束语
尽管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存在不足之处，但以图里为代表的翻译规范论在翻译研究上的作用是显著的。他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翻译的多维性质，使译者的策略和一些翻译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学者把翻译规范应用到译本的分析中，也有人把它应用到专业术语的翻译中去，解决了不少问题。总之，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为翻译从传统的规范研究走向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2]Hermans.Translation in System: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 Explained [M].Manchester:St.Jerome,1999.
[3]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规则；规范；特异倾向；描述性翻译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逐渐由传统的翻译规范研究转向描述翻译研究,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描述
性翻译研究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止休的争论，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的概念。执教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吉迪恩·图里是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图里分析了“规则（rules）”“规范（norms）”和“特异倾向（idiosyncrasies）”的区别，本文围绕图里翻译规范论的产生、发展及主要内容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意义与局限性，期望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所启示。
一、 图里翻译规范论的理论来源和主要思想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社会符号置于相互影响的多元系统中,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和系统性的新途径。自此以后,西方译学研究从理论阐述向文本描述转移。到图里对翻译进行描述研究时，这种研究范式得以进一步完善。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特别强调研究两种不同系统中作家、作品、读者及其文学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对源语和目的语的语用和接受关系,甚至包括出版发行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并指出翻译是受到社会文化规范限制的活动，其社会、文化特点使之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因素限制。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可受原文及其规范支配，也可受目标语中使用的规范支配。
1. 在翻译规范的来源上：图里的翻译规范产生于对同一原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翻译的文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而翻译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翻译有不同的界定，反映出译者优先考虑的因素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潜意识因素。由于规范决定了译者的抉择，因而也就决定了翻译文本与原文文本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某一阶段翻译活动的总体观念，即特定文本库的总体观念。如此一来，也就为探索翻译行为的基本规律创造了条件。正如图里所言：“描述研究积累起来的发现应该可以形成一系列连贯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确定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变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即是说，发现翻译规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描述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探索翻译的规律。
2. 在翻译实践中：图里认为“规范制约所有种类的翻译，这并不是说用完全相同的规范约束它们，而且，规范能运用于翻译活动的任何阶段，能反映在翻译产品的每一层面”。他认为，译者通常受到两类规范的制约：首先，预先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具体讲就是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预先规范主要关注“翻译方针和翻译的直接性”。而翻译的直接性则是指翻译是不是通过某种媒介语言完成的。其次，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矩阵规范，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文本规范，抉择过程的不断进行所采取的具体操作规范将决定译者的选择。图里还提出，预先规范是其他具体规范的统领，在“逻辑上和时序上优先于操作规范”。
3. 在翻译规范的建立上：图里指出，翻译规范的建立需通过两个主要途径：“篇章和篇章外”。译文篇章本身是各种翻译规范的集中体现，是分析各种规范的资料总库，是多种多样的规范之源泉。篇章外是集半理论性或评论性的观点为一体，如翻译的规定性理论和译者、编辑、出版人以及翻译活动所涉及人员对个别作品，译者或翻译“流派”的评介等。翻译规范来自于篇章是因为规范不是直观的，人们实际观察到的并不是规范本身而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规范本身并不是显性的，它们隐含在译文篇章之中。来自于篇章外的规范性的看法、观点也是规范的来源之一，但它有可能不够全面或带有偏见，必须慎重对待。要力图识别它们反映的文化格局。要对各种不同规范性看法进行相互比较，分析它们与实际翻译行为所展示的模式之间的冲突，从而寻找到对翻译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
二、 图里翻译规范论的贡献与不足
图里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定出一整套的翻译规范来制约译者，而是通过对大量译本的研究，探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普遍规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规范要通过不断学习，知识的不断积累，从而总结出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规范和准则。图里翻译规范论既是描述性的, 又是以目标语为指向的。这种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述使研究者得以客观、全面地看待翻译,而不必拘泥于忠实完美的理想，从而使翻译研究超越了传统译论的局限性,并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描述性的翻译规范论通过对翻译规范认识的不断积累，可以系统地陈述可能的翻译方式，最终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
也有些学者对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提出异议。
首先，他们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束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他们指出，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主体。翻译时，他受到社会因素影响，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还是选取翻译策略，他们都受主体性的影响。图里的翻译规范论是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之下，所以译文常是译入语文学的源泉，也就是倾向于异化。这样译文则会模仿译入语文学中主导类型业已确立的传统规范，甚至死守原创文学已经放弃的旧规范，成为主要的保守因素，也就是倾向于归化。译者的能动性在这里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了。由此可见，在描述翻译研究那里，译者往往只是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借以操纵译文的媒介而已，其自身的创造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文化因素的制约，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译者本人。
其次，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论是描述性的，而翻译标准本身的描述性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用描述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韦努蒂提出，“翻译研究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仅仅是将翻译作为文化史或是文化批评的研究课题这一举措，就已经是对翻译在当前文化等级制度中边缘地位的一种反抗，而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课题的选择总是会与当前的文化需求有关”。
但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和他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继图里之后，赫曼斯和切斯特曼在翻译规范上也颇有建树。切斯特曼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他的翻译规范论是对图里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他认为，翻译规范是由翻译理念因子演变而来，提出了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赫曼斯吸收了图里规范研究的积极成果后，系统分析了规范的规定性和由规范概念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抛弃对等概念的合理性。由此可见，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在翻译研究史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根茨勒将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贡献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否定了文学或语言学意义上的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因素使然）；第二，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第三，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第四，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原语和译文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三、 结束语
尽管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存在不足之处，但以图里为代表的翻译规范论在翻译研究上的作用是显著的。他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翻译的多维性质，使译者的策略和一些翻译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学者把翻译规范应用到译本的分析中，也有人把它应用到专业术语的翻译中去，解决了不少问题。总之，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为翻译从传统的规范研究走向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2]Hermans.Translation in System: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 Explained [M].Manchester:St.Jerome,1999.
[3]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