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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在意“人品”的商人
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有一个排名第四的人物列于其上，使我们借以看清当代苏商的脸孔，他就是张近东。
1984年，21岁的张近东走出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进入一家南京鼓楼区属企业。那段时间，中国出现一股“下海”潮流，张近东也跃跃欲试。工作之余，他承揽了一些空调安装工程，这使他攒到了10万元资本。
1990年12月，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张近东辞去了固定工作，在远离闹市的南京宁海路上租下一个小门面，面积不足200平方米，专营空调批发。下海第一年十分顺利，做到了6000万元营业额，纯挣1000万，张近东时年28岁。
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这家并不起眼的“小门面”竟能成为今天门大店大的苏宁电器，而张近东则成为“中国连锁风云人物”。
如今，苏宁电器一跃成为中国家电业的江湖大佬，然而，走近张近东，我们感受最深的却是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情结。
业内人士评价张近东，与他自己看重的方面如出一辙，世人除了钦佩他经商的才华、胆识和魄力，更多是赞赏他的人品：坚韧执著，低调实在，非常有亲和力。
事实上，这一点并不是张近东的独有品质，而是苏商身上共通的一种特质。以“商品”来追求“人品”，以“人品”作为一种人生价值实现，似乎成为当代苏商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说到慈善，我们必然会想到如今很著名的一位江苏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他是江苏泗洪人。2011年他面对公众的诈捐质疑，一句“人在做，天在看”，颇有政治话语的风范。10年来，他为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突破81亿，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善”，连续三年进入中国慈善家排行榜。2008年，陈光标光荣当选全国抗震救灾模范，2010年9月，他宣布死后捐出全部财产（50余亿人民币），一时引爆舆论。
最近，他先是砸奔驰车，紧接着又去贵州开个人慈善演唱会，向观众捐猪、羊，高调行善，雷动中国。
商人如此在意人品，又如此执著于慈善，不禁让人有点不解。我们想弄明白的是，这到底是苏商们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他们身体里流淌着这样的文化血液？
鱼米之乡的商人哲学
商帮的产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客观地说，江苏是最不可能产生商帮的省。
我们从历史上去看，江苏1667年因清代江南省东西分置而建省，江宁府、苏州府各取首字，就成了江苏。江苏简称“苏”，而繁体字“蘇”，是由草、鱼、水、禾四字组成，它等于告诉你，这里是鱼米之乡。
就商帮形成的原因来看，苏商产生，一半是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有点类似赣商；而多半是因为地域靠海，可以发展海外贸易，这又跟浙商相同。比方洞庭商人沈万三的致富原因，后世流传三种说法：垦殖说、分财说、通番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认同“通番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
也因为上面这些条件跟原因，苏商的特点，介于赣商、浙商之间，有点像两者的混合新生物。
正因为这一特点，苏商的发生地没有浙商那么广泛，它只萌芽于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
徽商暴发，源于贩盐，苏商起家，瞄上的是经营米粮和布帛。盐和边疆互市的商品，是朝廷专营或严加控制的商品，这导致徽商与官府必须走得很近；苏商做米粮和布帛的买卖，可以与专制政权保持一定距离。这些商品没有被政府严控，所以，苏商不能因朝廷的格外优惠而暴发，也不会因朝廷的百般勒索而骤落。这种经营之路，与赣商类似，不同于传统商帮最具典型性的发迹道路。
不走传统商帮发迹之路的苏商，在历史的崎山岖岭中会有怎样的遭遇？这要看江苏的地域性格与它的周邻。
脑海中浮现江苏的地图，它东边是黄海，北方依山东，西面靠安徽，南邻接浙江。山东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镇，江苏受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历代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俨然传统文化重地。浙江与黄海带来的海外贸易风气，又让它的身上缭绕几丝工商业文明的气息。这种相互冲突又融合的特性，构成了苏商独特的命运。
苏商虽然主动在保持距离，但不幸的是，从一开始它就被抛入了帝国的掌握之中，被权力把玩与吞吐，其中的瓜葛与纠结，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他就是沈万三。
沈万三对后世苏商性格影响深远。
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前者是武力与权力无人能匹的开国皇帝，后者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当他们狭路相逢，非得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就此开场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帝国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商人具备挑战中央集权的实力，两者狭路相逢，只是时间与运气的问题，沈万三又正好撞在这个节骨眼上。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离奇故事，就像历史早安排好了一样。
沈万三的教训，就像一个用墓碑做的指路牌，从此被当做权力社会下商人命运的反面教材，被后来者吸取，小心翼翼地避过。人们以前只知道，诸侯与皇帝权力之争，存在“功高震主”，所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说，有功成身退之人；但人们哪里想到，富商财力与皇帝权力也会碰撞，也会“财高压主”。财力与权力打对抗赛，实践证明财力不堪一击。
教训实在过于深刻，由此，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域文化，以及沈万三这段独特的经历，在后世的洞庭商人中产生了决定方向性的影响，即他们在行为上普遍低调，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无一不先考虑权力，在权力的五指山里发挥财力，有点像螺蛳壳里做道场，精忠报国、实业爱国，成为洞庭商人最爱戴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保护色。这种特性坚持下来，时间一长，逐渐又成了一种文化。
低调也能跟江苏文化的本质搭调。内陆水文化往往偏向于温柔、敦实，柔韧和低调成为这种文化的主打色。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然精打细算、长于管理。由此，苏商与浙商在企业家的类型、气质上，也开始产生分别。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浙商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民间流传一句俗话，“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是这种分别最形象的概括。
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朝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方向发展，苏商的事业，与国家从此一直融在一起。和平年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就是实业富国、实业爱国，混乱时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又换成实业救国。其中最醒目的个例，有张謇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张謇一生倡导实业救国，做过不少有实绩有影响的大事。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他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他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同张謇比较，与之同时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则更是一个纯粹的以人品、慈善立身的商人。
在实业爱国的文化心理鼓动下，荣氏兄弟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一路看下来，低调的苏商，实业爱国有一根清晰的逻辑链条。在“纺织大王”张謇、“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时代，正是他们在国家疲弱的时候，点燃了实业兴国的希望；在改革开放之后，“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更是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典型。
改革开放后，吴仁宝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使华西村迅速成为全国首富村。1996年，华西村工业经济总量超20亿元，全村居民住房别墅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村民家庭拥有轿车，户户存款超过6位数。华西村积极扶持贫困村的经济发展，“九五”期间帮助周边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8个村、8000人脱贫致富。华西村除每年开办扶贫培训班外，还在宁夏、黑龙江投资兴建两个新华西，走出一条先富帮后进的成功实践路子。1996年，吴仁宝还因此荣获首届紫金杯中国杰出企业家成就奖。
吴仁宝是“人品立身、醉心慈善、实业爱国”三种性格元素最奇妙结合后的产物。
如今，以张近东、施正荣、祝义材、沈文荣、周海江、高德康等为代表的“新苏商”，都在各个领域发起冲锋。2007年央视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评选，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康同时上榜。这些著名的苏商，仍然延续了前辈的文化基因。
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也只有在苏商当中，它将权力社会与财力社会的需求，同时打包背在肩上，四平八稳地踏着宽阔而平坦的商路前行。
财力、权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要弄明白是福是祸，我们先来看财力社会与权力社会的不同点。
财力社会的起点是个体，强调个人独立、意志自由；权力社会的起点是整体，强调团体第一、绝对服从。两者是完全反着来的。
苏商作为商人，他们首先是个体。个人独立，意志自由，不单是苏商，也是一切商人存在的前提。但中国文化的根，是团体意识。简单地说，作为个人独立、意志自由的苏商，在一开始就面临着权力的高压。他们首先就需要学会处理面对高压的方法。第一个遭遇这个难题的人，就是范蠡。
从历史渊源看，管仲、子贡虽也商业有成，但他们在政治、学问方面的成就掩盖了商业成绩，中国的商祖，真正意义上说，是陶朱公范蠡。他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辞去相职，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美女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做起了职业大商人。
范蠡的正面教材，与沈万三的反面教训，共同为后来的苏商提供了一个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的参考坐标。后来者有了坐标做尺子，就自觉地懂得了，做商业也好，发财也罢，无论如何也无法躲避政治。与其去躲，不如主动迎接。这是张謇、荣氏兄弟、席素贵家族等等，都将自己的商业鸟巢主动放进爱国的避风铁屋中的原因。
这样貌似财力与权力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而且衔接得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无论如何无法避免，而且关键还是，财力的发育轨迹，与权力的运行逻辑，注定是两根铁轨一样的线，无法相交，也无能合二为一。
将商业鸟巢避风于屋，固然安全，但同时却失去了自由，这注定需要苏商付出代价。
籍贯江苏大丰的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篇名为《苏商的虚荣》的博文中，直言不讳地作了形象而透彻的批判：“我觉得我比很多同行虚荣，喜欢抛头露面、好为人师、做人前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一些江苏生意人的通病——喜欢吹牛，喜欢攀附权贵，喜欢得到荣誉称号，喜欢坐主席台，喜欢当各类组织中的领导。我看某地江苏商会选会领导，争夺高层职务的那种斗争真的非常投入，但其实争完了也基本不做啥事情。这与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的表现差距很大，浙商、闽商与粤商中虚荣的人也有，但相比较而论，他们更注重里子，注重实在的生意，注重踏实挣钱；他们也结交权贵，但是他们比较少去以争夺这个为爱好；他们也会想做商会的头儿，但他们不是只做一个牌位而尽量想把组织整得创造利益，而且他们自己首先得承担点责任。相对而论，苏商玩虚、玩文、玩权的兴趣，全面超越其他这些商人群体。大家看陈光标的炫善、唐骏的炫知、严介和的炫能，其实其中都有过强的虚荣成分，而且这种虚荣又带有很强的不把其他人当回事的特点，因此稍有状况往往问题就会扩大化。
我一直在想江浙靠得那么近，文化为啥差别那么大？我没有权威与最终的答案，但我有揣摩的答案：一是两地虽都有重文的传统，但浙人的重文更注重去谋求实在的利益与能耐，而苏人的重文更期待谋得权位与名望，这个似乎是在各自的乡土文化中就已经埋植了的；二是浙人在发展中注重自我努力与自我认同，而且更注重小圈子的认同，而苏人在发展中注重自我努力而获得外部认同特别是权势者的认同，在获得这种认同后往往更加表现权势，而不是小圈子的自我互助，因此苏人更能出社会领导人与光耀乡里式的领袖人物，而浙人更讲究造福有限的圈子，成为一界一地一行的领袖，或者当不当领袖也不那么重要，就拿干的事情来说好了；三是浙人以利为本位，专谋一利，苏人以义号召，更想通吃，因此一个浙商发达了读了EMBA是为了帮助做生意更大与更好，而一个苏商更可能显示自己是在学位上也更有造就，一个浙商愿意以帮助一个地方领导的姿态去做生意，最终与政治家各得其利，而一个苏商更愿意炫耀他与领导的关系是多么铁，多么说得上话，甚至该领导对他多么言听计从，该领导的业绩多大程度上是靠他的帮忙。
说到底，浙商是明着为利的，尽管你可能对他一开始有点不舒服，最后还觉得他很实在；而苏商则可能明里更不愿意表现利的，甚至是表现得大公无私的，但是他要的东西比他说的要自我得多，而且最后要能让你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让你感到恶心。”
看来，苏商的历史债务实在比较沉，我们再放进全国比较，同处沿海，它既没能像浙商那样沉淀出工商业文明的传统，也没有像粤商那样将整个省拓展成一个天生的市场，甚至连闽商那种敢闯敢拼的冒险精神都跟不上。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江苏人同江西人，苏商同赣商一样，传统积淀深厚，四平八稳，中庸和谐，很难给他们一个确切的形象定位。
可以说特点即是优点，也是缺点，但它们相对还是有一根性格主线。可是，挑不出什么缺点的江苏，确实有点大众化、“泛中国化”。是什么造成江苏人这样？有人认为，这是生于鱼米之乡和平原的人没有宽广的胸怀，没有远大的理想所致。一家之言，姑妄听之。在我看来，深层次的问题，正是他们太过谨小慎微，将财力与权力搅在一起，彼此不分，平均用力。这样安全倒是安全了，但后果是，无论是在商业文化，还是在社会文化一块，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对未来能起到引领性的东西来，这才是江苏最大的软肋。
商帮时代的文化遗产过于沉重，成为今天商会中的新苏商的桎梏。毫无疑问，凭权力与财力叠加出满身贵族气息的苏商欲有大作为，必得先厘清和改造它的文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以计日程功。
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有一个排名第四的人物列于其上，使我们借以看清当代苏商的脸孔，他就是张近东。
1984年，21岁的张近东走出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进入一家南京鼓楼区属企业。那段时间，中国出现一股“下海”潮流，张近东也跃跃欲试。工作之余，他承揽了一些空调安装工程，这使他攒到了10万元资本。
1990年12月，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张近东辞去了固定工作，在远离闹市的南京宁海路上租下一个小门面，面积不足200平方米，专营空调批发。下海第一年十分顺利，做到了6000万元营业额，纯挣1000万，张近东时年28岁。
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这家并不起眼的“小门面”竟能成为今天门大店大的苏宁电器，而张近东则成为“中国连锁风云人物”。
如今，苏宁电器一跃成为中国家电业的江湖大佬，然而，走近张近东，我们感受最深的却是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情结。
业内人士评价张近东，与他自己看重的方面如出一辙，世人除了钦佩他经商的才华、胆识和魄力，更多是赞赏他的人品：坚韧执著，低调实在，非常有亲和力。
事实上，这一点并不是张近东的独有品质，而是苏商身上共通的一种特质。以“商品”来追求“人品”，以“人品”作为一种人生价值实现，似乎成为当代苏商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说到慈善，我们必然会想到如今很著名的一位江苏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他是江苏泗洪人。2011年他面对公众的诈捐质疑，一句“人在做，天在看”，颇有政治话语的风范。10年来，他为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突破81亿，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善”，连续三年进入中国慈善家排行榜。2008年，陈光标光荣当选全国抗震救灾模范，2010年9月，他宣布死后捐出全部财产（50余亿人民币），一时引爆舆论。
最近，他先是砸奔驰车，紧接着又去贵州开个人慈善演唱会，向观众捐猪、羊，高调行善，雷动中国。
商人如此在意人品，又如此执著于慈善，不禁让人有点不解。我们想弄明白的是，这到底是苏商们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他们身体里流淌着这样的文化血液？
鱼米之乡的商人哲学
商帮的产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客观地说，江苏是最不可能产生商帮的省。
我们从历史上去看，江苏1667年因清代江南省东西分置而建省，江宁府、苏州府各取首字，就成了江苏。江苏简称“苏”，而繁体字“蘇”，是由草、鱼、水、禾四字组成，它等于告诉你，这里是鱼米之乡。
就商帮形成的原因来看，苏商产生，一半是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有点类似赣商；而多半是因为地域靠海，可以发展海外贸易，这又跟浙商相同。比方洞庭商人沈万三的致富原因，后世流传三种说法：垦殖说、分财说、通番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认同“通番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
也因为上面这些条件跟原因，苏商的特点，介于赣商、浙商之间，有点像两者的混合新生物。
正因为这一特点，苏商的发生地没有浙商那么广泛，它只萌芽于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
徽商暴发，源于贩盐，苏商起家，瞄上的是经营米粮和布帛。盐和边疆互市的商品，是朝廷专营或严加控制的商品，这导致徽商与官府必须走得很近；苏商做米粮和布帛的买卖，可以与专制政权保持一定距离。这些商品没有被政府严控，所以，苏商不能因朝廷的格外优惠而暴发，也不会因朝廷的百般勒索而骤落。这种经营之路，与赣商类似，不同于传统商帮最具典型性的发迹道路。
不走传统商帮发迹之路的苏商，在历史的崎山岖岭中会有怎样的遭遇？这要看江苏的地域性格与它的周邻。
脑海中浮现江苏的地图，它东边是黄海，北方依山东，西面靠安徽，南邻接浙江。山东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镇，江苏受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历代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俨然传统文化重地。浙江与黄海带来的海外贸易风气，又让它的身上缭绕几丝工商业文明的气息。这种相互冲突又融合的特性，构成了苏商独特的命运。
苏商虽然主动在保持距离，但不幸的是，从一开始它就被抛入了帝国的掌握之中，被权力把玩与吞吐，其中的瓜葛与纠结，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他就是沈万三。
沈万三对后世苏商性格影响深远。
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前者是武力与权力无人能匹的开国皇帝，后者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当他们狭路相逢，非得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就此开场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帝国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商人具备挑战中央集权的实力，两者狭路相逢，只是时间与运气的问题，沈万三又正好撞在这个节骨眼上。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离奇故事，就像历史早安排好了一样。
沈万三的教训，就像一个用墓碑做的指路牌，从此被当做权力社会下商人命运的反面教材，被后来者吸取，小心翼翼地避过。人们以前只知道，诸侯与皇帝权力之争，存在“功高震主”，所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说，有功成身退之人；但人们哪里想到，富商财力与皇帝权力也会碰撞，也会“财高压主”。财力与权力打对抗赛，实践证明财力不堪一击。
教训实在过于深刻，由此，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域文化，以及沈万三这段独特的经历，在后世的洞庭商人中产生了决定方向性的影响，即他们在行为上普遍低调，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无一不先考虑权力，在权力的五指山里发挥财力，有点像螺蛳壳里做道场，精忠报国、实业爱国，成为洞庭商人最爱戴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保护色。这种特性坚持下来，时间一长，逐渐又成了一种文化。
低调也能跟江苏文化的本质搭调。内陆水文化往往偏向于温柔、敦实，柔韧和低调成为这种文化的主打色。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然精打细算、长于管理。由此，苏商与浙商在企业家的类型、气质上，也开始产生分别。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浙商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民间流传一句俗话，“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是这种分别最形象的概括。
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朝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方向发展，苏商的事业，与国家从此一直融在一起。和平年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就是实业富国、实业爱国，混乱时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又换成实业救国。其中最醒目的个例，有张謇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张謇一生倡导实业救国，做过不少有实绩有影响的大事。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他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他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同张謇比较，与之同时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则更是一个纯粹的以人品、慈善立身的商人。
在实业爱国的文化心理鼓动下，荣氏兄弟致力于家乡教育、公益事业，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子小学、公益工商中学(后改为公益中学)、大公图书馆，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
一路看下来，低调的苏商，实业爱国有一根清晰的逻辑链条。在“纺织大王”张謇、“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时代，正是他们在国家疲弱的时候，点燃了实业兴国的希望；在改革开放之后，“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更是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典型。
改革开放后，吴仁宝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使华西村迅速成为全国首富村。1996年，华西村工业经济总量超20亿元，全村居民住房别墅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村民家庭拥有轿车，户户存款超过6位数。华西村积极扶持贫困村的经济发展，“九五”期间帮助周边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8个村、8000人脱贫致富。华西村除每年开办扶贫培训班外，还在宁夏、黑龙江投资兴建两个新华西，走出一条先富帮后进的成功实践路子。1996年，吴仁宝还因此荣获首届紫金杯中国杰出企业家成就奖。
吴仁宝是“人品立身、醉心慈善、实业爱国”三种性格元素最奇妙结合后的产物。
如今，以张近东、施正荣、祝义材、沈文荣、周海江、高德康等为代表的“新苏商”，都在各个领域发起冲锋。2007年央视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评选，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康同时上榜。这些著名的苏商，仍然延续了前辈的文化基因。
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也只有在苏商当中，它将权力社会与财力社会的需求，同时打包背在肩上，四平八稳地踏着宽阔而平坦的商路前行。
财力、权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要弄明白是福是祸，我们先来看财力社会与权力社会的不同点。
财力社会的起点是个体，强调个人独立、意志自由；权力社会的起点是整体，强调团体第一、绝对服从。两者是完全反着来的。
苏商作为商人，他们首先是个体。个人独立，意志自由，不单是苏商，也是一切商人存在的前提。但中国文化的根，是团体意识。简单地说，作为个人独立、意志自由的苏商，在一开始就面临着权力的高压。他们首先就需要学会处理面对高压的方法。第一个遭遇这个难题的人，就是范蠡。
从历史渊源看，管仲、子贡虽也商业有成，但他们在政治、学问方面的成就掩盖了商业成绩，中国的商祖，真正意义上说，是陶朱公范蠡。他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辞去相职，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美女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做起了职业大商人。
范蠡的正面教材，与沈万三的反面教训，共同为后来的苏商提供了一个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的参考坐标。后来者有了坐标做尺子，就自觉地懂得了，做商业也好，发财也罢，无论如何也无法躲避政治。与其去躲，不如主动迎接。这是张謇、荣氏兄弟、席素贵家族等等，都将自己的商业鸟巢主动放进爱国的避风铁屋中的原因。
这样貌似财力与权力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而且衔接得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无论如何无法避免，而且关键还是，财力的发育轨迹，与权力的运行逻辑，注定是两根铁轨一样的线，无法相交，也无能合二为一。
将商业鸟巢避风于屋，固然安全，但同时却失去了自由，这注定需要苏商付出代价。
籍贯江苏大丰的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篇名为《苏商的虚荣》的博文中，直言不讳地作了形象而透彻的批判：“我觉得我比很多同行虚荣，喜欢抛头露面、好为人师、做人前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一些江苏生意人的通病——喜欢吹牛，喜欢攀附权贵，喜欢得到荣誉称号，喜欢坐主席台，喜欢当各类组织中的领导。我看某地江苏商会选会领导，争夺高层职务的那种斗争真的非常投入，但其实争完了也基本不做啥事情。这与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的表现差距很大，浙商、闽商与粤商中虚荣的人也有，但相比较而论，他们更注重里子，注重实在的生意，注重踏实挣钱；他们也结交权贵，但是他们比较少去以争夺这个为爱好；他们也会想做商会的头儿，但他们不是只做一个牌位而尽量想把组织整得创造利益，而且他们自己首先得承担点责任。相对而论，苏商玩虚、玩文、玩权的兴趣，全面超越其他这些商人群体。大家看陈光标的炫善、唐骏的炫知、严介和的炫能，其实其中都有过强的虚荣成分，而且这种虚荣又带有很强的不把其他人当回事的特点，因此稍有状况往往问题就会扩大化。
我一直在想江浙靠得那么近，文化为啥差别那么大？我没有权威与最终的答案，但我有揣摩的答案：一是两地虽都有重文的传统，但浙人的重文更注重去谋求实在的利益与能耐，而苏人的重文更期待谋得权位与名望，这个似乎是在各自的乡土文化中就已经埋植了的；二是浙人在发展中注重自我努力与自我认同，而且更注重小圈子的认同，而苏人在发展中注重自我努力而获得外部认同特别是权势者的认同，在获得这种认同后往往更加表现权势，而不是小圈子的自我互助，因此苏人更能出社会领导人与光耀乡里式的领袖人物，而浙人更讲究造福有限的圈子，成为一界一地一行的领袖，或者当不当领袖也不那么重要，就拿干的事情来说好了；三是浙人以利为本位，专谋一利，苏人以义号召，更想通吃，因此一个浙商发达了读了EMBA是为了帮助做生意更大与更好，而一个苏商更可能显示自己是在学位上也更有造就，一个浙商愿意以帮助一个地方领导的姿态去做生意，最终与政治家各得其利，而一个苏商更愿意炫耀他与领导的关系是多么铁，多么说得上话，甚至该领导对他多么言听计从，该领导的业绩多大程度上是靠他的帮忙。
说到底，浙商是明着为利的，尽管你可能对他一开始有点不舒服，最后还觉得他很实在；而苏商则可能明里更不愿意表现利的，甚至是表现得大公无私的，但是他要的东西比他说的要自我得多，而且最后要能让你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让你感到恶心。”
看来，苏商的历史债务实在比较沉，我们再放进全国比较，同处沿海，它既没能像浙商那样沉淀出工商业文明的传统，也没有像粤商那样将整个省拓展成一个天生的市场，甚至连闽商那种敢闯敢拼的冒险精神都跟不上。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江苏人同江西人，苏商同赣商一样，传统积淀深厚，四平八稳，中庸和谐，很难给他们一个确切的形象定位。
可以说特点即是优点，也是缺点，但它们相对还是有一根性格主线。可是，挑不出什么缺点的江苏，确实有点大众化、“泛中国化”。是什么造成江苏人这样？有人认为，这是生于鱼米之乡和平原的人没有宽广的胸怀，没有远大的理想所致。一家之言，姑妄听之。在我看来，深层次的问题，正是他们太过谨小慎微，将财力与权力搅在一起，彼此不分，平均用力。这样安全倒是安全了，但后果是，无论是在商业文化，还是在社会文化一块，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对未来能起到引领性的东西来，这才是江苏最大的软肋。
商帮时代的文化遗产过于沉重，成为今天商会中的新苏商的桎梏。毫无疑问，凭权力与财力叠加出满身贵族气息的苏商欲有大作为，必得先厘清和改造它的文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以计日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