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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加工贸易更是出现大幅滑落，这一现象引起高层关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转型再次提速。
作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之一的东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率先在全国探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拓展内销市场则是突围的一条路径。
今年以来，东莞遭遇了几起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罢工事件，起因是工人们要求提高社保福利和薪酬待遇，这再次警示东莞加工贸易转型之急。这个曾经依赖低成本、人口红利构建的出口基地，正在陷入成本叠加、竞争环境恶劣的泥沼中，转型风暴正在东莞席卷。
6月18日至21日，加工贸易博览会（下称加博会）将在东莞市开幕。这是全国唯一促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盛会。约有6200多家采购企业，1.5万多名专业买手，及36家商协会陆续云集东莞的厚街镇。与往届单一帮助加工贸易企业拓展内销市场相比，2014加博会更体现内外贸市场双拓宽的特点，旨在体现“制造工厂”产品的“全球行”。沃尔玛、家乐福、巴中贸促会等10个境外采购团及3个境外商协会约170多人也组团参展。
这几天，已参加三届加博会的东丽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东丽公司），正忙着将3吨重、12米高的海藻树“种”在展厅中。这家生产人造植物的企业，多年来靠接单代加工，产品畅销欧洲市场，近年开始了“内外兼修”的营销战略。东丽公司计划今年内销提升到35%。总经理李耀国表示，“早期内销渠道不多，内销比重一直在10%左右，这几年慢慢拓宽了内销平台。”如果你注意，东丽公司的产品已经摆到了家乐福、沃尔玛、IKEA、欧尚等国内大型超市的货架上。
“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重创，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受阻。一些企业尝试着拓展国内市场。
《财经》记者在中国毛衫基地——东莞大朗镇采访时发现，许多代工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尝试内销。在卓为集团的毛衫展示厅，可以看到国内流行的毛衫板型。总经理李文凯说，公司根据国内市场的消费特点，设计出适销的板型并上马专门的生产线，在设计上更追求时尚、快捷反应的特点。“过去外销一件毛衫就赚几元，而内销的精品毛衫，售价是外销的十几倍。”尽管李文凯承认，内销做起来比加工出口要难，但如今在工人三班倒订单也做不完的时代逝去后，内销可称痛中求变。
卓为集团大约90%仍是外销。内销探路刚刚起步。
东莞加工贸易企业曾有过火热的幸福年代。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11亿件毛衫，有8亿件在大朗。全球五分之一的服装制造在东莞，世界每10双运动鞋就有1双产自东莞，超过30%的玩具在东莞生产，每5台电脑就有1台来自东莞。曾有玩笑称，“东莞打喷嚏，全球电脑市场就感冒。”由此，东莞也被冠以“加工贸易之都”。
2008年金融危机终结了这样的幸福年代，订单骤降，工厂减产，近千家企业倒闭，加工贸易一度陷入困境。东莞市委政研室主任邓涛告诉《财经》记者，“大单、长单突然少了，2008年出现的短单急单竟成为新常态。”东莞不得已开始了内销转型。
一没资金、二没渠道、三没经验的加工贸易企业，初试内销多数显露“水土不服”。
大朗镇宣传办副主任罗林生告诉《财经》记者，将销往欧美市场的产品投放国内，根本卖不动。与传统订单式的外贸经营方式不同，加工贸易企业在开拓内销市场时往往遭遇难以与国内零售企业对接、通道成本过高、配送难和货款回笼难等难题。
东莞政研室等部门联合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加工贸易转内销的覆盖面仍小，超半数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并未真正打开内销市场。
为此，东莞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加工贸易转内销政策。东莞在全国率先推出“内销集中申报”，简化海关在内销环节的审价。东莞市财政还拿出3000万元，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内销“集中担保”，并与沃尔玛合作在国内一线城市的30多家沃尔玛购物广场举办“东莞外贸商品展销周”。与阿里巴巴等11家电子商务平台合作，资助近1亿元支持55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
位于东莞东宝路128号的一幢三层大楼是有名的大麦客，其营业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一层和二层主要是会员卖场部分，专门提供来自台湾及东莞本土台商制造的台湾精品，如食品、杂货、玩具、服饰等。东莞市民可在家门口买到4000多种台湾产品。如今“大麦客模式”成为加工贸易拓展内销的样本。
东莞有很多台商企业都是做加工贸易出身，制造水平颇高，联合一些有实力的台资企业做一些产品的设计和创新，通过大麦客品牌或者企业自有品牌开拓内销市场。这是大麦客商贸公司的初衷。
东莞市政府与大麦客合作搭建东莞加工贸易品牌拓内销平台，在大麦客三楼已有100家企业进驻。
大麦客计划，以东莞为公司总部，3年-5年内在全国设十余个营业据点。不过，内销之路并不平坦，大麦客还需要等待中国内需拉动，零售业竞争规则规范等时机的成熟。东莞政府之所以推崇大麦客推内销的商业模式，并愿意为大麦客提供1000万元的引导资金，则是寄望为属于东莞的知名品牌打通渠道，让企业在内销过程中“抱团”提升东莞制造品牌的知名度。
中国超市联合采购交易联席会议秘书长顾建国等专家认为，加工贸易转内销，渠道是最大的门槛。目前制造商直接对接超市百货渐成趋势，他建议东莞探索建立东莞产销联盟。
此次加博会，顾建国带领200多人的采购团队来莞对接，“联席会会员每年在东莞采购金额就达十几亿元”。
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市外资企业国内销售1011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高于出口10.5个百分点，占内外销比重37.4%，比去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
东莞鸿禧商业大厦12层是汇富集团的办公区。每年上千家中小出口企业的订单往来在这里汇集。该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监陈丹告诉《财经》记者，汇富原是一家外贸公司，根据新的贸易情势转身为一家外贸综合服务公司，目前为2300家企业服务，今年有望增加到3600家。这家囊括生产、研发、报关、物流等综合服务的平台得到了国家部委的认可，并称为“汇富模式”。 陈丹说，如今市场变化快、生产零库存化，订单日趋分散化和小量化，国际贸易的新趋势为众多中小微企业涌入外贸市场提供了商机。然而，这些新增的外贸主体在外贸市场很难立足，一种新的组织业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便应运而生。这种综合服务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整合重组、融资、通关、退税、物流、保险等外贸环节，集中代办后统一投放给中小外贸企业，成为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全流程管家。目前深圳、东莞、杭州等地均涌现出这样的外贸服务企业。
记者在大朗采访时，一些中小加工贸易企业负责人反映，加工贸易企业也希望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但对程序不熟，又无足够资金实力，难以负担转型成本，很需要汇富这样的合作者。
像汇富这样类似日本综合商社的新业态，曾行走在政策红线的边缘，时刻面临着因一单失误遭到处罚导致几千家企业业务停顿的风险，去年国务院发布外贸“国六条”，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外贸综合服务”的字眼，从而为正在涌现的这种新组织业态正名。国家副总理汪洋去年到汇富考察时认为，这个模式值得推广。
多位贸易专家表示，这种新模式表明，供应链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单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契约关系，而是战略联盟的高度协同，供应链管理运营商与产业链上的其他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结成伙伴型合作关系。随着价值链的延伸，其获利方式不再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一个节点的获利，而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的利润。
供应链管理就是把供应链最优化，以最少的成本，从采购开始，到满足最终顾客的所有流程，包括工作流程、实物流程、资金流程和信息流程。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大企业，诸如惠普公司、IBM公司、戴尔计算机公司等，都是供应链管理实践中的受益者。香港利丰集团是汇富追求的目标，他们希望拥有在一个“平的世界”中管理供应链的独特模式。
不过，目前这种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因缺乏退税主体地位，正面临监管层的尴尬。“企业不得不绕开现行出口退税制度。如果税务机关对单笔业务有疑问，进行税务稽查，由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成千上万家中小微企业，单笔业务遇到风险很容易引发全面停业，这样会影响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邓涛承认。据了解，目前东莞正在研究具体措施，解决这种组织在退税、稽查，以及异地货物属地报关后还必须转关等监管难题。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咨询部副部长王军等专家建议，可以由商务部牵头在全国沿海出口较发达的地区遴选5家-10家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进行示范，由国家税务总局尽快明确示范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退税的法律主体地位。在考虑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众多中小微企业服务链条长的特点，对其进行风险提醒，并使企业对涉嫌出口骗税的供应商再次进行风险评估，并提供评估结果，在未有稽查结果及充分证据证明该企业参与骗税前，暂不全面停止其退税资格。
除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模式亦在东莞风生水起。
相较于传统外贸方式，跨境电子商务具有海量商品信息库、个性化广告推送、支付方式简洁等优势，而东莞作为制造业之都，是绝佳的货源地，大朗、长安、厚街等产业集群镇便于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敦煌网、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兰亭集势、亚马逊、ebay、东邮、盛世商朝等大型电商都陆续落子东莞。
《财经》记者了解到，阿里巴巴目前在服装重镇虎门、毛织基地大朗建立了贸易链，提供第三方服务。在虎门有五个产业园区，一个做跨境贸易，其余四个为内销平台。其产生的服务利润是传统线下利润的十几倍。
不过，在大朗毛衫基地采访的一些企业目前也遭遇跨境电子商务运行中的尴尬。一家不愿具名的企业总经理说，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在交易方式、货物运输、支付结算等方面与传统贸易方式差异较大，政府监管上有很多不适应，企业感觉操作不畅。
由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的无纸化过程，无法提供通关所需的相关凭证，难以快速通关，规范结汇和退税；小额外贸企业因主要采用航空小包、邮寄、快递等方式无法提供报关单，不能正规缴税并享受出口退税；目前多数跨境电商企业外汇收汇方式，难以应付当前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存在价格高、时间长、易丢包等问题。
《财经》记者获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机构调研报告中提出，新业态倒逼政府管理改革，未来三五年电商业务爆发性增长，将迫使管理模式进行调整。
在东莞还成长出一批生产力服务公司。东莞有1万多家港澳台企业，东莞政府投入近1亿元启动资金，使20多家港台生产力辅导机构在莞设立办事机构，支持港澳台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加工贸易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1200多家被辅导的企业成本平均下降10%，出口上升16%，新增品牌超过114个。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也就是变革商业模式之路。
近年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幅已超过30%，劳动者最低工资也从2005年574元增加到现在的1500多元。加上环保支出、社会保障和员工福利支出加大，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只能有3%到5%的利润。因此，在政策引导下，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开始从传统的人工生产线向智能化生产线裂变。
据来自位于德国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13年中国购买了36560台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五分之一由中国购买，购买量首次超过日本。
为了助长机器人进军制造业，东莞市政府对企业购进机器人有相应的补贴。企业还可以得到融资贴息。
卓为集团目前有70台进口电脑织机，150台国产电脑织机。一台电脑织机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一台织机大约可以替换十个工人。记者在工厂几乎看不到几个操作工人，只听到咝咝的机器声。
“过去一个工人一台机器，现在一个工人看6台到8台机器，工人工资涨高了，质量也稳定，工作环境变得更好。”李文凯说。面对“用工荒”，大朗毛纺基地的企业普遍引进机器人。
与此同时，一些专注制造业的企业开始在产业链上裂变：从专注生产，延展到“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和营销。这在业界叫做“一变三”：从单纯做代工生产，到兼顾生产、研发和市场营销，形成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东莞的邦泽电子公司是一家为德国企业代工生产碎纸机、过胶机、裁纸刀的民营企业，企业在母公司参股的情况下，设立研发部和设计部，目前50%是代加工，50%销售自主品牌。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碎纸机企业。 这种裂变适合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对于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也许预示着在转型中死亡。有些企业在延伸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卓为集团之所以可以上下游裂变，是仰仗2009年投资的房地产，用房地产赚取的利润帮助纺织行业设立研发和营销团队。“如果没有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利润，靠代工的利润根本无法在产业链上延伸。”李文凯坦言。
在东莞，面对裂变之难，中小企业更多选择了聚变。即采取外部集成式的价值链上下游聚合，以前的制造业企业专心做制造业，由专业的研发和营销机构帮助企业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探索出一条生产性服务业向制造业聚集的对接。
转型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转型而是整个产业的转型，是链条上下的整合。《财经》记者在松山湖开发区了解到，这里有松山湖大学创新城、两岸生物技术产业园、台湾高科技园等多个公共研发平台，可与制造企业合作研发。目前东莞有针对毛织、家具、五金、模具等传统制造业的创新服务平台。
由东莞市和广东工业大学投资共建的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就是一个公共创新平台。近年来，与该设计院建立联系的企业有1000多家。东莞市星火机电设备集团的产品经过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重新设计后，当年的国内外订单总数提升了5倍以上，为企业带来了1.8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目前东莞投入数亿元的引导配套资金，引进和建成了公共创新平台15个，专业技术创新平台近20个，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投入研发资金超过300亿元。
30年前是单纯货物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未来则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嫁接，以新的业态嵌入全球价值链。政府则是参与聚变的催化剂，推动生产方式从OEM向ODM和OBM转型，从单纯生产制造向生产研发销售相结合转型，从生产车间向总部经济转型，从贴牌加工向创立（收购）品牌转型，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
一度东莞强调“腾笼换鸟”，现在则更愿意解释“修笼壮鸟”。
邓涛说，“东莞不能放弃制造业，没有制造业东莞就没根了。因此，只有降低监管成本，创造更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才能壮大制造业。”
一段时期，国家加工贸易政策不断收紧，一方面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增加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和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加之各部门对法规解释不一，执行标准不同，企业感到前景迷茫。一部分企业甚至误以为“腾笼换鸟”就是要把加工贸易企业从东莞赶走，将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赶回老家去。
东莞从最早提出的“双转型”到“一增一减”的监管改革；从“加工贸易增效计划”再到“四大体系”促全面转型升级，东莞一直在寻路转型方向。
2008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调研时强调，“今天不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要求东莞把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作为核心任务。
2008年6月，东莞在全国率先探索出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法人企业“无障碍通道”的“东莞模式”，让企业从“生产”到“设计+生产”，从“生产车间”到“企业总部”转变，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全国率先解决了“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转型遇到的停产问题。
2010年，东莞成为全国首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转型升级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东莞开始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破局探路。
2011年，广东省政府先后与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签署了共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多项措施在东莞先行先试，进一步突破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
2013年6月，汪洋副总理到东莞，给东莞外贸转型出了九大课题，要求东莞为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加工贸易转型提供样本。
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能力还不足，运输成本高、物流效率低、经营环境也比较差，许多地区还不具备大规模承接加工贸易的条件，而一些迁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企业也发现，那里的工人纪律性较差，产业配套跟不上，因此，希望“就地转型”。看到这一趋势，东莞提出“修笼孵鸟” “扩笼壮鸟”，孵化一批高附加值的新型业态。并从“加工”和“贸易”两个层面推进，垂直整合上下游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能力。
东莞尝试突破部门原有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希望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服务平台。
针对企业更注重零库存，小单和急单多的特点，由原来企业与外经贸局、海关、检验检疫局“四方联网”、一次录入，发展到新增工商、外汇、国税、财政等四个部门的“八方联网”，助力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货物贸易用汇改革提速，取消繁杂的核销手续，企业为此不用再专门养一个报关员；货物从基隆港出发就可以在海上进行电子报关，海关、检疫、海事等部门同时受理，船抵达虎门港就可以卸货。转型升级提速的“小气候”正在东莞营造。
据东莞相关部门统计，东莞政府的服务“加一”和营商成本“减一”也正在释放制度红利。2013年当年就减负40.5亿元。
企业可以接受成本逐渐攀升的趋势，但对政府管理造成的高成本很有意见。邓涛说，政府的改革，一方面是帮助企业降成本，另一方面帮助寻找高增值的路径。“监管方面最大问题是一个部门一个政策，而且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不通，多是断头路，我们就是将每个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接通到企业家门口。产生政策叠加的效应。”
据了解，目前东莞还将在全国率先暂停外经贸部门加工贸易合同和内销审批，深化海关全程分类监管改革，推进外汇核销和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今年1月至5月，东莞外贸进出口612亿美元，同比增长5.3%，增幅高于全国5.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日完成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提出，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应该在东莞等地设立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创业自由、融资自由、投资自由、营商自由”的新机制。加快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创造”转变。为全国提供转型升级样板。
过往经验显示，加工贸易通常的发展轨迹是制造业向外转移、迁出，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都走过了这样的路径。因而对东莞这样的加工贸易聚集地意味着并没有先例可资借鉴，只有在自我探索中寻找突围之路。
王军说，目前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不能完全否定和放弃现有的加工贸易，同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带动出口结构的改善，出口结构的改善又反过来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东莞的转型升级在全省甚至全国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据悉，商务部等部委正在研究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目录调整。相关部门可能将创新加工贸易管理模式，适度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目录。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单一窗口”。东莞则有望成为新政策的探路者。
东莞市政府寄望利用“试点城市”先行先试的优势，越过“爬坡越坎”阶段、迎来转型升级的“拐点”。
作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之一的东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率先在全国探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拓展内销市场则是突围的一条路径。
今年以来，东莞遭遇了几起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罢工事件，起因是工人们要求提高社保福利和薪酬待遇，这再次警示东莞加工贸易转型之急。这个曾经依赖低成本、人口红利构建的出口基地，正在陷入成本叠加、竞争环境恶劣的泥沼中，转型风暴正在东莞席卷。
6月18日至21日，加工贸易博览会（下称加博会）将在东莞市开幕。这是全国唯一促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盛会。约有6200多家采购企业，1.5万多名专业买手，及36家商协会陆续云集东莞的厚街镇。与往届单一帮助加工贸易企业拓展内销市场相比，2014加博会更体现内外贸市场双拓宽的特点，旨在体现“制造工厂”产品的“全球行”。沃尔玛、家乐福、巴中贸促会等10个境外采购团及3个境外商协会约170多人也组团参展。
这几天，已参加三届加博会的东丽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东丽公司），正忙着将3吨重、12米高的海藻树“种”在展厅中。这家生产人造植物的企业，多年来靠接单代加工，产品畅销欧洲市场，近年开始了“内外兼修”的营销战略。东丽公司计划今年内销提升到35%。总经理李耀国表示，“早期内销渠道不多，内销比重一直在10%左右，这几年慢慢拓宽了内销平台。”如果你注意，东丽公司的产品已经摆到了家乐福、沃尔玛、IKEA、欧尚等国内大型超市的货架上。
外销转内销试验
“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重创，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受阻。一些企业尝试着拓展国内市场。
《财经》记者在中国毛衫基地——东莞大朗镇采访时发现，许多代工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尝试内销。在卓为集团的毛衫展示厅，可以看到国内流行的毛衫板型。总经理李文凯说，公司根据国内市场的消费特点，设计出适销的板型并上马专门的生产线，在设计上更追求时尚、快捷反应的特点。“过去外销一件毛衫就赚几元，而内销的精品毛衫，售价是外销的十几倍。”尽管李文凯承认，内销做起来比加工出口要难，但如今在工人三班倒订单也做不完的时代逝去后，内销可称痛中求变。
卓为集团大约90%仍是外销。内销探路刚刚起步。
东莞加工贸易企业曾有过火热的幸福年代。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11亿件毛衫，有8亿件在大朗。全球五分之一的服装制造在东莞，世界每10双运动鞋就有1双产自东莞，超过30%的玩具在东莞生产，每5台电脑就有1台来自东莞。曾有玩笑称，“东莞打喷嚏，全球电脑市场就感冒。”由此，东莞也被冠以“加工贸易之都”。
2008年金融危机终结了这样的幸福年代，订单骤降，工厂减产，近千家企业倒闭，加工贸易一度陷入困境。东莞市委政研室主任邓涛告诉《财经》记者，“大单、长单突然少了，2008年出现的短单急单竟成为新常态。”东莞不得已开始了内销转型。
一没资金、二没渠道、三没经验的加工贸易企业，初试内销多数显露“水土不服”。
大朗镇宣传办副主任罗林生告诉《财经》记者，将销往欧美市场的产品投放国内，根本卖不动。与传统订单式的外贸经营方式不同，加工贸易企业在开拓内销市场时往往遭遇难以与国内零售企业对接、通道成本过高、配送难和货款回笼难等难题。
东莞政研室等部门联合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加工贸易转内销的覆盖面仍小，超半数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并未真正打开内销市场。
为此，东莞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加工贸易转内销政策。东莞在全国率先推出“内销集中申报”，简化海关在内销环节的审价。东莞市财政还拿出3000万元，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内销“集中担保”，并与沃尔玛合作在国内一线城市的30多家沃尔玛购物广场举办“东莞外贸商品展销周”。与阿里巴巴等11家电子商务平台合作，资助近1亿元支持55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
位于东莞东宝路128号的一幢三层大楼是有名的大麦客，其营业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一层和二层主要是会员卖场部分，专门提供来自台湾及东莞本土台商制造的台湾精品，如食品、杂货、玩具、服饰等。东莞市民可在家门口买到4000多种台湾产品。如今“大麦客模式”成为加工贸易拓展内销的样本。
东莞有很多台商企业都是做加工贸易出身，制造水平颇高，联合一些有实力的台资企业做一些产品的设计和创新，通过大麦客品牌或者企业自有品牌开拓内销市场。这是大麦客商贸公司的初衷。
东莞市政府与大麦客合作搭建东莞加工贸易品牌拓内销平台，在大麦客三楼已有100家企业进驻。
大麦客计划，以东莞为公司总部，3年-5年内在全国设十余个营业据点。不过，内销之路并不平坦，大麦客还需要等待中国内需拉动，零售业竞争规则规范等时机的成熟。东莞政府之所以推崇大麦客推内销的商业模式，并愿意为大麦客提供1000万元的引导资金，则是寄望为属于东莞的知名品牌打通渠道，让企业在内销过程中“抱团”提升东莞制造品牌的知名度。
中国超市联合采购交易联席会议秘书长顾建国等专家认为，加工贸易转内销，渠道是最大的门槛。目前制造商直接对接超市百货渐成趋势，他建议东莞探索建立东莞产销联盟。
此次加博会，顾建国带领200多人的采购团队来莞对接，“联席会会员每年在东莞采购金额就达十几亿元”。
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市外资企业国内销售1011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高于出口10.5个百分点，占内外销比重37.4%，比去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
新业态探路
东莞鸿禧商业大厦12层是汇富集团的办公区。每年上千家中小出口企业的订单往来在这里汇集。该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监陈丹告诉《财经》记者，汇富原是一家外贸公司，根据新的贸易情势转身为一家外贸综合服务公司，目前为2300家企业服务，今年有望增加到3600家。这家囊括生产、研发、报关、物流等综合服务的平台得到了国家部委的认可，并称为“汇富模式”。 陈丹说，如今市场变化快、生产零库存化，订单日趋分散化和小量化，国际贸易的新趋势为众多中小微企业涌入外贸市场提供了商机。然而，这些新增的外贸主体在外贸市场很难立足，一种新的组织业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便应运而生。这种综合服务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整合重组、融资、通关、退税、物流、保险等外贸环节，集中代办后统一投放给中小外贸企业，成为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全流程管家。目前深圳、东莞、杭州等地均涌现出这样的外贸服务企业。
记者在大朗采访时，一些中小加工贸易企业负责人反映，加工贸易企业也希望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但对程序不熟，又无足够资金实力，难以负担转型成本，很需要汇富这样的合作者。
像汇富这样类似日本综合商社的新业态，曾行走在政策红线的边缘，时刻面临着因一单失误遭到处罚导致几千家企业业务停顿的风险，去年国务院发布外贸“国六条”，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外贸综合服务”的字眼，从而为正在涌现的这种新组织业态正名。国家副总理汪洋去年到汇富考察时认为，这个模式值得推广。
多位贸易专家表示，这种新模式表明，供应链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单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契约关系，而是战略联盟的高度协同，供应链管理运营商与产业链上的其他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结成伙伴型合作关系。随着价值链的延伸，其获利方式不再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一个节点的获利，而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的利润。
供应链管理就是把供应链最优化，以最少的成本，从采购开始，到满足最终顾客的所有流程，包括工作流程、实物流程、资金流程和信息流程。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大企业，诸如惠普公司、IBM公司、戴尔计算机公司等，都是供应链管理实践中的受益者。香港利丰集团是汇富追求的目标，他们希望拥有在一个“平的世界”中管理供应链的独特模式。
不过，目前这种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因缺乏退税主体地位，正面临监管层的尴尬。“企业不得不绕开现行出口退税制度。如果税务机关对单笔业务有疑问，进行税务稽查，由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成千上万家中小微企业，单笔业务遇到风险很容易引发全面停业，这样会影响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邓涛承认。据了解，目前东莞正在研究具体措施，解决这种组织在退税、稽查，以及异地货物属地报关后还必须转关等监管难题。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咨询部副部长王军等专家建议，可以由商务部牵头在全国沿海出口较发达的地区遴选5家-10家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进行示范，由国家税务总局尽快明确示范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退税的法律主体地位。在考虑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众多中小微企业服务链条长的特点，对其进行风险提醒，并使企业对涉嫌出口骗税的供应商再次进行风险评估，并提供评估结果，在未有稽查结果及充分证据证明该企业参与骗税前，暂不全面停止其退税资格。
除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模式亦在东莞风生水起。
相较于传统外贸方式，跨境电子商务具有海量商品信息库、个性化广告推送、支付方式简洁等优势，而东莞作为制造业之都，是绝佳的货源地，大朗、长安、厚街等产业集群镇便于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敦煌网、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兰亭集势、亚马逊、ebay、东邮、盛世商朝等大型电商都陆续落子东莞。
《财经》记者了解到，阿里巴巴目前在服装重镇虎门、毛织基地大朗建立了贸易链，提供第三方服务。在虎门有五个产业园区，一个做跨境贸易，其余四个为内销平台。其产生的服务利润是传统线下利润的十几倍。
不过，在大朗毛衫基地采访的一些企业目前也遭遇跨境电子商务运行中的尴尬。一家不愿具名的企业总经理说，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在交易方式、货物运输、支付结算等方面与传统贸易方式差异较大，政府监管上有很多不适应，企业感觉操作不畅。
由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的无纸化过程，无法提供通关所需的相关凭证，难以快速通关，规范结汇和退税；小额外贸企业因主要采用航空小包、邮寄、快递等方式无法提供报关单，不能正规缴税并享受出口退税；目前多数跨境电商企业外汇收汇方式，难以应付当前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存在价格高、时间长、易丢包等问题。
《财经》记者获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机构调研报告中提出，新业态倒逼政府管理改革，未来三五年电商业务爆发性增长，将迫使管理模式进行调整。
在东莞还成长出一批生产力服务公司。东莞有1万多家港澳台企业，东莞政府投入近1亿元启动资金，使20多家港台生产力辅导机构在莞设立办事机构，支持港澳台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加工贸易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1200多家被辅导的企业成本平均下降10%，出口上升16%，新增品牌超过114个。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也就是变革商业模式之路。
从裂变到聚变
近年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幅已超过30%，劳动者最低工资也从2005年574元增加到现在的1500多元。加上环保支出、社会保障和员工福利支出加大，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只能有3%到5%的利润。因此，在政策引导下，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开始从传统的人工生产线向智能化生产线裂变。
据来自位于德国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13年中国购买了36560台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五分之一由中国购买，购买量首次超过日本。
为了助长机器人进军制造业，东莞市政府对企业购进机器人有相应的补贴。企业还可以得到融资贴息。
卓为集团目前有70台进口电脑织机，150台国产电脑织机。一台电脑织机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一台织机大约可以替换十个工人。记者在工厂几乎看不到几个操作工人，只听到咝咝的机器声。
“过去一个工人一台机器，现在一个工人看6台到8台机器，工人工资涨高了，质量也稳定，工作环境变得更好。”李文凯说。面对“用工荒”，大朗毛纺基地的企业普遍引进机器人。
与此同时，一些专注制造业的企业开始在产业链上裂变：从专注生产，延展到“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和营销。这在业界叫做“一变三”：从单纯做代工生产，到兼顾生产、研发和市场营销，形成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东莞的邦泽电子公司是一家为德国企业代工生产碎纸机、过胶机、裁纸刀的民营企业，企业在母公司参股的情况下，设立研发部和设计部，目前50%是代加工，50%销售自主品牌。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碎纸机企业。 这种裂变适合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对于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也许预示着在转型中死亡。有些企业在延伸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卓为集团之所以可以上下游裂变，是仰仗2009年投资的房地产，用房地产赚取的利润帮助纺织行业设立研发和营销团队。“如果没有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利润，靠代工的利润根本无法在产业链上延伸。”李文凯坦言。
在东莞，面对裂变之难，中小企业更多选择了聚变。即采取外部集成式的价值链上下游聚合，以前的制造业企业专心做制造业，由专业的研发和营销机构帮助企业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探索出一条生产性服务业向制造业聚集的对接。
转型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转型而是整个产业的转型，是链条上下的整合。《财经》记者在松山湖开发区了解到，这里有松山湖大学创新城、两岸生物技术产业园、台湾高科技园等多个公共研发平台，可与制造企业合作研发。目前东莞有针对毛织、家具、五金、模具等传统制造业的创新服务平台。
由东莞市和广东工业大学投资共建的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就是一个公共创新平台。近年来，与该设计院建立联系的企业有1000多家。东莞市星火机电设备集团的产品经过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重新设计后，当年的国内外订单总数提升了5倍以上，为企业带来了1.8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目前东莞投入数亿元的引导配套资金，引进和建成了公共创新平台15个，专业技术创新平台近20个，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投入研发资金超过300亿元。
30年前是单纯货物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未来则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嫁接，以新的业态嵌入全球价值链。政府则是参与聚变的催化剂，推动生产方式从OEM向ODM和OBM转型，从单纯生产制造向生产研发销售相结合转型，从生产车间向总部经济转型，从贴牌加工向创立（收购）品牌转型，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
酝酿试验区
一度东莞强调“腾笼换鸟”，现在则更愿意解释“修笼壮鸟”。
邓涛说，“东莞不能放弃制造业，没有制造业东莞就没根了。因此，只有降低监管成本，创造更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才能壮大制造业。”
一段时期，国家加工贸易政策不断收紧，一方面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增加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和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加之各部门对法规解释不一，执行标准不同，企业感到前景迷茫。一部分企业甚至误以为“腾笼换鸟”就是要把加工贸易企业从东莞赶走，将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赶回老家去。
东莞从最早提出的“双转型”到“一增一减”的监管改革；从“加工贸易增效计划”再到“四大体系”促全面转型升级，东莞一直在寻路转型方向。
2008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调研时强调，“今天不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要求东莞把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作为核心任务。
2008年6月，东莞在全国率先探索出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法人企业“无障碍通道”的“东莞模式”，让企业从“生产”到“设计+生产”，从“生产车间”到“企业总部”转变，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全国率先解决了“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转型遇到的停产问题。
2010年，东莞成为全国首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转型升级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东莞开始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破局探路。
2011年，广东省政府先后与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签署了共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多项措施在东莞先行先试，进一步突破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
2013年6月，汪洋副总理到东莞，给东莞外贸转型出了九大课题，要求东莞为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加工贸易转型提供样本。
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能力还不足，运输成本高、物流效率低、经营环境也比较差，许多地区还不具备大规模承接加工贸易的条件，而一些迁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企业也发现，那里的工人纪律性较差，产业配套跟不上，因此，希望“就地转型”。看到这一趋势，东莞提出“修笼孵鸟” “扩笼壮鸟”，孵化一批高附加值的新型业态。并从“加工”和“贸易”两个层面推进，垂直整合上下游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能力。
东莞尝试突破部门原有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希望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服务平台。
针对企业更注重零库存，小单和急单多的特点，由原来企业与外经贸局、海关、检验检疫局“四方联网”、一次录入，发展到新增工商、外汇、国税、财政等四个部门的“八方联网”，助力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货物贸易用汇改革提速，取消繁杂的核销手续，企业为此不用再专门养一个报关员；货物从基隆港出发就可以在海上进行电子报关，海关、检疫、海事等部门同时受理，船抵达虎门港就可以卸货。转型升级提速的“小气候”正在东莞营造。
据东莞相关部门统计，东莞政府的服务“加一”和营商成本“减一”也正在释放制度红利。2013年当年就减负40.5亿元。
企业可以接受成本逐渐攀升的趋势，但对政府管理造成的高成本很有意见。邓涛说，政府的改革，一方面是帮助企业降成本，另一方面帮助寻找高增值的路径。“监管方面最大问题是一个部门一个政策，而且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不通，多是断头路，我们就是将每个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接通到企业家门口。产生政策叠加的效应。”
据了解，目前东莞还将在全国率先暂停外经贸部门加工贸易合同和内销审批，深化海关全程分类监管改革，推进外汇核销和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今年1月至5月，东莞外贸进出口612亿美元，同比增长5.3%，增幅高于全国5.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日完成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提出，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应该在东莞等地设立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创业自由、融资自由、投资自由、营商自由”的新机制。加快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创造”转变。为全国提供转型升级样板。
过往经验显示，加工贸易通常的发展轨迹是制造业向外转移、迁出，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都走过了这样的路径。因而对东莞这样的加工贸易聚集地意味着并没有先例可资借鉴，只有在自我探索中寻找突围之路。
王军说，目前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不能完全否定和放弃现有的加工贸易，同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带动出口结构的改善，出口结构的改善又反过来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东莞的转型升级在全省甚至全国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据悉，商务部等部委正在研究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目录调整。相关部门可能将创新加工贸易管理模式，适度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目录。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单一窗口”。东莞则有望成为新政策的探路者。
东莞市政府寄望利用“试点城市”先行先试的优势，越过“爬坡越坎”阶段、迎来转型升级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