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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和“二战”不同的一点，是这次战争的幽灵仍然在纠缠着我们。从小处说，很多家庭对这次战争有直接的记忆；从大处看，它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目前和未来几年一定会有许多书籍出来，但是对如何回望、悼念这次战争，人们也会有相当大的分歧。仅是涉及这次战争的起源，据说已经有3万本书试图解答。
1914年的9月，报纸上曾出现一条戏弄舆论的消息，说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还活着，战争是一个“大误解”。斐迪南大公就是当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街头被暗杀的那位倒霉的皇太子。把“一战”看成是一次失误，是一些人试图说明战争起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欧洲擦枪走火，不期然滑入了一场愚蠢的战争。这种说法令人感到疑惑、茫然，甚至凄怆。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死伤人数达到4000名，已经让人难以接受。而当1918年11月11日“一战”的最后一枪熄灭，几百万人为它失去了生命，还有多少人伤残，多少人心理上留下终生无法愈合的创伤。一个经历近百年和平建设的欧洲，变得面目全非。俄国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利品，正站在苏联诞生的起点上，德意志帝国成了共和国，奥匈帝国被解体，奥斯曼帝国则将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一片战争废墟上，出现了新的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波兰与佐治亚等古老民族也重起为独立国家。就是那些战胜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也为战争吐血，财富烧成了炮灰。战争使社会暴力、犯罪增加，使政治家变得神经敏感，固执己见。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次惨烈的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幽灵回荡，战后的欧洲像是注射了新的精神分裂剂，疯狂地奔向另一次战争。
人们就一直在追究，战争怎么就打起来了，打什么呢，谁是罪魁祸首？当然，追究责任，除了政治上的目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战争赔款，战败国应该受到惩罚，解除武装，而且要为战胜国支付赔款，或割让地盘。对于为什么、责任如何这类问题，人们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很多，而且都找到了强有力的论证支持，从未达成一致意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解释逻辑，那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战争。军国主义观点批评交战各国军方反应僵化，固持自己的时间表，剑拔弩张，不留回旋余地。国家民族主义认为，欧洲成了强势的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它们都想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引人注目的帝国主义理论，把殖民地冲突视为“一战”引擎，例如最近有篇文章谈到各大帝国在非洲的争夺，激怒了政府采取极端政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解析太过牵强。那么主要的欧洲列强呢？似乎每个国家都逃脱了指责。历史学家们说，战争不是德国人挑起来的吗？德国人的舰队一直咄咄逼人，等待机会，欲与英国皇家海军一决雌雄？德国和奥匈帝国一直狼狈为奸，奥匈帝国是不是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它在塞尔维亚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企图把巴尔干地区拉出斯拉夫阵营。罪孽应当也可以说是俄国人犯下的。他们一直在觊觎巴尔干半岛，挑战奥匈帝国，即便知道后面可能还站着德国。是不是法国人也有责任？它对普法战争失去洛林-阿尔萨斯地区耿耿于怀，热衷于与俄国结盟，通过贸易，技术互惠，军事联盟，形成了对德包围圈，拒绝承认法国已失去欧洲控制权。甚至也有人把手指向英国。不是英国想要战争，而是它做得不够多，它应当明确自己站在哪一边从而制止战争的爆发。是不是塞尔维亚也犯了错误？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史学家们念叨说，可怜的塞尔维亚！由于在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的王储被谋杀，这个小国家不幸被卷入了战争。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出现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狂热地在巴尔干地区煽动民族情绪，清洗非塞少数民族，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观点上有了转变。这对塞尔维亚人或许不够公平。但历史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多时候，后人对历史的解读，要受到当代事件的影响。
到今天为止，关于“一战”的原始资料，基本上都已对世人公开，除非“二战”结束时，攻克柏林的俄国人从德国档案馆中拿走了什么，未对外披露；或者是在塞尔维亚档案馆中还封存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些私人之间的谈话，如1914年7月法国人见了俄罗斯外长，他们相互间做了什么承诺，现在只有第三方的描述推断，找不到当事人提供的一手证据。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历史学家还是有些工作没完成，例如探讨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与因果关系。但总而言之，很难再找到新的资料，来证明战争出人意料的起因。
今天，我想从一个特殊角度，提出关于“一战”的问题。在我说出它们之前，我想先阐明我的一个历史观。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次世界大战必不可免”这样的论断。我不认同有些人所言，好像欧洲就是个火药筒，是一根等待有人将它擦燃的火柴，而火柴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有些危险。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应当假设，在人类事务上，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着必然发生的事件。
在这个前提下，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战前的和平没有能维持下去？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从1945年以来，一直没见过大规模战争发生， 欧洲从1815年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和平年代，不再自相残杀。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局部战争，非洲人没有得到和平，东亚一点不和平，日本和俄罗斯还打了一仗，普鲁士与法国也曾在欧洲大陆争斗。但不管怎样看，欧洲大陆有将近一个世纪没有大的战事，人们享受着和平时代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进步。那么，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世纪的和平，没有延续下去，为什么冲突没法缓解？
第二个问题，来自一个不同的角度，即为什么有些人在1914年，会认为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以用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危险的选择，走进了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战前欧洲存在着的巨大的“和平力量”。它没有能够延续和平，所以常常被人所忽视。
1914年以前的一个世纪，世界在广泛深入地进行着“一体化”演进。经济上的交往日益密切，就像1990年以后的世界，全球化使世界变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非常频繁，英德两国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贸易伙伴，它似乎在印证着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贸易互利的两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时代，人们借助新的交通工具出游，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都联系得更为紧密。我们亦可看到，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所谓“国际阶层”，即通过联姻，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维多利亚女王名副其实，是欧洲皇室的“母亲”或“祖母”。直到战前，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驻伦敦的大使，其实都是表兄弟。还有一些司空见惯的故事。例如一位英国著名的诗人，他的祖父其实是德国人。有位对德国激进主义不留情面的批判家，其实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血统就是德国人，他的英语中总是带着德国人的口音。当涉外问题紧张起来，人们习惯于向亲戚们打探消息，这些内部消息，证明比官方来源更快捷可靠。各种具有跨国特点的信息渠道被创造出来，公众的意见可以得到迅速反映，包括来自国际社会的公众意见。而公众意见对国际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如19世纪早期的反对奴隶制度，反对在非洲的暴行。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和平运动组织”，国会、律师有自己的组织促进和平进步。除了这些中产阶级的组织，国际上也出现了非常强力的反战组织，如社会主义同盟、工会同盟。他们不停地举行峰会，宣称战争对工人阶级没有好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如果战争爆发，工人们的生计会受到打击，他们会合理合法地举行罢工抗议。铁路停驰，道路不通，士兵也没办法上战场。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非政府组织（NGO），当年已有相当的势力，有些NGO是完全单一目的，有些则用来协调国际关系。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863年，在各国很快建立了分支机构。“国际法准则”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完善，仲裁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据统计，1794年以来，大约有300件国际争端，是根据国际法进行的仲裁，其中一半的案件发生在1890年-1914年期间。人们在加速完善国际组织和程序，“国际调查”，作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在国际事务中得以普遍接受，用于发现可能导致国际冲突的事实真相。 欧洲国家政府之间，也做出了努力，对使用战争武力做出约束，限制武器的扩散。1899年和1907年，他们两次在荷兰的海牙举行会议，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宣言。这些条文今天看来似乎是无的放矢，毫无约束力，但不能否认，在强大的和平运动中，这些政府间沟通意义非凡。海牙峰会也表明一种新的理念，即欧洲各国的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通过仲裁而非战争来解决问题，需要耐心，是个长期的进程。
不但是有形的和平运动，就是一般的欧洲人，潜意识中都会这样想，战争不再是今天欧洲人的选择。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内心好像都相信战争根本打不起来。谁拿钱来支持战争？银行不会拿钱吧？有一位政论家1911年写道，从历史上曾经掏钱支持政府相互较量的犹太人，到鼓动推翻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没有人钟情世界战争。就是真打起来，没钱，战火也烧不了多长时间。1912年，当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军队，齐齐在边境集结，德国的外交部长却写信给他的朋友，不屑一顾地说：都是在虚张声势，表面文章。他根本不相信欧洲任何一位政客是真正的好战“公牛”。
总而言之，人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在欧洲普遍迷漫的这种“理性”气氛中， 脆弱的和平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拒绝面对战争情绪正在普遍酝酿的现实，导致一个连带风险，那就是，人们盲目乐观。既然战争并非我们的选择，为什么要为发生战争的可能而担忧？
我现在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到底是谁在思考战争？为什么有足够的人，即便认为战争不是他们选择，但是真打起来，会认为那根本是不可避免的，并坦然接受了战争宿命。我想点出当时的三个社会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尚武主义（Militar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顺序怎么排并不重要，它们三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人人都认同，但却是当时影响巨大的一种思潮。它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实际上是完全不科学地运用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可以像生物一样进行划分。有不同的人种，如法兰西人种、日尔曼人种、斯拉夫人种、英吉利人种；或走得更远，把大不列颠民族再划分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这种思潮假设各个人种都从骨子里承续了进化的基因，具有独特民族性，永远难以改变。非常危险的是，这种思潮导致了几个结论。例如，非常强调生存竞争，强调民族都有“天敌”。达尔文有句名言，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什么是适者？达尔文讨论的是对环境具有适应性的物种。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强调生理上的适应，还特别强调人种的道德上的适应性，或优越感。1898年在德国《皇家联合服务协会》杂志上有篇文章，作者就说，大规模的战争是淘汰劣种民族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竞争中才能向前发展。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军总司令曾声言，不管前因后果如何，目前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只能导致战争，它是我们生存下去的最终保障，是唯一的驱动力量。
尚武主义是另外一种迅速在社会肌体中传播的思潮。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散布一种“军人价值”，即强调个人的牺牲、义务、责任、纪律、荣誉。同样的欧洲有识阶层，他们追求进步，珍惜和平，同时仍然尊崇军人文化。我发现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事实是，当时德国、奥匈帝国的政府首脑，不是军事长官，通常都是军事着装。你印象中德皇、奥皇、沙皇的照片，很少不是长剑佩刀，全副武装。当然，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并不是这副模样，他们并不认为军装有什么魅力。军事化的组织也在这个时代发展得如火如荼，英国童子军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就是从小训练男孩子，有一种军人的战斗精神。一段期间，童子军也招收女孩子，结果招致人们广泛的抗议不满。一些文章写道，这些男孩女孩从童子军营训练回来，就变得野性。所以后来又出了“淑女”童子的指引，消解紧张的社会情绪。另外欧洲人，不只是一两个国家，也在重新定义男人的形象、气质，反映人们对社会意识上的微妙变化。比如说“格斗”。英国人是早就丢弃这种野蛮文化了。但在其他文明的国家，法国就是一例，男人回避格斗仍被视于胆怯。在奥匈帝国，格斗代表着男人的英雄气概，敢于叫板，勇于牺牲。在德国，19世纪末重新出现介绍格斗的书籍：如何挑起或应战格斗，如何着装，甚至告诉你有些人的挑战一定不要去应对，因为对方不够格，丢了自己的份儿。这让我联想到今天还有的帮派打斗，就是因为认为别人不够尊重你，就要为了名誉挑起争端，否则就不够男子汉。另一种军人的价值，就是军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例如德国军人认为自己了不得，就是德国的化身。普鲁士曾流传这样夸张的说法：不是普鲁士拥有一支军队，而是军队拥有一个普鲁士。报纸上还有文章鼓吹，军人就是普鲁士人中最纯粹最先进的分子，没有军人，哪来的普鲁士人或德国人。这种自我感觉真是危险极了，因为军队这么嚣张，谁还在乎公民社会怎么想，哪个公民又敢和军队叫板呢？军队制定的计划，可以不用向政府汇报，而民众还会说，只要军队认为正确的事，那对我一定也是好事，做就是了。
军备竞赛，在“一战”前的发展像是坐上了特快列车。德国和英国开足马力造军舰，法奥俄则竞相扩大自己的常规武器库。所有其他列强，包括小国，都不惜掷重金在武器生产，追求精良。它们全都声称，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卫，但是在别人看来，你自卫的结果，不就是取得了进攻能力吗？
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武主义搅在一起的是民族主义。首先是学校里的民族主义教育。本国的历史被重新编写。写什么呢，当然是本民族从出现就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统一。然后还要写其他民族怎么怎么劣等，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法德两国都这么写，就是社会达尔文论调，民族总有天敌。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法国人都这么看，但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这样相信，学校里的年轻一代都如此相信，麻烦肯定就来了。两国人写书写文章，专事恶意攻击对方。有些用词刻薄、挑衅、轻蔑、夸张，慢慢这些形容词就在人们心里生根。舆论，可以引导和平，也可以最有效地鼓舞民族情绪。报纸上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像哪里哪里来的间谍啦，哪国正在准备进攻啦，讲战争的小说啦，卖的特红火。英国“一战”前不少小说，原来还是法国人是主角，因为总认为法国人就是敌人。矛盾后来又转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文艺作品里坏人又成了德国人。政府面对着公众的情绪，有时也感到无可奈何。1902年时的英国首相莎士伯里就说，公众真让人头疼，事情根本不是那样，可公众就是情绪激昂，政府最后也没了退路。德国公众也是如此。他们突然感觉南太平洋上的所罗门群岛对德国至关重要，必不可失。政府说，重要什么呀？净瞎激动。但就是这种激动，一加温，就可能变成战争的引信。1896年彼埃尔柯伯汀公爵推动恢复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本来是想加强国际社会的礼尚往来，但马上，体育竞技就变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斗场。 欧洲民族国家相互间最尖锐的叫板，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大英帝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争夺似乎冷眼旁观，也曾暗示自己已没有拓展地盘的野心了。然而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英国对瓜分非洲领土照样非常起劲，并且死死抓住了原本不属于它的亚洲领土和太平洋岛屿。它在亚洲与俄国对阵，在非洲与法国顶牛，几次都差点燃起战火。世纪之交，已经被瓜分得四分五裂的中国，又引起各位列强新一轮分赃。在欧洲大陆，俄国与法国对着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都想对自己周边的小国乘机咬上一口。德国最担忧的是它东边的斯拉夫国家和日益崛起的俄国，同时，它和奥匈帝国站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要打破旧秩序给予欧洲小国的独立权力。
以这三种思潮定义的欧洲，你看到的就决不是和平运动，而是到处在“备战备荒”。在大陆各国，一有点风吹草动，服装店里马上摆出野战靴和毛袜子；人们涌入银行去提现；妇女们赶紧囤积食品。德国军队高层在考虑给俄国佬点颜色看看，免得他们真的动手。他们的统帅甚至抱怨慢吞吞的外交官：如果最后终有一战，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打就早打，你们还在等什么？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的整体氛围。1914年以前的欧洲，是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大陆，富强优裕，政治进步。但是，欧洲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人们不知为何生活于恐惧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日益发展壮大，不停地在闹罢工罢市。 到处有革命党，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成为议会里最大的党派，俄罗斯沙皇1906年差点被推翻。1870年-189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各个阶层都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不稳定，有一股来自下层的力量，总想颠覆自己，社会总有一种被阶级分裂的感觉。恐怖主义也是恐惧的原因之一，这与今天的感觉有些相似。社会烦躁不安，就可能突然出现一两个不要命的人，打破社区传统的安全感。也有人在设计各种破坏行动，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和大剧院投下炸弹，国际恐怖组织已经出现。美国总统、法国总统、两位西班牙首相、奥匈帝国的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二连三地被暗杀。
也有人忧虑发展的停滞。如果欧洲失去创造的动力，人们变得太自满自足，安于现状，沉迷享乐，那可怎么是好？这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和土地所有者阶层，就是忧心忡忡。是不是社会发展太快了？1892年，布达佩斯出版了一本书，谈的是欧洲“退化”（degeneration）的问题。作者批评当代艺术，认为欧洲社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它忘掉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这本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大家争相观看，它反映出社会震耳欲聋的普遍呐喊。人们住得太舒服了，吃得太多了，人们太满足了，最终就会失去为生存奋斗的本能。而现代交通工具，使事情变得太快了，火车开得太快，汽车太快，转盘游戏太快，快就是危险，它使你失去思考的时间，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而你将永远不可解脱。
有一部分人就想，战争可能是解脱这所有恐惧的出路之一。如一位保守的政治家所言，只有战争来了，国家才能实施紧急治安法，解散议会，摧毁那些激进和保守分子。更理想的是，战争能够使民族国家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即便在今天，有些政府仍然会相信这种荒唐的想法。
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们怎样看待战争本身。这些预期、预测无疑始终掺杂在交战国的决策过程中。其实这也是一言难尽的大问题，没有人当时能准确把握那将是如何进行的一场战争。对那些军事指挥官来说，他们设想这就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胜负将一目了然。法德1870年的交战是如此，法国70年代在苏丹战场上亦是如此，打了几仗，双方马上坐下来谈判。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假定。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大量的证据在眼前，但视而不见，铁了心地相信那些广泛流传，似是而非的理论见解。政治家相信，军事家相信，普遍的公众也相信，战争不会打起来没完，也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战”之前长期的和平环境，刺激了科技大发展，使得战争武器效率大大改善，摧毁性是致命的。时点在这里至关重要。1914年的技术还没有制造出战斗机和坦克，也就是说强力突破防御工事的武器还未出现在阵地上。但是，战争的水平由于战壕、通讯和机关枪的使用已经升级。军队可以掩身在战壕里，等待敌人打过来。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到“一战”，对搏的战场已经极大延展，热兵器的发射火力和射程大大超过前代，更快、更远、更准确。拿破仑的士兵必须站着开枪，最远只能击中50码以内的目标。19世纪末士兵们可以卧地射击，他们的步枪子弹可以飞跃半英里。一挺勇猛的机关枪，可以抵御一个英雄连的进攻。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代战争就是可怕的噩梦。一位俄国的富豪伊万·布劳克，1898年提出警告，“战争如果打起来，将是一场毁灭性灾难，一切现存的政治机体将被烧成灰烬。”他花了很多时间，写了一部六卷本的大书，就是要证明欧洲人有能力和可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欧洲政治家选择对这样的末日惊怵，置之不理。一位英国将军索性称这只是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妇人之心。
军队的高层只想打一场漂亮的进攻战，克敌制胜，参战的士兵也是这样想的。年轻人觉得经历战斗可以让自己克服懦弱，摆脱自我，证明爱国主义的情怀，反正有一种难以理喻的激情，雄赳赳气昂昂地就参军上了前线。1914年要毕业的一批大学生、高中生，也加入了这一场热烈但是短期的爱国追求。他们真诚地认为，至迟，总会在那一年圣诞节之前返回家园。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没有能活着离开前线，残酷的战争又持续毁掉了三个圣诞节。没有一点可能是一场速决战，只有不停地发起进攻，但目标永远攻克不下。打了四年，到1918年，西线的战场基本上原地没动，没有任何推进。最终，这些交战对手认识到，他们打的是一场防御战，真正的优势不是攻无不克，而是防而不破。欧洲各国已经进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大家势均力敌，谁也不比谁领先。
如此多的市民和士兵一样，情绪激昂地走向战争，走向战场，让我们21世纪的人觉得难以理解。我们认为今天的世界不同了，人类不会再犯那么愚蠢的错误，真的吗？我们相信世界已经建立了一个健强的秩序，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应对危机，真的吗？我们感觉各个民族与社会已相互依存，和平如此重要，理智在引领着我们，真的吗？
或许我们不敢那么自信。2014年和1914年，如果有可比之处——当然历史永远不会重合——那就是动乱不定带来的深感不安。同样地，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坚信进步、科学和理性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无论是环境还是经济的稳定，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匪夷所思。1914年“一战”的世纪之年倒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战争是否可能发生，是否可以避免。简单地指责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事件，或许是不够的。普遍流行的情绪、错误的决策或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可能把整个世界推向灾难的深渊。
作者为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
1914年的9月，报纸上曾出现一条戏弄舆论的消息，说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还活着，战争是一个“大误解”。斐迪南大公就是当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街头被暗杀的那位倒霉的皇太子。把“一战”看成是一次失误，是一些人试图说明战争起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欧洲擦枪走火，不期然滑入了一场愚蠢的战争。这种说法令人感到疑惑、茫然，甚至凄怆。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死伤人数达到4000名，已经让人难以接受。而当1918年11月11日“一战”的最后一枪熄灭，几百万人为它失去了生命，还有多少人伤残，多少人心理上留下终生无法愈合的创伤。一个经历近百年和平建设的欧洲，变得面目全非。俄国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利品，正站在苏联诞生的起点上，德意志帝国成了共和国，奥匈帝国被解体，奥斯曼帝国则将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一片战争废墟上，出现了新的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波兰与佐治亚等古老民族也重起为独立国家。就是那些战胜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也为战争吐血，财富烧成了炮灰。战争使社会暴力、犯罪增加，使政治家变得神经敏感，固执己见。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次惨烈的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幽灵回荡，战后的欧洲像是注射了新的精神分裂剂，疯狂地奔向另一次战争。
谁是罪魁祸首
人们就一直在追究，战争怎么就打起来了，打什么呢，谁是罪魁祸首？当然，追究责任，除了政治上的目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战争赔款，战败国应该受到惩罚，解除武装，而且要为战胜国支付赔款，或割让地盘。对于为什么、责任如何这类问题，人们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很多，而且都找到了强有力的论证支持，从未达成一致意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解释逻辑，那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战争。军国主义观点批评交战各国军方反应僵化，固持自己的时间表，剑拔弩张，不留回旋余地。国家民族主义认为，欧洲成了强势的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它们都想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引人注目的帝国主义理论，把殖民地冲突视为“一战”引擎，例如最近有篇文章谈到各大帝国在非洲的争夺，激怒了政府采取极端政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解析太过牵强。那么主要的欧洲列强呢？似乎每个国家都逃脱了指责。历史学家们说，战争不是德国人挑起来的吗？德国人的舰队一直咄咄逼人，等待机会，欲与英国皇家海军一决雌雄？德国和奥匈帝国一直狼狈为奸，奥匈帝国是不是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它在塞尔维亚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企图把巴尔干地区拉出斯拉夫阵营。罪孽应当也可以说是俄国人犯下的。他们一直在觊觎巴尔干半岛，挑战奥匈帝国，即便知道后面可能还站着德国。是不是法国人也有责任？它对普法战争失去洛林-阿尔萨斯地区耿耿于怀，热衷于与俄国结盟，通过贸易，技术互惠，军事联盟，形成了对德包围圈，拒绝承认法国已失去欧洲控制权。甚至也有人把手指向英国。不是英国想要战争，而是它做得不够多，它应当明确自己站在哪一边从而制止战争的爆发。是不是塞尔维亚也犯了错误？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史学家们念叨说，可怜的塞尔维亚！由于在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的王储被谋杀，这个小国家不幸被卷入了战争。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出现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狂热地在巴尔干地区煽动民族情绪，清洗非塞少数民族，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观点上有了转变。这对塞尔维亚人或许不够公平。但历史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多时候，后人对历史的解读，要受到当代事件的影响。
到今天为止，关于“一战”的原始资料，基本上都已对世人公开，除非“二战”结束时，攻克柏林的俄国人从德国档案馆中拿走了什么，未对外披露；或者是在塞尔维亚档案馆中还封存了什么，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些私人之间的谈话，如1914年7月法国人见了俄罗斯外长，他们相互间做了什么承诺，现在只有第三方的描述推断，找不到当事人提供的一手证据。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历史学家还是有些工作没完成，例如探讨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与因果关系。但总而言之，很难再找到新的资料，来证明战争出人意料的起因。
今天，我想从一个特殊角度，提出关于“一战”的问题。在我说出它们之前，我想先阐明我的一个历史观。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次世界大战必不可免”这样的论断。我不认同有些人所言，好像欧洲就是个火药筒，是一根等待有人将它擦燃的火柴，而火柴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有些危险。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应当假设，在人类事务上，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着必然发生的事件。
在这个前提下，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战前的和平没有能维持下去？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从1945年以来，一直没见过大规模战争发生， 欧洲从1815年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和平年代，不再自相残杀。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局部战争，非洲人没有得到和平，东亚一点不和平，日本和俄罗斯还打了一仗，普鲁士与法国也曾在欧洲大陆争斗。但不管怎样看，欧洲大陆有将近一个世纪没有大的战事，人们享受着和平时代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进步。那么，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世纪的和平，没有延续下去，为什么冲突没法缓解？
第二个问题，来自一个不同的角度，即为什么有些人在1914年，会认为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以用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危险的选择，走进了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
普遍但脆弱的和平运动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战前欧洲存在着的巨大的“和平力量”。它没有能够延续和平，所以常常被人所忽视。
1914年以前的一个世纪，世界在广泛深入地进行着“一体化”演进。经济上的交往日益密切，就像1990年以后的世界，全球化使世界变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非常频繁，英德两国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贸易伙伴，它似乎在印证着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贸易互利的两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时代，人们借助新的交通工具出游，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都联系得更为紧密。我们亦可看到，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所谓“国际阶层”，即通过联姻，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维多利亚女王名副其实，是欧洲皇室的“母亲”或“祖母”。直到战前，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驻伦敦的大使，其实都是表兄弟。还有一些司空见惯的故事。例如一位英国著名的诗人，他的祖父其实是德国人。有位对德国激进主义不留情面的批判家，其实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血统就是德国人，他的英语中总是带着德国人的口音。当涉外问题紧张起来，人们习惯于向亲戚们打探消息，这些内部消息，证明比官方来源更快捷可靠。各种具有跨国特点的信息渠道被创造出来，公众的意见可以得到迅速反映，包括来自国际社会的公众意见。而公众意见对国际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如19世纪早期的反对奴隶制度，反对在非洲的暴行。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和平运动组织”，国会、律师有自己的组织促进和平进步。除了这些中产阶级的组织，国际上也出现了非常强力的反战组织，如社会主义同盟、工会同盟。他们不停地举行峰会，宣称战争对工人阶级没有好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如果战争爆发，工人们的生计会受到打击，他们会合理合法地举行罢工抗议。铁路停驰，道路不通，士兵也没办法上战场。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非政府组织（NGO），当年已有相当的势力，有些NGO是完全单一目的，有些则用来协调国际关系。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863年，在各国很快建立了分支机构。“国际法准则”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完善，仲裁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据统计，1794年以来，大约有300件国际争端，是根据国际法进行的仲裁，其中一半的案件发生在1890年-1914年期间。人们在加速完善国际组织和程序，“国际调查”，作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在国际事务中得以普遍接受，用于发现可能导致国际冲突的事实真相。 欧洲国家政府之间，也做出了努力，对使用战争武力做出约束，限制武器的扩散。1899年和1907年，他们两次在荷兰的海牙举行会议，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宣言。这些条文今天看来似乎是无的放矢，毫无约束力，但不能否认，在强大的和平运动中，这些政府间沟通意义非凡。海牙峰会也表明一种新的理念，即欧洲各国的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通过仲裁而非战争来解决问题，需要耐心，是个长期的进程。
不但是有形的和平运动，就是一般的欧洲人，潜意识中都会这样想，战争不再是今天欧洲人的选择。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内心好像都相信战争根本打不起来。谁拿钱来支持战争？银行不会拿钱吧？有一位政论家1911年写道，从历史上曾经掏钱支持政府相互较量的犹太人，到鼓动推翻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没有人钟情世界战争。就是真打起来，没钱，战火也烧不了多长时间。1912年，当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军队，齐齐在边境集结，德国的外交部长却写信给他的朋友，不屑一顾地说：都是在虚张声势，表面文章。他根本不相信欧洲任何一位政客是真正的好战“公牛”。
总而言之，人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在欧洲普遍迷漫的这种“理性”气氛中， 脆弱的和平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拒绝面对战争情绪正在普遍酝酿的现实，导致一个连带风险，那就是，人们盲目乐观。既然战争并非我们的选择，为什么要为发生战争的可能而担忧？
酝酿战争的社会思潮
我现在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到底是谁在思考战争？为什么有足够的人，即便认为战争不是他们选择，但是真打起来，会认为那根本是不可避免的，并坦然接受了战争宿命。我想点出当时的三个社会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尚武主义（Militar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顺序怎么排并不重要，它们三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人人都认同，但却是当时影响巨大的一种思潮。它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实际上是完全不科学地运用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可以像生物一样进行划分。有不同的人种，如法兰西人种、日尔曼人种、斯拉夫人种、英吉利人种；或走得更远，把大不列颠民族再划分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这种思潮假设各个人种都从骨子里承续了进化的基因，具有独特民族性，永远难以改变。非常危险的是，这种思潮导致了几个结论。例如，非常强调生存竞争，强调民族都有“天敌”。达尔文有句名言，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什么是适者？达尔文讨论的是对环境具有适应性的物种。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强调生理上的适应，还特别强调人种的道德上的适应性，或优越感。1898年在德国《皇家联合服务协会》杂志上有篇文章，作者就说，大规模的战争是淘汰劣种民族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竞争中才能向前发展。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军总司令曾声言，不管前因后果如何，目前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只能导致战争，它是我们生存下去的最终保障，是唯一的驱动力量。
尚武主义是另外一种迅速在社会肌体中传播的思潮。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散布一种“军人价值”，即强调个人的牺牲、义务、责任、纪律、荣誉。同样的欧洲有识阶层，他们追求进步，珍惜和平，同时仍然尊崇军人文化。我发现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事实是，当时德国、奥匈帝国的政府首脑，不是军事长官，通常都是军事着装。你印象中德皇、奥皇、沙皇的照片，很少不是长剑佩刀，全副武装。当然，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并不是这副模样，他们并不认为军装有什么魅力。军事化的组织也在这个时代发展得如火如荼，英国童子军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就是从小训练男孩子，有一种军人的战斗精神。一段期间，童子军也招收女孩子，结果招致人们广泛的抗议不满。一些文章写道，这些男孩女孩从童子军营训练回来，就变得野性。所以后来又出了“淑女”童子的指引，消解紧张的社会情绪。另外欧洲人，不只是一两个国家，也在重新定义男人的形象、气质，反映人们对社会意识上的微妙变化。比如说“格斗”。英国人是早就丢弃这种野蛮文化了。但在其他文明的国家，法国就是一例，男人回避格斗仍被视于胆怯。在奥匈帝国，格斗代表着男人的英雄气概，敢于叫板，勇于牺牲。在德国，19世纪末重新出现介绍格斗的书籍：如何挑起或应战格斗，如何着装，甚至告诉你有些人的挑战一定不要去应对，因为对方不够格，丢了自己的份儿。这让我联想到今天还有的帮派打斗，就是因为认为别人不够尊重你，就要为了名誉挑起争端，否则就不够男子汉。另一种军人的价值，就是军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例如德国军人认为自己了不得，就是德国的化身。普鲁士曾流传这样夸张的说法：不是普鲁士拥有一支军队，而是军队拥有一个普鲁士。报纸上还有文章鼓吹，军人就是普鲁士人中最纯粹最先进的分子，没有军人，哪来的普鲁士人或德国人。这种自我感觉真是危险极了，因为军队这么嚣张，谁还在乎公民社会怎么想，哪个公民又敢和军队叫板呢？军队制定的计划，可以不用向政府汇报，而民众还会说，只要军队认为正确的事，那对我一定也是好事，做就是了。
军备竞赛，在“一战”前的发展像是坐上了特快列车。德国和英国开足马力造军舰，法奥俄则竞相扩大自己的常规武器库。所有其他列强，包括小国，都不惜掷重金在武器生产，追求精良。它们全都声称，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卫，但是在别人看来，你自卫的结果，不就是取得了进攻能力吗？
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武主义搅在一起的是民族主义。首先是学校里的民族主义教育。本国的历史被重新编写。写什么呢，当然是本民族从出现就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统一。然后还要写其他民族怎么怎么劣等，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法德两国都这么写，就是社会达尔文论调，民族总有天敌。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法国人都这么看，但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这样相信，学校里的年轻一代都如此相信，麻烦肯定就来了。两国人写书写文章，专事恶意攻击对方。有些用词刻薄、挑衅、轻蔑、夸张，慢慢这些形容词就在人们心里生根。舆论，可以引导和平，也可以最有效地鼓舞民族情绪。报纸上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像哪里哪里来的间谍啦，哪国正在准备进攻啦，讲战争的小说啦，卖的特红火。英国“一战”前不少小说，原来还是法国人是主角，因为总认为法国人就是敌人。矛盾后来又转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文艺作品里坏人又成了德国人。政府面对着公众的情绪，有时也感到无可奈何。1902年时的英国首相莎士伯里就说，公众真让人头疼，事情根本不是那样，可公众就是情绪激昂，政府最后也没了退路。德国公众也是如此。他们突然感觉南太平洋上的所罗门群岛对德国至关重要，必不可失。政府说，重要什么呀？净瞎激动。但就是这种激动，一加温，就可能变成战争的引信。1896年彼埃尔柯伯汀公爵推动恢复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本来是想加强国际社会的礼尚往来，但马上，体育竞技就变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斗场。 欧洲民族国家相互间最尖锐的叫板，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大英帝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争夺似乎冷眼旁观，也曾暗示自己已没有拓展地盘的野心了。然而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英国对瓜分非洲领土照样非常起劲，并且死死抓住了原本不属于它的亚洲领土和太平洋岛屿。它在亚洲与俄国对阵，在非洲与法国顶牛，几次都差点燃起战火。世纪之交，已经被瓜分得四分五裂的中国，又引起各位列强新一轮分赃。在欧洲大陆，俄国与法国对着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都想对自己周边的小国乘机咬上一口。德国最担忧的是它东边的斯拉夫国家和日益崛起的俄国，同时，它和奥匈帝国站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要打破旧秩序给予欧洲小国的独立权力。
以这三种思潮定义的欧洲，你看到的就决不是和平运动，而是到处在“备战备荒”。在大陆各国，一有点风吹草动，服装店里马上摆出野战靴和毛袜子；人们涌入银行去提现；妇女们赶紧囤积食品。德国军队高层在考虑给俄国佬点颜色看看，免得他们真的动手。他们的统帅甚至抱怨慢吞吞的外交官：如果最后终有一战，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打就早打，你们还在等什么？
欧洲弥漫恐惧情绪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的整体氛围。1914年以前的欧洲，是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大陆，富强优裕，政治进步。但是，欧洲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人们不知为何生活于恐惧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日益发展壮大，不停地在闹罢工罢市。 到处有革命党，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成为议会里最大的党派，俄罗斯沙皇1906年差点被推翻。1870年-189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各个阶层都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不稳定，有一股来自下层的力量，总想颠覆自己，社会总有一种被阶级分裂的感觉。恐怖主义也是恐惧的原因之一，这与今天的感觉有些相似。社会烦躁不安，就可能突然出现一两个不要命的人，打破社区传统的安全感。也有人在设计各种破坏行动，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和大剧院投下炸弹，国际恐怖组织已经出现。美国总统、法国总统、两位西班牙首相、奥匈帝国的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二连三地被暗杀。
也有人忧虑发展的停滞。如果欧洲失去创造的动力，人们变得太自满自足，安于现状，沉迷享乐，那可怎么是好？这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和土地所有者阶层，就是忧心忡忡。是不是社会发展太快了？1892年，布达佩斯出版了一本书，谈的是欧洲“退化”（degeneration）的问题。作者批评当代艺术，认为欧洲社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它忘掉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这本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大家争相观看，它反映出社会震耳欲聋的普遍呐喊。人们住得太舒服了，吃得太多了，人们太满足了，最终就会失去为生存奋斗的本能。而现代交通工具，使事情变得太快了，火车开得太快，汽车太快，转盘游戏太快，快就是危险，它使你失去思考的时间，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而你将永远不可解脱。
有一部分人就想，战争可能是解脱这所有恐惧的出路之一。如一位保守的政治家所言，只有战争来了，国家才能实施紧急治安法，解散议会，摧毁那些激进和保守分子。更理想的是，战争能够使民族国家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即便在今天，有些政府仍然会相信这种荒唐的想法。
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们怎样看待战争本身。这些预期、预测无疑始终掺杂在交战国的决策过程中。其实这也是一言难尽的大问题，没有人当时能准确把握那将是如何进行的一场战争。对那些军事指挥官来说，他们设想这就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胜负将一目了然。法德1870年的交战是如此，法国70年代在苏丹战场上亦是如此，打了几仗，双方马上坐下来谈判。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假定。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大量的证据在眼前，但视而不见，铁了心地相信那些广泛流传，似是而非的理论见解。政治家相信，军事家相信，普遍的公众也相信，战争不会打起来没完，也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战”之前长期的和平环境，刺激了科技大发展，使得战争武器效率大大改善，摧毁性是致命的。时点在这里至关重要。1914年的技术还没有制造出战斗机和坦克，也就是说强力突破防御工事的武器还未出现在阵地上。但是，战争的水平由于战壕、通讯和机关枪的使用已经升级。军队可以掩身在战壕里，等待敌人打过来。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到“一战”，对搏的战场已经极大延展，热兵器的发射火力和射程大大超过前代，更快、更远、更准确。拿破仑的士兵必须站着开枪，最远只能击中50码以内的目标。19世纪末士兵们可以卧地射击，他们的步枪子弹可以飞跃半英里。一挺勇猛的机关枪，可以抵御一个英雄连的进攻。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代战争就是可怕的噩梦。一位俄国的富豪伊万·布劳克，1898年提出警告，“战争如果打起来，将是一场毁灭性灾难，一切现存的政治机体将被烧成灰烬。”他花了很多时间，写了一部六卷本的大书，就是要证明欧洲人有能力和可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欧洲政治家选择对这样的末日惊怵，置之不理。一位英国将军索性称这只是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妇人之心。
军队的高层只想打一场漂亮的进攻战，克敌制胜，参战的士兵也是这样想的。年轻人觉得经历战斗可以让自己克服懦弱，摆脱自我，证明爱国主义的情怀，反正有一种难以理喻的激情，雄赳赳气昂昂地就参军上了前线。1914年要毕业的一批大学生、高中生，也加入了这一场热烈但是短期的爱国追求。他们真诚地认为，至迟，总会在那一年圣诞节之前返回家园。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没有能活着离开前线，残酷的战争又持续毁掉了三个圣诞节。没有一点可能是一场速决战，只有不停地发起进攻，但目标永远攻克不下。打了四年，到1918年，西线的战场基本上原地没动，没有任何推进。最终，这些交战对手认识到，他们打的是一场防御战，真正的优势不是攻无不克，而是防而不破。欧洲各国已经进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大家势均力敌，谁也不比谁领先。
如此多的市民和士兵一样，情绪激昂地走向战争，走向战场，让我们21世纪的人觉得难以理解。我们认为今天的世界不同了，人类不会再犯那么愚蠢的错误，真的吗？我们相信世界已经建立了一个健强的秩序，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应对危机，真的吗？我们感觉各个民族与社会已相互依存，和平如此重要，理智在引领着我们，真的吗？
或许我们不敢那么自信。2014年和1914年，如果有可比之处——当然历史永远不会重合——那就是动乱不定带来的深感不安。同样地，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坚信进步、科学和理性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无论是环境还是经济的稳定，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匪夷所思。1914年“一战”的世纪之年倒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战争是否可能发生，是否可以避免。简单地指责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事件，或许是不够的。普遍流行的情绪、错误的决策或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可能把整个世界推向灾难的深渊。
作者为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