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思聪全集》启动背景
　　
　　一般对文化名人终生成就的最好总结方式，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之编订其“全集”，供世人及后辈共同继承、发扬其一生为祖国人民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和崇高精神，探究其艺术与学术所蕴含的丰富经验，及其一生所追寻的艺术理想和经历的人生旅程。但是，对一些前辈音乐艺术大师的“全集”的编订，除了应涵盖其图片、文字外，更重要的是应对其代表性作品的乐谱和有关图片、文字进行认真校勘和重新绘制，同时应尽量将这些作品通过重新演唱和演奏，录制成音响制品供更广泛的读者欣赏。因为，音乐终究是一种以音响来“说话”的特殊艺术品种，音乐家也是以其所创造的艺术音响来抒发其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及其对艺术审美的探索和创造。因此，对音乐家全集的编订和评价，要比仅仅以文字、图片为手段所编订的其他方面的“全集”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我国近百年音乐大师的“全集”的编订，以往仅出版了聂耳、黄自、冼星海、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贺绿汀等人的“全集”，尽管这些努力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它们应有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多数仅限于其作品乐谱及有关的文字、图片，而往往缺乏必要的作品音响录制、或其音响的录制与“全集”不配套等。真正乐谱、文字图片、音响三者齐备的，只有《聂耳全集》。因为聂耳创作生涯的短暂，编制其乐谱和音响的份量相对较轻，事实上缩小了作为音乐家全集所起的客观影响。
　　鉴于上述的情况，从1990年“马思聪研究会”一成立，我们就多次对编印《马思聪全集》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今后推进马思聪音乐研究的关键。但马思聪的创作品种齐全、数量很大，鉴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不敢轻易正式提出。
　　2002年冬，在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马思聪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后，考虑到90年代以来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夫人王慕理、二女儿马瑞雪先后不幸逝世，马思聪一些生前好友，如文学家徐迟、音乐活动家和评论家李凌、音乐教育家赵沨等也先后仙逝，以及许多对马先生比较了解的同辈及后辈（如苏夏、吴祖强、杜鸣心、杨儒怀等教授，严良堃、陈良、俞薇、谭林、黄伯春等老音乐家和研究会的某些领导）也都先后进入古稀之年。这为编印《马思聪全集》尽快上马增添了紧迫感。同时，马思聪逝世后，1988、1992、1997年3次在广州、海丰、北京举办的“马思聪音乐作品研讨会”以及1995年、1997年、200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先后隆重举办3次“马思聪作品音乐会”，实际上已为“全集”的编印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特别有两件事为出版“全集”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帮助：一是我们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协及其附属的音乐出版社曾对马思聪以往所创作的主要作品均一一给予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国家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困难之际，中国音乐界的惟一“特例”；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王慕理教授曾对在大陆编印出版“马思聪作品”做出了书面的允诺，在她不幸去世后马家亲属又庄严地做出了将马思聪所有遗物捐赠祖国的决定，其中包含马思聪在旅居美国20年间所创作的全部手稿等宝贵资料。这就为“全集”的编印出版提供了最主要的物质基础。
　　鉴于上述种种，“马思聪研究会”及时向中央音乐学院领导提出尽快将“全集”的编印提上议事日程并寻求广东方面给予支持。整个“全集”的编印工作就在双方有关领导的直接关怀和许多著名作曲家、表演家、指挥家以及相当数量的著名音乐表演团体和两家音像出版公司的支持下，从2003年春至2007年冬，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即包含7卷9册（其中管弦乐总谱2166面、其他乐谱1354面、图片271张、文字56万字）的“书谱部分”和全部新录制的13张CD（其中包含2部交响曲、2部交响组曲、3首管弦乐曲、3部协奏曲、4部大合唱、20首小提琴独奏曲和独奏组曲、4部器乐重奏曲、6首钢琴独奏套曲和独奏曲、1部艺术歌曲集及若干独唱、合唱曲）的“音响部分”。
　　2007年12月14日，中央音乐学院与广州市政府、广州文化局、中国音协如期在广州隆重举行了“马思聪全集首发式”，同时，还隆重地举办了“马思聪、王慕理骨灰由美国迁回祖国和墓地塑像揭幕仪式”和“马思聪作品音乐会”、“马思聪作品音响唱片欣赏介绍”。所有旅居海外的马思聪亲属（包括马思聪的弟弟、小提琴家马思宏，马思聪的妹妹、大提琴家马思琚，长笛演奏家马思芸，儿子马如龙等）、广州市有关领导和各大媒体记者均热情出席，掀起了广州史上罕见的“马思聪热”。12月24日，在北京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有关领导及许多老音乐家也均出席参加。这是中国音乐家经过4年左右的齐力奋战，终于在2007年底以前胜利、庄严地写下的值得纪念的一页，以实际行动纪念马思聪逝世20年，共同向这位杰出音乐前辈所表述的敬仰和思慕。
　　
　　二、工作的粗浅体会
　　
　　首先，如前所述，马思聪的作品门类齐全、份量很重，特别要直接面对大量作者带有管弦乐总谱的手稿（其中还包括许多“未定稿”“草稿”之类）和相当数量以往各出版社出版的印刷稿。开始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作曲家用铅笔所写的手稿上，因为其中不少笔迹模糊、写作习惯前后不一（如有时对不同需移调的管乐声部写不同的调号，有时对所有乐器都按C调来写）和因时间匆忙所造成的写作随便（如将几个圆号或长号、将有些打击乐器合并成一行或两行等）等。尽管解决这些困难费时费力不小，但这是进行“全集”编订中必然要面对的。最初我们对马思聪还在世所出版的大量印刷稿有所忽视，认为“大概问题不会很大”。而客观的事实是这些印刷稿也存在不少疏漏及错误，有些错误还是在将作品进行排练过程中由乐队指挥及演奏员发现的。这就造成大量工作的“返工”和抄谱、校对工作的“增负”。
　　第二，开始时，几乎所有校订者都要求将全部稿件进行重新抄谱，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钢琴或其他“MIDI”设备进行工作。但是，由于上述种种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徒然增加很大的经费投入和时间耗费，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极其繁重的抄谱中难以避免的新错误和更多反复校对的压力。这一点可能是这次工作中最令人头痛的事。
　　第三，书谱的校对和作品录制同时进行，固然“抢”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但也带来了许多难以避免的工作困难和工作混乱。同时，在“全集”工作已进入预定日程的后期，意外发现了有些原以为已经遗失多年而没有纳入原定出版计划的重要作品的手稿。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宁肯打乱原定的工作安排，采取坚决“挤进去”的方案，虽然给自己和有关编辑、演出人员增加了负担，但却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对管弦乐作品音响的录制，必须抓紧事前的认真排练，否则不利于领会、诠释作品的内涵。因此，我们从与演奏者签订“合同”起就反复强调这一点，并制定了一套聘请专家审听的制度，甚至改变演出单位。这些决定尽管增加了一些支出和拖延了一些时间，但却保证了录音的艺术质量。
　　总之，4年来虽然我们尽全力基本按时完成了这次的“全集”编印工作，但由于缺乏经验、水平也有限，我们的工作确是边摸索边改进。所以这次的工作只是开了一个头，许多事情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三、难忘的“插曲”
　　
　　1.过去我们就听说马思聪在50年代为话剧《屈原》所写配乐的总谱手稿保存在北京某剧院。这次为了“全集”的出版与之联系，仍未得允许。经过多方反映和有关领导的斡旋，最后总算获得解决。我院与他们还举行了隆重的“手稿移交”仪式。当时“全集”出版工作已相当紧张，我们打算就以“原件照像”方式进行排版。对这份“手稿”细致审阅时，发现尽管全曲和各乐章的标题均写明是为话剧《屈原》所写的管弦乐总谱，但其乐谱和文字书写的笔迹不太像，所用谱纸也有疑问，特别是乐谱最后所注时间与马思聪写作的年代有出入。当时就想起在抗战期间刘雪庵先生曾写过话剧《屈原》的配乐，会不会这份总谱是刘雪庵写的？为此，我们对这份费了多年努力所得到的总谱又进行多方的考证，包括请当年参与排练马思聪该作品的乐队指挥和马思聪的胞妹进行验证，请刘雪庵子女一起分辩笔迹和查询有关情况。通过查证，终于确认了这不是马思聪的手稿而是刘雪庵的手稿，防止了工作中差一点发生的重大失误。
　　2.在这次录制工作中，我们曾将马思聪的《第一交响曲》委托俄罗斯爱乐乐团来承担。当时的考虑是这部作品份量重、技术难，并且国内所有乐团均未排练演出过，而俄罗斯这个乐团技术水平较高、录音经验丰富，而且该团的团长左贞观是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对中国特别友好。果然工作进展顺利，录音质量获得多方好评。到2007年春夏之交，我们又请他们突击录制了马思聪的《双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国内从未录制过的作品。专家审听后不太满意，思琚教授提出最好另外再录一个版本。我们就此请左先生帮忙。
　　就在这之后，我们发现在原中央乐团的资料室积压着大家以为已经遗失了的、马思聪于新中国初期创作的管弦乐《欢喜组曲》。这个发现可说是这次“全集”工作中最令人振奋的意外收获。但时间相当紧迫，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挤进”原定的工作规划。除了在“书谱”方面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外，最担心的是对作品音响的录制。这就又只能试着向左先生提出紧急呼吁。最初左先生表示要到10月份才能进行，因为按俄罗斯的惯例8月份是假期。但按我们整个音响录制的日程，8月份必须停止一切新作品的录制而进入全部录制音响的后期处理，否则就必然会影响12月份的“全集首发式”。经过再三交涉，左先生终于被感动而接受了，他们破例按我们提供的总谱进行排练，并如期在8月初就将录制好的样片送到北京。他们说马思聪这部作品写得出于他们的意外，队员们愉快而高效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俄罗斯艺术家对中国的深情和友谊。
　　3.有关马思聪的话剧《屈原》配乐，我们总不甘心就此放弃，但只有该作品的全部乐队分谱和一份过去对乐队写作没有经验、错误百出而无法校订的“总谱”。在无奈中曾向左先生偶尔谈起这事。左先生又被感动了，他主动表示他个人和那里的一位抄谱专家（一位俄罗斯老太太）或许可以帮忙解决。对左先生再次伸出的援助之手，我们又是惊喜又是感动。我们立即将所有分谱全部送交俄罗斯，请他们在整理出的总谱基础上再为我们录制成音响。这后两件事完全是超出我们原定录制规划的“额外项目”。当然，最后这一作品的录制完全是在“全集”后期处理之后进行的，已无法收入原定的“出版计划”，只能留作今后的“全集补遗”中去考虑了。对于这些超计划的任务，我们觉得至少没有辜负大家对“全集”编委会的期望，尽了自己的职责。
　　
　　四、结语
　　
　　通过4年左右的工作，我们不断加深对马思聪音乐遗产的丰硕、高超和深厚的理解。他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一条至今还无人超越的康庄大道，为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发展做出超过前人的辉煌成就。他还在大型声乐套曲、室内重奏、艺术歌曲、钢琴音乐，以及舞剧音乐、歌剧音乐方面写下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优秀作品。过去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他的许多作品、包括在美国时期所写的作品，到今天都还属于首次发表、首次演出。这次对《马思聪全集》的编印出版，才使我们真正将这位杰出艺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做出全面的展示。如果说，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了萧友梅、赵元任、黄自、聂耳、冼星海等光辉的名字，那么马思聪无愧是中国“抗日战争”以后最杰出的一位音乐先驱。他为了苦难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努力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宝库，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创作仍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今天尽管马思聪已经辞世整整20年了，但我们深信随着他所有优秀音乐遗产的传播，随着“全集”的广泛发行和深入研究，必将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音乐事业的建设发挥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和贡献！
　　
　　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思聪全集》编委会主任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