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房是永福寺的核心建筑。单层，人字形飞檐构造；透过窗格看进去，一片幽深。阳光从西边进来，l0多道光柱，照在青黑色地砖上，漆黑铮亮。这个已有800年历史的佛殿体量巨大，数十根粗壮的原木柱子，高l0多米，顶天立地，一副楹联垂天而下：“白华岩畔观性于根尘幻；翠柳渡头人流于心水清”，20个大字笔力刚劲、气韵流畅……在一个日本禅寺，看到这样正宗的中国楹联，倍感亲切。
　　抬头，堂前悬挂的匾额：“选佛场”，落款“大宋国径山无准书”，心里一惊，原来这是宋朝名刹杭州径山寺大住持无准留下的墨迹。
　　京都的永福寺，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国师“圣一法师”创建。圣一法师南宋末年去到中国学习佛法，就是师从当年杭州径山寺一代名师无准。永福寺的整体构造、布局，包括禅院制度，也完全依照径山寺，至今寺院里还保存着圣一法师从中国带回去的法具、典籍、宋版佛教法典。
　　我们到访的时候，正值红枫遍野，永福寺旁侧山谷里枫树如火如荼，陪同的友人说，枫树一般是五瓣叶，全日本只有永福寺的枫树叶分三瓣，这里的2000多棵枫树，就是800年前圣一法师从中国带回来的树种。
　　三年前，我们做过一期专题《在日本发现唐朝》，以“茶道，花道，香道”三雅道的精神分析与鉴赏为核心，试图找回在日本尚存，而我们业已遗失的传统中国的风雅生活；这次我们再度东渡，遍访京都禅寺和高僧，想搞清楚中国宋元时期禅宗文化的传人，是如何构筑日本的社会伦理，并影响至今的生活哲学和审美趣味。续写《京都寻宋》，是一次悲欣交加的自我认知，充满了省察、失落、觉悟和慨口义。
　　因友人引见，这次我们见到一些学识、德行享有尊崇地位的日本佛界禅师和高僧。他们门庭教派不一，但谈起中国唐宋佛学对日本文化精神的影响，满心谦恭，绝无搪塞，其姿态让我们这些后辈略有惶恐不适。在大德寺，禅师山田正宗给我们讲解晚唐诗人《早梅》里的“少”与“清寂”；在南宋名画《柿图》前体会“一”和“一切”；在建仁寺枯山水前的禅坐中，我们感受“空”；最后，“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我们在泉田禅师诵读的白居易诗中感受“离别”……800年过去，风流云散，我们只能在东瀛异域的想象中，感受“唐宋茶仪的浪漫韵致”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性朝代。宋朝立国便实行文官政治，统治者奉行防守国策，完全没有开疆扩土、驱逐四夷的野心。在宋朝，经济发达，百姓做饭都烧煤而不是柴草，煤产量世界第一；宋代的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农具所需要的钢产量，甚至超过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时期，整个英国的钢产量。同时，宋朝也是一个商业贸易特别发达的朝代，马可波罗就曾惊讶长江航运的繁忙，“河岸很多城市，长江的河运总量超过基督教世界所有江河河运量的总和”。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感叹，“公元960年宋代开始，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流通，火药发明，天文时钟，指南针，水利设施都一一显现。中国首次出现了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经济发展，又不事战事，宋人的生活富裕安逸，催生了文化的演进和生活形态的成熟。唐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向往建功立业；而宋人则不再向往边塞，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职业；唐人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宋人则已是“浊洒一杯家万里，羌管悠悠霜满地”；如果说唐诗是少年，宋诗已经是人到中年的冷静和省思。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代表性意象组合，就说明宋时文人已经度过中国文化精神的青春期，开始走向内敛和成熟，史景迁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已经烂熟”。
　　宋之前的中国，都是正统的儒家文化国度，是发祥地，也是文化中心。日本等东亚诸国都很尊崇，认为这样的中国才是他们的老师，日本的僧侣社会上层都以能熟读唐诗宋词为荣，贵族书写都用汉字，以表示自己的正宗学识；日本富足家庭甚至让他们的女子来大宋“借种”，以改良他们的后人。12世纪开始，由于航海和气象技术的进步，大量商人和佛教僧侣往来日本和中国，日本从宋进口的丝绸茶叶、琥珀金饰，都是贵族生活的奢侈品，中日交流进入鼎盛时期。
　　但是，这一切在公元1279年戛然而止。南宋末年，草原兴起的蒙古军队大举南下，1279年，与宋朝军队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打了一场大规模海战。对垒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600多艘，最后宋军战败，8岁的南宋皇帝赵爵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殉国。崖山之战后，海上浮尸10万，当时宋朝的社会精英要么投海自尽，或者流亡海外。
　　这场战役以元军胜利、宋军全军覆灭告终，它意味着南宋的彻底灭亡。崖山之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由此被断送，中国社会文明进程急转而下。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意义中华文明的衰败与陨落，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说。
　　南宋亡国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举国守孝，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师或同宗灭亡了，伤感悲戚。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此名。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游牧民族刚刚退出原始时期的初期文明，战争的结果，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裕的先进的文明被落后的蛮夷所灭，民众遭到屠杀和侮辱，被国际史学界誉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宋汉文明过了几百年都没有恢复元气。
　　宋以后，那个自信、开放、宽容的民族不见了，那个商业发达、文思喷涌的社会不见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输送几近停止。在日本研读南宋灭亡的这段历史，尤为心痛。
　　史景迁评价宋朝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一个中国世纪”，可崖山海战断送了这—切。陈寅恪先生也有如是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干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倒是在一本回忆文集里，看到前国家总理周恩来对这段J力史的一个洞见，让人惊讶，他说，南宋流亡政权不应该在崖山作殊死搏斗，而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到台湾去，全面退守，政权亦可在台湾得以延续和发展，由此保存的将不只是一个政权，而是伺机复兴的汉文明。
　　历史后继千年，反复推演着同样的故事。回望崖山之战的战略错失，思千年之后的风云际变，尤生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