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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一条起自福建武夷山，溯长江、跨黄河，穿越中原山水，横跨戈壁草原，经恰克图，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长达1.3万公里的万里茶道，成为中国茶叶向外销售的黄金通道。得益于这条堪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商贸通道，中俄蒙三国沿线城镇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并留下了无数文化遗产。
随着中俄蒙三国将万里茶道联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许多尘封的往事被人们发现，当年那些驰骋在万里茶道上的大茶商和他们的收藏往事，也成为媒体聚焦、大众注目的热点。而榆次常家、祁县渠家、何家、乔家等茶商家族的收藏，尤为精彩。
乔家：大院中有藏书楼
乾隆年间，乔家在包头创立“广盛公”“复盛公”商铺，领跑包头商界一百多年。包头城至今仍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乔家第三代乔致庸时，将乔家商业推向全盛。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从乞丐手上偶然得到一张百年商路地图。乔致庸冒险重新疏通因太平军活动而尘封多年的万里茶路，开设大德诚号，兼营钱庄和茶庄。把握商机，又进入票号业，终于使乔家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据说乔致庸素性恬淡、酷嗜读书，在带领家族事业发展之后，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孙，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据《祁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戴氏丹枫阁，清中叶颉氏松鹤楼、乔氏黄叶楼，晚清何氏对蒙轩、乔氏昆仲之有融斋、息影园均为藏书万卷之所。
乔家第四代乔超五，字朗山，同治十年（1871）任直隶知县，光绪初补新城知县，颇有政声。喜好读书，嗜书成癖，收藏丰富，据记载所藏元明版书甚多，有宋版《博古图》、《李太白集》等数种，其孙乔晋枚曾请书业诚店员为其整理，造书目一册，分装六十余大木箱。当时的有融斋、息影园即是以乔致庸为首的乔家的藏书楼。乔家的藏书，于1948年流落民间。《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上，记载的捐书人有渠仁甫、乔贞士、何晓楼等，祁县有关部门曾经认为，乔贞士是乔家后人，她捐献的古籍366种应为乔家所有，后来访问渠家后人，得知乔贞士是渠家媳妇，所捐之书，为渠家另一支所有。
乔家还有不少人喜欢收藏古玩、文物，如乔景僖、乔映南父子。据说乔氏父子收藏的鼻烟壶就有数十个。乔家还收藏有《文昌帝君阴鸷文》，这篇文章选用七八十块寿山石、青田石等名贵材料，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刻制的印章，每块上面刻文一句，合起来是一篇。此物原为清贵族端方之物，端方和乔家素有来往，曾经在乔家住过。后来端方遭暗杀身亡，此物便归乔家。无奈此物归乔所有时就缺一块，乔家常引为憾事。
乔家虽然富有，但玩起收藏却深谙买卖之道。一次，古玩商贩携几件名贵玉石到乔家，乔映南见内中有一块印章，上刻“欲广福田须平心地”几字，正是所缺的印章，心中大喜却不露声色，反而说：“这些破玩艺儿也拿来，快拿走吧！”
贩客连忙说：“不敢，不敢，知道这几件不入尊目，以后我有好的再来孝敬，不过年前手头有些拮据……”映南说：“早说不就完了，谁让咱们是老相识呢！”遂让人从账房支50银元交给对方，贩客千恩万谢，坚持要把东西留下。
乔映南说：“既然你过意不去，就把这块印章留下让孩子们托个福，我也不白拿，再给你50元，好好过年吧。”古董贩商喜出望外，高兴而去。乔映南以较低的代价使整篇成为完璧。
常家：法帖深藏育人才
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历经几代人艰苦创业，驰骋万里荒漠，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之路，成为一支数百年长盛不衰、堪称中国外贸第一世家的名门望族。据《山西外贸志》记载：“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20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常家九世第三子常万达生逢康乾盛世，中年时代又适逢中俄贸易在《尼布楚条约》的引领下蓬勃发展。常万达审时度势，为开辟新的经商路线，于乾隆十六年（1751）决定率三子由张家口迁居中俄边境的重要通商口岸恰克图。常万达的远见、谋略和信义，赢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同意他把茶叶生意做到了俄国境内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十余个城市，以后又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使其茶叶之道延长到13000多公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里茶路”。常万达及其后辈子孙采茶武夷山，纵贯全中国，横穿大戈壁，万里牵骆驼，绵延150年，把数千万篓的红茶、绿茶、砖茶、盒茶销往欧洲，又把数亿万两的白银运回国内，成为名震四方的富豪。
常氏家族秉承“学而优则贾”的家规，注重以儒学孝义树立品德，这种尊儒重教的优良家风，抚育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商业管理人才。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常氏家族考取进士1人、举人10人、秀才75人、国子监监生60人，总计146人。
常家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广为收藏历代书法的神妙精品之作，并将这些收藏品与宅院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雅诗、书、 画品与气势宏大民居建筑群珠联璧合、水乳交融，展示了主人的审美格调，同时寄托了文化情怀。常家庄园仅书法篆刻就有八种之多，即宋代二亭双绝帖、清代名人名联帖、恽寿平画跋帖、石芸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遗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
《听雨楼法帖》共收集了上至唐代、下至清代中叶50余位大书法家的作品，其中有颜真卿、李邕、贺知章、 怀素、欧阳询、郭子仪、苏轼、米芾、文徴明、傅山等书法珍品，可谓名家荟萃。此书法篆刻均由太谷县孙阜昌刻制于咸丰元年（1851）。孙阜昌，太谷县人，世代经商，因熟读经书， 酷爱书法，自号“白石傻子”。尤喜收藏历代名家真迹及金石碑帖。拥有《名家兰亭碑》《岳飞出师表》《倪元潞碑》等多种珍贵碑帖。在道光年间，将珍藏的历代名帖、名家手迹，请江南名匠刻勒于砖，置于家中花园。到了清末孙家败落，常家十五世常运元不惜重金将此篇幅浩大的碑帖从太谷购回，置于家族南祠堂院中。 《石芸轩法帖》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太谷著名书法杜大统74 岁的作品，自书自刻，刀笔双佳。此碑砖刻共收集大字青砖132方。是由常家十三世常立方，由太谷重金购回。常立方是著名书家学者，久慕杜氏之名，在清光绪四年（1878）终于寻访到此碑，遂嵌于石芸轩书院。
弟子耳濡目染，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十二世常炳的柳体、常佶的双钩、常怿的行楷，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常立屏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隶，十四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家。
常赞春（1872—1941）与其弟常旭春为晋中地区书法翘楚。喜读书，酷爱收藏古籍碑帖。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将家藏《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朱子全书》等捐赠凤鸣学堂图书馆（后归县文庙图书馆） ，知县沈继焱申禀山西巡抚及提学史，由巡抚恩寿题赠“士诵清芬”、提学史锡嘏题赠“芬惠士林”二匾。他寄赠山西省图书博物馆（ 现存山西省图书馆） 的《四部丛书》及方志等巨著约二万册，并编有储书目录一册。
渠家：为藏典籍开店铺
祁县渠家素有“渠半城”之称，渠家开办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白银三四百万两。
长裕川茶庄早期在福建武夷山贩茶，中期转入湖南安化，后期开辟了湖南、湖北交界地的羊楼洞、羊楼司茶山。在长达150多年的茶叶贸易中，“长裕川”人创造了“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以国内外茶叶市场为导向；以“川”字牌三和、砖茶为名牌产品；以湖南、湖北茶山为优质生产基地；以“茶庄-茶行-茶农”为组织载体；以“行商遗要”为标准化操作规程的一条龙经营模式，成为长裕川百年不倒的重要原因，也是晋商万里茶路文化的一个闪光点。据说，极盛时，每箱茶竟获利二至七两白银。每个账期，每股可分红白银七八千两，按当时的20股计，分红总额在十四至十六万两白银。
渠家的收藏活动，最主要的是渠本翘与渠仁甫叔侄。渠本翘进士出身，集官、商、绅于一体，是一位积极的爱国者和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晚年，致力于收藏与著述，一面广收珍版古书与名家字画，一面征集文献，整理刊印发行。1915年，他印发了刘奋熙诗集，并撰写了序言与生平事略，置诸卷首。次年，应榆次常赞春之请，助资石印了戴廷栻著的《半可集》。
渠仁甫从1917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私人工商业改造，渠仁甫经营商业40年。前后有八大商号，其中3个是继承祖业，5个是他亲手创建的。渠仁甫喜读书，好诗文，“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善书法，尤精小楷，80岁的时候仍能作蝇头小楷，至今尚存四五十万字的文钞、诗钞。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古籍善本及书画作品，其主要方向是碑帖及明清书法作品。家中的藏品中，多半为书法作品。
为了便于收藏，渠仁甫还专门开了“书业诚”古籍书画店，主要业务是收购古籍书画，凡书店收到的书画珍品和古籍善本首先要让渠东家看，只要是他喜爱的就留下。这种收藏到“七七事变”前达到顶峰，渠仁甫也成为山西和国内著名的藏书家。当年藏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百衲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皇清经解》、《五礼通考》等古籍善本2000余部，共六七万册。收藏古籍善本10万余册，字画碑帖三四百件，仅傅山的作品就有12件之多。渠仁甫的收藏除少数是继承祖传藏品外，大多是清末民初从众多山西著名书画收藏家，祁县戴廷栻、渠爵庵，太谷孙阜昌、曹铁轩，代县冯志沂，平定李谷人等后人手中购得。
1937年秋天，侵华日军逼近祁县之际，57岁的渠仁甫带领全家外出逃难，仅带走了少量易于携带的书画藏品。随后渠家大院成为日军司令部，家中保存的贵重物品被掠夺，书画收藏品被洗劫一空。
后来长裕川、书业诚的店友伙计，趁日本兵外出扫荡之际，抢运出一部分书籍物品，存放在书业诚书店库房内。这其中就有傅山的手卷《太原三先生传》和《治学篇》。渠仁甫的收藏中，这件手卷以及傅山为戴廷栻所书的《丹枫阁记》、《临黄庭坚诗立轴》都是其中的精品。解放后，渠家人1951年回到太原，当时老家那边还有字号，店员把从日本人扫荡后清理出来的东西，包括衣物、家具、古籍书画，成箱成箱地运到太原渠家。
1954年渠仁甫将商号店员从日寇手里保留下来的古籍清点完善，将其中477部1.14万余册捐给祁县图书馆，1955年又将其中550部捐赠山西省文史馆。如明代著名的毛氏汲古阁刻本《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津逮秘书》、《李文公集》、《陆状元通鉴》、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明万历三十一年刻本《唐类函》以及康熙、乾隆年间清宫武英殿本《南巡盛典》、《钦定佩文韵府》、《五色批古文渊鉴》等都在其中。
即使经过大规模的捐赠之后，渠家的藏品仍然数量惊人。“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把家中的所有书籍、字画查抄一空，拉走了十几卡车的东西。所幸渠仁甫1976年平反昭雪后，这些书籍、字画又回到了渠家。
何家：对蒙轩中藏宋本
祁县何家称雄商界数百年。何家在明代时经商就初具规模，清军入关，何家依靠茶庄、烟庄、当铺等产业逐渐做大。何家为儒商世家，世代流传家训“做官不可与同僚太近，做商不可与同行太争”，重视诗书传家。
永聚祥是何家开办于清道光年间茶庄之一，资本达到了4.5万两白银，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采茶地区原先在武夷山和安溪，加工后的茶叶由产地陆运至江西省铅山县老河口，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 一部分在汉口批发给俄英等外商，一部分由汉口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省社旗镇，由此驼运继续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归化（今呼和浩特）。继续北上至俄国腹地莫斯科至圣彼得堡。
何家到其后代何遵先时，以藏书刻书名闻三晋。何遵先（1844—1894），字绍庭，一字葑蒙，清末藏书家、刻书家、金石家、文学家。何遵先“屡入乡闱不售，遂弃举子业，从事纂述”。据记载，何遵先藏书数万卷，其中尤多周秦铜彝、汉魏石墨，其半生精力所注，只在金石一门，每得一品，常常考证年代，辨别款式，录文字而细细考证。何遵先撰述很多，存留下来的主要有《山右四影诗》、《王太史稿》、《山右金石文钞》等；他还出资刻书清光绪本《四库全书目录》；他藏书质量高，现存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万历纂修、崇祯二年重修的《山西通志》，在书的扉页上钤印“昭余对蒙轩”珍藏，祁县图书馆“镇馆之宝”，宋绍定二年（1229）池州刻本《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由何家后代何晓楼捐赠给祁县图书馆。何家捐赠给祁县图书馆馆的古籍文献有946种，其中捐赠的珍贵的地方志就达47种之多。
对蒙轩的藏书，有些是名家旧藏。《昌黎先生集考异》有汲古阁毛氏、徐乾学、季振宜的藏书印；嘉靖本《甫田集》、连筠簃本《永乐大典目录》，都是灵石耿文光的旧藏，有耿氏题跋；华希闵刻本《遗山先生文集》，有张石州的通书批校，是后来道光三十年张穆校刊《元好问集》的底本；明万历本《汉魏诸名家集》，有孙尔准的批语。祁县乔煌黄叶楼、孟介臣槐荫堂、太谷孙阜昌的藏书，有些也归了何家。
现存山西省博物院图书馆的明万历纂修、崇祯二年重印的《山西通志》，是海内孤本、国家一级文物，扉页上写有“昭余对蒙轩珍藏”的字样，也是何氏旧藏，1963年，从祁县图书馆调走了；山西博物院所藏《甘氏印集》，函套也题有“昭余对蒙轩珍藏”，且有“介臣鉴藏”、“叔仁珍玩”等印，是祁县著名篆刻家孟介臣的旧藏，也是1963年从祁县图书馆调走的。
清民鼎革，抗战军兴，何家后人星散各地，家道逐渐衰落，大院有些房屋卖给了外姓人，住户增多，藏书楼也无人看管。建国后，有个小孩子经常爬上楼，从窗户钻进对蒙轩里，拿几部书出来，给一个买祁县特产“贾令熏肉”的老人用作包装纸，换点肉吃。卖肉的老人和这个小孩子逐渐有了默契，多少年来，贾令熏肉一直是祁县人餐桌上的常见菜品，每来一个顾客，老人就要撕下一张纸来包装，经年累月，不知对蒙轩中有多少珍本古籍经过了这样的毁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从窗户里钻进去拿出书来用，直到后来，祁县文化馆的王又生先生在买肉时发现，包书的纸竟然是很有价值的书，才顺藤摸瓜，发现了对蒙轩这个宝藏。最后，王先生等人建议县政府出面，和当时何家后人何晓楼先生商量，将书捐献给文化馆。
藏书之外，何遵先还曾经编辑刊刻过数种书籍。其中最能体现目录学修养的，便是他编的《四库全书目录》，这是一部将四库著录书与存目书合刊的“目录之目录”，相当于无提要的《四库全书总目》。此外，他还编刻了《山右四朝诗》，辑录山西唐宋金元诗人作品，汇而刊行；戴廷栻所刻的《王太史遗稿》，到清末已经极稀见，何遵先觅得旧本，重新翻刻。
随着中俄蒙三国将万里茶道联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许多尘封的往事被人们发现，当年那些驰骋在万里茶道上的大茶商和他们的收藏往事，也成为媒体聚焦、大众注目的热点。而榆次常家、祁县渠家、何家、乔家等茶商家族的收藏，尤为精彩。
乔家：大院中有藏书楼
乾隆年间，乔家在包头创立“广盛公”“复盛公”商铺，领跑包头商界一百多年。包头城至今仍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乔家第三代乔致庸时，将乔家商业推向全盛。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从乞丐手上偶然得到一张百年商路地图。乔致庸冒险重新疏通因太平军活动而尘封多年的万里茶路，开设大德诚号，兼营钱庄和茶庄。把握商机，又进入票号业，终于使乔家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据说乔致庸素性恬淡、酷嗜读书，在带领家族事业发展之后，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孙，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据《祁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戴氏丹枫阁，清中叶颉氏松鹤楼、乔氏黄叶楼，晚清何氏对蒙轩、乔氏昆仲之有融斋、息影园均为藏书万卷之所。
乔家第四代乔超五，字朗山，同治十年（1871）任直隶知县，光绪初补新城知县，颇有政声。喜好读书，嗜书成癖，收藏丰富，据记载所藏元明版书甚多，有宋版《博古图》、《李太白集》等数种，其孙乔晋枚曾请书业诚店员为其整理，造书目一册，分装六十余大木箱。当时的有融斋、息影园即是以乔致庸为首的乔家的藏书楼。乔家的藏书，于1948年流落民间。《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上，记载的捐书人有渠仁甫、乔贞士、何晓楼等，祁县有关部门曾经认为，乔贞士是乔家后人，她捐献的古籍366种应为乔家所有，后来访问渠家后人，得知乔贞士是渠家媳妇，所捐之书，为渠家另一支所有。
乔家还有不少人喜欢收藏古玩、文物，如乔景僖、乔映南父子。据说乔氏父子收藏的鼻烟壶就有数十个。乔家还收藏有《文昌帝君阴鸷文》，这篇文章选用七八十块寿山石、青田石等名贵材料，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刻制的印章，每块上面刻文一句，合起来是一篇。此物原为清贵族端方之物，端方和乔家素有来往，曾经在乔家住过。后来端方遭暗杀身亡，此物便归乔家。无奈此物归乔所有时就缺一块，乔家常引为憾事。
乔家虽然富有，但玩起收藏却深谙买卖之道。一次，古玩商贩携几件名贵玉石到乔家，乔映南见内中有一块印章，上刻“欲广福田须平心地”几字，正是所缺的印章，心中大喜却不露声色，反而说：“这些破玩艺儿也拿来，快拿走吧！”
贩客连忙说：“不敢，不敢，知道这几件不入尊目，以后我有好的再来孝敬，不过年前手头有些拮据……”映南说：“早说不就完了，谁让咱们是老相识呢！”遂让人从账房支50银元交给对方，贩客千恩万谢，坚持要把东西留下。
乔映南说：“既然你过意不去，就把这块印章留下让孩子们托个福，我也不白拿，再给你50元，好好过年吧。”古董贩商喜出望外，高兴而去。乔映南以较低的代价使整篇成为完璧。
常家：法帖深藏育人才
山西榆次车辋常氏家族，历经几代人艰苦创业，驰骋万里荒漠，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之路，成为一支数百年长盛不衰、堪称中国外贸第一世家的名门望族。据《山西外贸志》记载：“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20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常家九世第三子常万达生逢康乾盛世，中年时代又适逢中俄贸易在《尼布楚条约》的引领下蓬勃发展。常万达审时度势，为开辟新的经商路线，于乾隆十六年（1751）决定率三子由张家口迁居中俄边境的重要通商口岸恰克图。常万达的远见、谋略和信义，赢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同意他把茶叶生意做到了俄国境内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十余个城市，以后又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使其茶叶之道延长到13000多公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万里茶路”。常万达及其后辈子孙采茶武夷山，纵贯全中国，横穿大戈壁，万里牵骆驼，绵延150年，把数千万篓的红茶、绿茶、砖茶、盒茶销往欧洲，又把数亿万两的白银运回国内，成为名震四方的富豪。
常氏家族秉承“学而优则贾”的家规，注重以儒学孝义树立品德，这种尊儒重教的优良家风，抚育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商业管理人才。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常氏家族考取进士1人、举人10人、秀才75人、国子监监生60人，总计146人。
常家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广为收藏历代书法的神妙精品之作，并将这些收藏品与宅院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雅诗、书、 画品与气势宏大民居建筑群珠联璧合、水乳交融，展示了主人的审美格调，同时寄托了文化情怀。常家庄园仅书法篆刻就有八种之多，即宋代二亭双绝帖、清代名人名联帖、恽寿平画跋帖、石芸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遗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
《听雨楼法帖》共收集了上至唐代、下至清代中叶50余位大书法家的作品，其中有颜真卿、李邕、贺知章、 怀素、欧阳询、郭子仪、苏轼、米芾、文徴明、傅山等书法珍品，可谓名家荟萃。此书法篆刻均由太谷县孙阜昌刻制于咸丰元年（1851）。孙阜昌，太谷县人，世代经商，因熟读经书， 酷爱书法，自号“白石傻子”。尤喜收藏历代名家真迹及金石碑帖。拥有《名家兰亭碑》《岳飞出师表》《倪元潞碑》等多种珍贵碑帖。在道光年间，将珍藏的历代名帖、名家手迹，请江南名匠刻勒于砖，置于家中花园。到了清末孙家败落，常家十五世常运元不惜重金将此篇幅浩大的碑帖从太谷购回，置于家族南祠堂院中。 《石芸轩法帖》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太谷著名书法杜大统74 岁的作品，自书自刻，刀笔双佳。此碑砖刻共收集大字青砖132方。是由常家十三世常立方，由太谷重金购回。常立方是著名书家学者，久慕杜氏之名，在清光绪四年（1878）终于寻访到此碑，遂嵌于石芸轩书院。
弟子耳濡目染，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十二世常炳的柳体、常佶的双钩、常怿的行楷，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常立屏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隶，十四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家。
常赞春（1872—1941）与其弟常旭春为晋中地区书法翘楚。喜读书，酷爱收藏古籍碑帖。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将家藏《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朱子全书》等捐赠凤鸣学堂图书馆（后归县文庙图书馆） ，知县沈继焱申禀山西巡抚及提学史，由巡抚恩寿题赠“士诵清芬”、提学史锡嘏题赠“芬惠士林”二匾。他寄赠山西省图书博物馆（ 现存山西省图书馆） 的《四部丛书》及方志等巨著约二万册，并编有储书目录一册。
渠家：为藏典籍开店铺
祁县渠家素有“渠半城”之称，渠家开办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白银三四百万两。
长裕川茶庄早期在福建武夷山贩茶，中期转入湖南安化，后期开辟了湖南、湖北交界地的羊楼洞、羊楼司茶山。在长达150多年的茶叶贸易中，“长裕川”人创造了“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以国内外茶叶市场为导向；以“川”字牌三和、砖茶为名牌产品；以湖南、湖北茶山为优质生产基地；以“茶庄-茶行-茶农”为组织载体；以“行商遗要”为标准化操作规程的一条龙经营模式，成为长裕川百年不倒的重要原因，也是晋商万里茶路文化的一个闪光点。据说，极盛时，每箱茶竟获利二至七两白银。每个账期，每股可分红白银七八千两，按当时的20股计，分红总额在十四至十六万两白银。
渠家的收藏活动，最主要的是渠本翘与渠仁甫叔侄。渠本翘进士出身，集官、商、绅于一体，是一位积极的爱国者和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晚年，致力于收藏与著述，一面广收珍版古书与名家字画，一面征集文献，整理刊印发行。1915年，他印发了刘奋熙诗集，并撰写了序言与生平事略，置诸卷首。次年，应榆次常赞春之请，助资石印了戴廷栻著的《半可集》。
渠仁甫从1917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私人工商业改造，渠仁甫经营商业40年。前后有八大商号，其中3个是继承祖业，5个是他亲手创建的。渠仁甫喜读书，好诗文，“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善书法，尤精小楷，80岁的时候仍能作蝇头小楷，至今尚存四五十万字的文钞、诗钞。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古籍善本及书画作品，其主要方向是碑帖及明清书法作品。家中的藏品中，多半为书法作品。
为了便于收藏，渠仁甫还专门开了“书业诚”古籍书画店，主要业务是收购古籍书画，凡书店收到的书画珍品和古籍善本首先要让渠东家看，只要是他喜爱的就留下。这种收藏到“七七事变”前达到顶峰，渠仁甫也成为山西和国内著名的藏书家。当年藏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百衲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皇清经解》、《五礼通考》等古籍善本2000余部，共六七万册。收藏古籍善本10万余册，字画碑帖三四百件，仅傅山的作品就有12件之多。渠仁甫的收藏除少数是继承祖传藏品外，大多是清末民初从众多山西著名书画收藏家，祁县戴廷栻、渠爵庵，太谷孙阜昌、曹铁轩，代县冯志沂，平定李谷人等后人手中购得。
1937年秋天，侵华日军逼近祁县之际，57岁的渠仁甫带领全家外出逃难，仅带走了少量易于携带的书画藏品。随后渠家大院成为日军司令部，家中保存的贵重物品被掠夺，书画收藏品被洗劫一空。
后来长裕川、书业诚的店友伙计，趁日本兵外出扫荡之际，抢运出一部分书籍物品，存放在书业诚书店库房内。这其中就有傅山的手卷《太原三先生传》和《治学篇》。渠仁甫的收藏中，这件手卷以及傅山为戴廷栻所书的《丹枫阁记》、《临黄庭坚诗立轴》都是其中的精品。解放后，渠家人1951年回到太原，当时老家那边还有字号，店员把从日本人扫荡后清理出来的东西，包括衣物、家具、古籍书画，成箱成箱地运到太原渠家。
1954年渠仁甫将商号店员从日寇手里保留下来的古籍清点完善，将其中477部1.14万余册捐给祁县图书馆，1955年又将其中550部捐赠山西省文史馆。如明代著名的毛氏汲古阁刻本《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津逮秘书》、《李文公集》、《陆状元通鉴》、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明万历三十一年刻本《唐类函》以及康熙、乾隆年间清宫武英殿本《南巡盛典》、《钦定佩文韵府》、《五色批古文渊鉴》等都在其中。
即使经过大规模的捐赠之后，渠家的藏品仍然数量惊人。“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把家中的所有书籍、字画查抄一空，拉走了十几卡车的东西。所幸渠仁甫1976年平反昭雪后，这些书籍、字画又回到了渠家。
何家：对蒙轩中藏宋本
祁县何家称雄商界数百年。何家在明代时经商就初具规模，清军入关，何家依靠茶庄、烟庄、当铺等产业逐渐做大。何家为儒商世家，世代流传家训“做官不可与同僚太近，做商不可与同行太争”，重视诗书传家。
永聚祥是何家开办于清道光年间茶庄之一，资本达到了4.5万两白银，收购、加工、贩运、批发一条龙。采茶地区原先在武夷山和安溪，加工后的茶叶由产地陆运至江西省铅山县老河口，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 一部分在汉口批发给俄英等外商，一部分由汉口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省社旗镇，由此驼运继续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归化（今呼和浩特）。继续北上至俄国腹地莫斯科至圣彼得堡。
何家到其后代何遵先时，以藏书刻书名闻三晋。何遵先（1844—1894），字绍庭，一字葑蒙，清末藏书家、刻书家、金石家、文学家。何遵先“屡入乡闱不售，遂弃举子业，从事纂述”。据记载，何遵先藏书数万卷，其中尤多周秦铜彝、汉魏石墨，其半生精力所注，只在金石一门，每得一品，常常考证年代，辨别款式，录文字而细细考证。何遵先撰述很多，存留下来的主要有《山右四影诗》、《王太史稿》、《山右金石文钞》等；他还出资刻书清光绪本《四库全书目录》；他藏书质量高，现存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万历纂修、崇祯二年重修的《山西通志》，在书的扉页上钤印“昭余对蒙轩”珍藏，祁县图书馆“镇馆之宝”，宋绍定二年（1229）池州刻本《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由何家后代何晓楼捐赠给祁县图书馆。何家捐赠给祁县图书馆馆的古籍文献有946种，其中捐赠的珍贵的地方志就达47种之多。
对蒙轩的藏书，有些是名家旧藏。《昌黎先生集考异》有汲古阁毛氏、徐乾学、季振宜的藏书印；嘉靖本《甫田集》、连筠簃本《永乐大典目录》，都是灵石耿文光的旧藏，有耿氏题跋；华希闵刻本《遗山先生文集》，有张石州的通书批校，是后来道光三十年张穆校刊《元好问集》的底本；明万历本《汉魏诸名家集》，有孙尔准的批语。祁县乔煌黄叶楼、孟介臣槐荫堂、太谷孙阜昌的藏书，有些也归了何家。
现存山西省博物院图书馆的明万历纂修、崇祯二年重印的《山西通志》，是海内孤本、国家一级文物，扉页上写有“昭余对蒙轩珍藏”的字样，也是何氏旧藏，1963年，从祁县图书馆调走了；山西博物院所藏《甘氏印集》，函套也题有“昭余对蒙轩珍藏”，且有“介臣鉴藏”、“叔仁珍玩”等印，是祁县著名篆刻家孟介臣的旧藏，也是1963年从祁县图书馆调走的。
清民鼎革，抗战军兴，何家后人星散各地，家道逐渐衰落，大院有些房屋卖给了外姓人，住户增多，藏书楼也无人看管。建国后，有个小孩子经常爬上楼，从窗户钻进对蒙轩里，拿几部书出来，给一个买祁县特产“贾令熏肉”的老人用作包装纸，换点肉吃。卖肉的老人和这个小孩子逐渐有了默契，多少年来，贾令熏肉一直是祁县人餐桌上的常见菜品，每来一个顾客，老人就要撕下一张纸来包装，经年累月，不知对蒙轩中有多少珍本古籍经过了这样的毁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从窗户里钻进去拿出书来用，直到后来，祁县文化馆的王又生先生在买肉时发现，包书的纸竟然是很有价值的书，才顺藤摸瓜，发现了对蒙轩这个宝藏。最后，王先生等人建议县政府出面，和当时何家后人何晓楼先生商量，将书捐献给文化馆。
藏书之外，何遵先还曾经编辑刊刻过数种书籍。其中最能体现目录学修养的，便是他编的《四库全书目录》，这是一部将四库著录书与存目书合刊的“目录之目录”，相当于无提要的《四库全书总目》。此外，他还编刻了《山右四朝诗》，辑录山西唐宋金元诗人作品，汇而刊行；戴廷栻所刻的《王太史遗稿》，到清末已经极稀见，何遵先觅得旧本，重新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