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997元。
　　人民币汇率创新高，进入6.5区间。此刻升值，自然有应对美方压力的策略考量，但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乃大势所趋。但人民币升值利弊皆有，各种利益集团也各有所需。中国政府此时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做出对人民币如何升值的决策。而在目前全世界越来越重视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催生出来的对碳排放控制的巨大力量，无疑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打破一些利益集团的阻力，从而推动人民币升值。
　　这种碳排放控制产生的巨大压力与人民币升值直接的关联，来自于中国承受的通过出口型经济产生的碳转移。
　　据海关1月10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中国继2009年后，再次捍卫了世界第一出口国的地位。中国2010年的GDP增速能够保持10%以上，出口给力不少。无疑，改革开放以后,出口型经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庞大的出口型经济的规模，形成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性。在GDP、税收、解决就业等方面出口型经济都是栋梁之一。目前，中国与进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外资企业直接就业人员达到4千万人。
　　但凡事有利有弊。中国在分享出口型经济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也包括中国要承受国际气候谈判中对中国碳排放施加的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国，在2007年就以72亿吨的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的59亿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数据）。而在1990年到2006年期间，中国一个国家就增加了世界碳排放量的一半。而让中国碳排放量迅猛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出口型经济。在出口型经济中，绝大部分的碳排量放来自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碳转移。随着欧美国家产业的升级，它们将大量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资源，具备优势明显的低制造成本，使得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界工厂”。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这种迎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量高达12亿多吨，占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总量近20%。假设把这12亿吨的碳排放转移回发达国家，即由发达国家自己生产袜子、皮鞋、冰箱、洗衣机。那么，美国将再次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第一大国，中国将成为第二大国。
　　中国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尽管中国人均排放量低有历史累积，人均近6吨的排放量比起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人均20吨的国家而言，还是有差距。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碳排放量5吨左右的水平。国际上必然会在碳排放上给予中国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与最近结束的坎昆会议上得到了体现。甚至，国际上有声音认为，“中国成为了世界气候谈判的麻烦制造者”。对于一个目前快速崛起的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面对自身巨大的碳排放量，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为此，中国政府主动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单位GDP碳排量降低40-45%的目标。
　　同时，国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谈判进展缓慢，对于一些相对积极推进低碳发展的发达国家而言，可能会出台单边主义的办法。出台碳关税就是之一。
　　所谓碳关税指的就是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目的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因拒绝减排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尽管这一法案暂时还没有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但该法案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碳关税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来,从某个方面来说确实有利于推进人类应付气候变化的挑战。
　　当然，既要达到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量降低40-45%这个目标，又要减少主要贸易伙伴通过碳关税带来的制约。那么，中国就必须对出口型经济实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低碳出口经济、绿色出口经济，减少承接的碳转移量。 为此，中国应该在出口型经济中，大力推行经济发展的转变。必将加快淘汰大量高耗能、高碳的产业的速度。对这些产业无论从财政补贴、土地供应、电价还是出口退税等方面，都应采取不同的政策，从政策规定上逼迫出口型经济，转变到低碳、低耗能、低污染的路径上来。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