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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的一次朋友聚会中,我偶然听到颜元叔去世的消息,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自从知道他移居大陆以后,一有机会我就问别人是否知道他在大陆的地址,但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心里也想,这事也不是很急,总会探听到。潜意识里似乎觉得,颜元叔身体很好,说不定我们哪一天还会在大陆再见。总之,几年来我常常想起颜元叔,也一直在寻找他,但不能说很积极。现在好啦,他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个人对颜元叔的感情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说了别人也不能体会。我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我偶然在别人面前提起颜元叔时,别人都会认为,我提了一个不值得一提的话题。我感觉到,颜元叔好像彻底被台湾文化界遗忘了,或者说,台湾文化界根本就从未存在过颜元叔这个人。
两三年前,《文讯》杂志社受台湾文学馆委托,要为台湾文学的研究者建立一个资料库,初步计划是先选50个人。我和其他两位比我年轻的著名教授受命拟定名单,再汇整讨论。在见面讨论时,我发现他们两人的名单中都没有颜元叔,我只能说我感到震惊。这不是说,他们两人认为颜元叔没有资格列入50名之中,而是,他们连颜元叔这个名字都没有想起来。然而,也不过在四十多年前,颜元叔却是台湾文坛大红特红的评论家,连续十年之间做了很多事情,引起很多争论,俨然台湾文坛旋涡的中心。而现在,一切了无痕迹,好像水面上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波澜。
颜元叔1967年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到台大外文系任教,那一年我进入台大中文系就读。1969年颜元叔担任外文系主任,我进入大三。那时候,中文系有一批学生团结在柯庆明周围,想要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寻找一种新方法,而颜元叔也就在那几年不断地写文章,评论台湾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他的文章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引发我们的讨论。我的学长和同学的情况我并不很清楚,但颜元叔的每一篇新文章,只要我知道,都是必读的。颜元叔的批评文集,从《文学的玄思》(1969)到《社会写实文学及其他》(1978),十年之间出了七本,只要一出版我就买。我在台大七年,除了中文系少数两三位老师,还有学长柯庆明,就属颜元叔对我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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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记忆所及,颜元叔在台湾最红的那几年,他做了好几件事。第一,他想要有系统地评论台湾的当代作家,曾经为五个诗人(余光中、洛夫、罗门、叶维廉、梅新),三个小说家(白先勇、於梨华、王文兴)写过专论。我认为,他试图为战后台湾文学做个总评。遗憾的是,由于他的诗学观点和创世纪诗社南辕北辙,他和洛夫等人彻底闹翻,这个工作并没有继续下去。他这些文章,连同夏济安、夏志清的评论,是我早期学写批评文章的范文。三个人之中我比较偏爱颜元叔,他的论点鲜明,文笔清晰,跟我的个性比较相合。我后来在《小说与社会》中评论了我认为当时最重要的六位台湾小说家,实际上是延续了颜元叔的工作。我所以没有写诗人评论,也是因为看到颜元叔做这种工作所惹出来的麻烦。
颜元叔对台湾现代文学的一些看法,现在已经很少人记得。但有两点我觉得应该提起。首先,他曾经以重炮攻击台湾现代诗的某些重大缺陷,并以嘲笑的口吻说,所谓新诗,就是稿纸写一半。现在大家都还记得,唐文标和关杰明所引发的现代诗论战,但很少人知道,颜元叔其实是先驱。其次,他是捧红王文兴的《家变》的人。《家变》在《中外文学》上连载时,可说骂声不绝。《家变》连载结束,颜元叔立刻发表长篇评论《苦读细品谈家变》,彻底改变了大家对这本小说的看法。王文兴自己就说过,没有颜元叔,《家变》不会这么轰动。我认为,颜元叔的這篇文章是他最好的评论。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有了它我才能写出《小说与社会》中的那一篇王文兴论,我自己觉得,这是我最好的小说批评。
颜元叔的第二个工作是和台大外文系的同事创办《中外文学》杂志和比较文学博士班。这两个工作是彼此关联的。颜元叔认为,外文系的学者不应该只是研究外国文学,应该关心中国的文学;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论述自己的文学,才是外文系学者应做的工作。同时他也认为,没有一本优良的文学杂志,自己的文学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由此可见,颜元叔是具有使命感的人。我们不应忘记,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中外文学》始终是台湾文坛的最重要刊物之一,当时对文学有兴趣的人,很少不看这本杂志的。
颜元叔的第三个工作是,努力译介西洋理论,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译出了卫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Jr.)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合写的《西洋文学批评史》(1971年出版)。本书中译稿多达55万余字,而且非常难译。颜元叔说,他的父亲将全稿修改了两次,以便让译文更接近可读的中文,他自己也修改了两次。上世纪60、70年代,很多人谈论西方理论,但很少人愿意像颜元叔这样下苦功夫搞翻译工作。我曾经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对着英文原著将全书细读一遍。从此以后,我才敢读西洋理论。而且在对读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译错的地方并不多。书所以难读,是因为理论实在很不好译。颜元叔的这个工作,我到现在还深深感念。此外,他还在1973年主持翻译了一套西洋文学批评术语丛书,共20本。这套书主要是由外文系的年轻老师和研究生翻译的,水准参差不齐,但对我还是很有用。我有许多西洋文学知识是从这套丛书学来的。(这套书的英文版第一批出20本,接着又陆续出了一些,台湾并没有继续译下去。后来大陆好像全套翻译了,只是我无法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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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在学习七年之后我离开了台大,那时候颜元叔还是很红。我常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耳语,知道有人私底下叫他“屠夫”,大概因为他为人有霸气,文章也写得凶悍。还有人更不客气地称他“市侩”,这是批评他贪财好利。我只关注他的工作和文章,不怎么在意这些流言是否属实。现在我已经了解了,一个人最红的时候,是不可能没有诽谤和流言的,何况颜元叔一向我行我素,根本不在意别人的批评。 据我后来的体会,颜元叔的没落和两件事有关。1971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他没有表态支持当局,有人不高兴,因此没当上文学院院长。同时就在那一段时间,他开始提倡社会写实文学,再加上以前他对现代诗的攻击,实际上,他和后来兴起的乡土文学精神上多少有相通之处。我还记得,他曾在1973年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这篇文章比林载爵那一篇著名的《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还要早几个月出现。因为以上种种,当乡土文学进入全盛期后,他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尴尬。反对乡土文学的,有人暗示说,他为乡土文学当了开路先锋;而乡土文学阵营的人,也不可能接受他那种温和的立场。在两边不是人的情况下,70年代中期以后,他就逐渐离开文坛的风暴圈,主要改写杂文,成为名噪一时的散文家。
但颜元叔并不想以散文家的身份终结他辉煌的事业。他说,人一进入五十,就应该写一本大作。他最先的想法是,分析中国古典诗中的一些名作,把他的所学奉献给中国文化。在这之前,他这方面的文章由于喜欢谈论诗中的性意象而备受攻击,现在他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1977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析杜甫的咏明妃》的文章,居然把这首耳熟能详的名作误记了两个字,而且还洋洋洒洒地据此分析了数千言。这一下就引发了群起而攻的局面,他虽然公开道歉,有人还是不依不饶,而且还有人想提案弹劾。当时我为颜元叔感到惋惜,但我认为,他只是太过自信,相信自己的背诵能力,不肯再查一遍书,而犯了大错,这根本无损于他的学识和能力。但不少人认为,颜元叔完了,没有人会再重视他了。
1983年,我买到颜元叔刚出版的厚厚一本巨著《英国文学:中古时期》,70万字。我读了他的后记,才知道,他现在全心全力想要为中国人写一大套英国文学史,共分七大部,每部70到80万字,预计五年完成。看了这样的后记,我真是既感动又感慨,这个顽强的颜元叔是不可能被击垮的,他还想做事。这之后,我等他的后面几部等了好几年,一直没等到,就没有再注意了。现在为了写这篇文章,翻查他的著作目录,才发现他在1995到2002年之间出版了四大部《莎士比亚通论》,分别评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悲剧、喜剧和传奇剧,最少的676页,最多的967页。由此可见,他虽然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全书,但总字数和他原定的设想也已相差不远。我完全没有料到,在最孤立的80、90年代,他还能写这么多,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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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后,颜元叔开始在《海峡评论》上倾泄他那激情澎湃的民族情怀,我没想到我们最后会以这种方式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我也在《海峡评论》上写过几篇文章,他曾写过一封短信给我,贊许其中的一篇。有一次我们同时参加大陆的活动,但分乘不同的车子,我远远地看到他,特别跑过去跟他打招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估计应该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
颜元叔哪一年把他的生活重心移转到大陆,我现在还不清楚,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有一件事我想在文章的最后提一下。1980年10月24日,在乡土文学论战结束发生一年多以后,颜元叔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也是“乡土”,更是“乡土”》,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在台湾谈台湾的乡土,应该包括一切真正爱台湾的人。泥土本无情,有情是人的脚跟踩进去的,指头按捺进去的,膝盖跪压进去的。当你在这个地方,当你为这个地方,流了汗,流了血,这汗与血的灌注便是亘古以来的自然祭礼;那淌流血汗的人与这承受血汗的土地,其间便建立了血与汗的盟契。没有行灌注礼的人,不算乡土之民;行过灌注礼的人,是过客亦变成了乡民。乡土是一种爱,爱这块泥土,这块泥土就变成乡土;作践乡土的人,虽然营厝三代,永远只是闯入者。乡土不是专利,于是岂可垄断——台湾的乡土属于一切爱台湾的人。
我的学生蔡明谚跟我说,这一段话讲得真好,真感人,到现在还有警示作用。是啊,颜元叔是无愧于台湾这块土地的,他曾在这里流了汗,流了血,做了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他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补记:在写这篇文章时,刚好收到蔡明谚寄来的新作《燃烧的年代——七〇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史略》(台湾文学馆出版)。这本书有许多篇幅谈论颜元叔,帮助我确定一些日期,提供我一些资料,对颜元叔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