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受政策执行机构及政策执行环境等的影响，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政策设计者的目标出现了背离。为了系统剖析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升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通过构建囊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中小企业的27个指标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并依次遵循各影响因素间关系的确定、专家语言变量的转换及去模糊化、应用DEMATEL方法识别关键要素、应用ISM集成分析各因素间系统结构等步骤。结果表明，政府依然是影响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最关键主体。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小企业层面的企业文化开放程度，社会组织层面的民间融资体系的扶持意愿和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且分别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对政策执行效率起着较为直接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政策执行效率；模糊集理论；DEMATEL/ISM方法；关键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7.04.009
Research on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SMEs
YU Dongping， LU Xiangxue， SONG Guife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Yunnan，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execution agency and enviro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supportive policy for SMEs is deviated from the policy designers’ goal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upportive policy for SMEs and improve policy efficiency，the paper builds the influence factors system of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SMEs which includes 27 factors. Then，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factors， convert and deal with the experts’ language variables by fuzzy theory， identify the critic factors by the DEMATEL method， apply the ISM method to analysis system structure
of all the factors， eventually.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is still the most critical implementer. However， the paper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of corporate culturefrom SME perspective， and the support willingness of the private financing system and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of the credit guarantee systema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at’s more， they are belong to the second level and the third level in system hierarchy， which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policy execu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Policies execution efficiency； Fuzzy theory； DEMATEL/ISM Method； Factors identification
0 引言
與西方政策研究焦点（即政策形成过程）不同，我国政策执行阶段才是各方角力的主战场[1]。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往往把关注焦点放在政策执行阶段，并达成基本共识，即下级政府并不总是遵照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有时甚至违背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从而造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梗阻[2]。如何解决公共政策执行梗阻，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是公共政策领域的前沿主题，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展了大量研究，并且多把影响因素作为分析视角。目前，我国学者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定义基本形成一致的见解，即各级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对资源进行充分调度、控制和使用，而最终达到政策目标的程度。此外，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可将现有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普适性研究；二是针对性研究。
普适性研究主要探讨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普遍影响因素。丁煌和梁满艳[3]建立了包括政策认同度、执行能力、执行资源、执行环境、执行制度和目标群体六方面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梁满艳[4]构建了包含作为政策供给方的中央政府、主要执行方的地方政府、政策的目标群体及其他利害相关群体的公共政策执行力场域。丁宁宁和刘曼曼[5]将政策执行中的执行主体多元协调活动纳入分析视角，建立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并考虑推进执行主体多方对话的常态化，构建基于“协同治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从而有效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宋雄伟[6]基于“整合式”视角，系统考察公共政策的整个生命周期，辩证地分析公共政策的行动者、执行结构、执行环境及执行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闫凌州等[7]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层次结构划分。薛立强[8]提出多任务的政策执行方式造成的政府监管不力和各级政策执行主体的歪曲执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中出现“断裂带”。胡春生和莫秀蓉[9]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监督的交通时间成本越高，下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越差的命题。 深入探讨某项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提升对策是针对性研究的主要表现形式。包群等[10]通过对84件地方环保立法的执行效果进行检验，发现单纯的环保立法不能显著抑制当地的污染排放，严格的执行力度才是环保政策落实的关键。朱富明等[11]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机制方面对中学体育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侯麟科等[12]基于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对信访制度改革执行方式的选择主要受当地资源禀赋和权力结构的影响。杨代福等[13]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领导和执行组织行为、执行者的态度和素质、政策本身、政策的目标群体是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王德清[14]在对教育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后，指出地方人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不足的三个原因是政策执行价值取向更偏重“行政”标准、政策执行资源汲取能力较低和政策执行的主动创新动力不足。钟兴菊[15]基于“双重话语”视角，研究发现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变通执行现象背后的合法性根源是：以“回应任务为中心”的准政府逻辑和“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共同体逻辑。徐志明等[1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造成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的真正原因。刘畅[17]指出新的中小企业财税扶持政策执行范式应该实现政府主导、市场介入和社会参与的“三方驱动”机制。
综上所述，对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的归纳，多从执行主体、执行制度、执行资源、执行环境、相关利益群体、目标群体六个层面开展。然而，现有文献较少把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并且，对影响因素的分类较为主观，对各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辨识和层次结构的划分研究关注不够。
由于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主要涉及政府、中小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鉴于已有研究中的不足，本文构建囊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中小企业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基于模糊集理论的决策实验室（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ISM）集成分析法，对各影响要素的层次结构及其最关键要素进行有效辨识，以期为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提升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1 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构建
1.1 政府层面
下文拟从执行主体、执行制度、执行资源和执行环境四个层面对政府在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1.1.1 执行主体
传统的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局限于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易造成政策执行主体结构单一[8]，缺乏监督，也难以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由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分离导致双方存在利益的分歧，而所有公共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因此，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是否认同，执行态度是否坚决，执行主体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的高低，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结果有直接影响[12]。因此，执行主体的多元程度、执行态度和执行能力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结果。
1.1.2 执行制度
執行制度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效果[10]。科学、合理的执行制度可以有效整合执行资源，保障执行成效，还可辅助形成固定的政策执行机制和执行流程；而权力失去了制约，就会滋生腐败。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所涉利益结构复杂，需加大内外部监督与控制。此外，问责制度是各级政府有效履行政府职能和执行公共服务政策的重要保障[18]。故而，执行制度完备度、监督制度完备度和问责制度完备度是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1.1.3 执行资源
拥有充足的高素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金和信息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知识储备量、技能和业务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是否能准确理解并贯彻执行各项公共政策；物质资源不足，必然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力、执行效率低下，从而难以实现政策目标；由于融资问题依然是多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难题，若没有必需的财政资金作支撑，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必将无从开展；而信息失真，容易导致执行主体对政策执行现状产生错误的判断，难以及时发现偏离政策目标的行为，从而使公共政策很难得到应有的调整，最终也难以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19]。总之，人力资源完备度、物质资源完备度、资金完备度和信息资源完备度是对政策执行效率有重要影响。
1.1.4 执行环境
地方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决定着中小企业能否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地位和良好的市场秩序[20]，如融资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准入政策等。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当地政府是否有实力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各项基础设施、财税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的发展状况对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小企业是我国地方经济的主体[21]；只有健全相关法制，改进依法办事的流程和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使公共政策执行走上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22]。此外，媒体对政策的宣传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政策及其执行信息的透明化、传播的及时性和反馈的有效性[23]。故而，辅助政策完善程度、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地方法治完善程度和媒体宣传力度是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1.2 社会组织层面
其他社会组织如担保机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可直接与中小企业打交道，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主要从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机构两个层面对社会组织在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1.2.1 正规金融机构
由于较小贷款额度会造成银行较高的平均操作成本，中小企业内部依然存在财务状况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及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不足问题，是大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放贷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政府政策不断倾斜、金融脱媒现象逐渐显化和大银行自身开拓新业务的需要，各大银行逐渐转变了对中小企业放贷的态度[24]。同时，信贷担保机构有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及实现部分风险转嫁等优势[25]，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旺盛的融资需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信贷担保机构的发展，但总的来看，信贷担保机构在我国出现较晚，信贷担保体系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此外，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的担保程序审查十分严格，多数中小企业依然达不到担保机构的担保条件[26]。因此，银行的扶持意愿、融资门槛高低和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对政策执行效率有重要影响。 1.2.2 民间融资机构
由于民间融资机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联系及民间融资模式带来的相对银行存款利率更可观的收益，而使民间融资模式广受民间闲散资金所有者欢迎。但是，由于资金来源分散、单笔额度小，决定了民间贷款存在着还款期限较短、资金供给连续性不强的特点。相应的监管滞后及较高的利率造成民间融资模式存在较高的风险[27]；此外，我国过于注重打击非法集资行为，忽视了对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的支持和保护[28]。然而，民间融资模式有利于缓解资金供求双方的矛盾，调剂余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意义重大。总之，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和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
1.3 中小企业层面
作為政策受众，中小企业对扶持性政策的反应和有效利用程度影响着政策的落实情况。本文主要从中小企业和企业家能力两个层面对中小企业与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
1.3.1 企业
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决定了该企业的行为方式，处事原则。而具有开放性、竞争性企业文化的企业往往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善于接受并利用新的事物。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不仅仅是融资环境不利所导致，更与部分中小企业信用不佳有很大的关系[29]。中小企业各级员工不仅需要对政策的内涵、意义和自身的责任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高度认同，还需要在政策执行中能够本着积极的态度，相互协调配合，保证政策的落实[30]。因此，企业文化开放程度、企业信用状况、员工认同度和员工执行意愿大小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
1.3.2 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的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是企业能否把握住发展机遇、能否有效执行各项计划和策略的关键，对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中小企业对政府的各项扶持性政策信息获取滞后，从而不能及时、有效地利用政府扶持契机，也就无从谈起执行效率提升问题[31]。因此，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是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将上述指标进行归纳整理，绘制成表1所示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
2 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关键要素识别框架构建
本文基于模糊集理论的DEMATEL和ISM集成分析法。运用模糊集理论对专家评分数据进行预处理，可较为科学、有效地表示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各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32]，而DEMATEL方法则可通过分析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这一复杂系统中各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辨识出该系统关键要素及各要素重要程度[33]，ISM方法也可有效划分出各关键要素的结构层次[7]，从而适合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关键影响要素识别问题进行探讨。
2.1 各影响因素间关系的判定
本文采取专家打分法，即将影响程度分为从“影响很大（记为数字4）”到“没有影响（记为数字0）”的五个等级，并邀请云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2名）、昆明中小企业典型代表（1名）和云南省中小企业研究院（2名）的5位专家对所构建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中27个三级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独自判定，最后得到5份由语言变量组成的数据，以备后续处理分析。
2.2 专家语言变量的转化及去模糊化
首先，根据表2将每位专家对各个影响因素间相关关系的判定结果转化为对应的三角模糊数[32]，并分别将其记录在相应的矩阵中。
其次，运用Opricovic等[34]的方法获得第k个专家反映的i因素对j因素标准化后的影响值。即根据公式（1） - （3）将每位专家打分的三角模糊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表示标准化后的值，和分别表示标准化后的值和值；运用公式（4） （5）得出左右标准值。其中，表示左标准值，表示右标准值；利用公式（6）计算总的标准化值，记为。
（1）
（2）
（3）
（4）
（5）
（6）
再次，计算所有专家对各个影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最终处理结果。即根据公式（7）获得第k个专家反映的i因素对j因素的量化影响值，记为；利用公式（8）计算出所有专家评估的i因素对j因素的最终量化影响值，记为，即直接影响矩阵 。
（7）
（8）
2.3 应用DEMATEL方法识别关键要素
根据公式（9） （10）计算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和综合影响矩阵。求出直接影响矩阵A中各行和各列之和，取最大值作为被除数S，用A除以S，即利用公式（9）得到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G；接着，运用公式（10）将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G转化为综合影响矩阵T。其中，矩阵之间的运算可利用MATLAB软件来完成。
（9）
（10）
通过式（11） （12）计算矩阵T各行之和（记为r）和各列之和（记为c）。表示因素i对因素j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表示因素i对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的总和，称之为影响度（D）；而表示j因素受到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的总和，称之为被影响度（R）。
当时，表示该因素在系统中的中心程度，称其为中心度（记为）；表示该因素影响其他因素或被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称其为原因度（记为）。若为正数，则表示因素i影响其他因素的程度大于其他因素对因素i的影响程度，这时称因素i为原因因素；若为负数，则表示因素i影响其他因素的程度小于其他因素对因素i的影响程度，这时称因素i为结果因素。
（11）
（12）
2.4 应用ISM的集成法分析影响因素系统层次结构
因为综合影响矩阵仅反映了系统中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考虑指标对自身的影响。因此，设矩阵I为单位矩阵，利用公式（13）可得能反映包括每个指标对自身影响程度的所有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影响矩阵（记为L），通过公式（14）得到可达矩阵（记为H）。其中，是一个阀值，可根据实际问题而定[35]。其设置的目的是通过舍去可达矩阵中较小的数值，即忽略指标之间不显著的影响关系从而简化影响因素的系统层次结构，以便科学、合理地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系统的层次结构进行划分。 L = T I （13）
（14）
观察可达矩阵，计算出可达集合（记为 ）和先行集合（记为）。其中，某个指标的可达集合由矩阵H中第i行中所有指标为1的列所对应的指标组成；先行集合由矩阵H中第i列中所有指标为1的行所对应的指标组成）[36]。求出各指标的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并求出二者的交集，其中可达集合与交集相同的指标归为第一层，即表层影响因素。将此类指标从矩阵H中划去后，得到新的可达矩阵H1；重复以上步骤，可得第二层影响因素；不断重复以上过程，即可得到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系统的层次结构划分结果。
3 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关键要素识别过程
3.1 關键要素识别
根据上述公式（1）-（8）把各位专家已评定的各个影响指标之间的关系数据进行模糊化处理，可得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27个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W（表3），作为进行DEMATEL处理的原始数据。
运用公式（9）计算可得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继而，利用公式（10）计算得到综合影响矩阵。通过式（11） （12）求出综合影响矩阵各行之和，即各指标的影响度；求出综合影响矩阵各列之和，即各指标的被影响度。再对各指标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求和得各指标的中心度，对各指标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求差得各指标的原因度。最终，可得DEMATEL计算结果分析表（表4）。
3.1.1 各指标影响度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和属于原因因素。其中，物质资源的完备度（）的原因度和影响度均最大，且其被影响度排名第15位，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可见物质资源的完备度强烈影响着其他因素，但其自身较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监督制度的完备度（）、物质资源的完备度（）、资金的完备度（）、银行融资的门槛高低（）、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企业文化的开放程度（）和员工的执行意愿（）都具有较高的原因度、影响度和较低的被影响度，表现出对其他因素较强的影响力。而人力资源的完备度（）、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和中心度都较小，可见这六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关系不紧密。
， ， ，，，，，，，和属于结果因素。其中员工的认同度（）的被影响度排名第二，影响度和原因度较小，表现出强烈的被动性，极易受其他因素影响，较难影响其他因素。与此同时，执行主体的能力强弱（）、信息资源的完备度（）、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地方法治的发展程度（）和企业信用状况（）都具有较大的被影响度，而影响度和原因度较小，表现出强烈的被动性。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和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较大，表明这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较紧密。媒体的宣传力度（）和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较小，可见这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较疏远。
3.1.2 各指标中心度分析
结合表4， 从各指标的中心度、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来看， 物质资源的完备度（）具有最大的影响度（1.850）和排名第2的中心度（2.892）； 虽然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的影响度（1.483）排名第6，但其中心度（3.569）和被影响度（2.086）排名都是第1；监督制度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768）排名第2、中心度（2.795）排名第3， 很明显， 这三个因素可以强烈影响其他因素，从而可以确定为所有影响因素中的最关键因素。
企业文化开放程度（）的影响度（1.679）和中心度（2.751）排名分别为第3和第4，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552）和中心度（2.706）的排名都是第5；资金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558）和中心度（2.475）排名分别为第4和第8，人力资源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301）和中心度（2.496）的排名分别为第8和第7，问责制度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474）和中心度（2.410）的排名分别为第7和第8，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度（1.053）和被影响度（2.276）的排名分别为第13和第11；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的中心度排名分别为第14位和第17位，但影响度的排名分别在第9位和第10位，且其被影响度都较小。可见这8个因素在27个因素中主动性较强，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较大，在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确定为比较重要的因素。
虽然员工的认同度（）的中心度（2.589）的排名在第6位， 但其影响度（0.938）的排名在第20位。类似的有执行主体的能力强弱（）、地方法治的发展程度（）、媒体的宣传力度（）、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和企业信用状况（）， 这些因素虽然都有一定的中心度但是影响度较小，且被影响度较大， 表现出较强的被动性，故被认为是比较不重要的因素。银行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员工执行意愿（）和企业家执行力（）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度， 但是因其中心度太小，故也被认为比较不重要的因素。
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的中心度排名分别为第25位和第26位，且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极低，故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要素。信息资源的完备度（），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影响度和中心度都很低，其中中心度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20位，第18位，影响度的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25位，第26位，且被影响度的排名分别为第3位，第8位，第10位，表明这三个因素具有较高的被动性，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故被视为影响指标系统中最不重要的因素。
3.2 各影响因素的系统层次结构划分
利用公式（13）求出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的整体影响矩阵， 然后， 根据实际情况令λ=0.035， 并运用公式（14）求出可达矩阵（表5）。根据ISM集成法构造原理，对可达矩阵进行系统层次结构划分，可得各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图（图1）。 结合图1和表4可知，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可分为五个层次，表层影响因素包括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执行主体的能力强弱（）、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地方法治的发展程度（）、媒体的宣传力度（）、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企业信用状况（）、员工认同度（）、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企业家执行力（）。这些因素在27个影响因素中属于表层影响因素，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有直接影响作用。其中，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和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是本层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层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源的完备度（）、信息资源的完备度（）、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企业文化开放程度（），第二层因素是比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对第一层因素有直接影响作用，也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其中，人力资源的完备度（）和企业文化开放程度（）是本层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三层因素包括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监督制度的完备度（）、银行融资的门槛高低（）、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和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此层影响因素对第二层因素有直接影响作用，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有较深入的影响作用。其中，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监督制度的完备度（）、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属于本层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四层因素包括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和员工执行意愿（），第四层因素对第三层因素有直接影响作用，虽不直接影响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但却起到了深层次、间接的影响作用。
最深层影响因素包括问责制度的完备度（）、物质资源的完备度（）和资金的完备度（），作为最深层影响因素，这三个因素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其他各层次的因素，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有着最深入的影响作用，也说明了当前中小企业扶持工作的重中之重应是加强政策执行资源供给和确保政策执行效力。
4 结论
本文在对中小企业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指标体系，基于模糊集理论的DEMETEL和ISM集成法定量整合分析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判定信息。得到如下结果：
第一，政府依然是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关键要素。由分析结果可知， 物质资源完备度不但是关键要素还是起基础影响作用的因素。而监督制度完备度及政策执行主体态度是关键要素， 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较为直接。此外，问责制度完备度和资金完备度是决定政策执行效率的基础因素。因此，政府应完善政策所需资源供给，端正执行主体态度，加强监督和问责力度。
第二，社会组织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由DEMATEL分析可知民间融资体系的扶持意愿和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且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三层，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而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和银行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虽然被DEMATEL分析划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其分别处在系统层次结构的第四层、第三层，是影响政策执行效率的基础因素。此外，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虽被DEMATEL划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但是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
基于此，在鼓励和调动银行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政府应重视民间融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放下对民间融资的偏见，完善民间融资相关立法，支持和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增强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
第三，中小企业在扶持性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扶持性政策执行过程中，企业文化开放程度是较重要的影响要素，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二层，对政策执行效率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作用；员工的执行意愿虽被划分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四层，是影响政策执行效率的基础因素。此外，企业信用状况、员工认同程度、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虽被DEMATEL分析划为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因其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表层，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
因此，作为扶持性政策的目标群体，中小企业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政府大力扶持的机遇下，中小企业更应积极、主动地配合各项扶持政策的执行。此外，中小企业还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对新事物的接受和适应能力。企业家应加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吳少微，杨忠.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问题研究[J]. 管理世界，2017， 33（2）：85-96.
[2] 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 2011，32（5）：80-96.
[3] 丁煌，梁满艳.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14（4）：99-106.
[4] 梁满艳.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场域及其优化探析[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4，27（5）：90-94.
[5] 丁宁宁，刘曼曼.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基于多元协调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 2014，35（9）：136-141.
[6] 宋雄伟.政策执行“梗阻”问题与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一个诊断框架[J].中国软科学，2016， 31（12）：70-81.
[7] 闫凌州，赵黎明，孙虹，等. 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16，36（7）：43-48.
[8] 薛立强，杨书文.论政策执行的“断裂带”及其作用机制——以“节能家电补贴推广政策”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6，14（1）： 55-64. [9] 胡春生，莫秀蓉.监督、时间成本与政策执行力——内在逻辑与市县两级的实证检验[J].中国经济问题， 2017， 59（1）：36-48.
[10]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J].经济研究， 2013， 59（12）：42-54.
[11]朱富明，冉强辉，张业安. 中学体育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以上海市20所中学为例[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5， 32（4）：495-501.
[12] 侯麟科，陶郁， 刘明兴. 基层政策执行差异的成因与影响： 2005年信访改革基层成效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16，13（1）：22-41.
[13] 杨代福，李松霖.社会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以重庆市户籍改革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39（2）：100-108.
[14] 王德清，金强.地方人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研究[J].社会科学家， 2016，31（5）：124-128.
[15] 钟兴菊.地方性知识与政策执行成效环境政策地方实践的双重话语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 2017，15（1）：38-48.
[16] 徐志明，高珊，曹明霞.利益博弈与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基于江苏省1087家企业的实证分析[J].江海学刊， 2013， 56（1）：95-100.
[17]刘畅.中小企业财税支持政策的范式转变[J].社会科学，2013， 33（8）：60-69.
[18]曾保根.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创新的四维构想[J].中州学刊， 2013，35（5）：10-14.
[19]毛劲歌， 周莹.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1， 26（6）：68-71.
[20]刘少华，张赛萍.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中地方政府监管对策研究[J]. 求索，2012，32（5）： 31-33.
[22]赵旭，吴冲锋.基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融资国际比较与借鉴[J].世界经济研究，2004，23（5）： 53-57.
[22]谢庆奎，陶庆.政府执行力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07，23（11）：9-13.
[23]邝艳华，叶林，张俊.政策议程与媒体议程关系研究——基于1982至2006年农业政策和媒体报道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5， 13（4）：154-155.
[24]韩亚欣，何敏，李华民.大银行何以为中小企业融资？——基于某大银行支行的案例分析[J].金融论坛， 2016，21（1）：72-80.
[25]郭娜. 政府？市场？谁更有效——中小企业融资难解决机制有效性研究[J].金融研究，2013，56（3）：194-205.
[26]Roman，A.， Rusu，V. D. Constraints on bank lending to smes from romania and supportive measures. Euroeconomica， 2011， 5（30）： 21-38.
[27]龙著华.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规制[J].南京社会科学，2014，25（11）： 81-88.
[28]Kurtz T， Stevens H. Innovation in Supervision System of Rural Non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J]. Finance
关键词：政策执行效率；模糊集理论；DEMATEL/ISM方法；关键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7.04.009
Research on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SMEs
YU Dongping， LU Xiangxue， SONG Guife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Yunnan，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execution agency and enviro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supportive policy for SMEs is deviated from the policy designers’ goal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upportive policy for SMEs and improve policy efficiency，the paper builds the influence factors system of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SMEs which includes 27 factors. Then，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factors， convert and deal with the experts’ language variables by fuzzy theory， identify the critic factors by the DEMATEL method， apply the ISM method to analysis system structure
of all the factors， eventually.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is still the most critical implementer. However， the paper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of corporate culturefrom SME perspective， and the support willingness of the private financing system and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of the credit guarantee systema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at’s more， they are belong to the second level and the third level in system hierarchy， which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policy execu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Policies execution efficiency； Fuzzy theory； DEMATEL/ISM Method； Factors identification
0 引言
與西方政策研究焦点（即政策形成过程）不同，我国政策执行阶段才是各方角力的主战场[1]。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往往把关注焦点放在政策执行阶段，并达成基本共识，即下级政府并不总是遵照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有时甚至违背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从而造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梗阻[2]。如何解决公共政策执行梗阻，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是公共政策领域的前沿主题，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展了大量研究，并且多把影响因素作为分析视角。目前，我国学者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定义基本形成一致的见解，即各级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对资源进行充分调度、控制和使用，而最终达到政策目标的程度。此外，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可将现有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普适性研究；二是针对性研究。
普适性研究主要探讨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普遍影响因素。丁煌和梁满艳[3]建立了包括政策认同度、执行能力、执行资源、执行环境、执行制度和目标群体六方面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梁满艳[4]构建了包含作为政策供给方的中央政府、主要执行方的地方政府、政策的目标群体及其他利害相关群体的公共政策执行力场域。丁宁宁和刘曼曼[5]将政策执行中的执行主体多元协调活动纳入分析视角，建立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并考虑推进执行主体多方对话的常态化，构建基于“协同治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从而有效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宋雄伟[6]基于“整合式”视角，系统考察公共政策的整个生命周期，辩证地分析公共政策的行动者、执行结构、执行环境及执行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闫凌州等[7]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层次结构划分。薛立强[8]提出多任务的政策执行方式造成的政府监管不力和各级政策执行主体的歪曲执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中出现“断裂带”。胡春生和莫秀蓉[9]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监督的交通时间成本越高，下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越差的命题。 深入探讨某项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提升对策是针对性研究的主要表现形式。包群等[10]通过对84件地方环保立法的执行效果进行检验，发现单纯的环保立法不能显著抑制当地的污染排放，严格的执行力度才是环保政策落实的关键。朱富明等[11]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机制方面对中学体育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侯麟科等[12]基于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对信访制度改革执行方式的选择主要受当地资源禀赋和权力结构的影响。杨代福等[13]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领导和执行组织行为、执行者的态度和素质、政策本身、政策的目标群体是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王德清[14]在对教育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后，指出地方人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不足的三个原因是政策执行价值取向更偏重“行政”标准、政策执行资源汲取能力较低和政策执行的主动创新动力不足。钟兴菊[15]基于“双重话语”视角，研究发现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变通执行现象背后的合法性根源是：以“回应任务为中心”的准政府逻辑和“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共同体逻辑。徐志明等[1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造成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的真正原因。刘畅[17]指出新的中小企业财税扶持政策执行范式应该实现政府主导、市场介入和社会参与的“三方驱动”机制。
综上所述，对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的归纳，多从执行主体、执行制度、执行资源、执行环境、相关利益群体、目标群体六个层面开展。然而，现有文献较少把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并且，对影响因素的分类较为主观，对各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辨识和层次结构的划分研究关注不够。
由于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主要涉及政府、中小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鉴于已有研究中的不足，本文构建囊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中小企业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基于模糊集理论的决策实验室（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ISM）集成分析法，对各影响要素的层次结构及其最关键要素进行有效辨识，以期为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提升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1 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构建
1.1 政府层面
下文拟从执行主体、执行制度、执行资源和执行环境四个层面对政府在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1.1.1 执行主体
传统的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局限于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易造成政策执行主体结构单一[8]，缺乏监督，也难以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由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分离导致双方存在利益的分歧，而所有公共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因此，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是否认同，执行态度是否坚决，执行主体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的高低，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结果有直接影响[12]。因此，执行主体的多元程度、执行态度和执行能力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结果。
1.1.2 执行制度
執行制度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效果[10]。科学、合理的执行制度可以有效整合执行资源，保障执行成效，还可辅助形成固定的政策执行机制和执行流程；而权力失去了制约，就会滋生腐败。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所涉利益结构复杂，需加大内外部监督与控制。此外，问责制度是各级政府有效履行政府职能和执行公共服务政策的重要保障[18]。故而，执行制度完备度、监督制度完备度和问责制度完备度是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1.1.3 执行资源
拥有充足的高素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金和信息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知识储备量、技能和业务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是否能准确理解并贯彻执行各项公共政策；物质资源不足，必然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力、执行效率低下，从而难以实现政策目标；由于融资问题依然是多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难题，若没有必需的财政资金作支撑，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必将无从开展；而信息失真，容易导致执行主体对政策执行现状产生错误的判断，难以及时发现偏离政策目标的行为，从而使公共政策很难得到应有的调整，最终也难以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19]。总之，人力资源完备度、物质资源完备度、资金完备度和信息资源完备度是对政策执行效率有重要影响。
1.1.4 执行环境
地方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决定着中小企业能否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地位和良好的市场秩序[20]，如融资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准入政策等。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当地政府是否有实力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各项基础设施、财税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的发展状况对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小企业是我国地方经济的主体[21]；只有健全相关法制，改进依法办事的流程和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使公共政策执行走上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22]。此外，媒体对政策的宣传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政策及其执行信息的透明化、传播的及时性和反馈的有效性[23]。故而，辅助政策完善程度、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地方法治完善程度和媒体宣传力度是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1.2 社会组织层面
其他社会组织如担保机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可直接与中小企业打交道，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主要从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机构两个层面对社会组织在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1.2.1 正规金融机构
由于较小贷款额度会造成银行较高的平均操作成本，中小企业内部依然存在财务状况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及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不足问题，是大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放贷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政府政策不断倾斜、金融脱媒现象逐渐显化和大银行自身开拓新业务的需要，各大银行逐渐转变了对中小企业放贷的态度[24]。同时，信贷担保机构有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及实现部分风险转嫁等优势[25]，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旺盛的融资需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信贷担保机构的发展，但总的来看，信贷担保机构在我国出现较晚，信贷担保体系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此外，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的担保程序审查十分严格，多数中小企业依然达不到担保机构的担保条件[26]。因此，银行的扶持意愿、融资门槛高低和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对政策执行效率有重要影响。 1.2.2 民间融资机构
由于民间融资机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联系及民间融资模式带来的相对银行存款利率更可观的收益，而使民间融资模式广受民间闲散资金所有者欢迎。但是，由于资金来源分散、单笔额度小，决定了民间贷款存在着还款期限较短、资金供给连续性不强的特点。相应的监管滞后及较高的利率造成民间融资模式存在较高的风险[27]；此外，我国过于注重打击非法集资行为，忽视了对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的支持和保护[28]。然而，民间融资模式有利于缓解资金供求双方的矛盾，调剂余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意义重大。总之，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和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
1.3 中小企业层面
作為政策受众，中小企业对扶持性政策的反应和有效利用程度影响着政策的落实情况。本文主要从中小企业和企业家能力两个层面对中小企业与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
1.3.1 企业
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决定了该企业的行为方式，处事原则。而具有开放性、竞争性企业文化的企业往往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善于接受并利用新的事物。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不仅仅是融资环境不利所导致，更与部分中小企业信用不佳有很大的关系[29]。中小企业各级员工不仅需要对政策的内涵、意义和自身的责任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高度认同，还需要在政策执行中能够本着积极的态度，相互协调配合，保证政策的落实[30]。因此，企业文化开放程度、企业信用状况、员工认同度和员工执行意愿大小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
1.3.2 企业家能力
企业家的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是企业能否把握住发展机遇、能否有效执行各项计划和策略的关键，对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中小企业对政府的各项扶持性政策信息获取滞后，从而不能及时、有效地利用政府扶持契机，也就无从谈起执行效率提升问题[31]。因此，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是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将上述指标进行归纳整理，绘制成表1所示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
2 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关键要素识别框架构建
本文基于模糊集理论的DEMATEL和ISM集成分析法。运用模糊集理论对专家评分数据进行预处理，可较为科学、有效地表示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各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32]，而DEMATEL方法则可通过分析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这一复杂系统中各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辨识出该系统关键要素及各要素重要程度[33]，ISM方法也可有效划分出各关键要素的结构层次[7]，从而适合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关键影响要素识别问题进行探讨。
2.1 各影响因素间关系的判定
本文采取专家打分法，即将影响程度分为从“影响很大（记为数字4）”到“没有影响（记为数字0）”的五个等级，并邀请云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2名）、昆明中小企业典型代表（1名）和云南省中小企业研究院（2名）的5位专家对所构建的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体系中27个三级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独自判定，最后得到5份由语言变量组成的数据，以备后续处理分析。
2.2 专家语言变量的转化及去模糊化
首先，根据表2将每位专家对各个影响因素间相关关系的判定结果转化为对应的三角模糊数[32]，并分别将其记录在相应的矩阵中。
其次，运用Opricovic等[34]的方法获得第k个专家反映的i因素对j因素标准化后的影响值。即根据公式（1） - （3）将每位专家打分的三角模糊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表示标准化后的值，和分别表示标准化后的值和值；运用公式（4） （5）得出左右标准值。其中，表示左标准值，表示右标准值；利用公式（6）计算总的标准化值，记为。
（1）
（2）
（3）
（4）
（5）
（6）
再次，计算所有专家对各个影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最终处理结果。即根据公式（7）获得第k个专家反映的i因素对j因素的量化影响值，记为；利用公式（8）计算出所有专家评估的i因素对j因素的最终量化影响值，记为，即直接影响矩阵 。
（7）
（8）
2.3 应用DEMATEL方法识别关键要素
根据公式（9） （10）计算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和综合影响矩阵。求出直接影响矩阵A中各行和各列之和，取最大值作为被除数S，用A除以S，即利用公式（9）得到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G；接着，运用公式（10）将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G转化为综合影响矩阵T。其中，矩阵之间的运算可利用MATLAB软件来完成。
（9）
（10）
通过式（11） （12）计算矩阵T各行之和（记为r）和各列之和（记为c）。表示因素i对因素j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表示因素i对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的总和，称之为影响度（D）；而表示j因素受到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的总和，称之为被影响度（R）。
当时，表示该因素在系统中的中心程度，称其为中心度（记为）；表示该因素影响其他因素或被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称其为原因度（记为）。若为正数，则表示因素i影响其他因素的程度大于其他因素对因素i的影响程度，这时称因素i为原因因素；若为负数，则表示因素i影响其他因素的程度小于其他因素对因素i的影响程度，这时称因素i为结果因素。
（11）
（12）
2.4 应用ISM的集成法分析影响因素系统层次结构
因为综合影响矩阵仅反映了系统中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考虑指标对自身的影响。因此，设矩阵I为单位矩阵，利用公式（13）可得能反映包括每个指标对自身影响程度的所有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影响矩阵（记为L），通过公式（14）得到可达矩阵（记为H）。其中，是一个阀值，可根据实际问题而定[35]。其设置的目的是通过舍去可达矩阵中较小的数值，即忽略指标之间不显著的影响关系从而简化影响因素的系统层次结构，以便科学、合理地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系统的层次结构进行划分。 L = T I （13）
（14）
观察可达矩阵，计算出可达集合（记为 ）和先行集合（记为）。其中，某个指标的可达集合由矩阵H中第i行中所有指标为1的列所对应的指标组成；先行集合由矩阵H中第i列中所有指标为1的行所对应的指标组成）[36]。求出各指标的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并求出二者的交集，其中可达集合与交集相同的指标归为第一层，即表层影响因素。将此类指标从矩阵H中划去后，得到新的可达矩阵H1；重复以上步骤，可得第二层影响因素；不断重复以上过程，即可得到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系统的层次结构划分结果。
3 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关键要素识别过程
3.1 關键要素识别
根据上述公式（1）-（8）把各位专家已评定的各个影响指标之间的关系数据进行模糊化处理，可得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27个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W（表3），作为进行DEMATEL处理的原始数据。
运用公式（9）计算可得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继而，利用公式（10）计算得到综合影响矩阵。通过式（11） （12）求出综合影响矩阵各行之和，即各指标的影响度；求出综合影响矩阵各列之和，即各指标的被影响度。再对各指标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求和得各指标的中心度，对各指标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求差得各指标的原因度。最终，可得DEMATEL计算结果分析表（表4）。
3.1.1 各指标影响度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和属于原因因素。其中，物质资源的完备度（）的原因度和影响度均最大，且其被影响度排名第15位，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可见物质资源的完备度强烈影响着其他因素，但其自身较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监督制度的完备度（）、物质资源的完备度（）、资金的完备度（）、银行融资的门槛高低（）、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企业文化的开放程度（）和员工的执行意愿（）都具有较高的原因度、影响度和较低的被影响度，表现出对其他因素较强的影响力。而人力资源的完备度（）、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和中心度都较小，可见这六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关系不紧密。
， ， ，，，，，，，和属于结果因素。其中员工的认同度（）的被影响度排名第二，影响度和原因度较小，表现出强烈的被动性，极易受其他因素影响，较难影响其他因素。与此同时，执行主体的能力强弱（）、信息资源的完备度（）、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地方法治的发展程度（）和企业信用状况（）都具有较大的被影响度，而影响度和原因度较小，表现出强烈的被动性。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和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较大，表明这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较紧密。媒体的宣传力度（）和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较小，可见这两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较疏远。
3.1.2 各指标中心度分析
结合表4， 从各指标的中心度、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来看， 物质资源的完备度（）具有最大的影响度（1.850）和排名第2的中心度（2.892）； 虽然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的影响度（1.483）排名第6，但其中心度（3.569）和被影响度（2.086）排名都是第1；监督制度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768）排名第2、中心度（2.795）排名第3， 很明显， 这三个因素可以强烈影响其他因素，从而可以确定为所有影响因素中的最关键因素。
企业文化开放程度（）的影响度（1.679）和中心度（2.751）排名分别为第3和第4，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552）和中心度（2.706）的排名都是第5；资金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558）和中心度（2.475）排名分别为第4和第8，人力资源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301）和中心度（2.496）的排名分别为第8和第7，问责制度的完备度（）的影响度（1.474）和中心度（2.410）的排名分别为第7和第8，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度（1.053）和被影响度（2.276）的排名分别为第13和第11；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的中心度排名分别为第14位和第17位，但影响度的排名分别在第9位和第10位，且其被影响度都较小。可见这8个因素在27个因素中主动性较强，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较大，在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确定为比较重要的因素。
虽然员工的认同度（）的中心度（2.589）的排名在第6位， 但其影响度（0.938）的排名在第20位。类似的有执行主体的能力强弱（）、地方法治的发展程度（）、媒体的宣传力度（）、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和企业信用状况（）， 这些因素虽然都有一定的中心度但是影响度较小，且被影响度较大， 表现出较强的被动性，故被认为是比较不重要的因素。银行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员工执行意愿（）和企业家执行力（）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度， 但是因其中心度太小，故也被认为比较不重要的因素。
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的中心度排名分别为第25位和第26位，且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极低，故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要素。信息资源的完备度（），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影响度和中心度都很低，其中中心度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20位，第18位，影响度的排名分别为第27位，第25位，第26位，且被影响度的排名分别为第3位，第8位，第10位，表明这三个因素具有较高的被动性，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故被视为影响指标系统中最不重要的因素。
3.2 各影响因素的系统层次结构划分
利用公式（13）求出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因素的整体影响矩阵， 然后， 根据实际情况令λ=0.035， 并运用公式（14）求出可达矩阵（表5）。根据ISM集成法构造原理，对可达矩阵进行系统层次结构划分，可得各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图（图1）。 结合图1和表4可知，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可分为五个层次，表层影响因素包括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执行主体的能力强弱（）、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地方法治的发展程度（）、媒体的宣传力度（）、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企业信用状况（）、员工认同度（）、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企业家的机会识别能力（）、企业家执行力（）。这些因素在27个影响因素中属于表层影响因素，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有直接影响作用。其中，执行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和执行主体的执行态度（）是本层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层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源的完备度（）、信息资源的完备度（）、辅助政策的完善程度（）、企业文化开放程度（），第二层因素是比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对第一层因素有直接影响作用，也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其中，人力资源的完备度（）和企业文化开放程度（）是本层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三层因素包括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监督制度的完备度（）、银行融资的门槛高低（）、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和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此层影响因素对第二层因素有直接影响作用，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有较深入的影响作用。其中，执行制度的完备度（）、监督制度的完备度（）、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属于本层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四层因素包括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和员工执行意愿（），第四层因素对第三层因素有直接影响作用，虽不直接影响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但却起到了深层次、间接的影响作用。
最深层影响因素包括问责制度的完备度（）、物质资源的完备度（）和资金的完备度（），作为最深层影响因素，这三个因素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其他各层次的因素，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效率有着最深入的影响作用，也说明了当前中小企业扶持工作的重中之重应是加强政策执行资源供给和确保政策执行效力。
4 结论
本文在对中小企业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影响要素指标体系，基于模糊集理论的DEMETEL和ISM集成法定量整合分析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判定信息。得到如下结果：
第一，政府依然是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的关键要素。由分析结果可知， 物质资源完备度不但是关键要素还是起基础影响作用的因素。而监督制度完备度及政策执行主体态度是关键要素， 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较为直接。此外，问责制度完备度和资金完备度是决定政策执行效率的基础因素。因此，政府应完善政策所需资源供给，端正执行主体态度，加强监督和问责力度。
第二，社会组织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由DEMATEL分析可知民间融资体系的扶持意愿和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程度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且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三层，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而民间融资的门槛高低、民间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和银行融资体系的完善程度虽然被DEMATEL分析划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其分别处在系统层次结构的第四层、第三层，是影响政策执行效率的基础因素。此外，银行融资的扶持意愿虽被DEMATEL划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但是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效率。
基于此，在鼓励和调动银行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政府应重视民间融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放下对民间融资的偏见，完善民间融资相关立法，支持和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增强民间融资的扶持意愿。
第三，中小企业在扶持性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扶持性政策执行过程中，企业文化开放程度是较重要的影响要素，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二层，对政策执行效率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作用；员工的执行意愿虽被划分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第四层，是影响政策执行效率的基础因素。此外，企业信用状况、员工认同程度、企业家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虽被DEMATEL分析划为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因其处于系统层次结构的表层，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率。
因此，作为扶持性政策的目标群体，中小企业对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政府大力扶持的机遇下，中小企业更应积极、主动地配合各项扶持政策的执行。此外，中小企业还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对新事物的接受和适应能力。企业家应加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吳少微，杨忠.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问题研究[J]. 管理世界，2017， 33（2）：85-96.
[2] 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 2011，32（5）：80-96.
[3] 丁煌，梁满艳.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14（4）：99-106.
[4] 梁满艳.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场域及其优化探析[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4，27（5）：90-94.
[5] 丁宁宁，刘曼曼.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基于多元协调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 2014，35（9）：136-141.
[6] 宋雄伟.政策执行“梗阻”问题与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一个诊断框架[J].中国软科学，2016， 31（12）：70-81.
[7] 闫凌州，赵黎明，孙虹，等. 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16，36（7）：43-48.
[8] 薛立强，杨书文.论政策执行的“断裂带”及其作用机制——以“节能家电补贴推广政策”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6，14（1）： 55-64. [9] 胡春生，莫秀蓉.监督、时间成本与政策执行力——内在逻辑与市县两级的实证检验[J].中国经济问题， 2017， 59（1）：36-48.
[10]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J].经济研究， 2013， 59（12）：42-54.
[11]朱富明，冉强辉，张业安. 中学体育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以上海市20所中学为例[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5， 32（4）：495-501.
[12] 侯麟科，陶郁， 刘明兴. 基层政策执行差异的成因与影响： 2005年信访改革基层成效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16，13（1）：22-41.
[13] 杨代福，李松霖.社会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以重庆市户籍改革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39（2）：100-108.
[14] 王德清，金强.地方人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研究[J].社会科学家， 2016，31（5）：124-128.
[15] 钟兴菊.地方性知识与政策执行成效环境政策地方实践的双重话语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 2017，15（1）：38-48.
[16] 徐志明，高珊，曹明霞.利益博弈与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基于江苏省1087家企业的实证分析[J].江海学刊， 2013， 56（1）：95-100.
[17]刘畅.中小企业财税支持政策的范式转变[J].社会科学，2013， 33（8）：60-69.
[18]曾保根.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创新的四维构想[J].中州学刊， 2013，35（5）：10-14.
[19]毛劲歌， 周莹.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1， 26（6）：68-71.
[20]刘少华，张赛萍.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中地方政府监管对策研究[J]. 求索，2012，32（5）： 31-33.
[22]赵旭，吴冲锋.基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融资国际比较与借鉴[J].世界经济研究，2004，23（5）： 53-57.
[22]谢庆奎，陶庆.政府执行力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07，23（11）：9-13.
[23]邝艳华，叶林，张俊.政策议程与媒体议程关系研究——基于1982至2006年农业政策和媒体报道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5， 13（4）：154-155.
[24]韩亚欣，何敏，李华民.大银行何以为中小企业融资？——基于某大银行支行的案例分析[J].金融论坛， 2016，21（1）：72-80.
[25]郭娜. 政府？市场？谁更有效——中小企业融资难解决机制有效性研究[J].金融研究，2013，56（3）：194-205.
[26]Roman，A.， Rusu，V. D. Constraints on bank lending to smes from romania and supportive measures. Euroeconomica， 2011， 5（30）： 21-38.
[27]龙著华.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规制[J].南京社会科学，2014，25（11）： 81-88.
[28]Kurtz T， Stevens H. Innovation in Supervision System of Rural Non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J]. 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