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毁誉参半的著名人物，他在个人修养、品格及才能方面有过人之处。曾国藩死后，清廷赐谥“文正公”，这是清政府所能给予臣子的最高评价。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有名望的人物，如李鸿章、梁启超、蒋介石等等，都对曾国藩称赞有加。
　　曾国藩的人生已然达到儒家的立德、立言、立功的高度，即古人所谓“三不朽”的境界。1917年8月，毛泽东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称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并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给党员干部讲课时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毛泽东的二者兼有，乃是指其不仅“德业并进”，做到经世致用，而且能够以身作则，思想可为万世师表。
　　曾国藩常年在外行军、为官，但却丝毫不放松对身在家乡的后辈子侄的教育问题。在给家人写的1500多封家书中，他将一生的处世哲学融入其中，其文坦率、真诚、理通、意达，字里行间满溢对后辈子侄的教诲、规劝、训诫。而他对子弟后辈的教导是成功的。曾氏后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其子曾纪泽、曾纪鸿，其孙曾文钧，曾孙曾宝荪、曾约农等等，在各个不同领域都很有成就。这一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
　　曾国藩曾将其家训要义总结为“八本”，并在老家富厚堂的一间屋子上，高悬“八本堂”横匾。“八本”者，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将“八本”书之于匾，高悬门楣之上，足见对此的重视。他认为，只要能守此“八本”，不管世道如何，家运都能长盛。
　　第一，读书为自强自立之本。“八本”以读书做学问为先，可见曾国藩对其重视程度，他甚至将读书放在“人生第一美德”的高度。
　　为何读书？因为读书是自强自立的基础，只有读书，才能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曾国藩说：“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训导子弟读书，学而优则仕，以此光耀门楣是传统家训的常谈，但是，曾国藩却强调读书的目的是自立自强，各行各业做得好，都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不必非得走做官这一条路。在这种教育理念下，次子曾纪鸿后来就成为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曾国藩身居高位，如此见识，确实难得。
　　如何读书？曾国藩认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志，指的是坚定的信念，对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明确性、目的性及高度的自觉性。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识，是作出判断及认识的能力，体现的是人的格局和胸怀。有识，则“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牛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曾国藩虽然学富五车，但仍将自然科学知识贫乏视为人生缺憾，甚至是自己“三耻”之一。“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因此，他主张子弟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这实际上是近代西学东渐这一客观情势在曾氏家训中的具体反映。恒，是对既定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曾国藩认为，读书不可用力过猛，“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读书过于刻苦，不利于养生。其貴在持之以恒，好比温火煮肉一般。“今日不能，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只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
　　第二，孝、静、诚、勤为修身齐家之根。“事亲以得欢心为本”，是曾国藩对孝的理解。百善孝为首，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孝敬父母，不仅仅需要物质赡养，还必须注重精神赡养。曾国藩强调，重厚人格是立身处事之基。他训戒子弟，向平实处用力，做一个“笃实人”，即忠厚老实人而不是投机取巧者。
　　“不晏起”是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它看似简单，实行却不容易。他训教子侄：“祖辈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曾国藩认识到，只有勤劳，才能知衣食之来之不易、父母养育儿女的辛苦，从而杜奢尚俭，心怀感恩孝敬之心。虽然自己常年在外，曾国藩却不忘一再告诫妻子及长子，应起到组织和榜样作用。“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可见曾氏用心之良苦。
　　第三，不贪钱财为从政做官之道。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合法收入为白银5400两，带兵12年，收入可达64800两，何况在战乱时期，他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军费的发放，全靠他一支笔。战事平息后，他又身任要职，主持洋务，由于当时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如稍有贪念，完全可以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为当官而发财致富，他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尽管官禄颇丰，但他将合法的工资收入也多用在军队开支、救济百姓、捐献公益等方面。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只在100两左右。
　　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公务，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留给子孙。曾国藩有自己的考虑：一是为清王朝的中兴事业。“作官不要钱、行军不扰民”正是为挽救世道人心。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吏治腐败，官场作风败坏。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廉洁对于战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二是他认为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曾国藩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所以不多寄钱回家，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疼爱子女，乃天下父母之心，而中国父母于此更甚。自己省吃俭用，却要让子女吃好穿好，还得为他们留下丰厚财产。但是，清贫常能激励人去追求向上；过多的金钱，反而诱惑人走向堕落。曾氏家教严格，亦不留财产给子孙，其家人才辈出，余庆绵绵。而同时代许多“中兴将帅”的子孙们，由于勋爵和财富的坑害，重蹈八旗子弟的覆辙，很快便把祖辈的家业败落得一干二净。今天，当我们重温曾氏不蓄银钱给儿孙的话时，不仅感悟到一种深远的历史智慧，更从中感受到一个长者对后辈的真爱大爱。
　　（作者系常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