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
　　在宋朝，“官二代”叫做“衙内”，一般来说，衙内如果触犯国法，还是难逃法律的惩处，即使有个地位显赫的爹，也未必罩得住。可能会有人拿《水浒传》中的高衙内佐证，但必须告诉你，那只是虚构出来的文艺作品，不是史实。
　　现在来说一个史实。宋哲宗元祜年间，一个叫做赵仁恕的知县不但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还强取民女，劣迹斑斑。这赵仁恕就是一名高级衙内，父亲是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提刑官钟浚要法办赵仁恕。赵彦若就向皇帝打小报告，意思是说，他以前当台谏官时，得罪过王安礼（前宰相王安石的弟弟），而钟浚是王安礼的党羽，他这次其实是公报私仇，我儿子的案子不能由他来审，请异地审理。哲宗于是批准了赵彦若的请求。
　　宋代的司法制度，还是很不错的，比较强调“独立审判”的原则， “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宋朝还确立了审讯、定刑分开的司法原则，审讯的法官与量刑的法官不可为同一人，换成现代法学话语来说，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此外，在审讯结束之后、定罪量刑之前，还有一个“录问”的程序：由本案审讯官之外的司法官员对案犯进行录问，核实供词。
　　制度设计的目标当然是为了最大程度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不过实际的效果肯定要打一个折扣。赵仁恕案的主审法官孟易显然就缺乏独立审判的风骨，将天平向赵家倾斜（老赵是皇室宗亲，又是天子近臣，不可谓不显贵），认为犯罪情节较轻，跟之前提刑官所分析的罪情大有出入。这时候，宋代司法制度中的防弊设计功能发挥出来了，独立的录问官对孟易的结果很有疑问，于是上疏反驳。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再审，审了十多个月，还不能结案。最后才由大理寺与刑部作出裁决：认定赵仁恕部分犯罪事实，给予撤职除名处分，并“罚铜十斤”。应该说，这个判决太轻了。
　　这一下，负有监督、审查、司法之权责的台谏官炸开了锅。左谏议大夫郑雍、右正言姚（面力）、监察御史安鼎、虞策等都上疏抗议，认为赵仁恕“酷虐贪赃，犯状甚明”，必须严惩；主审官孟易“观望事势”，也应处罚；赵仁恕之父赵彦若“欲示人以形势，动摇狱情”，更是罪不可赦。迫于台谏的压力，赵仁恕案不得不改判，“增仁恕以陈州编管”，即将赵仁恕流放陈州，看管起来，限制其人身自由。其父赵彦若也被罢去侍读一职。宋代的台谏，权力、声势都很大，被他们弹劾下台的宰相也不少见，他们才不怕赵彦若。
　　台谏官在抗议赵仁恕案被轻判的奏疏中，再三强调了一个观点：司法公正。右正言姚（面力）说，“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决不可为赵彦若一人而“屈天下法”；监察御史安鼎说，若不追究赵彦若之责，则“示朝廷用法不平，急疏贱而缓贵近也”；侍御史贾易说，对赵氏父子当“究其实犯，然后议罪定刑，以示天下大公无私之政。”追求公正之司法也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司马光说得很明白：“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