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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第二个周末，天气晴好。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无论“圈里”专业人士，还是“圈外”雅好文化的公众，大家纷纷把目光聚焦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的“石渠宝笈特展”。
武英殿的“典藏篇”是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那么，让我们探究竟，看看《石渠宝笈》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清朝内府书画整编
《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是历代书画著录的集大成者。“石渠”一名，典出《汉书》。汉初丞相萧何在长安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阁以庋藏秦代图书典籍。乾隆皇帝对古代文化十分热衷和推崇，于是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石渠宝笈》由此应运而生。
乾隆九年（1744）二月初十，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个极为平常的日子，根据《清高录高宗纯皇帝》卷记载，乾隆皇帝和往常一样先去了皇太后那儿请安，回宫后开始处理日常朝政。可是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这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天。当日，乾隆皇帝道上谕，开启了对宫廷书画收藏的大规模整理。
三朝御笔，藏之金匮者，焜煌典重，实为超越前古。……又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籍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两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处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革成编。……
事实上这场浩大的整理工程早在乾隆八年（1743）就已经开始，这时期编纂的是《秘殿珠林》，著录清内府有关佛教、道教之书画藏品。分历代名人画（附印本绣锦缂丝之类）、臣工书画、石刻木刻经典、语录科仪及供奉经相等类。按照阮孝绪《七录》的体例，先佛后道，再根据鉴赏惯例，先书后画，依次著录册、卷、轴等。到了第二年，宗教之外的书画藏品《石渠宝笈》开始编撰。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编》是在《续编》的基础上继续编辑、整理，于嘉庆二十年（1816）完成。所收录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用文字形式收录记载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书画名家12000余种书画作品，卷帙浩繁，蔚为壮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将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首次做了
个全面的梳理。编入《石渠宝笈》的书画作品大致分为四类：首要的是“三朝御笔”，即顺治、康熙、雍正三皇的墨迹遗存，再者是皇宫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三是乾隆皇帝自己从少年时开始创作的书画作品，还有一类则是宗室贵族、皇帝的文学侍从、词臣以及画院画家的“经进书画”。画院画家包括来自中国各地区的画匠，还有如郎世宁、王致诚等法兰西、意大利、波希米亚等地的传教士凭借一技之长进入中国宫廷画院的画师。在《石渠宝笈》里除了有书画之外，还有些丝织品和古籍善本，但其所占比例对比书画而言显得微乎其微。皇帝亲任主编校对
《石渠宝笈》编纂时，按照“千字文”的字头编号分写副本，互相参校，再缮写正本，交武英殿装帧。且不准发刻，只许誊录几套分贮各处。正本即是原稿本，分贮本即内府朱丝栏抄写本。这些《石渠宝笈》的原稿本和内府抄本，后经战乱等原因，流散各地。现存善本主要保存在两岸的故宫博物院以及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其中，《石渠宝笈》原稿本只有部分存世，原抄本存世完整的仅两套，一套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一套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宝笈》初、续和三编中，仅仅留下了参与编写、校对的臣工的姓名。而有记载发现，无论是乾隆还是嘉庆皇帝都曾经担任了主编和校对之职。
在北京故宫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有资料记载：
“二月廿三日，上发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誊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程。”
如此便可知，决定《石渠宝笈》收录哪些书画、编入哪个宫殿，上等或次等的评级，直至最后的定稿无不秉承了皇帝旨意。
尽管乾隆皇帝诗文集中《养心殿晚坐》写道：“宫殿节临热，今朝了不炎。岂非当夏令，幸以泽优沾。有暇较书画……”从“偶为评鉴，几暇怡情”来看，《石渠宝笈》续编主要是词臣的工作，皇帝似乎没有参与。然而，《石渠宝笈》续编中则题记，据《明初人书画合璧册》的后幅题跋记载，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一个词臣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原来署款（五代）赵棘时代不符，敕令词臣考证，然后词臣们经过个月的研究，最后证实了皇帝的判断。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的编写时，都亲力亲为地审定了书画著录的每册（卷），承担了“主编”之责。
可是有了《秘殿珠林》在前，《石渠宝笈》正编就顺理成章地遵循前例，并按照清宫内府书画的贮藏处所，按类别进行编辑。可是正编这种编辑方式在日后被发现存在诸多不便，伴随着收藏书画日益增多，加之分为多处存放，查询检阅时难免出现繁复等不方便之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再次命王杰、董诰、彭元瑞等人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录《正编》未录和臣工们新近敬献的作品。《续编》共40册，体例依照《正编》，不再品评书画的等次，但每件书画详加记载，并列有总目，以便日后查阅。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英和、黄钺、姚文田等人奉旨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共120册，收录作品2000余件，体例依照《续编》，前有目录，另在每卷前列分目，这又一次大大改善检索的方便。但三编仅有抄本，没有付诸印刷，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学者罗振玉编有《石渠宝笈三编目录》）。
而据《清实录》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装帧成书后，嘉庆皇帝对此书逐册进行了详细审阅，并且还发现了多处错误，并不时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嘉庆在阅至第二十函第册时，发现“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中的“帝”字脱落，皇帝庙号这可是硬伤，“不可不加以惩处。……无墉交部议处，著即革职回籍”。这里可以看出嘉庆帝也实实在在地当了“主编”。 然而，在清朝内府藏品当中，很大部分来自清初本朝的私人收藏，作品上面般钤有私人印章。进宫后，再一钤上官印。乾隆皇帝的那1800多枚图章就这样钤满作品上留有的空白。不仅如此，他最喜欢的事儿还有在古代名家名作上圈写“神”品以及题写跋文，有些作品跋、再跋、甚至多跋。鉴藏印钤盖格式
一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并且清内府钤盖鉴藏印的时候有严格格式。
有关专家指出，一旦是被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除以上诸印外，另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还下令在这些作品上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和“宝笈三编”印。
清内府钤盖鉴藏印的位置般情况下相对固定。挂轴为例，“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太上皇帝”类的大印大多数时候在画幅正上方或稍有偏移，“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侧。若遇上画面上部较窄或有明显画意、空白较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会往上移动，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但也有极少数时候在拄轴上把多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使用，尽管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覆盖其上。在手卷、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基本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印盖在画心上，也有“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出现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
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账，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在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中左侧最末即一方“重华宫鉴藏宝”印章。除此之外，有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种类繁多，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内府印的钤盖方式成为了鉴定宫廷书画已经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方法。
然而书画上的跋、印章，只是鉴别清宫藏画的
些物证，无法替代书画本身的鉴定，即使是宫藏，也不乏赝品，当年乾隆皇帝就把幅明末临摹的《子明卷》定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并且题了50多处跋文。此次特展在武英殿东配殿还展出不少被收入《石渠宝笈》的古代书画高仿品，其中明代书法家王宠的两册仿作就在其中，看展的观众，可以同时在旁边展柜就看到王宠的真迹，无论古今，无论高下，书画收藏这事儿都难免有打眼的时候。而在特展上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中，乾隆及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这些又很生动地表现了乾隆雅致的审美和不俗的艺术趣味。内府珍藏中一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乾隆皇帝将晋朝书法家王殉的墨迹《伯远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合称“三希”，一起放在养心殿的“三希堂”中。
清内府尤其在乾隆皇帝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御笔，装裱上有极为标准的要求和形式。装裱要求与形式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总结，比如挂轴，大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磨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的菊石等样式。
与历代官修文献相同，这项卷帙浩繁的工程集结了批专业的人士。乾隆十年（1745）《石渠宝笈》正编44卷开始汇编，参与这项工作的十人都是进士出身，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人不仅是词林高手，而且也都精通书画。但那个时候缺乏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再者又都是私家或皇室秘藏，一般人对藏品难得见，编纂者、鉴定者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见识来评判，尤其大臣们也都不敢违抗皇帝的圣意，甚至明知有不足也不会指出反而是刻意迎合，因此在鉴别上难免偏差。有关专家指出，对《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应保持客观理智态度。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它的缺陷和不足。既有璀璨炫目的书画瑰宝，也有历代大量伪作和仿作。专家指出，《石渠宝笈》著录只能保证：首先所录作品确在清宫收藏过。其次《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尤其在过去仅有文字著录，而后世人们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又追捧有加，一定程度上给书画造假者有可乘之机。精选配图新书同时面世
故宫在展览开幕的当日举行了《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新书发布仪式。据《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出版委员会介绍，这套40卷的大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在原版《石渠宝笈》的基础上选配著录作品的精美彩图，统设计、排版：第1-20卷为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朱丝栏精抄本影印合集；第21-37卷（另附赠3卷）择取分藏于国内外19家博物馆的《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彩图，图文合璧——著录文字与存世作品图像合成为这套书最出彩之处。在本书图版中分别标注作品文字在原著录中的位置及本套书中的卷次、页码，方便读者进行图文检索与对照阅读。《石渠宝笈》虽经多次影印出版，但长期以来诸多版本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且因多次翻印，字迹模糊，有所缺失，又均为单色缩印之本，原书之精美风貌世人难得观。而《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的文字部分是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内府馆阁体精抄本（入编《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为底本。 《石渠宝笈》初、续两编有民国七年（1918）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续编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开平谭氏区斋影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合刊本（1969）；上海书店翻印“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合刊本（1988）；北京出版社翻印上海书店翻印本（2004）；紫禁城出版社原大线装影印双色版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2010）。江西美术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2014）。
同时，附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的鉴定意见和与著录作品相关的最新研究结论。它包括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以及方闻、王季迁、高居翰等中国书画研究专家、鉴藏名家共十数人对过眼作品的鉴定意见，以及各博物馆提供的馆方意见；其中部分属于从未发表过的馆藏老专家审阅记录，问有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原著录初编、续编和三编的体例不尽统一，《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的文字部分在不改变原著录内容的前提下，对初、续、三编的目录体例作了适当整合，使之大致统一，编制《索引》单独成卷方便检索。除了人名索引、清帝索引、姓氏未详佚名索引外，还包括针对不同需要编制的小索引，如集锦、缂丝绣线、版本碑帖索引。这套书填补了我国大型书画著录文献图录出版的空白，在我国当代书画出版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经过世事风云，《石渠宝笈》著录及其作品都经历了多舛的命运，聚散分合，通过多种努力，大部分作品最终都留存在博物馆，尤其以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大馆相对集中，部分省市博物馆也有比较零散的收藏，还有一些瑰宝已经流散在国外，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克里夫兰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等。所有这些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加起来约占其著录总量的八成。
此次重新出版的《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所收录的作品，有部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书画精品，例如《快雪时晴帖》《伯远帖》《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另一部分，大量清朝皇帝和宫廷书画家的作品也首次面世，是专家学者研究可选的重要资料。其中首次收录了大量康雍乾嘉四位皇帝以及永理等皇族画家的作品，还有董邦达、张宗苍、金廷标、方琮等宫廷画家的力作。在碑帖卷中还精选了从未出版过的《圣祖仁皇帝御笔临黄庭坚书唐吴筠步虚词墨刻》《御刻墨妙轩法帖》《刘墉清爱堂石刻》等经典作品。书中对作品的引首、本幅、题跋均一一展现，对于重要作品还以放大图版展示。
无论是遥望还是重回，《石渠宝笈》是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著录文献集大成者，它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流传有序，通过此著录编纂与成书过程以及著录作品辨伪考订等深度知识的普及，兼顾专业群体与社会公众的指向十分明确。古往今来，在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影响深远，为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除了公众关注最多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过《石渠宝笈》我们还可以去看看皇帝的其他家底儿，更多“是编所登”之“艺苑之精华”。秋分已过，“山色空濛翠欲流，长江浸徹天秋”。让我们起去钱选的《秋江待渡图》等著录作品中感受浓浓秋意，“茅茨落日寒烟外，久立行人待渡舟”。
武英殿的“典藏篇”是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那么，让我们探究竟，看看《石渠宝笈》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清朝内府书画整编
《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是历代书画著录的集大成者。“石渠”一名，典出《汉书》。汉初丞相萧何在长安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阁以庋藏秦代图书典籍。乾隆皇帝对古代文化十分热衷和推崇，于是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石渠宝笈》由此应运而生。
乾隆九年（1744）二月初十，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个极为平常的日子，根据《清高录高宗纯皇帝》卷记载，乾隆皇帝和往常一样先去了皇太后那儿请安，回宫后开始处理日常朝政。可是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这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天。当日，乾隆皇帝道上谕，开启了对宫廷书画收藏的大规模整理。
三朝御笔，藏之金匮者，焜煌典重，实为超越前古。……又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籍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两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处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革成编。……
事实上这场浩大的整理工程早在乾隆八年（1743）就已经开始，这时期编纂的是《秘殿珠林》，著录清内府有关佛教、道教之书画藏品。分历代名人画（附印本绣锦缂丝之类）、臣工书画、石刻木刻经典、语录科仪及供奉经相等类。按照阮孝绪《七录》的体例，先佛后道，再根据鉴赏惯例，先书后画，依次著录册、卷、轴等。到了第二年，宗教之外的书画藏品《石渠宝笈》开始编撰。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编》是在《续编》的基础上继续编辑、整理，于嘉庆二十年（1816）完成。所收录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用文字形式收录记载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书画名家12000余种书画作品，卷帙浩繁，蔚为壮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将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首次做了
个全面的梳理。编入《石渠宝笈》的书画作品大致分为四类：首要的是“三朝御笔”，即顺治、康熙、雍正三皇的墨迹遗存，再者是皇宫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三是乾隆皇帝自己从少年时开始创作的书画作品，还有一类则是宗室贵族、皇帝的文学侍从、词臣以及画院画家的“经进书画”。画院画家包括来自中国各地区的画匠，还有如郎世宁、王致诚等法兰西、意大利、波希米亚等地的传教士凭借一技之长进入中国宫廷画院的画师。在《石渠宝笈》里除了有书画之外，还有些丝织品和古籍善本，但其所占比例对比书画而言显得微乎其微。皇帝亲任主编校对
《石渠宝笈》编纂时，按照“千字文”的字头编号分写副本，互相参校，再缮写正本，交武英殿装帧。且不准发刻，只许誊录几套分贮各处。正本即是原稿本，分贮本即内府朱丝栏抄写本。这些《石渠宝笈》的原稿本和内府抄本，后经战乱等原因，流散各地。现存善本主要保存在两岸的故宫博物院以及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其中，《石渠宝笈》原稿本只有部分存世，原抄本存世完整的仅两套，一套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一套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宝笈》初、续和三编中，仅仅留下了参与编写、校对的臣工的姓名。而有记载发现，无论是乾隆还是嘉庆皇帝都曾经担任了主编和校对之职。
在北京故宫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有资料记载：
“二月廿三日，上发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誊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程。”
如此便可知，决定《石渠宝笈》收录哪些书画、编入哪个宫殿，上等或次等的评级，直至最后的定稿无不秉承了皇帝旨意。
尽管乾隆皇帝诗文集中《养心殿晚坐》写道：“宫殿节临热，今朝了不炎。岂非当夏令，幸以泽优沾。有暇较书画……”从“偶为评鉴，几暇怡情”来看，《石渠宝笈》续编主要是词臣的工作，皇帝似乎没有参与。然而，《石渠宝笈》续编中则题记，据《明初人书画合璧册》的后幅题跋记载，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一个词臣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原来署款（五代）赵棘时代不符，敕令词臣考证，然后词臣们经过个月的研究，最后证实了皇帝的判断。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的编写时，都亲力亲为地审定了书画著录的每册（卷），承担了“主编”之责。
可是有了《秘殿珠林》在前，《石渠宝笈》正编就顺理成章地遵循前例，并按照清宫内府书画的贮藏处所，按类别进行编辑。可是正编这种编辑方式在日后被发现存在诸多不便，伴随着收藏书画日益增多，加之分为多处存放，查询检阅时难免出现繁复等不方便之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再次命王杰、董诰、彭元瑞等人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录《正编》未录和臣工们新近敬献的作品。《续编》共40册，体例依照《正编》，不再品评书画的等次，但每件书画详加记载，并列有总目，以便日后查阅。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英和、黄钺、姚文田等人奉旨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共120册，收录作品2000余件，体例依照《续编》，前有目录，另在每卷前列分目，这又一次大大改善检索的方便。但三编仅有抄本，没有付诸印刷，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学者罗振玉编有《石渠宝笈三编目录》）。
而据《清实录》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装帧成书后，嘉庆皇帝对此书逐册进行了详细审阅，并且还发现了多处错误，并不时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嘉庆在阅至第二十函第册时，发现“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中的“帝”字脱落，皇帝庙号这可是硬伤，“不可不加以惩处。……无墉交部议处，著即革职回籍”。这里可以看出嘉庆帝也实实在在地当了“主编”。 然而，在清朝内府藏品当中，很大部分来自清初本朝的私人收藏，作品上面般钤有私人印章。进宫后，再一钤上官印。乾隆皇帝的那1800多枚图章就这样钤满作品上留有的空白。不仅如此，他最喜欢的事儿还有在古代名家名作上圈写“神”品以及题写跋文，有些作品跋、再跋、甚至多跋。鉴藏印钤盖格式
一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并且清内府钤盖鉴藏印的时候有严格格式。
有关专家指出，一旦是被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除以上诸印外，另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还下令在这些作品上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和“宝笈三编”印。
清内府钤盖鉴藏印的位置般情况下相对固定。挂轴为例，“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太上皇帝”类的大印大多数时候在画幅正上方或稍有偏移，“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侧。若遇上画面上部较窄或有明显画意、空白较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会往上移动，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但也有极少数时候在拄轴上把多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使用，尽管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覆盖其上。在手卷、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基本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印盖在画心上，也有“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出现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
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账，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在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中左侧最末即一方“重华宫鉴藏宝”印章。除此之外，有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种类繁多，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内府印的钤盖方式成为了鉴定宫廷书画已经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方法。
然而书画上的跋、印章，只是鉴别清宫藏画的
些物证，无法替代书画本身的鉴定，即使是宫藏，也不乏赝品，当年乾隆皇帝就把幅明末临摹的《子明卷》定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并且题了50多处跋文。此次特展在武英殿东配殿还展出不少被收入《石渠宝笈》的古代书画高仿品，其中明代书法家王宠的两册仿作就在其中，看展的观众，可以同时在旁边展柜就看到王宠的真迹，无论古今，无论高下，书画收藏这事儿都难免有打眼的时候。而在特展上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中，乾隆及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这些又很生动地表现了乾隆雅致的审美和不俗的艺术趣味。内府珍藏中一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乾隆皇帝将晋朝书法家王殉的墨迹《伯远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合称“三希”，一起放在养心殿的“三希堂”中。
清内府尤其在乾隆皇帝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御笔，装裱上有极为标准的要求和形式。装裱要求与形式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总结，比如挂轴，大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磨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的菊石等样式。
与历代官修文献相同，这项卷帙浩繁的工程集结了批专业的人士。乾隆十年（1745）《石渠宝笈》正编44卷开始汇编，参与这项工作的十人都是进士出身，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人不仅是词林高手，而且也都精通书画。但那个时候缺乏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再者又都是私家或皇室秘藏，一般人对藏品难得见，编纂者、鉴定者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见识来评判，尤其大臣们也都不敢违抗皇帝的圣意，甚至明知有不足也不会指出反而是刻意迎合，因此在鉴别上难免偏差。有关专家指出，对《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应保持客观理智态度。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它的缺陷和不足。既有璀璨炫目的书画瑰宝，也有历代大量伪作和仿作。专家指出，《石渠宝笈》著录只能保证：首先所录作品确在清宫收藏过。其次《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尤其在过去仅有文字著录，而后世人们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又追捧有加，一定程度上给书画造假者有可乘之机。精选配图新书同时面世
故宫在展览开幕的当日举行了《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新书发布仪式。据《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出版委员会介绍，这套40卷的大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在原版《石渠宝笈》的基础上选配著录作品的精美彩图，统设计、排版：第1-20卷为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朱丝栏精抄本影印合集；第21-37卷（另附赠3卷）择取分藏于国内外19家博物馆的《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彩图，图文合璧——著录文字与存世作品图像合成为这套书最出彩之处。在本书图版中分别标注作品文字在原著录中的位置及本套书中的卷次、页码，方便读者进行图文检索与对照阅读。《石渠宝笈》虽经多次影印出版，但长期以来诸多版本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且因多次翻印，字迹模糊，有所缺失，又均为单色缩印之本，原书之精美风貌世人难得观。而《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的文字部分是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内府馆阁体精抄本（入编《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为底本。 《石渠宝笈》初、续两编有民国七年（1918）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续编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开平谭氏区斋影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合刊本（1969）；上海书店翻印“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合刊本（1988）；北京出版社翻印上海书店翻印本（2004）；紫禁城出版社原大线装影印双色版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2010）。江西美术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2014）。
同时，附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的鉴定意见和与著录作品相关的最新研究结论。它包括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以及方闻、王季迁、高居翰等中国书画研究专家、鉴藏名家共十数人对过眼作品的鉴定意见，以及各博物馆提供的馆方意见；其中部分属于从未发表过的馆藏老专家审阅记录，问有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原著录初编、续编和三编的体例不尽统一，《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的文字部分在不改变原著录内容的前提下，对初、续、三编的目录体例作了适当整合，使之大致统一，编制《索引》单独成卷方便检索。除了人名索引、清帝索引、姓氏未详佚名索引外，还包括针对不同需要编制的小索引，如集锦、缂丝绣线、版本碑帖索引。这套书填补了我国大型书画著录文献图录出版的空白，在我国当代书画出版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经过世事风云，《石渠宝笈》著录及其作品都经历了多舛的命运，聚散分合，通过多种努力，大部分作品最终都留存在博物馆，尤其以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大馆相对集中，部分省市博物馆也有比较零散的收藏，还有一些瑰宝已经流散在国外，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克里夫兰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等。所有这些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加起来约占其著录总量的八成。
此次重新出版的《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所收录的作品，有部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书画精品，例如《快雪时晴帖》《伯远帖》《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另一部分，大量清朝皇帝和宫廷书画家的作品也首次面世，是专家学者研究可选的重要资料。其中首次收录了大量康雍乾嘉四位皇帝以及永理等皇族画家的作品，还有董邦达、张宗苍、金廷标、方琮等宫廷画家的力作。在碑帖卷中还精选了从未出版过的《圣祖仁皇帝御笔临黄庭坚书唐吴筠步虚词墨刻》《御刻墨妙轩法帖》《刘墉清爱堂石刻》等经典作品。书中对作品的引首、本幅、题跋均一一展现，对于重要作品还以放大图版展示。
无论是遥望还是重回，《石渠宝笈》是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著录文献集大成者，它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流传有序，通过此著录编纂与成书过程以及著录作品辨伪考订等深度知识的普及，兼顾专业群体与社会公众的指向十分明确。古往今来，在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影响深远，为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除了公众关注最多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过《石渠宝笈》我们还可以去看看皇帝的其他家底儿，更多“是编所登”之“艺苑之精华”。秋分已过，“山色空濛翠欲流，长江浸徹天秋”。让我们起去钱选的《秋江待渡图》等著录作品中感受浓浓秋意，“茅茨落日寒烟外，久立行人待渡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