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于诗歌而言，也是如此。
　　诗歌从构思到表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者须随物赋形，曲尽其妙。但是，“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般说来，诗歌初成之时，作者尚未从所营造的情景和氛围中走出来，加上“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作怪，所以难以发现其中的问题。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冷”处理后，问题方才暴露出来。唐子西曾深有感触地说：“诗初成时，未见可訾处，姑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这确实是深谙创作甘苦者坦诚的告白。
　　既然既成的诗歌存在问题，那么改诗就很有必要。清代才子袁枚在《续诗品·勇改》一文中说：“千招不来，仓猝忽至。十年矜宠，一朝捐弃。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袁枚并不否定诗歌“一铸而定”、无须修改的情况存在，但是诗歌有弊病，就须勇于改正，即使宝爱异常，也要捐弃不惜，只有不断修改，才能锻就诗歌精品。
　　历史上通过修改而成就好诗的典型当算白居易。据周敦颐说：“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深入人心、脍炙人口，修改于有功焉。其实白居易不仅是勇于改诗，甚至以改诗为乐。他曾经夫子自道“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从中可见一斑。
　　改诗，也是成就经典的有效途径。据《唐才子传》记载：“齐己携诗卷来谒袁谷，《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觉投拜，曰：‘我一字师也。’”郑谷把齐己《早梅》诗中的“数”字改为“一”字，充分凸显了“早”的意蕴，成就了一篇经典作品，因此被齐己尊为“一字之师”。《随园诗话》中说，王贞白作《御沟》诗：“‘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以示皎然。皎然曰：‘波字不佳’，王贞白怒而去。皎然暗书一‘中’字在手心待之。须臾，其人狂奔而来，曰：‘已改波字为中字矣。’皎然出手心示之，相与大笑。”“中”字之所以比“波”字好，是因為从直观形式上看，“此波涵帝泽”一句五字中就有三个字含有“氵”旁，相同部首的字多了，显得没有变化；从意蕴上看，“波”为实指，“处”为虚指，使得上句和下句不相对。而改为“中”字以后，全然没有了这些问题，可见“诗改一字，界判人天。”
　　尽管上述改诗成功的事例成了千古佳话，但是改诗也有不成功的例子。“王仲圭‘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句，最浑成。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以为如是乃健。刘贡父‘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里望蓬莱’，荆公改‘云里’为‘云气’，几乎文理不通。唐刘威诗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荆公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苏子卿咏《梅》云：‘只应花是雪，不悟有香来。’荆公改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种修改，袁枚认为是化神奇为腐朽，“活者死矣，灵者笨矣！”
　　袁枚对王安石妄改诗歌不以为然，对自己修改的失败也严于解剖。他曾经说：“余引泉过水西亭，作五律，起句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户流。’隔数年，改为‘水澹真吾友，招之入户流。’孔南溪方伯见曰：‘求工反拙，以实易虚，大不如原本矣！’余憬然自悔，仍用前句。”袁枚不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并且进一步指出自己“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作为不世出的才子，袁枚这种解剖自己、绝不文饰的态度，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文学创作，最理想的境界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但是，妙若天成、不须修改的文章只是创作的愿景而已，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绝大多数作品而言，修改提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只要不讳疾忌医，“知一重非，进一重境”，就是一种进步。
　　（若子摘自《甘孜日报》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