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正值中国、美国都面临领导人换届之际，此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与美国各界交往中表现出了官员中难得一见的平易、亲和，最为罕见、可贵的则是他的幽默感。如此轻松的神态、心态，或可在很大程度上预示未来中国对美国、对于既有国际秩序的态度。
　　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性规则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形成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人被迫面对这个秩序，随后开始了漫长的调适过程。20世纪以来，因为中国内部政局的剧烈变化，这一调适过程经历了多次剧烈反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先是40年代末一边倒向苏联，60年代则与苏联分裂，70年代初与美国建交，80年代中美关系升温，但到了80年代末，两国关系急剧降温，随后缓慢恢复。
　　中国国际大战略如此剧烈波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虽然是大国，却始终没有参与到可持续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对这个秩序而言，中国始终是局外人，且中国始终具有局外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在频繁的大波动中，从政治家到外交界，从学界到民众，人们经常被经济变换以及政治冲突所导致的激烈情绪左右。
　　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经济、乃至综合国力上崛起的。按照某些计算方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中国越来越深入地渗入其他国家：中国诸多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家在世界各地购买资源、资产，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富人甚至中产群体，在巴黎、纽约疯狂抢购奢侈品。
　　总之，国际秩序的均衡点开始大幅度地偏转。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这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国际秩序正在经历苏联崩溃之后的一次大调整。而从长远来说，这次调整乃是国际秩序形成大约三百年来最为重大的。因为，此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如此巨大的规模。完全可以确信，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最为重大的国际事务就是中国与国际秩序之调适，直到中国扮演起与其规模相当的、恰当的国际角色。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恰当角色究竟是什么，中国是否以及能否承担这个角色。过去的十年还只是这个相当漫长的调适过程的一个开端。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各方心态、策略、战略的犹豫不定。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主要是欧美的第一反应似乎是中国威胁论。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则出现了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是中国责任论之美国版本。显然，美国、欧洲正在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并且准备在国际体系中接受中国处于重要位置。当然，这未必是中国最终的恰当位置。
　　中国的态度同样经历了较大变化。从最早的韬光养晦，到中间的和平崛起，再到和谐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逐渐具有了主动参与国际体系之意识。与中国责任论相呼应，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很多方面也确实承担起了责任。
　　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形成一套获得上下普遍认可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观。举其大者，如何对待美国就是一个总能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有不少人把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认为美国必定遏制中国。根据这一判断，有人提出中俄应当结盟，以抗衡美国。另有人认为，欧美要求中国承担责任，乃是给中国设下的一个圈套，中国不应当承担。这种分歧有些时候会反映到短期外交政策中。
　　出现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内部。具体而言，中国尚处于改革过程中，因此，不同群体间的观念可能存在较大分歧，并且由于制度约束，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对于中国的国力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中国应当在国际秩序中追求何种位置，不同群体间的看法差距极大。哪怕在政、学界精英群体内部，对上述问题似乎也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大体只能以短期的策略被动地应对，而无法主动追求自己的明晰目标。中国的这种状态反过来又引起外部世界的迷惑与狐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访美所展现的从容与信心，让人对于未来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或可保持某种乐观。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取决于中国与之调适的战略是否明智，而这又取决于中国的领导者是否具有长远眼光，取决于精英群体是否能够凝聚共识，从而在二三十年内始终追求一个目标。换言之，国际秩序之维护与优化取决于中国人的心态，从容和信心是一个良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