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挑战：经济

　　虽然塞西执政地位稳固，但要引领埃及实现长远发展绝不轻松。其中，发展经济是埃及实现国家复兴的重中之重。尽管塞西政府推出的多项经改措施效果初显，但其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仍严重仰赖外援和国际借贷，长远来看恐难以为继。说到底，埃及经济不振是长期结构性问题与“阿拉伯之春”后出现的新问题叠加的结果。

　　上世纪70年代，萨达特政府实施开放的经济政策，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埃及，埃及逐步形成了侨汇、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过境税和旅游四大创汇行业，一度为埃及带来丰厚收入，埃及也逐步由实体经济转向地租经济。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油价下跌及地区战乱等因素导致埃及外汇收入遭受严重冲击。在实体经济难以担当、地租经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埃及经济开始陷入困境。上世纪90年代起，穆巴拉克政府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国有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用“生产性开放”代替萨达特时期的“消费性开放”。但埃及经济并未因此振兴，穆巴拉克借改革之名行“商业侍从主义”之实，埃及不仅未能形成“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国家经济反而逐渐被跨国资本集团和小部分权贵把持，沦为投机者的天堂。与此同时，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多投资短平快的非生产性行业，导致埃及实体经济进一步萎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停滞。埃及民族工业和农业日益衰落，工业制品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而2008年金融危机又给了脆弱的埃及经济严重一击，最终导致2011年革命的爆发。
　　塞西政府虽然遏制了经济持续恶化的态势，甚至使埃及经济重回良性发展轨道，但其改革迄今尚未触及根本问题（即实体经济衰落和过度依赖地租经济），仍在以恢复地租经济为主要手段来提振经济，如投资油气产业、增加运河收入、提升旅游形象等。埃及通过大举借债投资的一系列大项目固然能够拉动就业、刺激建材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但无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埃及实体经济根基过于薄弱，严重缺乏主体产业。比如棉纺业本是埃及的强势工业，但随着棉纺业新技术发展以及国际棉业竞争加剧，埃及棉业未能适应这一新趋势，逐渐走向衰落，著名的埃及长绒棉种植面积也大幅减少。总的来看，若无法振兴实体经济，埃及就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实现工业品和粮食的进口替代，难以摆脱固有的经济脆弱性，必然只能继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依附角色。
　　此外，军队也是埃及未来经济改革的一大障碍。自纳赛尔时代起，军方就作为一支具有超强组织能力的力量投入國家经济建设，为埃及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后，为应对埃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军方不仅致力于恢复国家政治秩序、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还为防止埃及经济崩溃发挥了直接作用。军人出身的塞西上台后，军方权力进一步膨胀，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也进一步延伸，有估测称，军队经济在埃及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军方主导了一系列旨在带动就业、缓解社会压力的大规模工程建设项目，比如仅用一年就完成了原定工期三年的苏伊士运河拓宽工程，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军队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军方掌握着大量国家资源，军队企业享有免税待遇，依靠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可以轻易取得生产许可、竞标合同，成本低廉的军方产品与民间产品相比也具有巨大价格优势，挤压了非军方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阻碍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导致埃及缺乏良性市场竞争机制。埃及当前迫切需要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推动产业升级改造。但若塞西政府只在非军队经济领域推行改革而不触动军队利益、解决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埃及经济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根本：民生

　　塞西的经改措施虽然使埃及多项经济指标向好，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埃及发展前景的信心，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压力反而加重了。放开汇率管制确实打击了黑市外汇交易、吸引了外资，削减补贴等举措确实有效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引发埃镑严重贬值，燃料、水电、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一路冲高。埃及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埃及年度通货膨胀率仍高居22.3%，而这已是2016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埃及有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或挣扎在贫困边缘，其日常生活遭到紧缩政策直接冲击。埃及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如提高最贫困人群的智能卡补贴额、退休人员养老金、税收的起征点和免税额以及针对贫困家庭的“尊严”和“扶助”项目补助，同时缩小补贴范围，努力使福利政策惠及最需要的人群。经过数月消化，如今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4%左右。但是在通胀、削减补贴与提高增值税等多种因素叠加下，底层民众仍然难以承受当前物价压力。2013年以来，埃及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保持在每月1200埃镑，但受通货膨胀、埃镑贬值（埃镑一度遭遇断崖式贬值）影响，这一标准的购买力已从原来的174美元下跌至68美元。政府推出的福利措施多为小型定点帮扶项目，而且对贫困人口的鉴别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虽有一定效果，但尚不足以缓解中下层民众对当前经济状况的不满。若不能处理好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民生需求的关系，使经济发展红利惠及中下层民众，极易引爆民怨，影响局势稳定。

严峻的形势：反恐

　　埃及近年接连发生重大恐袭事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塞西上台以来，一直将穆兄会作为打压重点，难免忽视了对其他极端组织的打击，导致不同背景的极端组织相继出现并急剧壮大。目前，埃及境内的极端组织呈现“三分天下”的态势。一是“伊斯兰国”成立后，埃及本土极端组织与其迅速勾结，形成“伊斯兰国西奈行省”“埃及哈里发战士”等武装团体。其中，“西奈行省”主要盘踞在西奈半岛，迄今已杀害上千名军警，还制造了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以及被称为“埃及史上最血腥恐袭”的西奈半岛清真寺惨案。“埃及哈里发战士”则是2016年底以来多起科普特基督徒遇袭案的幕后黑手。二是“基地”组织支系，主要包括“埃及战士”和“伊斯兰支持者”等。“埃及战士”每年都在开罗和吉萨附近制造多达数十起恐袭。三是穆兄会相关支系。穆兄会被取缔后，部分亲穆兄会势力转趋激进，成立“决断运动”“革命旅”等武装团体与政府对抗。在本次大选国内投票开始前两天，“决断运动”在亚历山大市制造了一起针对安全官员的汽车炸弹袭击。
　　目前，埃及恐情已从传统重灾区西奈半岛溢出，以“多点开花”之势向西部腹地蔓延，袭击目标也从传统的军警、政府高官扩大到普通民众，穆巴拉克时期引发民众不满的国家紧急状态已成常态。塞西斥巨资购入大批武器反恐，并与美国、以色列进行反恐合作，今年初还发动“西奈2018”大规模反恐行动，取得了不少战绩，但对稳定安全形势效果并不明显，反而招致“高压打恐”的指责。归根结底，安全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发展、民生、历史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仅靠强力难以根除。而且在中东恐情肆虐的大背景下，埃及也很难独善其身，无法专心致力于发展课题。

不稳的因素：人口膨胀

　　塞西曾表示，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和恐怖主义是埃及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人口骤增使埃及没有机会进步。埃及人口现已突破9500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表的报告说，按照埃及人口增加的速度，估计到2030年埃及人口将增至1.19亿。尽管埃及政府出台了出生率控制计划，但受宗教和传统因素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人口膨胀可能会是埃及未来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人口剧增给埃及带来多重负面影响。比如，有统计显示90%以上的埃及人口聚居在仅占国土面积4%左右的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历届埃及政府都致力于垦荒，以缓解城市拥挤问题和实现粮食自给，塞西亦提出将在2030年之前让埃及人的生活区域增加5%。但是，政府垦荒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新增人口将导致该地区人口更加密集。再比如，人口迅速增长将给埃及本就紧张的就业市场带来更大压力。埃及政府长期重工轻农，束缚了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埃及农村劳动力充沛，但劳动生产率低下。直到2012～2013年，埃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埃及国内平均生产率的50%。而且埃及的经济政策长期偏向城市地区，导致了过度城市化问题。而埃及工业基础薄弱，尚不具备吸纳大量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的能力。虽然塞西上台后努力推动就业，并促使失业率逐年下降，但青年人失业率仍高居24%上下。青年群体曾是2011年革命的主力军，与埃及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此外，人口大增还意味教育、医疗、水电等资源的需求扩大，增加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