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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人的一片惊愕声中，杨爱金“意外”落马了。这个曾任福州市副市长10年之久的厅级官员，在其一生宦途中，曾遭遇过数次“险情”、每次均能逢凶化吉。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他退休两年之后—当众人以为他真的全身而退时，一件意外事件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他平安着陆的美梦。
中共福建省纪委日前证实，2012年4月16日，福州市前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爱金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且被“双规”。人民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纪检调查组在杨爱金的办公室和家里共搜查出3000万元以及17套房的房产证。
一时之间，“17套房副市长”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也成为杨爱金的另一个标签。《南风窗》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从农村生产队长起家的贫家子弟，在其随后4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总能利用制度漏洞、掐准时间节点，不仅成功实现了官场上的“三级跳”，还屡屡跑在了被惩罚“红线”的前面。
一个被公认“无比贪婪”的官员，何以在退休两年后才被发现查处，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不爱人民、爱黄金”的县委书记
1994年，杨爱金从福州的长乐县县长任上转任到连江，担任连江县委书记。这是他成功当上县长之后的仕途“第二跳”，真正成为主政一方的“诸侯”。主政连江的这5年，成为杨仕途中最具标志性意义和分水岭的一个时间段。一方面，杨的施政风格和鲜明个性趋于成型；另一方面，他也改变了这座县城的政治生态—连江县多位老干部对《南风窗》记者说：“连江县的跑官买官风，就是从杨爱金那时候开始的。”
“我担任干部的这几十年，见了近10位县委书记，杨爱金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一句话来评价，这个人的素质最差、最贪婪！”浸淫连江政坛数十年的资深老干部陈培元（化名）毫不掩饰自己对杨爱金的厌恶之情。在杨爱金主政连江时，陈也是某局局长。他说，杨爱金的敛财手法，可以用“五爪并举”来总结：一是大肆卖官；二是收受红包；三是全天候“批条子”；四是拉拢、欺压侨商（连江县的华侨很多）；五是在工程承包上牟取私利。
据多位老干部回忆说，在杨爱金担任县委书记时，连江官场流传着近乎公开的“升迁价码表”：一顶乡镇长或党委书记的“乌纱帽”是10万元，当时连江县城内地段最好的3室1厅套房才值6.5万元。比如，一家企业的司机通过此道，先被提拔为某乡镇的科技副乡长，后来进一步被提拔到某局级单位担任一把手。
在杨爱金上任半年后，连江县委门外的宣传栏内，有人悄悄贴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这位新任县委书记，里面有一句顺口溜—“杨爱金、杨爱金，不爱人民、爱黄金”，一时风靡整个县城。
但民间的非议，并没有让杨爱金有所收敛。每逢下半年，特别是临近年末的重要会议上，主席台上的杨爱金总会意味深长地提醒台下的大小官员：“快到年底了，大家要好好干啊！干得不好的，我可以将他就地免职！”台下往往一片沉默。大家知道：又到了“上贡”的时候了。
“不仅官场上的人事变动，甚至连小学生的编班、初中生留级这样的小事，杨爱金都要染指，亲自打招呼、批条子。”连江县教育局一位原领导对《南风窗》记者说，按照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学生留级的，但一些有背景的家长为了让子女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往往会在初二时给子女办“留级”。杨爱金上任后屡屡“批条子”，教育部门只得照办。每批出这样的一张条子，县委书记则可收入2000元。
一些偏远乡镇的中小学教师也开始人心思动。为了能调回县城教书，也纷纷托关系、找县委书记“批条子”。于是，许多乡下的教师通过找关系拥入县城。连江县教育局上述领导称，这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城乡师资力量，也使县城学校的教师“人满为患”，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冗员和待“空岗”的情况。而县财政因此每年要多支出五六百万元。
从理论上讲，人事调动原本应由县编制委做出决定，但实际上则是由县委书记“一支笔”把控，因此，人事任命最后就成为杨爱金牟利敛财的手段。
据连江县的多名老干部反映，杨爱金在连江的口碑是非常之差，其“贪财”也是人人皆知。在任连江县委书记期间，曾有多封举报信向上级反映杨爱金存在“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但其官位丝毫没受影响。
17套房副市长”
1997年，杨爱金升任福州市副市长。至此，这个出生在福建闽侯县青口镇杨厝村普通农民家庭的子弟终于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三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风潮，当时福建全省学习的楷模就是杨爱金所在的杨厝村。当时，20多岁的杨爱金是杨厝村里的一名生产队队长。借助于“福建的大寨”（杨厝村）的光环，再加上他有知识（初中学历）、懂技术、口才也不错，迅速从生产队队长的位置上被提拔，成为公社副书记。此后，他先后出任福州市郊区副区长、长乐县县长等职。
其间，杨爱金还花费心思，将其户口登记资料和档案中的出生年龄改小。这样，实际出生于1947年的他，在干部档案和户籍资料中就变成了“1950年出生”。这使其不仅符合了“干部年轻化”和提拔的年龄门槛，也使自己在副市长等职务上多干了3年。
如今，令不少村民们仍无法理解的是，那个曾经办事踏实、话说很稳、不喜欢出风头、也不爱表现自己的杨爱金，是怎么转变为外界眼中“霸道”、“贪得无厌”的官员的。
由于纪检部门仍在对杨爱金调查，因此，有关杨爱金“17套房产”的具体来源仍不清楚。不过，据熟悉福州官方的人士称，杨爱金在担任副市长后，与福州的一些企业家走得很近。一位福州企业家说，经常可以在一些商界“大佬”的重要宴会上甚至婚嫁丧娶等场合，看到副市长杨爱金的身影。
人民网的报道也称，尽管杨爱金并没有分管城建领域，但杨仍不顾官场忌讳、以副市长身份涉足福州市区不少烂尾楼及违章搭盖。在福州市的城市中轴主干道八一七路上，曾经有多处违章搭建的建筑物，但有的违建却久久不能被拆除。据称，杨爱金就是某些违建的“保护伞”。
此外，杨爱金还利用他分管农业的便利条件，与某些区政府合作，以“发展山区生态旅游、休闲经济”的名义，圈占、征用了一些山区乡镇的很多土地搞房地产开发，还美其名曰“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事后，这些建筑均因缺乏合法征地手续等，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仅凭副市长的收入水平，肯定不可能买得起17套房产。因此，现在并不能排除某些房产为其受贿所得。对于“17套房”的说法，人民网援引福州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杨爱金涉案金额可能超出上述数字，他与不少房地产开发公司关系密切，“这么多开发商，一人送一套，也不止这么多”。
除了可能接受开发商或者其他商界人士的行贿之外，杨爱金的房产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体制内的“福利”。福州市房产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向《南风窗》记者介绍说，据他了解，杨爱金的其中两处房产都是1996年前后由福州市晋安区“分”给杨的。该人士说，时任晋安区区长的程天光“做关系”，将该区国有房产公司开发的福新新村B21幢的两套总计250平方米的房子“分”给了杨爱金。
后来，杨爱金担任福州副市长之后，杨的第二任妻子也以“内部价”购买了上述小区临街一套面积20平方米的门面房。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几百元”。上述人士称，这实际上是象征性收取的房款，这处门面房目前的市场价已达4万元/平方米。杨妻曾向他咨询过装修、产权转移手续等问题，他也实地去上述几处房产处查看过，“杨爱金的两处套房都是位于顶楼的7层”。
据上述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政府部门还流行“福利分房”，“往往领导一句话就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他推测，其他区政府可能也会以类似方式“分房”给杨爱金副市长。1998年，国务院出台通知，要求自当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但具体的实施时间和步骤则由各省自行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杨爱金有多少套房子是通过“福利分房”获得的，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国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求申报房产的制度，直到2010年才趋于完善。此前，仅仅是笼统要求干部申报个人收入、婚姻变动等情况。至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至今仍是各个地区、各个系统自行制定相关政策，并无统一的严格、科学、详尽的操作制度。因此，在担任副市长期间，杨爱金“17套房”之事可能就连组织部门也无法掌握。
葬利润分红矛盾牵出腐败案
担任副市长后，杨爱金非常注重与福州一些企业家的“联谊”，特别是他分管的农业、民政等领域的企业家。此外，他的闽侯老乡中，也有很多企业家与杨“交情很深”。据接近福建省纪委的相关人士透露，杨爱金被“双规”后，多位福州的企业家被请去协助调查，其中不乏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
一位从事农业开发的潘姓企业家曾向朋友抱怨：杨爱金从他企业“勒索”走了几十万。而当《南风窗》记者向潘求证此事时，对方则连连否认自己与杨爱金有过经济上的牵连。不过，据他了解，在杨收受的巨额钱财中，有不少并非企业家主动投怀送抱，而可能是杨爱金主动索贿。
杨爱金的“意外”落马，很有可能就是贪婪性格导致的。因为，此次实名举报杨爱金的，正是其多年的合作伙伴、闽侯同乡。这位杨姓商人（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举报人姓林，有误）与杨爱金同是闽侯县青口镇人，两人的老家相距不足两公里。坊间传称，杨某某还是杨爱金的“干儿子”。2003年，杨某某在副市长杨爱金的暗中授意和支持下，在闽侯开办了一家私营性质的殡仪馆，并获批。知情人士称，这家私营企业殡仪馆能获批，与杨爱金的极力帮忙密切相关。
自1997年起，福州大力推行殡葬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死者遗体必须火化，且骨灰应安置在公墓中，而不得擅自土葬。这原本是为了节约土地、更新丧葬习俗，但在实际上，却催生了殡葬暴利行业的出现：由于每个县（市区）境内只允许成立一家殡仪馆和一家经营性陵园，这种事实上的特许垄断权和可以预期的暴利收益，吸引了众多握有雄厚资本的民营企业家跃跃欲试。然而，谁能获得那个宝贵的唯一的名额，决定权就在于所在地的民政部门。
一方面，打着“殡葬改革”的旗号，让自己亲信的民营资本入主殡仪馆和经营性公墓的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对土葬和私自修建坟墓的清理力度。公权力以及“制度”成为私营殡葬公司追逐垄断利益的合谋工具。举报人在闽侯开设的殡仪馆公司就是这种“政商联盟”的典型产物。
据接近福建省纪委的人士透露，正是为了“报答”杨爱金在审批许可、财政补贴等诸多环节上的帮助，闽侯县福闽殡仪馆的老板杨某某口头允诺，答应将股权的一部分（“暗股”）赠送给杨爱金的长子杨迎周（现在美国）。然而，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两家人却因利益分配问题而决裂。
2010年杨爱金退休后，对殡仪馆的帮助越来越少，大股东杨某某遂要求减少杨爱金之子的股份和分红，却遭到对方拒绝，两家人的矛盾激化。杨爱金之子指示一帮黑恶势力“修理”了殡仪馆老板杨某某。而杨某某则实名向中纪委、省纪委举报杨爱金腐败之事，直至其最后东窗事发。
一贯能“逢凶化吉”的杨爱金，就此开始现出贪腐原形。
中共福建省纪委日前证实，2012年4月16日，福州市前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爱金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且被“双规”。人民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纪检调查组在杨爱金的办公室和家里共搜查出3000万元以及17套房的房产证。
一时之间，“17套房副市长”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也成为杨爱金的另一个标签。《南风窗》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从农村生产队长起家的贫家子弟，在其随后4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总能利用制度漏洞、掐准时间节点，不仅成功实现了官场上的“三级跳”，还屡屡跑在了被惩罚“红线”的前面。
一个被公认“无比贪婪”的官员，何以在退休两年后才被发现查处，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不爱人民、爱黄金”的县委书记
1994年，杨爱金从福州的长乐县县长任上转任到连江，担任连江县委书记。这是他成功当上县长之后的仕途“第二跳”，真正成为主政一方的“诸侯”。主政连江的这5年，成为杨仕途中最具标志性意义和分水岭的一个时间段。一方面，杨的施政风格和鲜明个性趋于成型；另一方面，他也改变了这座县城的政治生态—连江县多位老干部对《南风窗》记者说：“连江县的跑官买官风，就是从杨爱金那时候开始的。”
“我担任干部的这几十年，见了近10位县委书记，杨爱金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一句话来评价，这个人的素质最差、最贪婪！”浸淫连江政坛数十年的资深老干部陈培元（化名）毫不掩饰自己对杨爱金的厌恶之情。在杨爱金主政连江时，陈也是某局局长。他说，杨爱金的敛财手法，可以用“五爪并举”来总结：一是大肆卖官；二是收受红包；三是全天候“批条子”；四是拉拢、欺压侨商（连江县的华侨很多）；五是在工程承包上牟取私利。
据多位老干部回忆说，在杨爱金担任县委书记时，连江官场流传着近乎公开的“升迁价码表”：一顶乡镇长或党委书记的“乌纱帽”是10万元，当时连江县城内地段最好的3室1厅套房才值6.5万元。比如，一家企业的司机通过此道，先被提拔为某乡镇的科技副乡长，后来进一步被提拔到某局级单位担任一把手。
在杨爱金上任半年后，连江县委门外的宣传栏内，有人悄悄贴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这位新任县委书记，里面有一句顺口溜—“杨爱金、杨爱金，不爱人民、爱黄金”，一时风靡整个县城。
但民间的非议，并没有让杨爱金有所收敛。每逢下半年，特别是临近年末的重要会议上，主席台上的杨爱金总会意味深长地提醒台下的大小官员：“快到年底了，大家要好好干啊！干得不好的，我可以将他就地免职！”台下往往一片沉默。大家知道：又到了“上贡”的时候了。
“不仅官场上的人事变动，甚至连小学生的编班、初中生留级这样的小事，杨爱金都要染指，亲自打招呼、批条子。”连江县教育局一位原领导对《南风窗》记者说，按照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允许学生留级的，但一些有背景的家长为了让子女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往往会在初二时给子女办“留级”。杨爱金上任后屡屡“批条子”，教育部门只得照办。每批出这样的一张条子，县委书记则可收入2000元。
一些偏远乡镇的中小学教师也开始人心思动。为了能调回县城教书，也纷纷托关系、找县委书记“批条子”。于是，许多乡下的教师通过找关系拥入县城。连江县教育局上述领导称，这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城乡师资力量，也使县城学校的教师“人满为患”，许多学校都出现了冗员和待“空岗”的情况。而县财政因此每年要多支出五六百万元。
从理论上讲，人事调动原本应由县编制委做出决定，但实际上则是由县委书记“一支笔”把控，因此，人事任命最后就成为杨爱金牟利敛财的手段。
据连江县的多名老干部反映，杨爱金在连江的口碑是非常之差，其“贪财”也是人人皆知。在任连江县委书记期间，曾有多封举报信向上级反映杨爱金存在“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但其官位丝毫没受影响。
17套房副市长”
1997年，杨爱金升任福州市副市长。至此，这个出生在福建闽侯县青口镇杨厝村普通农民家庭的子弟终于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三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风潮，当时福建全省学习的楷模就是杨爱金所在的杨厝村。当时，20多岁的杨爱金是杨厝村里的一名生产队队长。借助于“福建的大寨”（杨厝村）的光环，再加上他有知识（初中学历）、懂技术、口才也不错，迅速从生产队队长的位置上被提拔，成为公社副书记。此后，他先后出任福州市郊区副区长、长乐县县长等职。
其间，杨爱金还花费心思，将其户口登记资料和档案中的出生年龄改小。这样，实际出生于1947年的他，在干部档案和户籍资料中就变成了“1950年出生”。这使其不仅符合了“干部年轻化”和提拔的年龄门槛，也使自己在副市长等职务上多干了3年。
如今，令不少村民们仍无法理解的是，那个曾经办事踏实、话说很稳、不喜欢出风头、也不爱表现自己的杨爱金，是怎么转变为外界眼中“霸道”、“贪得无厌”的官员的。
由于纪检部门仍在对杨爱金调查，因此，有关杨爱金“17套房产”的具体来源仍不清楚。不过，据熟悉福州官方的人士称，杨爱金在担任副市长后，与福州的一些企业家走得很近。一位福州企业家说，经常可以在一些商界“大佬”的重要宴会上甚至婚嫁丧娶等场合，看到副市长杨爱金的身影。
人民网的报道也称，尽管杨爱金并没有分管城建领域，但杨仍不顾官场忌讳、以副市长身份涉足福州市区不少烂尾楼及违章搭盖。在福州市的城市中轴主干道八一七路上，曾经有多处违章搭建的建筑物，但有的违建却久久不能被拆除。据称，杨爱金就是某些违建的“保护伞”。
此外，杨爱金还利用他分管农业的便利条件，与某些区政府合作，以“发展山区生态旅游、休闲经济”的名义，圈占、征用了一些山区乡镇的很多土地搞房地产开发，还美其名曰“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事后，这些建筑均因缺乏合法征地手续等，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仅凭副市长的收入水平，肯定不可能买得起17套房产。因此，现在并不能排除某些房产为其受贿所得。对于“17套房”的说法，人民网援引福州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杨爱金涉案金额可能超出上述数字，他与不少房地产开发公司关系密切，“这么多开发商，一人送一套，也不止这么多”。
除了可能接受开发商或者其他商界人士的行贿之外，杨爱金的房产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体制内的“福利”。福州市房产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向《南风窗》记者介绍说，据他了解，杨爱金的其中两处房产都是1996年前后由福州市晋安区“分”给杨的。该人士说，时任晋安区区长的程天光“做关系”，将该区国有房产公司开发的福新新村B21幢的两套总计250平方米的房子“分”给了杨爱金。
后来，杨爱金担任福州副市长之后，杨的第二任妻子也以“内部价”购买了上述小区临街一套面积20平方米的门面房。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几百元”。上述人士称，这实际上是象征性收取的房款，这处门面房目前的市场价已达4万元/平方米。杨妻曾向他咨询过装修、产权转移手续等问题，他也实地去上述几处房产处查看过，“杨爱金的两处套房都是位于顶楼的7层”。
据上述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政府部门还流行“福利分房”，“往往领导一句话就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他推测，其他区政府可能也会以类似方式“分房”给杨爱金副市长。1998年，国务院出台通知，要求自当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但具体的实施时间和步骤则由各省自行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杨爱金有多少套房子是通过“福利分房”获得的，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国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求申报房产的制度，直到2010年才趋于完善。此前，仅仅是笼统要求干部申报个人收入、婚姻变动等情况。至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至今仍是各个地区、各个系统自行制定相关政策，并无统一的严格、科学、详尽的操作制度。因此，在担任副市长期间，杨爱金“17套房”之事可能就连组织部门也无法掌握。
葬利润分红矛盾牵出腐败案
担任副市长后，杨爱金非常注重与福州一些企业家的“联谊”，特别是他分管的农业、民政等领域的企业家。此外，他的闽侯老乡中，也有很多企业家与杨“交情很深”。据接近福建省纪委的相关人士透露，杨爱金被“双规”后，多位福州的企业家被请去协助调查，其中不乏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
一位从事农业开发的潘姓企业家曾向朋友抱怨：杨爱金从他企业“勒索”走了几十万。而当《南风窗》记者向潘求证此事时，对方则连连否认自己与杨爱金有过经济上的牵连。不过，据他了解，在杨收受的巨额钱财中，有不少并非企业家主动投怀送抱，而可能是杨爱金主动索贿。
杨爱金的“意外”落马，很有可能就是贪婪性格导致的。因为，此次实名举报杨爱金的，正是其多年的合作伙伴、闽侯同乡。这位杨姓商人（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举报人姓林，有误）与杨爱金同是闽侯县青口镇人，两人的老家相距不足两公里。坊间传称，杨某某还是杨爱金的“干儿子”。2003年，杨某某在副市长杨爱金的暗中授意和支持下，在闽侯开办了一家私营性质的殡仪馆，并获批。知情人士称，这家私营企业殡仪馆能获批，与杨爱金的极力帮忙密切相关。
自1997年起，福州大力推行殡葬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死者遗体必须火化，且骨灰应安置在公墓中，而不得擅自土葬。这原本是为了节约土地、更新丧葬习俗，但在实际上，却催生了殡葬暴利行业的出现：由于每个县（市区）境内只允许成立一家殡仪馆和一家经营性陵园，这种事实上的特许垄断权和可以预期的暴利收益，吸引了众多握有雄厚资本的民营企业家跃跃欲试。然而，谁能获得那个宝贵的唯一的名额，决定权就在于所在地的民政部门。
一方面，打着“殡葬改革”的旗号，让自己亲信的民营资本入主殡仪馆和经营性公墓的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对土葬和私自修建坟墓的清理力度。公权力以及“制度”成为私营殡葬公司追逐垄断利益的合谋工具。举报人在闽侯开设的殡仪馆公司就是这种“政商联盟”的典型产物。
据接近福建省纪委的人士透露，正是为了“报答”杨爱金在审批许可、财政补贴等诸多环节上的帮助，闽侯县福闽殡仪馆的老板杨某某口头允诺，答应将股权的一部分（“暗股”）赠送给杨爱金的长子杨迎周（现在美国）。然而，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两家人却因利益分配问题而决裂。
2010年杨爱金退休后，对殡仪馆的帮助越来越少，大股东杨某某遂要求减少杨爱金之子的股份和分红，却遭到对方拒绝，两家人的矛盾激化。杨爱金之子指示一帮黑恶势力“修理”了殡仪馆老板杨某某。而杨某某则实名向中纪委、省纪委举报杨爱金腐败之事，直至其最后东窗事发。
一贯能“逢凶化吉”的杨爱金，就此开始现出贪腐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