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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近10年来，中国各地投入食品检测能力建设的资金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化验检测成了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但是，这些繁浩巨大的化验检测工程真的能给人民带来安全的食品吗？
耗资巨大的化验检测工程
在全国各地调研中，笔者了解到许多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官员，一谈起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成就时，就以投入多少千万资金建大楼，购买先进的化验检测仪器设备为主要内容，来宣扬自己的工作成绩。农业部在全国布局286家部级和国家级农产品质检机构。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共建有实验室700多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88个，区域中心实验室318个。目前全国具有食品相关化验检测能力的技术机构近7000家，大部分隶属于卫生、农业、质检、粮食、食品药品监管、环保等部门，从业人员15.04万人。全国1.27万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主管部门要求必须配备先进的自检设备，非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超市、农贸市场等，也建立了相应的检测能力。各省市县普遍投入了不菲的财力，建立检测机构。
初步估计，近10年来，全国各地投入到检测能力建设的资金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很显然，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一种食品安全管理的理念—以化验检测为主。一些国外的检测仪器制造商在华销售额每年大幅度上升，纷纷把研发中心迁往中国。
2008年初，一家日本检测设备生产企业在华举行隆重的答谢音乐会，市场部长回顾公司2007年在中国分析仪器大舞台上的精彩表现，称上年度在华销售额超过1.5亿美元。2010年，该公司总经理又宣布，销售额度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该公司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巡回举办新年答谢音乐会。2012年，该公司又拉开了在多个省市举办各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和“饮水思源”的活动。
在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化验检测能力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仅仅把对农产品食品的化验检测措施，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来使用，会把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引上歧途，进而异化为对食品安全根本起不到保障作用、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事实上，农产品自给率不足50%的日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对进口食品在口岸化验检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验证其安全性；二是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使用，用于调节进口量。中国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还很不健全，目前并不适合照搬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全覆盖全项目大规模的化验检测体系。
以农药残留标准为例，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有3338项，欧盟3万多项，美国1万多项，日本5万多项。日本的5万多项还辅有肯定列表制度，即对没有制定标准的其它化学物质按一律标准（0.01mg/kg）执行。而中国仅制定了807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有近百種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尚未建立检测方法。
另外，现今的农产品食品可能被污染的各类化学物质十分复杂，不仅有农兽鱼药问题，还有食品添加剂、环境污染物等问题，其中绝大多数不是没有标准，就是没有检测方法，有的有标准和检查方法，却又没有足够经费和人力能完成。
因此，取上几份样品，按标准化验几个项目，没有发现被检项目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并不能证明该产品是安全的。人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某管理部门公布的农产品食品检测合格率在95%或99%以上等信息，但其实，“检测合格率”的称谓大有学问，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被检测的项目，有多少是合格的。至于没有检测的项目是否合格，就不知道了，当然也不需要谁来承担什么责任。笔者还曾经遇到过因害怕检出问题，而专门挑选估计没有问题的样品送检的情况，因为检测出问题后，容易“自找麻烦”。
应付检查的摆设
我国有2亿多农户，76万多家农产品和化学投入品生产经营企业，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尚未健全，对农产品源头生产情况不清楚，检测样品的代表性和可追溯性差，再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也解决不了农产品食品的安全问题。
最近，因为瘦肉精问题，一种推荐给消费者使用的“瘦肉精检测卡”走红网络。连国家体育总局也下发紧急通知，禁止国家队成员在外用餐，所食用的所有肉类，均由反兴奋剂检测中心专项检测后方可食用。
另外，检测费用也是个大问题。一个被检样品往往要检测多个项目，而检测一个项目需要花费数百元至上千元，费用无论由谁承担，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甚至难以承受。因此，目前我国许多昂贵的检测设备利用率很低，有的长年闲置“睡大觉”，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
把分散种植养殖的农产品集中起来通过抽样检测，以此作为合格农产品上市把关的手段，本身就不具有可操作性。若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每天进京蔬菜1万吨为例，每吨取5个样品，共需取扦5万个样品，采用国际公认的理化仪器液相气相色谱仪等，检测农药残留，若每台仪器每小时检测两个样品，每台仪器两个人三班制，如此一天就需要配备1000多台仪器和6000多名熟练的操作分析人员，这将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事实上，拥有各种农产品质量安全荣誉称号的山东寿光和高密，正是2010年初“青岛毒韭菜”的产地。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国家制定了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采取全面的化验检测措施，次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437家可检测三聚氰胺的食品检测机构。可是，三聚氰胺问题绵延3年，时至今日，三聚氰胺仍然在相关食品中被检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2010年初发生海南毒豆角事件之后，海南省农业厅称，专门拨出200万元帮助市县落实豇豆质量安全检测设备，技术人员到位，确保严格农残检测，出岛豇豆批批测水胺硫磷。细心的国人不禁要问，如果再次发现什么别的硫磷，是否又要拨200万元，批批检测？
安全从哪里来？
在各级政府巨资投入化验检测设备的同时，坊间又传出，为规避检测，有科技人员已经开始研究禁用农药在农产品中的降解技术，更有甚者，有所谓学者针对检测方法的缺陷，研制“遮避剂”、“干扰剂”，想方设法阻止检出目标物。
事实上，从各地频发的农药残留问题原因调查可以看到，广大种养殖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培训和教育、众多农业科技人员和农药经销人员没有掌握现代农产品质量控制知识和技能才是主要原因。
今天的农业已属于化学农业，人们日常食用的几乎都是具有现代科技内容的化学食品。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以追求产量和数量为主要目标；食品加工生产方式，则是以追求色香味形、营养、适口性和便于贮存为主要目的。
在两个环节中，由于不规范地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添加剂、违禁物等，产生了各种各样肉眼无法看到的食品污染物。而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教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40年以前的只重视急性毒和卫生的概念上。
很难想象，没有受过现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技能教育的生产者，能够生产出安全的食品；不掌握现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知识的管理者，能够管理好老百姓的食品安全。
因此，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本在于源头，一靠教育，二靠管理，其中教育是基础。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化验检测虽然是不可或缺的措施，但若将其作为主要手段去运用，只会将食品安全管理引入歧途，对消费者也是不负责任的。
既然我们无法从繁浩巨大的化验检测工程中获得安全的食品，那么，就只能从源头管理和过程控制中获得。因为，安全的农产品食品不是化验检测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
耗资巨大的化验检测工程
在全国各地调研中，笔者了解到许多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官员，一谈起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成就时，就以投入多少千万资金建大楼，购买先进的化验检测仪器设备为主要内容，来宣扬自己的工作成绩。农业部在全国布局286家部级和国家级农产品质检机构。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共建有实验室700多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88个，区域中心实验室318个。目前全国具有食品相关化验检测能力的技术机构近7000家，大部分隶属于卫生、农业、质检、粮食、食品药品监管、环保等部门，从业人员15.04万人。全国1.27万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主管部门要求必须配备先进的自检设备，非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超市、农贸市场等，也建立了相应的检测能力。各省市县普遍投入了不菲的财力，建立检测机构。
初步估计，近10年来，全国各地投入到检测能力建设的资金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很显然，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一种食品安全管理的理念—以化验检测为主。一些国外的检测仪器制造商在华销售额每年大幅度上升，纷纷把研发中心迁往中国。
2008年初，一家日本检测设备生产企业在华举行隆重的答谢音乐会，市场部长回顾公司2007年在中国分析仪器大舞台上的精彩表现，称上年度在华销售额超过1.5亿美元。2010年，该公司总经理又宣布，销售额度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该公司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巡回举办新年答谢音乐会。2012年，该公司又拉开了在多个省市举办各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和“饮水思源”的活动。
在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化验检测能力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仅仅把对农产品食品的化验检测措施，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来使用，会把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引上歧途，进而异化为对食品安全根本起不到保障作用、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事实上，农产品自给率不足50%的日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对进口食品在口岸化验检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验证其安全性；二是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使用，用于调节进口量。中国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还很不健全，目前并不适合照搬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全覆盖全项目大规模的化验检测体系。
以农药残留标准为例，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有3338项，欧盟3万多项，美国1万多项，日本5万多项。日本的5万多项还辅有肯定列表制度，即对没有制定标准的其它化学物质按一律标准（0.01mg/kg）执行。而中国仅制定了807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有近百種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尚未建立检测方法。
另外，现今的农产品食品可能被污染的各类化学物质十分复杂，不仅有农兽鱼药问题，还有食品添加剂、环境污染物等问题，其中绝大多数不是没有标准，就是没有检测方法，有的有标准和检查方法，却又没有足够经费和人力能完成。
因此，取上几份样品，按标准化验几个项目，没有发现被检项目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并不能证明该产品是安全的。人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某管理部门公布的农产品食品检测合格率在95%或99%以上等信息，但其实，“检测合格率”的称谓大有学问，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被检测的项目，有多少是合格的。至于没有检测的项目是否合格，就不知道了，当然也不需要谁来承担什么责任。笔者还曾经遇到过因害怕检出问题，而专门挑选估计没有问题的样品送检的情况，因为检测出问题后，容易“自找麻烦”。
应付检查的摆设
我国有2亿多农户，76万多家农产品和化学投入品生产经营企业，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尚未健全，对农产品源头生产情况不清楚，检测样品的代表性和可追溯性差，再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也解决不了农产品食品的安全问题。
最近，因为瘦肉精问题，一种推荐给消费者使用的“瘦肉精检测卡”走红网络。连国家体育总局也下发紧急通知，禁止国家队成员在外用餐，所食用的所有肉类，均由反兴奋剂检测中心专项检测后方可食用。
另外，检测费用也是个大问题。一个被检样品往往要检测多个项目，而检测一个项目需要花费数百元至上千元，费用无论由谁承担，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甚至难以承受。因此，目前我国许多昂贵的检测设备利用率很低，有的长年闲置“睡大觉”，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
把分散种植养殖的农产品集中起来通过抽样检测，以此作为合格农产品上市把关的手段，本身就不具有可操作性。若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每天进京蔬菜1万吨为例，每吨取5个样品，共需取扦5万个样品，采用国际公认的理化仪器液相气相色谱仪等，检测农药残留，若每台仪器每小时检测两个样品，每台仪器两个人三班制，如此一天就需要配备1000多台仪器和6000多名熟练的操作分析人员，这将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事实上，拥有各种农产品质量安全荣誉称号的山东寿光和高密，正是2010年初“青岛毒韭菜”的产地。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国家制定了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采取全面的化验检测措施，次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437家可检测三聚氰胺的食品检测机构。可是，三聚氰胺问题绵延3年，时至今日，三聚氰胺仍然在相关食品中被检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2010年初发生海南毒豆角事件之后，海南省农业厅称，专门拨出200万元帮助市县落实豇豆质量安全检测设备，技术人员到位，确保严格农残检测，出岛豇豆批批测水胺硫磷。细心的国人不禁要问，如果再次发现什么别的硫磷，是否又要拨200万元，批批检测？
安全从哪里来？
在各级政府巨资投入化验检测设备的同时，坊间又传出，为规避检测，有科技人员已经开始研究禁用农药在农产品中的降解技术，更有甚者，有所谓学者针对检测方法的缺陷，研制“遮避剂”、“干扰剂”，想方设法阻止检出目标物。
事实上，从各地频发的农药残留问题原因调查可以看到，广大种养殖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培训和教育、众多农业科技人员和农药经销人员没有掌握现代农产品质量控制知识和技能才是主要原因。
今天的农业已属于化学农业，人们日常食用的几乎都是具有现代科技内容的化学食品。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以追求产量和数量为主要目标；食品加工生产方式，则是以追求色香味形、营养、适口性和便于贮存为主要目的。
在两个环节中，由于不规范地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添加剂、违禁物等，产生了各种各样肉眼无法看到的食品污染物。而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教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40年以前的只重视急性毒和卫生的概念上。
很难想象，没有受过现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技能教育的生产者，能够生产出安全的食品；不掌握现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知识的管理者，能够管理好老百姓的食品安全。
因此，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本在于源头，一靠教育，二靠管理，其中教育是基础。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化验检测虽然是不可或缺的措施，但若将其作为主要手段去运用，只会将食品安全管理引入歧途，对消费者也是不负责任的。
既然我们无法从繁浩巨大的化验检测工程中获得安全的食品，那么，就只能从源头管理和过程控制中获得。因为，安全的农产品食品不是化验检测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