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床畔》前，我已被其价值观吓了一跳，这是因为作者严歌苓针对此作的一些说法。在她看来，女性对英雄的定义最能体现时代高低，比如“恢复高考以后，八九十年代的女孩子都想嫁给研究生、博士生，因为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社会地位”。这个判断显然似是而非，当人们从‘文革’漠视甚至仇视知识的疯狂氛围中走出后，尊重知识实属理所当然。退一步说，即使稳定工作和体面社会地位真的成为择偶标准，难道就比习惯性粉饰的英雄低级？
　　严歌苓人生履历丰富，本有见识，却仍将样板化高大全的粉饰形象等同于货真价实的英雄，实在令人失望。难忘军旅生活并非理由，逻辑和价值观的混乱才是真相。
　　严歌苓一向强调自我意识，但自我表达不等于自恋，她在角色塑造上的做作多少与自恋有关。这种角色塑造的做作，在《床畔》中可算是登峰造极。年轻漂亮、业务出众的女护士万红不认为她护理的英雄张连长是植物人，而是将其视为普通病人，为此付出了青春乃至一切。
　　在严歌苓看来，那时的中国处于崇拜英雄的时代，许多人会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但这种看法本就一厢情愿，我们熟知的许多“英雄”都经过粉饰，宏大叙事背后是现实中的种种弯路，甚至残酷。
　　严歌苓自己就曾经历这残酷，上世纪70年代，年仅15岁、初入军旅不久的她爱上了一个年轻军官，结果对方出卖了她，唾骂与批判随之而来。在被禁闭的小屋里，她想过自杀。多年后，她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灰舞鞋》。也就是说，严歌苓并非不清楚这残酷，但却仍以所谓的英雄主义铺陈《床畔》，多少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味道。
　　《床畔》中一个细节也说明了这一点。胡护士无心说了句“张连长就是植物，就跟一块木头一样……”说罢立刻打住，因为“说一位全国人崇拜的英雄是木头，这话很可能会有后果的”，“只要万红咬住这句话，把它拿到每星期六下午的‘学习张谷雨英雄精神’的讨论会上去翻舌，她三十年政治上的太平就结束了”。
　　万红当然没有这样做，但这类事确实是当年常态。作为植物人的张连长仅仅是一个符号，却能左右正常人的前途与命运。
　　因此，万红对张连长那种异于常人的照顾，对张连长脉搏跳动、呼吸节奏变化和手指轻微动弹的全身心感受，不但像是矫情地意淫，甚至还有些变态。她将自己的人生活成一个植物人的依附，至于“长大嫁个小连长，在外勇猛粗鲁，在家多情如诗人”的梦想，其实也带着时代烙印。书中有句话最能体现这种变态：“假如他作战受伤，或残废了，那似乎更称她的意，她的万般柔情就更有了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