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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之水，汇成大海”，将私人收藏捐给公共博物馆，变为社会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以来，全国各地博物馆接收的捐献文物达40余万件（套）。其中故宫博物院接收捐赠文物3万多件，捐献者超700人次。大量的捐献文物已成为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捐献者中，既有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也有爱国华侨、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还有普通公民。他们高风亮节，将私藏不计报酬地捐献给国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本文撷取了部分民主人士捐献文物的小故事，以飨读者。
孙瀛洲：为文物而生
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1906年来到北京，曾先后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和“同春来”“宝聚斋”“铭记”等古玩店做学徒、伙计、采购、副经理。1923年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开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他经常亲自到各地寻访收购，由于为人诚实随和，给价公道，行里人都愿意与之打交道，因此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瓷器。
对经手的文物，孙瀛洲仔细观察、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明清瓷器更是深人钻研，认真分析其工艺特征及真伪规律，曾为深人研究明清瓷器制作工艺和弄清鉴定真膺的规律，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他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早于常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瓷器，对宋代官、哥窑之鉴定，仅用手指捏瓷器的圈足就可判定身份，令人钦佩折服。
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孙瀛洲捐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将筹款悉数捐献给国家。
1956年起，孙瀛洲陆续将自己精心收集珍藏的祖国文化遗产，各类文物精品3000多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从晋、唐、宋、元时期各名窑到明、清时期各朝景德镇御窑瓷器，几乎无所不包，一些传世稀少的文物，更显弥足珍贵。其中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
孙瀛洲生活朴素，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他的女儿孙文冬后来回忆说：尽管当年父亲私藏丰厚不可想象，但是家里的生活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制的。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父亲却是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他不为所动，坚决拒绝。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人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嫁给了文物。
当年，孙瀛洲敞开自己的“宝库”，对上门登记所捐献文物的人们说：“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越多越好，剩下来的破烂我留着。”
孙瀛洲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面对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是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他竭尽全力施展自己的才能，带领着工作人员，对所藏的陶瓷进行了重新鉴定，并协助故宫为国家抢救性收购了大批的文物珍品，还曾帮助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鉴定古陶瓷等。他將自己的鉴定经验加以总经、发表，撰写了大量精辟的论文。在工作中，他平易近人，对年轻人言传身教。当年得到孙瀛洲真传的弟子，已分布在全国各地，如今大都成为古陶瓷鉴定领域的专家学者。
2003年，孙瀛洲诞辰110周年之际，“孙瀛洲捐献陶瓷展”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
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商承祚：“独乐莫如众乐”
商承祚在晚年主张“藏宝与国，实惠于民”“独乐莫如众乐”。从1964年开始，他陆续将家藏的商代青铜钺、唐代《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1000多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家，其中属国家一、二级的文物超过60%。
商家后人继承商承祚的遗志，向国家无偿捐赠了多件文物。2002年，又将约4200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需要指出的是，商家后人多为工薪阶层，但没有人想过靠家藏文物发财。尽管只要留下几件，拿去拍卖或投资，就可以有不菲的收人。中山大学曾经给商家一笔10万元的奖励，他们拿出来作了奖学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曾说：商家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祖籍辽宁铁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商氏先人随汉军正白旗部队前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在广州开枝散叶。
商承祚的祖父商廷焕为秀才。父亲商衍鎏为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承祚受父亲和曾任翰林院侍讲兼京师大学堂预科监督的伯父商衍瀛影响，自幼埋头苦读，20岁人北京大学研究所，从师罗振玉选研甲骨文字。出版《殷墟文字类编》时，年方21岁，可谓弱冠成名。该书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工具书，王国维曾盛赞曰：“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
商承祚曾任国立东南大学讲师，国立中山大学、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除甲骨文外，亦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收集与研究。《十二家吉金图录》，可谓其金文研究的代表作。他在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的领域，著书良多，其中《石刻篆文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石刻篆文字典。1939年所著《长沙古物闻见记》和1941年所写的《续记》，被考古学界誉为楚国文化研究的开拓性名著。80岁后还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先秦货币文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货币文字典，首次以字典的形式总结了百年来货币文字的研究。
凡是有考古价值的实物资料，商承祚都不轻易放过，总是从保存文物，弘扬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从事整理、诠释、考证，并利用古文字和古器物研究古史，校勘古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日军飞机频现长沙轰炸。商承祚冒着战火抢救性挖掘楚古墓，获得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面珍贵的战国铜镜。1942年，为了不让文物落人日军之手，他再次返回长沙，在8个月的时间里购得一批战国到汉代的各类文物，历尽艰辛，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
1956年，商承祚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盟全国中央委员、广东民盟副主委及顾问。
傅增湘：堪称一代宗主
1947年7月，傅增湘将373部4300多册藏书，捐赠给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
1949年，傅增湘病重时，嘱其后人将所藏通行之本捐赠四川大学，宋、金、元本，明、清精刻、名钞、名校本及经傅氏手校本，如视为传家之宝的“双鉴”，均捐人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逝世后，其儿子傅忠漠、孙子傅熹年又先后捐献有480部3500多册遗书，藏于北京图书馆。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起人内阁任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欲追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离职。傅增湘极力抵制，不得不辞教育总长职。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以图书收藏研究为乐，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19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一生所藏总计达20多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280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他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曾用百金买到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这是他生平所购第一部宋版书，十分珍惜。然经张元济鉴定，此书乃为清四库进呈本，被馆臣窜易删落，面目全非，他深感痛惜，更加发奋购书。
傅增湘的先人也有藏书，留下了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从端方的藏书中买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為自己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的《洪范政鉴》一书。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宫廷写本。这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书。自宋至清末，它一直在内府保存了700多年，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格，桑皮玉版，玉褚朱栏，有内府玺印，为罕见珍宝。从此，他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不再是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是以南宋写本《洪范政鉴》来代替。
傅增湘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研究，遍交当时藏书大家李盛铎、袁克文、张元济等人，互通有无。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万多卷。北京新居建成后，又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名“藏园”，园内书楼有“素抱书屋”“长春室”“池北书堂”“莱娱室”“企麟轩”“龙龛精舍”等。
傅增湘还精于校勘，所校书有1000多部，1万多卷，仅《文苑英华》的校勘记就有数十万字。
当年，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又常到浙江、安徽等地访书。1920年代末，还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每当得知某地有善本，必求一得，倘若资力不及，也必求一见，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其所得薪金，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细于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如上述《洪范政鉴》，他从盛氏家见此书后，梦寐不忘。1928初春的一天，忽然有一书商拿此书出售，卖价很高，傅氏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3筐卖去，换来钱以购此书，真可谓“舍鱼而取熊掌”。
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傅增湘。惜陈毅还未到，傅增湘已长逝。
周叔强：唯留书香沁后人
周叔弢（1891-1984），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人。曾是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代表人物。解放战争时期，他欣然接受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以自己的威望拥护并宣传中共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加人爱国反蒋统一战线做了很多工作。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叔弢自幼接受塾师教育，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受父亲喜好藏书的影响，他很早就养成了买书、藏书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加上充裕的资金，使他逐渐成为民国时期藏书界的重要人物。
1917年一个偶然机会，周叔弢买到了“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这是清皇宫最重要的善本书库，藏书上均盖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微髦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和“天禄琳琅”五枚大印，史称“乾隆五玺”。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后，“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了600多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民间所以得见，乃是后来溥仪偷盗出宫所致。周叔弢得书，兴奋异常。从此，他买书便不单在读，更在于藏了。他集毕生精力弢购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校勘、题跋、影印等工作，为保存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在收藏界，流行所谓“递藏有序”的说法。由于在典籍和字画上多有收藏家的印鉴或是题记，使得藏品的流转有迹可循，“递藏有序”说法是成立的。在周叔弢的藏品中，最为有迹可循而且颇有传奇色彩的藏品，莫过于被称为“陶陶”或“二陶”的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了。
1931年，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所藏《陶渊明集》。书两册十卷，卷首有汗骏昌跋，卷末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当年黄丕烈对此书珍视异常，与另一部南宋刻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一并储于专室，命为“陶陶室”。
周叔弢在得到《陶渊明集》之后，非常渴望能得到“陶陶室”的另一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即陶渊明的诗集，陶渊明私溢“靖节”）。 1933年，周叔弢得知《陶靖节先生诗注》在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手中，便与之接洽。他的急切心情让王子霖以为奇货可居，竟开出4000银元的高价。为使“二陶”合璧，他还是不惜重金买下。
在抢救文物过程中，敦煌书简是一项重要内容。清朝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以低价买走大量敦煌书简，大部分运往巴黎，小部分运到北京。由于书简上的许多字认不出，要请中国专家解读与鉴定，开了一个展览会，6000多件流失的敦煌书简大案这才被揭穿。清王朝既不敢抗议，又不敢追回，只有下令将残余的敦煌书简由押运官押到北京进行保管。押运官押运了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来到北京后，进了学部大臣的住宅。学部大臣请来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又请来两位文物专家，四人聚在一室，把这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一分了之。这件贪污大案居然无人敢追问。此四人死后，其后人想把这些书简卖了换钱，但能收古书的人士不肯收难看难猜测的书简。
周叔弢是北方第一藏书家，书商就来到天津，问他要不要。他自然知道这批残余的敦煌书简被盗的事，就说要，有多少收多少，结果是书简源源而至。他财力不及了，向世交陈一甫借了1万多银元，但还是挡不住收购的浪潮。于是他找到至亲张叔诚（专收玉器的大家），让他也收书简。张叔诚说不懂书简。他说你总懂得抢救敦煌文化吧，尽我们一份应尽的责任吧。张叔诚说，如果你收不了，那就给我。结果那一车从敦煌押运到北京的残余敦煌书简，大概一个不少，全部落户天津。后来，周叔弢又联合张叔诚，将抢救的敦煌书简全部捐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950年，在周叔弢的大力动员之下，经过居住在天津的阖族公议，将家祠“孝友堂”收藏的380多箱约6万多册书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其中包括明刻本《南藏》及百余部丛书。
1951年，周叔弢将自己所藏一册《永乐大典》捐给北京图书馆，他在信中写道：“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1952年，周叔弢又将自己所藏最极致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共计715种2672册，涓给北京图书馆。周叔弢说他想让这批珍品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周叔弢所捐的这批书中，即包括《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当时出面接受捐赠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周叔弢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1954年，周叔弢又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3000多册。
1955年，周叔弢向天津图书馆捐赠清代善本书籍3100多种、2.2万多册。
1972年，周叔弢又向天津图书馆捐赠善本书籍1800多种、9100多册。
1981年，周叔弢将1260件文物，1827种计9196册古籍图书捐赠给国家。
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逝世，终年93岁。逝世前，他曾留下遗嘱：将献书奖金所购国库券1.5万元及定期存款1万元，全部献给国家。
周叔弢生前曾说：“回想自己在70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籍，来自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
杨锉：赤子之心
从1959年到1964年间，杨锉将他竭尽毕生心血搜集到的、流散于海内外的珍贵文物全部无偿地奉献给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杨锉（1891-1967），广东省鹤山县人。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背井离乡到香港谋生。杨锉16岁那年亦到香港，随父亲在一位英国人开办的太古船坞工作。当时，杨锉作为后生经常代父送件到英国人上司家里。他看见这英国人的客厅里到处摆满了古董、字画，感到十分奇怪。有一次，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破又烂又f日，放在这么干净漂亮的客厅里有什么作用？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傻瓜！你不要小看它们，这是中国极其珍贵的东西，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收集、保藏。你今后如果在哪里见到这类东西，就通知我或帮我买下来，这对你今后是有好处的。
杨铨听后点头应允。从17岁开始，他就经常手里拿着这位上司给的钱，在送件之余，到各处寻找中国历史文物。他在接触文物的过程中，由不认识到认识，以后渐渐产生了兴趣，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也爱上了收藏。
有一天，杨锉偕好友任真汉（对古文物素有研究、经验丰富的画家）漫步街头，看到在充盈街头的古董摊之间，有一位衣衫槛褛的老汉摆卖一幅古画。他們走上前去仔细欣赏，发现这是唐代画家阎立德（阎立本的兄长）画的《文成公主降番图》真迹！但老人要价甚高，而且非要当时最通行的‘旧本军票”不可。杨铨一时无法凑足这笔款，正在惋惜之时，突然走来两个问价的日本人，看得出他们还真的识货懂行。杨铨与任真汉担心这幅名画落人日本人之手，两人商议下，决定赶紧允诺卖主的要价，并约定第二天成交。杨锉回到家里，立即四处向亲友求助，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笔款，把《文成公主降番图》抢购回来。
还有一次，杨锉到广州看画展，打听到有一位美术学校教务主任在旅行日本时，从一位日本华侨手上买回一幅唐人花鸟画，就想办法找到这位教务主任，仔细观赏这幅画，并托人要求他转让。收购这幅画后，杨铨与任真汉从画的隐秘处找到了画家滕昌祐的落款署名，字体凝重，画迹也是晚唐方有，比宋画有更多的厚重感。这幅画的原主，那位日本华侨，是为了不让国宝长流国外，才让这位教务主任带回广州的。
杨锉在广州还收藏到五代画僧贯休画的罗汉图。该画可能是由盗贼偷出卖给古董贩子的，画上无落款。古董贩子不知此画来头大，要伪装成名人手迹，就找了个不易有画迹留下的南宋画家的名字来做假款，在画的下边用小字写上“朱玉”两字，而在标题上则题作“南宋朱玉画大阿罗汉图”。杨铨见了此画后马上把它买回来，后查出清初的诗人朱竹坨和陈恭尹曾用长诗咏述过他们在光孝寺欣赏贯休画罗汉时的情景。两人的诗皆详细记述了画中的形象神态：一只巨猿持帚站在庭中扫落叶，一个高僧在窗内写经，一个侍者在高僧背后恭立，画中景物皆有诗句描写。诗与画相对照，即证明此画是光孝寺旧藏贯休画的三幅罗汉图之一。据记载，它是苏东坡在遭贬海南时，留赠给光孝寺的。杨铨当时得此宝贝喜不自胜，立即把它珍藏起来。 1940年代后期，郭沫若居留香港期间与杨锉有所交往。有一次，杨锉曾十分感慨地对郭沫若说：“假若有一天，国内出现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政府，我愿意把毕生收集的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8年，原广州美术馆刚成立开放不久，藏品短缺，向杨铨商借一批古字画展出，声明展览结束后保证送回香港。杨锉很快同意了，并委托任真漢扶送200多件字画回广州展出。1959年画展结束，借展的字画正待装箱运港时，接到杨锉的来信表示：借展的字画不要送回香港了，我还有文物送回给祖国。不久，杨锉第一批捐献文物运抵广州。
1960年春，杨铨第二批捐献文物运回广州，并附有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示：“愿将家藏文物全部无条件分批捐献给祖国，供广大群众共赏。”从此以后，每年分一两批，每次数十箱捐献文物运回广州。到1964年，捐献工作基本结束，总共运回文物8批5542件（套），其中陶瓷3390件（套），铜器231件，玉器184件，竹雕244件，木雕26件，古墨620件，书画296件和一批文物图书资料;另捐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数百件文物。
胡惠春：暂得之乐永恒存
大收藏家胡惠春为自己的收藏所起名为“暂得楼”，在香港、纽约均设有分馆。“暂得”一词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欣于听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表达了欣然而遇的内心喜悦。胡惠春相信这就是如他鉴赏一件器物时的感受。
1950年，胡惠春将其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一大宗珍贵瓷器，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随后的30多年里，胡惠春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50多件藏品。
现上海博物馆里的暂得楼瓷器馆展品均为胡氏毕生所藏的捐献。
胡惠春（1910一1993），名仁牧，字惠春，号渭村。江苏镇江人。其父亲胡笔江，17岁时在一家小钱庄当学徒，后因牵涉一桩案件，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李鸿章侄子，成为好哥们。在李家的介绍下，他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任调查专员。1914年升任北京分行经理，由于主持行事，井井有条，营业猛增，成绩斐然，这让交行的老大梁士治颇为满意。不久之后，胡笔江与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中南银行。
胡惠春年少时，胡笔江并没有急功近利地把儿子培养为金融人士，而是聘请名师在家教授四书五经，使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因此，在胡惠春进入上海圣约翰中学前，已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且对中国文史与艺术很感兴趣。进入当时著名的燕京大学后，胡惠春喜欢上了陶瓷，并开始了收藏。
胡惠春购人的第一件古董是一件19世纪的民窑笔洗，那是他从上海的小古董店里淘来的。对这件首次获得的藏品，他总是津津乐道。自中日战争以来，胡家数经迁徙。每次搬迁，他都不得不留下大量藏品，或送出部分。但是始终将民窑笔洗带在身边。若仅沦文物价值，他后来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比这件民窑笔洗高很多，可是，他珍爱着“初恋般”的平凡笔洗，保留着那份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
1932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力下，胡惠春与16岁的大家闺秀王华云结婚成家。王华云的父亲王景琦，少年人举，字冠八邑，凭借书法名声大噪。民国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1933年，胡笔江被宋子文指派为交通银行董事长。1938年8月24日，从香港乘飞机到西安与民国政府要员商讨战时金融问题。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中山市上空遭到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国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蒋介石电唁其家属，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送了花圈挽联，在挽联中称其为“金融巨子”。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长子胡惠春是一道猛烈的晴天霹雳。在承受巨大悲痛之后，他放弃以文史与艺术为主业的想法，继承父业，挑起大梁，掌管中南银行。但是，在忙碌的银行事务之外，一直没有停下收藏的脚步。出于对中国陶瓷的喜爱，同时更为了易于商业竞争，他决定集中收藏明清官窑瓷器，作为藏品的核心。在瓷器收藏中，他以明清官窑作为收藏核心，单是清代官窑精品就达90多件，可以说代表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器生产高峰时期的作品。过去一般藏家收集清瓷，多以乾隆为限，个别亦兼及嘉庆，胡惠春兼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甚至宣统瓷的收藏，其中很多都是成对器物，并多数有官窑款，极难能可贵。
1945年，35岁的胡惠春曾受聘为北京故宫陶瓷专门委员。1950年又受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代初，胡惠春全家移居香港后，并没有断掉与大陆文物界的联络。胡惠春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参加秘密组织的国宝收购小组，由内地出资，大量购买战乱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清宫迭失书画等，运回大陆。他曾经秘密帮助疏通关系，协助大陆购回赫赫有名的“二希”（王殉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这样，加上深藏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乾隆皇帝深爱的“三希堂法帖”才完好团聚于北京故里。
孙瀛洲：为文物而生
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1906年来到北京，曾先后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和“同春来”“宝聚斋”“铭记”等古玩店做学徒、伙计、采购、副经理。1923年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开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他经常亲自到各地寻访收购，由于为人诚实随和，给价公道，行里人都愿意与之打交道，因此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瓷器。
对经手的文物，孙瀛洲仔细观察、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明清瓷器更是深人钻研，认真分析其工艺特征及真伪规律，曾为深人研究明清瓷器制作工艺和弄清鉴定真膺的规律，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他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早于常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瓷器，对宋代官、哥窑之鉴定，仅用手指捏瓷器的圈足就可判定身份，令人钦佩折服。
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孙瀛洲捐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将筹款悉数捐献给国家。
1956年起，孙瀛洲陆续将自己精心收集珍藏的祖国文化遗产，各类文物精品3000多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从晋、唐、宋、元时期各名窑到明、清时期各朝景德镇御窑瓷器，几乎无所不包，一些传世稀少的文物，更显弥足珍贵。其中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
孙瀛洲生活朴素，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他的女儿孙文冬后来回忆说：尽管当年父亲私藏丰厚不可想象，但是家里的生活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制的。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父亲却是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他不为所动，坚决拒绝。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人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嫁给了文物。
当年，孙瀛洲敞开自己的“宝库”，对上门登记所捐献文物的人们说：“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越多越好，剩下来的破烂我留着。”
孙瀛洲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面对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是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他竭尽全力施展自己的才能，带领着工作人员，对所藏的陶瓷进行了重新鉴定，并协助故宫为国家抢救性收购了大批的文物珍品，还曾帮助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鉴定古陶瓷等。他將自己的鉴定经验加以总经、发表，撰写了大量精辟的论文。在工作中，他平易近人，对年轻人言传身教。当年得到孙瀛洲真传的弟子，已分布在全国各地，如今大都成为古陶瓷鉴定领域的专家学者。
2003年，孙瀛洲诞辰110周年之际，“孙瀛洲捐献陶瓷展”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
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商承祚：“独乐莫如众乐”
商承祚在晚年主张“藏宝与国，实惠于民”“独乐莫如众乐”。从1964年开始，他陆续将家藏的商代青铜钺、唐代《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1000多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家，其中属国家一、二级的文物超过60%。
商家后人继承商承祚的遗志，向国家无偿捐赠了多件文物。2002年，又将约4200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需要指出的是，商家后人多为工薪阶层，但没有人想过靠家藏文物发财。尽管只要留下几件，拿去拍卖或投资，就可以有不菲的收人。中山大学曾经给商家一笔10万元的奖励，他们拿出来作了奖学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曾说：商家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祖籍辽宁铁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商氏先人随汉军正白旗部队前往广州驻防，从此商家在广州开枝散叶。
商承祚的祖父商廷焕为秀才。父亲商衍鎏为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承祚受父亲和曾任翰林院侍讲兼京师大学堂预科监督的伯父商衍瀛影响，自幼埋头苦读，20岁人北京大学研究所，从师罗振玉选研甲骨文字。出版《殷墟文字类编》时，年方21岁，可谓弱冠成名。该书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工具书，王国维曾盛赞曰：“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
商承祚曾任国立东南大学讲师，国立中山大学、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除甲骨文外，亦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收集与研究。《十二家吉金图录》，可谓其金文研究的代表作。他在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的领域，著书良多，其中《石刻篆文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石刻篆文字典。1939年所著《长沙古物闻见记》和1941年所写的《续记》，被考古学界誉为楚国文化研究的开拓性名著。80岁后还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先秦货币文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货币文字典，首次以字典的形式总结了百年来货币文字的研究。
凡是有考古价值的实物资料，商承祚都不轻易放过，总是从保存文物，弘扬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从事整理、诠释、考证，并利用古文字和古器物研究古史，校勘古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日军飞机频现长沙轰炸。商承祚冒着战火抢救性挖掘楚古墓，获得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面珍贵的战国铜镜。1942年，为了不让文物落人日军之手，他再次返回长沙，在8个月的时间里购得一批战国到汉代的各类文物，历尽艰辛，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
1956年，商承祚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盟全国中央委员、广东民盟副主委及顾问。
傅增湘：堪称一代宗主
1947年7月，傅增湘将373部4300多册藏书，捐赠给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
1949年，傅增湘病重时，嘱其后人将所藏通行之本捐赠四川大学，宋、金、元本，明、清精刻、名钞、名校本及经傅氏手校本，如视为传家之宝的“双鉴”，均捐人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逝世后，其儿子傅忠漠、孙子傅熹年又先后捐献有480部3500多册遗书，藏于北京图书馆。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起人内阁任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欲追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离职。傅增湘极力抵制，不得不辞教育总长职。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以图书收藏研究为乐，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19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一生所藏总计达20多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280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他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曾用百金买到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这是他生平所购第一部宋版书，十分珍惜。然经张元济鉴定，此书乃为清四库进呈本，被馆臣窜易删落，面目全非，他深感痛惜，更加发奋购书。
傅增湘的先人也有藏书，留下了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从端方的藏书中买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為自己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的《洪范政鉴》一书。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宫廷写本。这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书。自宋至清末，它一直在内府保存了700多年，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格，桑皮玉版，玉褚朱栏，有内府玺印，为罕见珍宝。从此，他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不再是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是以南宋写本《洪范政鉴》来代替。
傅增湘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研究，遍交当时藏书大家李盛铎、袁克文、张元济等人，互通有无。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万多卷。北京新居建成后，又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名“藏园”，园内书楼有“素抱书屋”“长春室”“池北书堂”“莱娱室”“企麟轩”“龙龛精舍”等。
傅增湘还精于校勘，所校书有1000多部，1万多卷，仅《文苑英华》的校勘记就有数十万字。
当年，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又常到浙江、安徽等地访书。1920年代末，还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每当得知某地有善本，必求一得，倘若资力不及，也必求一见，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其所得薪金，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细于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如上述《洪范政鉴》，他从盛氏家见此书后，梦寐不忘。1928初春的一天，忽然有一书商拿此书出售，卖价很高，傅氏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3筐卖去，换来钱以购此书，真可谓“舍鱼而取熊掌”。
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傅增湘。惜陈毅还未到，傅增湘已长逝。
周叔强：唯留书香沁后人
周叔弢（1891-1984），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人。曾是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代表人物。解放战争时期，他欣然接受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以自己的威望拥护并宣传中共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加人爱国反蒋统一战线做了很多工作。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叔弢自幼接受塾师教育，打下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受父亲喜好藏书的影响，他很早就养成了买书、藏书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加上充裕的资金，使他逐渐成为民国时期藏书界的重要人物。
1917年一个偶然机会，周叔弢买到了“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这是清皇宫最重要的善本书库，藏书上均盖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微髦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和“天禄琳琅”五枚大印，史称“乾隆五玺”。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后，“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了600多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民间所以得见，乃是后来溥仪偷盗出宫所致。周叔弢得书，兴奋异常。从此，他买书便不单在读，更在于藏了。他集毕生精力弢购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校勘、题跋、影印等工作，为保存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在收藏界，流行所谓“递藏有序”的说法。由于在典籍和字画上多有收藏家的印鉴或是题记，使得藏品的流转有迹可循，“递藏有序”说法是成立的。在周叔弢的藏品中，最为有迹可循而且颇有传奇色彩的藏品，莫过于被称为“陶陶”或“二陶”的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了。
1931年，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所藏《陶渊明集》。书两册十卷，卷首有汗骏昌跋，卷末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当年黄丕烈对此书珍视异常，与另一部南宋刻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一并储于专室，命为“陶陶室”。
周叔弢在得到《陶渊明集》之后，非常渴望能得到“陶陶室”的另一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即陶渊明的诗集，陶渊明私溢“靖节”）。 1933年，周叔弢得知《陶靖节先生诗注》在北京藻玉堂书商王子霖手中，便与之接洽。他的急切心情让王子霖以为奇货可居，竟开出4000银元的高价。为使“二陶”合璧，他还是不惜重金买下。
在抢救文物过程中，敦煌书简是一项重要内容。清朝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以低价买走大量敦煌书简，大部分运往巴黎，小部分运到北京。由于书简上的许多字认不出，要请中国专家解读与鉴定，开了一个展览会，6000多件流失的敦煌书简大案这才被揭穿。清王朝既不敢抗议，又不敢追回，只有下令将残余的敦煌书简由押运官押到北京进行保管。押运官押运了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来到北京后，进了学部大臣的住宅。学部大臣请来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又请来两位文物专家，四人聚在一室，把这一车残余的敦煌书简一分了之。这件贪污大案居然无人敢追问。此四人死后，其后人想把这些书简卖了换钱，但能收古书的人士不肯收难看难猜测的书简。
周叔弢是北方第一藏书家，书商就来到天津，问他要不要。他自然知道这批残余的敦煌书简被盗的事，就说要，有多少收多少，结果是书简源源而至。他财力不及了，向世交陈一甫借了1万多银元，但还是挡不住收购的浪潮。于是他找到至亲张叔诚（专收玉器的大家），让他也收书简。张叔诚说不懂书简。他说你总懂得抢救敦煌文化吧，尽我们一份应尽的责任吧。张叔诚说，如果你收不了，那就给我。结果那一车从敦煌押运到北京的残余敦煌书简，大概一个不少，全部落户天津。后来，周叔弢又联合张叔诚，将抢救的敦煌书简全部捐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950年，在周叔弢的大力动员之下，经过居住在天津的阖族公议，将家祠“孝友堂”收藏的380多箱约6万多册书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其中包括明刻本《南藏》及百余部丛书。
1951年，周叔弢将自己所藏一册《永乐大典》捐给北京图书馆，他在信中写道：“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1952年，周叔弢又将自己所藏最极致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共计715种2672册，涓给北京图书馆。周叔弢说他想让这批珍品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周叔弢所捐的这批书中，即包括《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当时出面接受捐赠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周叔弢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1954年，周叔弢又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3000多册。
1955年，周叔弢向天津图书馆捐赠清代善本书籍3100多种、2.2万多册。
1972年，周叔弢又向天津图书馆捐赠善本书籍1800多种、9100多册。
1981年，周叔弢将1260件文物，1827种计9196册古籍图书捐赠给国家。
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逝世，终年93岁。逝世前，他曾留下遗嘱：将献书奖金所购国库券1.5万元及定期存款1万元，全部献给国家。
周叔弢生前曾说：“回想自己在70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籍，来自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
杨锉：赤子之心
从1959年到1964年间，杨锉将他竭尽毕生心血搜集到的、流散于海内外的珍贵文物全部无偿地奉献给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杨锉（1891-1967），广东省鹤山县人。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背井离乡到香港谋生。杨锉16岁那年亦到香港，随父亲在一位英国人开办的太古船坞工作。当时，杨锉作为后生经常代父送件到英国人上司家里。他看见这英国人的客厅里到处摆满了古董、字画，感到十分奇怪。有一次，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破又烂又f日，放在这么干净漂亮的客厅里有什么作用？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傻瓜！你不要小看它们，这是中国极其珍贵的东西，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收集、保藏。你今后如果在哪里见到这类东西，就通知我或帮我买下来，这对你今后是有好处的。
杨铨听后点头应允。从17岁开始，他就经常手里拿着这位上司给的钱，在送件之余，到各处寻找中国历史文物。他在接触文物的过程中，由不认识到认识，以后渐渐产生了兴趣，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也爱上了收藏。
有一天，杨锉偕好友任真汉（对古文物素有研究、经验丰富的画家）漫步街头，看到在充盈街头的古董摊之间，有一位衣衫槛褛的老汉摆卖一幅古画。他們走上前去仔细欣赏，发现这是唐代画家阎立德（阎立本的兄长）画的《文成公主降番图》真迹！但老人要价甚高，而且非要当时最通行的‘旧本军票”不可。杨铨一时无法凑足这笔款，正在惋惜之时，突然走来两个问价的日本人，看得出他们还真的识货懂行。杨铨与任真汉担心这幅名画落人日本人之手，两人商议下，决定赶紧允诺卖主的要价，并约定第二天成交。杨锉回到家里，立即四处向亲友求助，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笔款，把《文成公主降番图》抢购回来。
还有一次，杨锉到广州看画展，打听到有一位美术学校教务主任在旅行日本时，从一位日本华侨手上买回一幅唐人花鸟画，就想办法找到这位教务主任，仔细观赏这幅画，并托人要求他转让。收购这幅画后，杨铨与任真汉从画的隐秘处找到了画家滕昌祐的落款署名，字体凝重，画迹也是晚唐方有，比宋画有更多的厚重感。这幅画的原主，那位日本华侨，是为了不让国宝长流国外，才让这位教务主任带回广州的。
杨锉在广州还收藏到五代画僧贯休画的罗汉图。该画可能是由盗贼偷出卖给古董贩子的，画上无落款。古董贩子不知此画来头大，要伪装成名人手迹，就找了个不易有画迹留下的南宋画家的名字来做假款，在画的下边用小字写上“朱玉”两字，而在标题上则题作“南宋朱玉画大阿罗汉图”。杨铨见了此画后马上把它买回来，后查出清初的诗人朱竹坨和陈恭尹曾用长诗咏述过他们在光孝寺欣赏贯休画罗汉时的情景。两人的诗皆详细记述了画中的形象神态：一只巨猿持帚站在庭中扫落叶，一个高僧在窗内写经，一个侍者在高僧背后恭立，画中景物皆有诗句描写。诗与画相对照，即证明此画是光孝寺旧藏贯休画的三幅罗汉图之一。据记载，它是苏东坡在遭贬海南时，留赠给光孝寺的。杨铨当时得此宝贝喜不自胜，立即把它珍藏起来。 1940年代后期，郭沫若居留香港期间与杨锉有所交往。有一次，杨锉曾十分感慨地对郭沫若说：“假若有一天，国内出现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政府，我愿意把毕生收集的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8年，原广州美术馆刚成立开放不久，藏品短缺，向杨铨商借一批古字画展出，声明展览结束后保证送回香港。杨锉很快同意了，并委托任真漢扶送200多件字画回广州展出。1959年画展结束，借展的字画正待装箱运港时，接到杨锉的来信表示：借展的字画不要送回香港了，我还有文物送回给祖国。不久，杨锉第一批捐献文物运抵广州。
1960年春，杨铨第二批捐献文物运回广州，并附有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示：“愿将家藏文物全部无条件分批捐献给祖国，供广大群众共赏。”从此以后，每年分一两批，每次数十箱捐献文物运回广州。到1964年，捐献工作基本结束，总共运回文物8批5542件（套），其中陶瓷3390件（套），铜器231件，玉器184件，竹雕244件，木雕26件，古墨620件，书画296件和一批文物图书资料;另捐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数百件文物。
胡惠春：暂得之乐永恒存
大收藏家胡惠春为自己的收藏所起名为“暂得楼”，在香港、纽约均设有分馆。“暂得”一词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欣于听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表达了欣然而遇的内心喜悦。胡惠春相信这就是如他鉴赏一件器物时的感受。
1950年，胡惠春将其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一大宗珍贵瓷器，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随后的30多年里，胡惠春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50多件藏品。
现上海博物馆里的暂得楼瓷器馆展品均为胡氏毕生所藏的捐献。
胡惠春（1910一1993），名仁牧，字惠春，号渭村。江苏镇江人。其父亲胡笔江，17岁时在一家小钱庄当学徒，后因牵涉一桩案件，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李鸿章侄子，成为好哥们。在李家的介绍下，他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任调查专员。1914年升任北京分行经理，由于主持行事，井井有条，营业猛增，成绩斐然，这让交行的老大梁士治颇为满意。不久之后，胡笔江与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中南银行。
胡惠春年少时，胡笔江并没有急功近利地把儿子培养为金融人士，而是聘请名师在家教授四书五经，使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因此，在胡惠春进入上海圣约翰中学前，已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且对中国文史与艺术很感兴趣。进入当时著名的燕京大学后，胡惠春喜欢上了陶瓷，并开始了收藏。
胡惠春购人的第一件古董是一件19世纪的民窑笔洗，那是他从上海的小古董店里淘来的。对这件首次获得的藏品，他总是津津乐道。自中日战争以来，胡家数经迁徙。每次搬迁，他都不得不留下大量藏品，或送出部分。但是始终将民窑笔洗带在身边。若仅沦文物价值，他后来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比这件民窑笔洗高很多，可是，他珍爱着“初恋般”的平凡笔洗，保留着那份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
1932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力下，胡惠春与16岁的大家闺秀王华云结婚成家。王华云的父亲王景琦，少年人举，字冠八邑，凭借书法名声大噪。民国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1933年，胡笔江被宋子文指派为交通银行董事长。1938年8月24日，从香港乘飞机到西安与民国政府要员商讨战时金融问题。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中山市上空遭到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国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蒋介石电唁其家属，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送了花圈挽联，在挽联中称其为“金融巨子”。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长子胡惠春是一道猛烈的晴天霹雳。在承受巨大悲痛之后，他放弃以文史与艺术为主业的想法，继承父业，挑起大梁，掌管中南银行。但是，在忙碌的银行事务之外，一直没有停下收藏的脚步。出于对中国陶瓷的喜爱，同时更为了易于商业竞争，他决定集中收藏明清官窑瓷器，作为藏品的核心。在瓷器收藏中，他以明清官窑作为收藏核心，单是清代官窑精品就达90多件，可以说代表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器生产高峰时期的作品。过去一般藏家收集清瓷，多以乾隆为限，个别亦兼及嘉庆，胡惠春兼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甚至宣统瓷的收藏，其中很多都是成对器物，并多数有官窑款，极难能可贵。
1945年，35岁的胡惠春曾受聘为北京故宫陶瓷专门委员。1950年又受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代初，胡惠春全家移居香港后，并没有断掉与大陆文物界的联络。胡惠春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参加秘密组织的国宝收购小组，由内地出资，大量购买战乱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清宫迭失书画等，运回大陆。他曾经秘密帮助疏通关系，协助大陆购回赫赫有名的“二希”（王殉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这样，加上深藏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乾隆皇帝深爱的“三希堂法帖”才完好团聚于北京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