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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庄子在《庄子》中对“活着”还是“死去”的看似矛盾的思考、解答，去解构他的生死观与道论之间的浑融互辅的密切关系，从而得到一些哲理性的认识和启发。
[关键词]庄子 活着 死去
“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沙翁三百多年前面对人生的苦累进行苦苦的思索之后所发出的无奈的浩叹，其不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庄子早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哲理性思索。中西哲人的思想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又一次得到了融合与统一。而不同的是，沙翁的生与死更多地是对人生苦难的无奈与痛苦的抉择，而庄子则是对生死的超脱与放达。
庄子生活在大约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这是战国时代诸雄之间战争特别剧烈的时候。庄子是一个贵族的后代，他的家世却已经衰落了，血与火的战争和无情的社会变动。把他和一大群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抛到了社会底层。庄子终生未做过官，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做过“漆园吏”，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与社会下层的农夫、渔人、樵夫、隐者混迹在一起。正是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的境遇生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孤高的思想，但他这种性格和思想在当时是不能为社会所容纳的。这种孤绝的心情使得他把整个时代的困境和痛苦都加在了自己身上，成为良心的沉重负载，也正是这种对社会无边黑暗和人生无边苦难的独特体验，决定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特视角。
对生的茫然，是庄子对人生痛苦与困境更深一层的感受。死当然是大哀恸，但这哀恸背后，还有对生的执著和依恋。所以，对于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庄子有着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在冷峻的追索之下，在把文明和人生的困境彻底看穿以后，他自己却没有了精神归宿。于是他只能把内心的迷茫投问于虚空之中“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
正是因为庄子孤绝、哀伤、高傲的性格才使他对生命有着更深切、痛楚的思考。在人生诸般命限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生命的短暂。无论是长寿如彭祖，还是短命若殇子，死亡都一样不可避免，人的有限的生命同无限的天地相比较，则更显出它的短暂。这种思想通过《庄子·盗跖》篇即可略见一斑，“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过隙也。”正是这种对比，使庄子对现实人生的寿夭产生出一种怀疑“虽有寿夭，相去几何?”(《知北游》)在他看来，生命的或长或短，死亡的或早或迟，一旦与无限的天地相对照，这些差异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齐物论》中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人生的另一命限是仁义利禄的袭扰。人的一生当中。总是被一些仁义善恶的标准所规范着，被一些声名利禄的物欲所束缚着，对此《齐物论》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荥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的一生中为了功名利禄在不断奔波，然而这些名利富贵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快乐，相反却给人们披上了忧患的枷锁。《至乐》中这样写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之苦也!”庄子认为功名利禄种种欲求并不是人的内在需要，追名逐利对于生命没有丝毫增益。反而会使人陷入无尽的忧患之中。
如此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却被世上的人苦苦追求着，对此庄子感到困惑和不解，这种困惑使庄子对生死问题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
从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的道家立场看待死生问题，庄子发出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的感慨。一般说来，庄子对人的肉体生命之寿夭是不太关心的。但是，在《庄子》一书中，庄子也从常人的角度阐述了“长寿”“养生”的问题。
庄子在《人间世》里曾叙述了一个关于栎树的故事“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契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满，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是说曲辕这个地方长了一棵可以作树神的栎树，这树大得可以为几千头牛遮荫，量一量树干足有百尺粗，树身高达山顶，好几丈以上才生树枝，可以用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条。这种栎数为什么能如此长寿昵?其原因在于这种树原本只是一种“无用”的散木。若用它做船，一下水很快就会沉没：若用它做棺椁，很快就会腐烂：若用它做器具，很快就会被拆毁：若用它做门户，就会被污浆，用它做屋柱，就会被虫蛀。所以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那么，“不材”和“无用”就是“保身”之道和“长寿”之法吗?对任何事物来讲此法都适用么?答案是否定的。庄子在《山木》篇中就谈到这样一个故事：“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这就提出了究竟什么是普遍可行的“保身”“长寿”的万全之策的问题。庄子借其弟子之口，尖锐地向自己提出了这一问题：“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开初以“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作为回答，但“有用与无用之间”是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仍不能免于累患。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免于累患呢?庄子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终于给出了“保身”“长寿”的终极答案：这就是“乘道德而浮游”(《山木》)。而所谓“乘道德而浮游”，就是告诫人们要顺其自然的处世，凡事不要强求。一句话就是要求人们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保身”、“养身”的问题。
关于“养生”，庄子有句名言：“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认为一个人是否通达生命之真义，就看他是否追求生命不必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更强调的是“养神”，也就是“悟道”。因为只有这样，人才会从精神上摆脱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桎梏，返回到“道德之乡”(《山木》)，返回到生命本身，一方面达到“我与天地并生”的意境，另一方面达到“我与天地同化”的意境。从而过上一种逍遥自由的生活。庄子在《田子方》借孔子之口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哀莫大干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认为最可怕的死亡不是人之形体的死亡，而是精神的死亡。
至此，庄子的“长寿”“养生”之法已是一目了然，要“长寿”、要“养生”，最根本的就是要“悟道”、要顺任自然：只有“悟道”才能达到“人与天一”(《山木》)，即“天地与我并生，万 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就是庄子生死观的第一要义。
在看待“生”的问题上庄子要求人们以一种顺其自然的达观的态度，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他也是如此。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是超然达观的，他在《齐物论》中，曾尖锐地批评了常人“悦生”“恶死”的待死态度，把“死生无变于己”提升为圣人的首要标志。庄子在《大宗师》里界定“真人”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所谓真人，无非是“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之人。他在《养生主》中描述了老聃去世后众人吊丧，有人哭得特别伤心，他却“三号而出”，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冷漠时，他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意思是：正该来时，老聃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聃顺理而死。真正明事理的人就该做到“安心顺时而适应变化，悲伤喜乐的情绪便不会浸到心里去”。庄子对待死亡的豁达由此可见。
庄子对死亡持以这种达观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死生存亡”，“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既然死生是一种必然性(“命”)，那么真正懂得生命真义的人，就应当自觉地去“不务生之所无以为”，“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就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充符》、《人间世》)。
在《庄子》这本书中，庄子一方面处处强调“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的顺任自然的待死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不时表达一种“死去”比“活着”更适合人的本性的观点，他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同他对尘世和人生的批判性的悲观态度搀和在了一起的。在庄子在《至乐》篇中借一个骷髅之口道出了死比生好的观点：“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当庄想让他恢复形体，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时，骷髅说：“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庄子的“死比生好”的思想，这样，庄子的死亡观点里似乎内蕴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所表达的生死一如：另一方面是“死可能比生更好”以及“恶生悦死”的思想。至此，活着还是死去，的确成了问题。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超出语言外壳，回到庄子反对常人或“倒置之民”(《缮性》)“恶生悦死”的待死态度的立场上就可以悟出两者其实殊途同归。庄子提出“死生一如”，是站在“道”之为“道”立场上，从道本身来看待个体生命的生死的。若从普遍无限流变不已的道的高度来俯瞰个体生命的生死问题，个体生命的生与死便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然而，庄子之提出“死生有别”的思想，则是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从有限个体生命同普遍无限流变不已的道的关联中来看待个体生命的生与死的。庄子在《庚桑楚》里讲“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在《知北游》里把死称为“大归”，这里面诚然内蕴着对“丧己于物”(《缮性》)的世人生活方式的尖刻批评，内蕴着对异化的古代社会的一种抗议，但他主要地还是在表达死亡是“返本归真”，是对大自然的回归，是对普遍无限的“道”的回归。所以生与死是统一的，统一于大道之中。
“道”论是庄子思想的根基，也是庄子生死观的依托。庄子思想境界的到达就是达“道”，而达道的修炼途径是：“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可见，庄子修体天道的根基乃是对人的生死的达观透视。正是在“道”的境界中，对生死的透悟与对道的体认浑融无碍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在消解生死执障的过程中体悟天道、洞彻生死。通过消解生死执障、得窥道体，从而入于不死不生。
庄子在解答生死问题，建构生死观的过程中完善并展开了他的“道”论，并在“道”论的指导下反过来对生死问题做出最终的解答。生死之“道”就这样浑融无碍、相辅相成。庄子也在“道”的教化下，成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至人、真人、圣人、神人。
至此，“活着”还是“死去”，还是问题吗?
伟哉，庄子!
[关键词]庄子 活着 死去
“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沙翁三百多年前面对人生的苦累进行苦苦的思索之后所发出的无奈的浩叹，其不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庄子早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哲理性思索。中西哲人的思想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又一次得到了融合与统一。而不同的是，沙翁的生与死更多地是对人生苦难的无奈与痛苦的抉择，而庄子则是对生死的超脱与放达。
庄子生活在大约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这是战国时代诸雄之间战争特别剧烈的时候。庄子是一个贵族的后代，他的家世却已经衰落了，血与火的战争和无情的社会变动。把他和一大群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抛到了社会底层。庄子终生未做过官，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做过“漆园吏”，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与社会下层的农夫、渔人、樵夫、隐者混迹在一起。正是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的境遇生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孤高的思想，但他这种性格和思想在当时是不能为社会所容纳的。这种孤绝的心情使得他把整个时代的困境和痛苦都加在了自己身上，成为良心的沉重负载，也正是这种对社会无边黑暗和人生无边苦难的独特体验，决定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特视角。
对生的茫然，是庄子对人生痛苦与困境更深一层的感受。死当然是大哀恸，但这哀恸背后，还有对生的执著和依恋。所以，对于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庄子有着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在冷峻的追索之下，在把文明和人生的困境彻底看穿以后，他自己却没有了精神归宿。于是他只能把内心的迷茫投问于虚空之中“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
正是因为庄子孤绝、哀伤、高傲的性格才使他对生命有着更深切、痛楚的思考。在人生诸般命限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生命的短暂。无论是长寿如彭祖，还是短命若殇子，死亡都一样不可避免，人的有限的生命同无限的天地相比较，则更显出它的短暂。这种思想通过《庄子·盗跖》篇即可略见一斑，“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过隙也。”正是这种对比，使庄子对现实人生的寿夭产生出一种怀疑“虽有寿夭，相去几何?”(《知北游》)在他看来，生命的或长或短，死亡的或早或迟，一旦与无限的天地相对照，这些差异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齐物论》中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人生的另一命限是仁义利禄的袭扰。人的一生当中。总是被一些仁义善恶的标准所规范着，被一些声名利禄的物欲所束缚着，对此《齐物论》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荥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的一生中为了功名利禄在不断奔波，然而这些名利富贵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快乐，相反却给人们披上了忧患的枷锁。《至乐》中这样写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之苦也!”庄子认为功名利禄种种欲求并不是人的内在需要，追名逐利对于生命没有丝毫增益。反而会使人陷入无尽的忧患之中。
如此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却被世上的人苦苦追求着，对此庄子感到困惑和不解，这种困惑使庄子对生死问题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
从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的道家立场看待死生问题，庄子发出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的感慨。一般说来，庄子对人的肉体生命之寿夭是不太关心的。但是，在《庄子》一书中，庄子也从常人的角度阐述了“长寿”“养生”的问题。
庄子在《人间世》里曾叙述了一个关于栎树的故事“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契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满，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是说曲辕这个地方长了一棵可以作树神的栎树，这树大得可以为几千头牛遮荫，量一量树干足有百尺粗，树身高达山顶，好几丈以上才生树枝，可以用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条。这种栎数为什么能如此长寿昵?其原因在于这种树原本只是一种“无用”的散木。若用它做船，一下水很快就会沉没：若用它做棺椁，很快就会腐烂：若用它做器具，很快就会被拆毁：若用它做门户，就会被污浆，用它做屋柱，就会被虫蛀。所以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那么，“不材”和“无用”就是“保身”之道和“长寿”之法吗?对任何事物来讲此法都适用么?答案是否定的。庄子在《山木》篇中就谈到这样一个故事：“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这就提出了究竟什么是普遍可行的“保身”“长寿”的万全之策的问题。庄子借其弟子之口，尖锐地向自己提出了这一问题：“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开初以“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作为回答，但“有用与无用之间”是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仍不能免于累患。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免于累患呢?庄子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终于给出了“保身”“长寿”的终极答案：这就是“乘道德而浮游”(《山木》)。而所谓“乘道德而浮游”，就是告诫人们要顺其自然的处世，凡事不要强求。一句话就是要求人们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保身”、“养身”的问题。
关于“养生”，庄子有句名言：“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认为一个人是否通达生命之真义，就看他是否追求生命不必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更强调的是“养神”，也就是“悟道”。因为只有这样，人才会从精神上摆脱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桎梏，返回到“道德之乡”(《山木》)，返回到生命本身，一方面达到“我与天地并生”的意境，另一方面达到“我与天地同化”的意境。从而过上一种逍遥自由的生活。庄子在《田子方》借孔子之口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哀莫大干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认为最可怕的死亡不是人之形体的死亡，而是精神的死亡。
至此，庄子的“长寿”“养生”之法已是一目了然，要“长寿”、要“养生”，最根本的就是要“悟道”、要顺任自然：只有“悟道”才能达到“人与天一”(《山木》)，即“天地与我并生，万 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就是庄子生死观的第一要义。
在看待“生”的问题上庄子要求人们以一种顺其自然的达观的态度，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他也是如此。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是超然达观的，他在《齐物论》中，曾尖锐地批评了常人“悦生”“恶死”的待死态度，把“死生无变于己”提升为圣人的首要标志。庄子在《大宗师》里界定“真人”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所谓真人，无非是“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之人。他在《养生主》中描述了老聃去世后众人吊丧，有人哭得特别伤心，他却“三号而出”，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冷漠时，他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意思是：正该来时，老聃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聃顺理而死。真正明事理的人就该做到“安心顺时而适应变化，悲伤喜乐的情绪便不会浸到心里去”。庄子对待死亡的豁达由此可见。
庄子对死亡持以这种达观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死生存亡”，“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既然死生是一种必然性(“命”)，那么真正懂得生命真义的人，就应当自觉地去“不务生之所无以为”，“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就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充符》、《人间世》)。
在《庄子》这本书中，庄子一方面处处强调“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的顺任自然的待死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不时表达一种“死去”比“活着”更适合人的本性的观点，他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同他对尘世和人生的批判性的悲观态度搀和在了一起的。在庄子在《至乐》篇中借一个骷髅之口道出了死比生好的观点：“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当庄想让他恢复形体，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时，骷髅说：“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庄子的“死比生好”的思想，这样，庄子的死亡观点里似乎内蕴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所表达的生死一如：另一方面是“死可能比生更好”以及“恶生悦死”的思想。至此，活着还是死去，的确成了问题。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超出语言外壳，回到庄子反对常人或“倒置之民”(《缮性》)“恶生悦死”的待死态度的立场上就可以悟出两者其实殊途同归。庄子提出“死生一如”，是站在“道”之为“道”立场上，从道本身来看待个体生命的生死的。若从普遍无限流变不已的道的高度来俯瞰个体生命的生死问题，个体生命的生与死便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然而，庄子之提出“死生有别”的思想，则是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从有限个体生命同普遍无限流变不已的道的关联中来看待个体生命的生与死的。庄子在《庚桑楚》里讲“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在《知北游》里把死称为“大归”，这里面诚然内蕴着对“丧己于物”(《缮性》)的世人生活方式的尖刻批评，内蕴着对异化的古代社会的一种抗议，但他主要地还是在表达死亡是“返本归真”，是对大自然的回归，是对普遍无限的“道”的回归。所以生与死是统一的，统一于大道之中。
“道”论是庄子思想的根基，也是庄子生死观的依托。庄子思想境界的到达就是达“道”，而达道的修炼途径是：“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可见，庄子修体天道的根基乃是对人的生死的达观透视。正是在“道”的境界中，对生死的透悟与对道的体认浑融无碍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在消解生死执障的过程中体悟天道、洞彻生死。通过消解生死执障、得窥道体，从而入于不死不生。
庄子在解答生死问题，建构生死观的过程中完善并展开了他的“道”论，并在“道”论的指导下反过来对生死问题做出最终的解答。生死之“道”就这样浑融无碍、相辅相成。庄子也在“道”的教化下，成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至人、真人、圣人、神人。
至此，“活着”还是“死去”，还是问题吗?
伟哉，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