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实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因改革而付出的成本。但在其他一些领域，由新的监管规定所产生的监管负担超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本身带来的好处。
特朗普政府已计划对金融危机后在美国实施的金融监管法规重新进行全面的改革。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的关于存款机构监管改革建议的报告，就是这项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实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一方面，在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也给许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带来过重的监管负担（表现在合规成本的增加与它们资产规模的增长不成比例）。因此，经过七年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实践，对包括资本和流动性管理以及压力测试等在内的美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框架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也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试图通过这种评估来否定危机后实行的严格资本监管规定的做法则是不可取的。对财政部的银行监管改革建议所做的分析表明，这些建议，尤其是关于放宽对大型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的建议一旦付诸实施，必然会增加美国甚至全球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现状之乱
根据特朗普2017年2月3日以行政命令形式颁布的关于美国金融体系监管的七项核心原则，美国财政部于6月12日递交了一份题为《一个创造经济机会的金融体系：银行和信用社》的报告（下称《财政部报告》），就美国整个存款系统如何实施监管改革提出了100多项具体建议，以此作为金融体系监管改革计划的第一步。财政部随后还会对资本市场、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存款机构以外的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分别提出建议。
《财政部报告》在分别回顾了美国金融监管结构和美国存款系统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如何通过改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等途径提高银行监管效率，以及如何通过放松银行监管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从这份报告提出的存款系统的监管改革计划来看，绝大部分可以采取银行监管机构直接颁布法规的形式而无需经过国会立法批准，加之所有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士在2018年年底之前都将可能被特朗普政府所替换，因此该计划中的许多建议预计将得以正式實施。
按照《财政部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美国的存款系统涵盖了5900多家规模不等的银行和5800家信用社；截至2016年底，存款系统总资产达到2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15%。其中8家在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产就占了美国国内存款系统资产总额的近50%，为10.7万亿美元。它们在美国和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区域性银行（资产在500亿美元以上）和中型银行（资产在100亿到500亿美元）这两类银行合计90家左右，资产占比分别为25%和6%，它们大多以存贷业务为主要经营模式。其余的为经营模式相对简单并以服务小企业和农村社区为主的5500家社区银行（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下）和5800家左右的信用社（资产不到10亿美元的占95%），资产占比分别为13%和6%。此外，如果将外国银行在美机构的资产单列，则以银行和非银行子公司形式或以分行和代理机构形式在美经营的外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已超过4.5亿美元，在整个美国银行系统中占了约20%的比重。它们之间的资产规模上差异很大，经营范围则涉及到企业贷款、基建融资以及资本市场服务的各个方面。
《财政部报告》认为，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之后，虽然美国存款系统的财务状况和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七年来的实践也证明，该法案所涉及的一系列监管法规变革，尤其是资本和流动性方面的规定，并未能充分考虑到存款机构在规模和经营模式方面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所具有的机构重叠和职能重复的历史特征，也决定了监管机构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具体执行上缺乏充分的合作，从而增加了存款机构的合规成本。由于《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这期间对银行和信用社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监管规定，导致银行资产和贷款的增长速度减缓，可用于市场流动性的银行资产减少，给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增加了许多新的障碍。
自2010年以来，美国实际平均GDP仅比2007年高出13%，就业仅增加12%，经历了战后最为缓慢的复苏期。因此，如何提高金融监管体系的效率，以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政策支柱。
监管之殇
然而对《财政部报告》进行分析后会发现，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存款系统监管改革的建议，尤其是牵涉到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规定的改革，一旦由银行监管机构付诸实施，不仅会加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而且也无助于经济的增长。
我们必须承认，后危机时代在美国实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因改革而付出的成本。但在其他一些领域，由新的监管规定所产生的监管负担超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本身带来的好处。因此，经过七年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实践，对包括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在内的美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框架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也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试图通过这种评估来否定危机后实行的严格的资本监管和监督规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如美联储前副主席Stanley Fischer最近指出的，类似1930年代的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才刚过去了10年，就有这么多人又想回到危机前的状态，这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为短视的。
根据以上对《财政部报告》提出的银行监管改革建议所做的分析，笔者认为，对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框架的任何改进和完善，应该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出于金融稳定的需要，监管机构必须加强，而不是放松对大型银行的监管；尤其是以大型银行为目标的资本和流动性管理，以强化审慎监管标准涉及到的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制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均不能通过“监管出口坡道”或任何其他方式取代。二是对于资本充足且对系统风险不构成威胁的众多中小银行，完善监管的重点不是放松对它们的资本监管，而是适当地减轻其监管负担。由于小型银行合规成本的增加与它们资产规模的增长不成比例，监管机构需要建立一套专门适用于这类银行的简化的监管制度，以促进美国的社区贷款和企业发展。
特朗普政府已计划对金融危机后在美国实施的金融监管法规重新进行全面的改革。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的关于存款机构监管改革建议的报告，就是这项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实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一方面，在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也给许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带来过重的监管负担（表现在合规成本的增加与它们资产规模的增长不成比例）。因此，经过七年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实践，对包括资本和流动性管理以及压力测试等在内的美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框架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也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试图通过这种评估来否定危机后实行的严格资本监管规定的做法则是不可取的。对财政部的银行监管改革建议所做的分析表明，这些建议，尤其是关于放宽对大型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的建议一旦付诸实施，必然会增加美国甚至全球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现状之乱
根据特朗普2017年2月3日以行政命令形式颁布的关于美国金融体系监管的七项核心原则，美国财政部于6月12日递交了一份题为《一个创造经济机会的金融体系：银行和信用社》的报告（下称《财政部报告》），就美国整个存款系统如何实施监管改革提出了100多项具体建议，以此作为金融体系监管改革计划的第一步。财政部随后还会对资本市场、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存款机构以外的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分别提出建议。
《财政部报告》在分别回顾了美国金融监管结构和美国存款系统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如何通过改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等途径提高银行监管效率，以及如何通过放松银行监管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从这份报告提出的存款系统的监管改革计划来看，绝大部分可以采取银行监管机构直接颁布法规的形式而无需经过国会立法批准，加之所有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士在2018年年底之前都将可能被特朗普政府所替换，因此该计划中的许多建议预计将得以正式實施。
按照《财政部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美国的存款系统涵盖了5900多家规模不等的银行和5800家信用社；截至2016年底，存款系统总资产达到2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15%。其中8家在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产就占了美国国内存款系统资产总额的近50%，为10.7万亿美元。它们在美国和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区域性银行（资产在500亿美元以上）和中型银行（资产在100亿到500亿美元）这两类银行合计90家左右，资产占比分别为25%和6%，它们大多以存贷业务为主要经营模式。其余的为经营模式相对简单并以服务小企业和农村社区为主的5500家社区银行（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下）和5800家左右的信用社（资产不到10亿美元的占95%），资产占比分别为13%和6%。此外，如果将外国银行在美机构的资产单列，则以银行和非银行子公司形式或以分行和代理机构形式在美经营的外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已超过4.5亿美元，在整个美国银行系统中占了约20%的比重。它们之间的资产规模上差异很大，经营范围则涉及到企业贷款、基建融资以及资本市场服务的各个方面。
《财政部报告》认为，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之后，虽然美国存款系统的财务状况和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七年来的实践也证明，该法案所涉及的一系列监管法规变革，尤其是资本和流动性方面的规定，并未能充分考虑到存款机构在规模和经营模式方面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所具有的机构重叠和职能重复的历史特征，也决定了监管机构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具体执行上缺乏充分的合作，从而增加了存款机构的合规成本。由于《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这期间对银行和信用社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监管规定，导致银行资产和贷款的增长速度减缓，可用于市场流动性的银行资产减少，给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增加了许多新的障碍。
自2010年以来，美国实际平均GDP仅比2007年高出13%，就业仅增加12%，经历了战后最为缓慢的复苏期。因此，如何提高金融监管体系的效率，以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政策支柱。
监管之殇
然而对《财政部报告》进行分析后会发现，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存款系统监管改革的建议，尤其是牵涉到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规定的改革，一旦由银行监管机构付诸实施，不仅会加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而且也无助于经济的增长。
我们必须承认，后危机时代在美国实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因改革而付出的成本。但在其他一些领域，由新的监管规定所产生的监管负担超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本身带来的好处。因此，经过七年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实践，对包括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在内的美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框架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也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试图通过这种评估来否定危机后实行的严格的资本监管和监督规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如美联储前副主席Stanley Fischer最近指出的，类似1930年代的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才刚过去了10年，就有这么多人又想回到危机前的状态，这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为短视的。
根据以上对《财政部报告》提出的银行监管改革建议所做的分析，笔者认为，对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框架的任何改进和完善，应该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出于金融稳定的需要，监管机构必须加强，而不是放松对大型银行的监管；尤其是以大型银行为目标的资本和流动性管理，以强化审慎监管标准涉及到的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制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均不能通过“监管出口坡道”或任何其他方式取代。二是对于资本充足且对系统风险不构成威胁的众多中小银行，完善监管的重点不是放松对它们的资本监管，而是适当地减轻其监管负担。由于小型银行合规成本的增加与它们资产规模的增长不成比例，监管机构需要建立一套专门适用于这类银行的简化的监管制度，以促进美国的社区贷款和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