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用名词，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认识论上，被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解读得岐义纷繁，莫衷一是，它最早见于《论语·雍也》，意思是不偏谓之中，不变名之庸，总的来说，从春秋末期到五四运动，由于时代变迁，民心向背以及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实施的真伪，“中庸”从道德哲学中的一个褒义词，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贬义词，其名声每况愈下，到了鲁迅笔下，对“中庸”的鞭笞就很不堪了。
　　 鲁迅说，叭儿“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全集》第1卷第271页）“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全集》第4卷第13页）“遇到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实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全集》第3卷第26页）
　　 20世纪20年代（“五四”前后），所有的反动的社会势力都在大叫“过激主义（指俄国的列宁主义）来了！”，鲁迅为此写了随感录《来了》，他说，“主义”不必怕，而“来了”却应该怕。“主义”是外来货，“来了”却是自造的；鲁迅说：“……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全集》第1卷第347页）那么，在那时怎样防止来了的“过激主义”呢？“中庸”是最好的粉饰、自慰和蛊惑人心的盾牌。所以鲁迅鞭笞“中庸”乃当时斗争的需要，我认为是必要的正确的。
　　 胡适也在《问题与主义》中说：“大家都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
　　 以后，随着时势变迁，对“过激主义”的责难逐渐消退，但“中庸”的名声在半个世纪中却不见好转。直到“文革”后期，钱锺书对“中庸”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理解，才依稀地透露出来。先说官场的模棱两可，钱先生引《旧唐书·苏味道传》，说他“劝人处事时，‘不欲决断明白但模以持两端可矣’。人诃曰‘首鼠’，自状曰‘模棱’，其为‘两端’也同……‘无可无不可’，又属两端之语，囫囵何事，……盖吾国往日仕途，以持‘两端’为事上保身之世传秘要。”
　　 但当钱先生将“中庸”的话头转向了认识论，却说“……执其两端，可得乎中，思辩之道，固所不废”。（《管锥编》第1册第348～350页）钱先生对仕途以模棱当作为官诀窍，是否定的，但对儒家所强调的思辨的一个重要规律，却认为是不能废弃的。他还引：“《论语·子罕》孔子说‘偏其反而’曰：‘何远之有’（意思是孔子之道好像不可捉摸，孔子却说：‘那是你不曾努力罢了，其实是一呼既至的’）？何晏注：‘以言权道，反而后至于大顺也’，全取《老子》六五章语；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四亦释为‘相反之思’相成‘以作正’，参之《中庸》之‘孰其两端用其中’，亦儒家于辩证之发凡立则也。宋儒张载《正蒙·太和》：‘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参两》：‘一故神，两故化’；义昭纲举，逾越前载。《朱子语类》言：‘善、恶虽相对，当分宾主；天理、人欲虽分派，必省宗孽’；更进而谓相对者未必相等。罗壁《识遗》卷七《对独说》发挥斯意；魏源《古微堂集》内集卷一《学篇》之十一阴袭之而稍加文藻，其词曰：‘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独’”。（《管锥编》第2册第416页）以上所引，足以证明，中庸在认识论中不仅存在，而且是一种极难把握或达到的境界，它不是切豆腐、中间一刀，各百分之五十。
　　 儒家是承认并揭示事物矛盾双方的明显对立的，其中的一方是重点。但他们更强调在对立两方之间求得同一、和谐与适度，即采取中庸之道。浅显地说，由于矛盾性质的不同，特别是对抗性的矛盾有一方吃掉另一方采取质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通过谈判妥协而达到目的的改良，就是采取量变的办法。然而解决对抗性矛盾，采取哪种办法，常常不以一方的意志为转移。孔子对“仁”的解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意思是你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显达，必须推己及人帮助他人。这不就是今天在全世界流行的政治术语“双赢”“互利”吗？
　　 当人类跨入21世纪时，有识之士不能不反思，在近现代世上诸多极端尖锐的矛盾面前，人的自觉能动性是不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呢？史学家们早已开始反思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人不能不反思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民运动；今天，人类不能不反思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罪恶与“新帝国论”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关系；更不能不看到恐怖主义组织的危害威胁与国家恐怖主义（“定点清除”、“虐俘事件”“国外黑狱”已经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与谴责）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悲剧，不断重演对人类和平造成的严重后果……利益集团亟需极端主义的思维，极端主义的思维又助燃了更强烈的集团利益尤其是鹰派人物的为所欲为，靠军火更新与贩卖来推动高科技发展，高科技攀登又靠军事霸权的恶性扩张，如此往返推动，人类将陷入国家民族之间的“打冤家”，世世代代永无止境的仇杀。矛盾对抗达到不可调和，当然只有诉诸暴力。然而双方像乌眼鸡无时无刻永无止境地紧绷着斗争这根弦，是违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自然规律的；难道非得打到同归于尽的地步不可？谁该先退让一步呢？我不能不想到“中庸”。
　　 我认为上世纪20年代中国选择“以俄为师”的道路，并非受什么过激主义的蛊惑，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根据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和总结历史教训，主动地理性接纳的结果。以后国共分裂，蒋介石叛变，对人民进行大屠杀，当时除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条路之外，别无选择，只有以暴易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矛盾激化时是没法“中庸”的。但当蒋介石大势已去演出战犯求和时，能不能中庸呢？不能！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当战争罪犯中的高层人物放下屠刀表示悔改时，中庸就是必须的了。当人民掌握了政权，对待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搞“统战”，将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从香港接到解放区，这是什么？这叫作强者的“中庸”。
　　 不妨听听钱锺书在1947年的看法：“《礼记·中庸》说‘南方之强’，省事宁人，‘不报无道’；不同于‘北方之强’，好勇斗狠，‘死而不厌’，也就是把退敛和肆纵分别为‘南’和‘北’的特征。”（《北缀集》第9页）这个典故出自孔子的学生曾参等人撰写的《礼记》，子路问：“怎样才是强？”孔子反问道：“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呢，还是北方人的强呢？还是你所希望的那种强呢？用宽恕柔和的态度教导人，对于强暴无理的人，不使用报复的手段，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所守的就是这种强。那些经常带着兵器，穿着铠甲，肯拼性命，死也不怕，这是北方人的强。一般好逞强的人所守的就是这种强。所以君子待人很和顺！却又不无原则地迁就别人，那才是顶高尚的强啊！他们中正独立，决不偏靠一面，那才是顶高尚的强啊！国家太平的时候，他们也不改变穷困时候的操守，那才是顶高尚的强啊！国家衰乱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保持正直，到死也不改变，那才是顶高尚的强啊！”（中科院《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之部下，中华版第10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