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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我就知道周培源先生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爱国的进步人士。周培源先生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倍受尊敬的。只是我是学历史的，隔行隔业，对周先生的著述等等从未接触，对他的生平事迹更不曾知晓。一切也就淡淡过去了。
周培源先生的名字，重新映入我眼帘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1972年，我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初看之后，就感到眼前一亮。也许是出于对理论观点的兴趣，又反复看了几遍。我以为它说出了我们通常理解的道理。有两个观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周先生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各有各的用处，都要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文科被取消，所谓大学也只是理工科要办。教育遭受摧残，教育理论也一片混乱。连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是适应它们的需求而发展的等等，也成了“理论”问题。“各有各的用处”，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周先生说出了我们该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二是周先生提出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基础理论也是被打入冷宫的。所谓“理科无用”，“要用生产劳动替代实验教学”等等，我想不明白，这又是那门子学问？基础理论从来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怎么会有力学的广泛应用？没有化学元素的理论又怎么会有化学的广泛发展？没有染色体的理论又怎么会有今天的遗传学？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卫星上天！就我们学校而言，难道不是长期坚持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的教学，才获得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吗？这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说出了我们该说又不敢说的话，我不免潜怀崇敬之情。
使我不曾想到的是，事隔十年，我却与这位受崇敬的周培源先生相识，并有过一次长时间面对面的交谈。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寓居北京大学。整天忙于采访和往返于档案馆、图书馆之间。有一天，宋老（宋超，江隆基的夫人）告诉我说：“周老最近在家，比较空闲，咱们可以找他谈谈。”
也巧得很，也就在这时，我对周培源先生也知道了许多。我知道他是江苏宜兴人。17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高等科。1924年作为庚款的留美学生，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以三年半就学时间，完成了六年的学业。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我还知道，北京解放前夕，他曾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清华大学校常委之一，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教务长是费孝通先生、钱伟长先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的文理法各系科合并到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隆基也从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岗位，调入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周先生和江校长合作共事，一直到1958年底江隆基校长被调离北京大学。
我还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是邓小平提名，周培源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之前，宋老就告诉我，周老十分关心隆基冤案平反的事。早在“文革”当中（1971年），周老就不顾个人承受的压力，为隆基平反奔走呼吁。粉碎“四人帮”之后，周老又多次询问隆基平反的事。我深切地感到，采访周培源先生，使我在崇敬中多了一份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中又增添了更多的亲情。
访问是由宋老事先约好后，我和宋老一起去的。这时周老已是耄耋之年，鬓发虽已经灰白，却也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看不出有什么苍老的迹象。周老非常健谈，话语虽然很轻，却是字字句句十分清晰。在平稳的言谈中，处处呈现的是坦诚、热情和自然。他一会儿面对着宋老像是在诉说，一会儿又面对着我像是在交流。他在评说着过去，又像是在沉思中回味着经验和教训。虽然许多事并没有具体叙述，但是非曲直却也历历在目。看得出周老事先曾有过认真的思考。我的那种云泥之隔，顿时融化了许多。
谈话是在与宋老问寒问暖，谈了些许家常之后，转入正题的。周老讲得很多，涉及到许多事。
周老非常赞同为江隆基写传的事。他说：“为隆基同志立传很有必要。要为隆基同志正名，应该宣传隆基同志，让大家认识隆基同志。”接着，周老讲了一大段对江隆基的评说。
他说：“隆基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最早的一批老同志。留学日本、德国期间，就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以后又到延安边区任职，长期从事学校教育的领导工作。像他这样一位老资历的、熟悉教育的，有理论和懂政策的老干部，难得啊。
“隆基同志是一位忠于事业，十分敬业的人，他工作勤奋、朴实、细致。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他原则性很强，又十分讲究方式方法。重责任、讲实效，又习惯在民主气氛中工作。在他领导下，总会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和信任感，总会勤勉舒畅地工作。”
“隆基同志遵守党的纪律，模范执行党的决议。他识大体、顾大局。稳健持重，不图虚名。总是注重从实际出发，结合实际做好工作。他对人对事从不随意而发，察纳雅言，尊重他人。”
“隆基同志是一位正派人。表面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他胸怀宽厚，严以律己。他是一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是一位有着良好作风、良好品德的老干部。”
……
我曾拜访过许多与江隆基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老教师，他们也曾有过不少中肯的评说。然而像周老这样全面而又入微的论述，还是第一次。我钦佩周老——这样一位有声望学者的严谨科学态度。
周老的话很简略，但分量很重。有两个词——“立传”、“正名”，特别引起了我的深思。“立传”，在我国传统史书中是有严格界限的，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立传。而立传本身也有原则区分。开启记传体史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就将“立传”区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等。周老应用“立传”一词，显然是说明了为江隆基写传的分量。
周老用“正名”一词，也有深切含义。粉碎“四人帮”之后，种种的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昭雪。这实际上也是在做“正名”的工作。“正名”，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词。爱国诗人屈原就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至。”名节千古，从来是至高无上的情操，更何况那些含冤而逝者。“正名”，这是周老饱含正义的呼声。 周老讲的另一个话题是江隆基在北京大学的工作。首先他讲述了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周老说：“隆基同志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讲到“江隆基时期是北京大学黄金时代”的事。他认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这也反映了大家对这个时期的怀念嘛”！
接着，周老分别讲了许多，也讲了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周老提到关于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问题。如何贯彻这个方针呢？哪个是主要的，是团结？还是改造？周老认为，这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说：“隆基同志始终将团结放在主要地位。”“这里有一个对知识分子队伍如何认识的问题，隆基同志的基本思想是，知识分子队伍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虽然带有某些资产阶级思想，但是经过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已有很大进步。所以隆基同志认为，应当坚持政治上信任，知识上尊重，思想上和风细雨。在工作上要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周老强调说，隆基同志想了许多有效办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北京大学的成就，是与隆基同志讲团结、做团结工作分不开的”。
二是调动积极性的问题。周老说，北京大学专家学者云集，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许多不同的复杂背景。要不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又是一个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周老认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这里有认识问题，也有工作方式问题，但主要是认识问题。就是说，是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周老说：“隆基同志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稳妥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关怀教师，要让教师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要帮助作出成绩。”周老还特别赞赏地提到，“隆基同志有八个字——‘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就是说，既要有其“所”，又要展其“长”，“所”促其“长”，“长”有其“所”。“隆基同志认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就是对教师的尊重，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就是最有效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周老说，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周老说到，解放后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红楼梦》的研究，胡适的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等，北京大学都是首当其冲，站在风头浪尖上。周老说：“隆基同志作为党委书记，当然必须执行党的决定。但是，隆基同志也有自己的看法，是有保留的。隆基同志的主张是，学术思想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必须用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方式去解决。同时，隆基同志还认为，学术思想批判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致的，绝不是放松团结。目的是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双百”方针提出后，周老说：“隆基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不同学派、不同流派和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客观存在，在学术问题上，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简单的赞同或反对的方法，也不能强制支持某一派，压制某一派。”周老认为，隆基同志这些主张显然减少了学术思想批判的某些副作用。“反右”运动开始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大批免遭恶运的知识分子。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对于周老的评说，我不敢遑论其他。我只能说我感触深切。在谈话中，周老多次说到，隆基同志的这些思想和一些做法，是“难得”的。“难得”，是周老对江隆基的赞美，也是一种惋惜。联想到江隆基这种“难得”的高尚品德，有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得更具体了。他说：“当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时，隆基同志推进工作取得的成就，总是比我们大一些；当党的教育方针失误时，他总是尽可能缩小错误的范围，较快地纠正，比我们的错误少些。这固然同他的革命锻炼和政治水平有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比我们更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正常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是容易的，但是当搞运动时，或一股错误思潮来自上面，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难了。隆基同志最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地方就在于此。”这位老教育工作者语重心长的表述，也是对周老所说“难得”的最好诠释。
宋老多次告诉我，周老说“他与隆基同志在北大一起工作的六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岁月”。此次谈话，周老又说到，他和隆基同志虽然一起工作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是“隆基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却给我很大影响，使我深受教育”。“隆基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周老是一位很谦虚的长者。话语里虽然也流露着谦虚，但我感到，这却是周老发自内心的表述。
周老在回顾解放后那段岁月时，还说道：“解放后许多老先生（指北京大学年老教师）就是从像隆基同志这样一批老干部身上认识共产党的，也是从他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光明未来。”“老干部”是受尊敬的称呼。周老说的从那些老干部身上认识共产党，向往新中国，显然有着普遍性。然而从一位亲身经历的，身居高位的学者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有着特殊意义。古人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是他们在从事共同事业里心相通、理相依的认知。它使我看到了那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开拓事业的艰辛中，留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印记。这是一种温馨的印记，更是一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印记。我也似乎明白了周老将他与江校长共事的六七年，说成是“最愉快的一段岁月”的缘由。
此次长谈之后，周老一直关心《江隆基传》的写作情况。初稿草成，他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书稿完成后，他又亲切地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
周老的关怀，我始终看作是周培源先生对江隆基——“一位使他深受教育的，共同度过愉快岁月的共产党人”的缅怀和思念。我想到起了盛唐诗人王昌龄的七言绝句：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那也确是“真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啊！
周培源先生的名字，重新映入我眼帘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1972年，我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初看之后，就感到眼前一亮。也许是出于对理论观点的兴趣，又反复看了几遍。我以为它说出了我们通常理解的道理。有两个观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周先生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各有各的用处，都要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文科被取消，所谓大学也只是理工科要办。教育遭受摧残，教育理论也一片混乱。连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是适应它们的需求而发展的等等，也成了“理论”问题。“各有各的用处”，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周先生说出了我们该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二是周先生提出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基础理论也是被打入冷宫的。所谓“理科无用”，“要用生产劳动替代实验教学”等等，我想不明白，这又是那门子学问？基础理论从来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怎么会有力学的广泛应用？没有化学元素的理论又怎么会有化学的广泛发展？没有染色体的理论又怎么会有今天的遗传学？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卫星上天！就我们学校而言，难道不是长期坚持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的教学，才获得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吗？这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说出了我们该说又不敢说的话，我不免潜怀崇敬之情。
使我不曾想到的是，事隔十年，我却与这位受崇敬的周培源先生相识，并有过一次长时间面对面的交谈。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寓居北京大学。整天忙于采访和往返于档案馆、图书馆之间。有一天，宋老（宋超，江隆基的夫人）告诉我说：“周老最近在家，比较空闲，咱们可以找他谈谈。”
也巧得很，也就在这时，我对周培源先生也知道了许多。我知道他是江苏宜兴人。17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高等科。1924年作为庚款的留美学生，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以三年半就学时间，完成了六年的学业。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我还知道，北京解放前夕，他曾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清华大学校常委之一，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教务长是费孝通先生、钱伟长先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的文理法各系科合并到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隆基也从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岗位，调入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周先生和江校长合作共事，一直到1958年底江隆基校长被调离北京大学。
我还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是邓小平提名，周培源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之前，宋老就告诉我，周老十分关心隆基冤案平反的事。早在“文革”当中（1971年），周老就不顾个人承受的压力，为隆基平反奔走呼吁。粉碎“四人帮”之后，周老又多次询问隆基平反的事。我深切地感到，采访周培源先生，使我在崇敬中多了一份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中又增添了更多的亲情。
访问是由宋老事先约好后，我和宋老一起去的。这时周老已是耄耋之年，鬓发虽已经灰白，却也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看不出有什么苍老的迹象。周老非常健谈，话语虽然很轻，却是字字句句十分清晰。在平稳的言谈中，处处呈现的是坦诚、热情和自然。他一会儿面对着宋老像是在诉说，一会儿又面对着我像是在交流。他在评说着过去，又像是在沉思中回味着经验和教训。虽然许多事并没有具体叙述，但是非曲直却也历历在目。看得出周老事先曾有过认真的思考。我的那种云泥之隔，顿时融化了许多。
谈话是在与宋老问寒问暖，谈了些许家常之后，转入正题的。周老讲得很多，涉及到许多事。
周老非常赞同为江隆基写传的事。他说：“为隆基同志立传很有必要。要为隆基同志正名，应该宣传隆基同志，让大家认识隆基同志。”接着，周老讲了一大段对江隆基的评说。
他说：“隆基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最早的一批老同志。留学日本、德国期间，就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以后又到延安边区任职，长期从事学校教育的领导工作。像他这样一位老资历的、熟悉教育的，有理论和懂政策的老干部，难得啊。
“隆基同志是一位忠于事业，十分敬业的人，他工作勤奋、朴实、细致。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他原则性很强，又十分讲究方式方法。重责任、讲实效，又习惯在民主气氛中工作。在他领导下，总会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和信任感，总会勤勉舒畅地工作。”
“隆基同志遵守党的纪律，模范执行党的决议。他识大体、顾大局。稳健持重，不图虚名。总是注重从实际出发，结合实际做好工作。他对人对事从不随意而发，察纳雅言，尊重他人。”
“隆基同志是一位正派人。表面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他胸怀宽厚，严以律己。他是一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是一位有着良好作风、良好品德的老干部。”
……
我曾拜访过许多与江隆基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老教师，他们也曾有过不少中肯的评说。然而像周老这样全面而又入微的论述，还是第一次。我钦佩周老——这样一位有声望学者的严谨科学态度。
周老的话很简略，但分量很重。有两个词——“立传”、“正名”，特别引起了我的深思。“立传”，在我国传统史书中是有严格界限的，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立传。而立传本身也有原则区分。开启记传体史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就将“立传”区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等。周老应用“立传”一词，显然是说明了为江隆基写传的分量。
周老用“正名”一词，也有深切含义。粉碎“四人帮”之后，种种的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昭雪。这实际上也是在做“正名”的工作。“正名”，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词。爱国诗人屈原就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至。”名节千古，从来是至高无上的情操，更何况那些含冤而逝者。“正名”，这是周老饱含正义的呼声。 周老讲的另一个话题是江隆基在北京大学的工作。首先他讲述了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周老说：“隆基同志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讲到“江隆基时期是北京大学黄金时代”的事。他认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这也反映了大家对这个时期的怀念嘛”！
接着，周老分别讲了许多，也讲了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周老提到关于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问题。如何贯彻这个方针呢？哪个是主要的，是团结？还是改造？周老认为，这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说：“隆基同志始终将团结放在主要地位。”“这里有一个对知识分子队伍如何认识的问题，隆基同志的基本思想是，知识分子队伍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虽然带有某些资产阶级思想，但是经过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已有很大进步。所以隆基同志认为，应当坚持政治上信任，知识上尊重，思想上和风细雨。在工作上要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周老强调说，隆基同志想了许多有效办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北京大学的成就，是与隆基同志讲团结、做团结工作分不开的”。
二是调动积极性的问题。周老说，北京大学专家学者云集，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许多不同的复杂背景。要不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又是一个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周老认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一项最基本的工作”。“这里有认识问题，也有工作方式问题，但主要是认识问题。就是说，是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周老说：“隆基同志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稳妥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关怀教师，要让教师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要帮助作出成绩。”周老还特别赞赏地提到，“隆基同志有八个字——‘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就是说，既要有其“所”，又要展其“长”，“所”促其“长”，“长”有其“所”。“隆基同志认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就是对教师的尊重，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就是最有效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周老说，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周老说到，解放后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红楼梦》的研究，胡适的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等，北京大学都是首当其冲，站在风头浪尖上。周老说：“隆基同志作为党委书记，当然必须执行党的决定。但是，隆基同志也有自己的看法，是有保留的。隆基同志的主张是，学术思想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必须用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方式去解决。同时，隆基同志还认为，学术思想批判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致的，绝不是放松团结。目的是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双百”方针提出后，周老说：“隆基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不同学派、不同流派和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客观存在，在学术问题上，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简单的赞同或反对的方法，也不能强制支持某一派，压制某一派。”周老认为，隆基同志这些主张显然减少了学术思想批判的某些副作用。“反右”运动开始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大批免遭恶运的知识分子。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对于周老的评说，我不敢遑论其他。我只能说我感触深切。在谈话中，周老多次说到，隆基同志的这些思想和一些做法，是“难得”的。“难得”，是周老对江隆基的赞美，也是一种惋惜。联想到江隆基这种“难得”的高尚品德，有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得更具体了。他说：“当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时，隆基同志推进工作取得的成就，总是比我们大一些；当党的教育方针失误时，他总是尽可能缩小错误的范围，较快地纠正，比我们的错误少些。这固然同他的革命锻炼和政治水平有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比我们更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正常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是容易的，但是当搞运动时，或一股错误思潮来自上面，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难了。隆基同志最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地方就在于此。”这位老教育工作者语重心长的表述，也是对周老所说“难得”的最好诠释。
宋老多次告诉我，周老说“他与隆基同志在北大一起工作的六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岁月”。此次谈话，周老又说到，他和隆基同志虽然一起工作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是“隆基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却给我很大影响，使我深受教育”。“隆基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周老是一位很谦虚的长者。话语里虽然也流露着谦虚，但我感到，这却是周老发自内心的表述。
周老在回顾解放后那段岁月时，还说道：“解放后许多老先生（指北京大学年老教师）就是从像隆基同志这样一批老干部身上认识共产党的，也是从他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光明未来。”“老干部”是受尊敬的称呼。周老说的从那些老干部身上认识共产党，向往新中国，显然有着普遍性。然而从一位亲身经历的，身居高位的学者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有着特殊意义。古人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是他们在从事共同事业里心相通、理相依的认知。它使我看到了那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开拓事业的艰辛中，留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印记。这是一种温馨的印记，更是一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印记。我也似乎明白了周老将他与江校长共事的六七年，说成是“最愉快的一段岁月”的缘由。
此次长谈之后，周老一直关心《江隆基传》的写作情况。初稿草成，他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书稿完成后，他又亲切地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
周老的关怀，我始终看作是周培源先生对江隆基——“一位使他深受教育的，共同度过愉快岁月的共产党人”的缅怀和思念。我想到起了盛唐诗人王昌龄的七言绝句：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那也确是“真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