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冀察晋分局所属的冀中、冀晋、晋东、冀热察各区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全部集中，准备赴延安。同行的还有给延安送的新兵200多名，晋绥一二。师给冀察晋运送物资返回的两个连。队伍在向导引导下越过日军占领的同蒲路，到达白水村。在村头山坡要进山时，突然遭到日军的伏击，队伍被打散了。我与冀中的代表侯玉田一起，他在冀中有打游击的经验，不走大路，从坡下田埂中寻小路走。不久就和李葆华、陈伯钧、孙致远等碰到一起。我们一直走到天快亮时才进了山，到达了晋绥也就是晋西北根据地。
　　我们到了晋绥司令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安排我们休息了好几天，重新给我们配备了马、被服，派部队护送我们，由晋绥经过米脂、绥德、清涧一路到了延安。
　　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我们一行人到了延安，就向中央组织部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副部长是李富春，我们被安排住在组织部的窑洞里。当时延安城还很完整，以后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中央就搬到延安城周围去了。
　　我到了延安，首先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听汇报的有毛主席、任弼时，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也在，刘少奇有事没参加。我主要汇报唐山开滦煤矿同盟罢工以及冀东暴动前后的情况。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很重视。我汇报时主席坐在他那个躺椅上，当我说到节振国事迹时，他立身而起，说：“这个人很勇敢，这样的人容易牺牲，你们要保护好他！”毛主席还让我在延安很多部门去做报告，报告冀东的工运情况。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主席让讲就各处去讲了。
　　原定七大在1941年召开，但一是代表没有到齐，二是党内对王明错误路线的认识还没有统一，七大推迟召开了。
　　在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
　　我到延安不久，被分配到中央的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主要是做敌占区的城市工作，书记是周恩来，副书记是康生，康生主持日常工作，我是秘书长。同时又从其他地方调了几个同志到委员会工作，有冀晋区的栗再温；晋绥的张家富；东北的李范伍；上海的两个代表，其中一个叫卢伯明。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有个研究小组，负责人有张稼夫（晋绥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李范伍（后任黑龙江省省长）、卢伯明等。
　　敌后城市工委的工作范围分几个组：东北组、上海组、平津唐组，主要是日本敌占区，地下工作是比较危险的。国民党统治区由南方局负责，不属于这个范围。那时上海、锦州、沈阳、平津唐等都有城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先是刘长胜，以后是刘晓；北平是葛琛；天津是严子涛；唐山是宋敏之，严子涛还管着铁路。
　　敌后城市工委贯彻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对敌后城市工作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敌后城市工作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让秘密工作隐蔽在广大的群众的掩护之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敌后工作方针，敌后城市工委采取办学习班的方法，由栗再温主持，从各方面调来和敌后有关系的同志参加学习，经过训练之后派出去做地下工作。
　　1941年9月，中央成立情报部，它是现在安全部的前身，部长是康生兼任的，副部长有叶剑英和李克农。情报部主要是获取和研究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战略情报。情报部下设四个室：第一室是办公室，由冯宣和师哲负责；第二室是管干部的，负责训练派遣，主任是陈钢（后来在西南局）；第三室管军事情报，主任是许光达，副主任有李涛、方强；第四室管政治情报，主任由李克农兼着，我兼第四室的副主任。
　　当时中央的情报部门还有一个农委，负责人是吴德峰。农委不是管农业的，是管交通的，负责敌后及国统区的交通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联络。
　　情报部在枣园，那个地方很神秘，一般人不让进去，办公和睡觉的地方都在一块。苏联还有一个情报组也在那儿。条件很艰苦，办公室就是一个个窑洞，是我们自己动手打的。伙食上吃上小米就不错了，土豆加点儿盐是顶好的东西。后来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情报部也参加开荒、纺线，种的都是小米，一亩产七八十斤，伙食得到改善。
　　参加延安整风
　　为了统一全党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认识，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中央情报部成立了整风办公室，我兼办公室主任。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主要内容是整风学习、审干、肃反。
　　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学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的文件，肃清了王明路线的影响，统一了认识。总起来讲，去延安的时候，对路线问题不太懂，经过整风学习，对过去的路线问题有所认识。
　　审干，就是审查干部，七大代表都要审查，我们审查人家，自己也被审查。
　　接下来就是肃反，那时投奔延安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这些人都要审查，审查有特务就要肃反。投奔延安的人，有的是从大后方来的，有的是从敌占区来的，特务是极少数。当时在肃反中所审查出来的“特务”，绝大多数搞错了。
　　那时候最大的错误就是肃反中搞的“抢救”运动。当时正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紧张。这时候审干阶段出现偏差，对审查的人说，你如果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赶快坦白，这是为了“抢救你们”，所以叫“抢救失足者”。所谓“抢救”运动，就是搞“逼、供、信”。开大会，逼他坦白，那时不动武，但开揭发会，群众大会，制造政治压力，犯了“左”倾错误，造成肃反扩大化。
　　毛主席搬到枣园后，中央机关经常在每个星期六组织一场小晚会，就是跳跳舞，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我们组织个乐队，舞伴就是西北公学的女学生。有次跳舞休息的时候，我问毛主席，现在肃反有那么多的特务吗？毛主席跟我讲，抬头走路，看不到蚂蚁，那么低头一看呢，净是蚂蚁，就是特务如麻吧。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说现在搞错了一部分，灰锰氧洗澡，灰锰氧放多了，烧了皮肤。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讲古城会。他说，古城会时张飞他们不是打散了嘛，关云长投降了曹操。曹操对关云长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争取他。不是常讲关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嘛，这就是赞美他的，实际不是真投降，关云长最后不是过五关斩六将嘛。当时张飞在古城，刘备投了袁绍，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以后到了古城，张飞不让他进城。关云长后头有追兵蔡阳，就在古城斩蔡阳。经过这样一个事实，经过皇嫂的说明，张飞才开城，把他们迎接过去。这出戏叫《古城会》，就是讲关云长投降曹操后，张飞只知道他投降，是真是假不知道，一直到他出现了以后张飞怀疑他，不让他进城，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有原则性？应该说张飞是有原则性的。在那个情况下怀疑一下关云长，也是可以的嘛，因为关云长公开投降了曹操嘛。 　　毛主席接着说，坦白的这里边有真有假，开大会时好多人跳到台上去说自己是特务，坦白交代，我不太相信。主席又讲，我们在审干肃反里边有“逼、供、信”，这些都需要进行一次甄别工作，叫做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进行甄别，错了的进行赔礼道歉。
　　和毛主席谈话之后，组织上派李克农找我，要我帮助去做西北公学的甄别工作，按照毛主席讲的，做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西北公学原来是社会部培训干部的学校。肃反时，把延安各部门、各机关认为有问题的、问题不清楚的，一部分集中到党校，一部分集中到西北公学。我是1943年10月份去的，西北公学的校长是李裕民，分了五个班。一班班主任是王涛江（后任中调部副部长）；二班班主任是冉志恒；三班班主任是汪东兴；四班班主任是从上海调来的卢伯明，副班主任葛琛；第五班是女生班，班主任是毛诚。那时成立了甄别小组——秘书组，组员有凌云（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安全部部长）、王珺（后任中调部副部长）、晋巩（后任中调部局长）等。那时的甄别工作很难做，一直到1945年我离开延安，还没有彻底搞完。
　　“抢救”运动绝大部分是搞错了，毛主席及时地在“抢救”运动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跟我谈话之后，他召集会议谈了关于肃反审干的九条方针，并且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且在开大会的时候亲自向搞错的那些人鞠躬，赔礼道歉，这才得到纠正。
　　奔赴东北
　　党的七大对王明错误路线做了结论。七大以后全党的认识比较一致了，更加团结了。七大的时候，中共提出要争夺东北的问题。东北背靠苏联，回旋余地很大，又是重工业区，能够在这儿站住脚，就可以更好地对付国民党。七大开完之后，代表们都陆续回各根据地了。我没回冀东，一直在延安工作。日本投降以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红军占领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承德、张北这些地方。为了争取东北，使中共在东北站住脚，从各个解放区调了12万部队去东北，有晋察冀的、山东军区的、新四军的、冀鲁豫的、晋绥的，甚至陕甘宁的。赶赴东北的干部就有2万多人，延安也抽出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在西北公学被甄审的那些干部，也不甄审了，都派去东北，在实际工作中检验。
　　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回来后身体不好，休息了一个时期，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跟我们谈，打算成立冀热辽分局，准备把国民党的部队阻击到长城以外，派我去冀热辽分局任组织部长。我临走的时候又到毛主席那去告别，主席正在跟朱瑞谈话。我对毛主席说，我要走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说，刘少奇和你已经谈过了，欢送你们出征吧！
　　1945年九十月份，我奔赴冀热辽分局，离开了工作五年之久的延安，投入到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战场。 （编辑 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