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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迷雾中，撒马尔罕沉睡了数个世纪，造访过这里的旅行者屈指可数。
或许正因如此，撒马尔罕成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
很少有哪座城市神秘得如同幻影。
撒马尔罕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庞大帝国的首都。但与开罗、大马士革或伊斯坦布尔不同，撒马尔罕深锁于内陆深处，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16世纪以来，战争、劫掠和地震，几乎使它变成一座鬼城。“丝绸之路”的中断，更是令整个中亚成为一个黑洞。在历史的迷雾中，撒马尔罕沉睡了数个世纪，造访过这里的旅行者屈指可数。
或许正因如此，撒马尔罕成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直到20世纪初，英国诗人詹姆斯·艾尔罗伊·弗莱克还在诗剧《哈桑》中写道：“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渴望，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好像他笔下的商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探索神秘的未知。
我从塔什干出发，前往撒马尔罕。M39公路一路向西南延伸，连接着撒马尔罕、沙赫里萨布兹，直至阿富汗边境。我又一次跨过锡尔河。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需要乘坐一小时渡轮才能通过这条大河。1895年，横跨锡尔河的铁路将塔什干、撒马尔罕和里海大铁路连在一起。然而，期望中的通商没有出现。如今，这里是大片的棉花田，沿线散落着加工棉花的工厂。
跨过锡尔河后，周围变得愈加荒凉。这片干燥的土地被俄国人称为“饥饿草原”。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也写到这里：道路消失在无尽的荒漠中，只有跟随前人和骆驼的尸骨，才能辨别方向。
某种程度上说，是赫鲁晓夫的“拓荒运动”改变了这里。我所经过的棉田、农场和城镇，无不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并且依然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景象：既衰败不堪，又生机勃勃。我看到几只白鹭在电线杆上筑巢，但没人知道它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午后，我乘坐的面包车抵达吉扎克（Jizzax）。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控制着从费尔干纳山谷前往撒马尔罕的咽喉，因而有“钥匙”之意。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吉扎克有两样东西闻名。首先，它是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总书记拉希多夫的故乡，至今保留着以拉希多夫命名的广场、学校和街道。拉希多夫统治乌兹别克24年，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威望和嘱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大肆虚报棉花产量，并以此作为资本，巩固权力，中饱私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乌兹别克的棉花腐败案终于发酵。调查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夕。1.8万名党员被开除，涉案金额高达65亿美元。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戈尔巴乔夫发现案件早已牵涉到苏联的权力核心。为了稳定政局，他不得不亲自终止调查。最后，棉花腐败案最终不了了之。
对于乌兹别克人来说，拉希多夫依然是英雄。尽管他贪婪、腐败，统治手段堪比黑手党，但是他毕竟欺骗的是莫斯科。那些通过棉花骗来的钱，大部分被拉希多夫的党羽瓜分，但还是有九牛一毛用于改善民生。在拉希多夫之前，吉扎克只是一个偏僻的定居点。在他统治期间，这里变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甚至一度传言要取代塔什干，成为乌兹别克的首都。
穿过拉希多夫大街，我去了当地一家著名的包子铺。吉扎克的巨型烤包子是这里第二件闻名遐迩的东西，远比拉希多夫更合我的胃口。吉扎克烤包子有正常烤包子的三四倍大，不是小吃，而是正餐。当我走进包子铺时，只见院中的葡萄架下摆满餐桌，围坐着正在吃包子或等待吃包子的当地人。
包子的外皮烤得很酥。用刀切开后，冒着热气的羊油瞬间就涌了出来，流得满盘子都是。据说，判断烤包子好坏的真正标准，就是看油脂往外流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吉扎克的烤包子没有让人失望。
带着油脂蒙心的眩晕感，我再次上路。离开吉扎克后，汽车和火车都要沿着吉扎克河前进。我很快陷入昏沉的睡意，直到面包车突然停下，罗圈腿的司机告诉我，“帖木尔之门”到了。
到了这里，不可一世的帕米尔高原已经逐渐势弱，而“帖木尔之门”其实是一道打开的缺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和蒙古的游牧部落，正是从这里进入肥沃的泽拉夫尚（Zerafshan）河谷。更早的时候，希腊人则把那条含有金沙的河水称为“Polytimetu”，意为“非常珍贵”。
谁掌控了这道大门，谁就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据说，由于某次战役太过激烈，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吉扎克河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如今，巨石拱廊上刻满花花绿绿的涂鸦。我睁大眼睛，试图从中找到传说中帖木尔时代的题刻，但看到的只有乌兹别克人的“到此一游”。
夜幕开始降临。穿过棉田的海洋和身份不明的城镇，我坐的面包车终于驶入一片毫无个性的郊区。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汽车按着喇叭，杂乱的电线在头顶织出一张网。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就坐落着那座古老的城市——撒马尔罕。它像一件声名远播的珠宝，被太多人注视过、议论过、觊觎过。
与塔什干相比，撒马尔罕人的面部线条更硬朗，有着波斯式的高鼻梁，穿着却更落伍。他们是讲一种波斯方言的塔吉克人，撒马尔罕自古就是一座波斯城市。
窗外的小山上出现几座清真寺青绿色的圆顶——那是夏伊辛达，撒马尔罕最神圣的陵墓群。六年前，我也是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傍晚，参观了那里。当时，游客已散，偌大的夏伊辛达如同一座空荡荡的剧院。
那一次，我们住在一家巨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苏联酒店里。大堂阴暗无比，孤独地摆着几张棕色皮沙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导游玛利亚坐在沙发上聊天，谈着各自想象中的未来。后来，玛利亚辞去了导游工作，去了纽约。如今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
那座酒店依然矗立在那里。暮色中，仍然像一座未来主义的宫殿。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彻底倒闭。茶色玻璃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地上飘满落叶。
六年时间，究竟可以让一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何种改变？
阿夫罗夏伯（Afrosiyob），位于撒马尔罕新城的东北方，是这座古老城市的发源之地。毫无疑问，它与波斯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阿夫罗夏伯”就取自当地一位波斯国王的名字。在斐尔杜西的史诗《列王记》中，这位国王以凶狠残暴却勇猛智慧著称。
我走在破碎的土山上，在杂草和石块之间，试图想象这座令亚历山大大帝惊叹的城市。直觉告诉我，它可能远比今天的撒马尔罕更令人称道。
当年的宫殿如今是一片考古遗址，厚实的墙壁深入地表之下，却依然可以分辨出大堂、房间和走廊。它俯瞰着泽拉夫尚河的支流，而远处的帕米尔高原在深秋的空气中闪着光。
住在阿夫罗夏伯的居民是粟特人，一个讲着伊朗方言的古老民族，他们是天生的生意人。在中国的传说里，粟特人会把蜂蜜涂在婴儿的嘴唇上，这样他们长大后就能巧舌如簧。
唐代时，大量粟特人来往于“丝绸之路”，很多人甚至定居中国。西安、洛阳、甘肃、河北，乃至山东半岛上，都有粟特人的身影。实际上，那位后来把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唐人姚汝能编纂的《安禄山事迹》中说，安禄山能讲九种语言，多智谋，善人情，最初在唐朝边境城市营州担任商贸翻译。
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种舞蹈正是撒马尔罕地区的绝技。唐玄宗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把许多胡旋女作为礼物送到唐朝。这些粟特女孩穿着锦缎做成的绯红袍、绿锦裤、红鹿皮靴，站在转动的大球上，做出各种令人叹服的旋转动作。据说，杨贵妃也学会了这种舞蹈（她究竟胖不胖？），而这被诗人白居易和《新唐书》的作者们视为天常将乱的征兆。
粟特人原本信奉拜火教，在西安和洛阳都有拜火教的寺庙，新疆库车的石窟中也保存着绘有拜火教神袛的壁画。然而，到了8世纪，粟特人在信仰上被彻底伊斯兰化了。阿拉伯的大军征服了这里，导致一部分拜火教徒逃到了印度孟买。据说，在那里他们仍然以经商见长，今天的塔塔集团就是拜火教徒的后代。
对唐朝来说，经历安史之乱后，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西域。在一次与阿拉伯军队的会战失败后，唐朝的势力退出了中亚。1220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摧毁了这里，我眼前的土地从此湮灭于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宫殿已经沉降于地下两层楼的深度，并渐渐被后人遗忘。188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才开始在阿夫罗夏伯的废墟上挖掘。他们的考古发现，如今陈列在阿夫罗夏伯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博物馆里。
我花时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深感这里可能是整个撒马尔罕最有价值的地方。展品包括历次考古出土的文物，从远古时代的石器，到亚历山大时期的银币，再到拜火教的祭坛、储存尸骨的陶罐等——按照拜火教的规定，死人必须接受天葬。那些被乌鸦和野兽啃干净的骨头才能得到收殓。
对我来说，最有兴味的还是那些“丝绸之路”留下的遺迹。中国人的丝绸和瓷器传入了这里，而粟特人将制造玻璃和酿造葡萄酒的技艺传入中国。东西方的珠宝、首饰、钱币在这里汇聚，还有用骨头精心雕刻的弈者。他们的形象让我想到唐代酒馆中的“醉胡人”——那是一种头戴宽檐帽、高鼻梁、蓝眼睛的木偶，用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木偶跌倒时，坐在它跌倒方向的客人，就必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发现，粟特时期的壁画也部分保存了下来。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将壁画人物的眼睛刮了下来。然而，这些壁画的画笔依然堪称精良，颜色历经千年却依然鲜艳。那时正是中国的唐朝，也是粟特文明最鼎盛的时期。
我仔细审视着那些壁画，其中一幅展现的是万国朝拜的盛景。撒马尔罕的君王高坐在宝座上，身穿华丽的长袍，戴着精美的饰物，各国使节纷纷献上各自的珍宝：有长发的突厥人、梳着辫子的高丽人和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首领……当年的撒马尔罕，远比今日繁华。
在另一幅壁画上，我看到一位骑在白象上的公主，身后是一队骑在马上或骆驼上的随从。还有一幅壁画的主题是唐朝的宫廷。我惊奇地发现，壁画的主角竟然是女皇武则天：她正悠然地坐在龙舟上，一边欣赏着西域琵琶，一边观看岸上的骑兵追捕一只猎豹。
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中，提到以描绘外国形象和狩猎场面闻名的唐代画家胡瓌、胡虔父子，以及阎立本所画的进贡者躬身致礼，将百兽之王狮子贡献给唐朝皇帝的《职贡狮子图》。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认为，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然而，当我看着眼前的粟特壁画，我不禁体会到其间所洋溢的自豪感。在“丝绸之路”的两端，粟特人和中国人都处于各自文明的巅峰，那种自豪感或许更多的是相互的、并存的。
阎立本的《职贡狮子图》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已不可见。不过，在粟特人的壁画上，我还能依稀想象阎立本描绘的场景：胡人、猛兽、帝王。
在撒马尔罕的日子里，我数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我仍然记得六年前第一次走在这里时，内心感受到的震动。它的确异于我所熟悉的那套宏伟叙事，既不是东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中亚的。 帖木尔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就请看看我们的建筑。”某种程度上，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东征的路上，他突然死于伤寒。然而，当我走在雷吉斯坦广场上时，我总会玩味这样的念头：如果帖木尔没有病死，他会给明朝带来什么？历史自然不容假设，我很高兴帖木尔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继承人乌鲁格别克放弃了东征，转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文学研究和撒马尔罕的城市建设上。
如今，雷吉斯坦广场上的三座经学院对称而立。西面的乌鲁格别克经学院是其中最古老的，完工于1420年。一百年后，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也曾站在经学院的屋顶上，指挥他的军队驱逐进犯的乌兹别克部落。巴布尔最终兵败，被迫流亡印度，而乌兹别克人成了雷吉斯坦的新主人。
他们推倒了乌鲁格别克经学院对面的大旅店和托钵僧宿舍，仿照乌鲁格别克经学院的样子，建起另外两座经学院。乌兹别克人的暴发户心态也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上。其中一座经学院以怒吼的猫科动物为装饰。它看上去完全是一只老虎，但实际上是想画成一只狮子。乌兹别克人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仅仅是想借此彰显自己的权势，顺便无视一下伊斯兰教禁止绘画动物的规定。另一座经学院同样奢华，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花朵，还以大量金叶点缀穹顶。这座经学院的名字颇为直白，意为“穹顶覆盖黄金”。
雷吉斯坦广场曾是整个中亚的中心，然而当我穿过高耸的拱门，走进经学院的庭院时，广场带给我的幻觉却瞬间蒸发了。我感到自己仿佛掀开了幕布，走到了后台。
这里的一切都近乎朴素：没有太多装饰，没有任何炫耀，墙缝中长着杂草，门梁上落满灰尘……我意识到，这里的使命早已结束：曾经，它们是经学院学生的宿舍。如今，却变成了贩卖纪念品的小铺。
那些塔吉克商贩操着各种语言吆喝着，但是似乎已经没有了粟特祖先的说服力。只有很少的游客会对那些同质化的围巾、盘子或冰箱贴流露出购买的兴趣。我发现自己走进几家商铺，仅仅是因为主人太过热情，拉客声近乎悲壮。
一位中年女店主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十多年。她向我逐一推销所卖的东西，从较贵的首饰到便宜的餐具，然而都无法令我产生拥有的欲望。最后，出于无奈，我从角落里抽出一本苏联时代的画册。
画册的印刷是如此粗糙，以至于那些19世纪的老照片看上去更加古老。我发现，一百多年前，雷吉斯坦广场已经形同废墟。战争、地震使得撒马尔罕在18世纪就成为一座空城。在时间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功，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画册介绍了苏联人重建雷吉斯坦广场的过程。除了给一座经学院加上了一个原本没有的蓝色圆顶，他们干得着实不错。但是，雷吉斯坦广场达到今天的修复程度，还要归功于乌兹别克人。独立后，乌兹别克抛弃了列宁，选择帖木尔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为了使帖木尔的首都再度成为一张骄傲的名片，就势必要恢复撒马尔罕的荣光。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灯光秀。经学院的外墙变成了巨大的幕布，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帖木尔骑着战马呼之欲出，仿佛正在杀向那些交了15美元的外国老年观众……
雷吉斯坦广场过于巨大，所以很少有人会绕到它的后部。但是当我偶然走到那里时，我看到一座大理石平台，上面竖着几座昔班尼时代的墓碑。昔班尼是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是他驱逐了帖木尔的后裔，占领了撒马尔罕，乃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然而，他的墓地却几近破败且乏人问津。原因既简单又凄凉：一旦确认昔班尼的祖先身份，帖木尔帝国的辉煌将不再属于乌兹别克人。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6世纪时，乌兹别克部落才来到这片土地。此后的数百年里，整个地区成了一个黑洞。
雷吉斯坦广场的东北方，矗立着比比哈努姆清真寺——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由帖木尔亲自督建的建筑。1404年10月，西班牙使节克拉维霍来到这里，惊叹于这座清真寺的恢弘。然而，帖木爾却认为它的拱门太低，难以匹配他的战功。
他下令将整座清真寺毁掉重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呆在这里，像工头一样，监督工程进度。克拉维霍在回忆录中写道，帖木尔会命人煮熟肉块，直接抛给下面的工匠，如同喂狗。这些工匠来自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帖木尔集中了全国的力量。克拉维霍说，当帖木尔对工程感到满意时，他会直接将金币扔给那些泥瓦匠。
刚刚建成不久，石块就开始从穹顶坠落。人们争论过个中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期实在太紧。地震加速了清真寺的损毁。在1897年彻底坍塌之前，这里是沙皇骑兵的马厩。
帖木尔的死的确与中国有关。1404年冬天，他带领20万大军远征中国。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帖木尔也身染风寒。他的阿拉伯传记作者写道：“汤药和冰袋让他的口鼻喷出泡沫，好像一只猛然被拽住缰绳的骆驼。”1405年2月，帖木尔死于肺炎。他的尸体就葬在了撒马尔罕。
我去了古里·阿米尔——帖木尔的陵寝。与六年前的印象相比，这里似乎更宽敞，更庄严。阳光透过格子窗射进来，从穹顶到墙壁全都镶嵌着金叶。墙壁上那些看似抽象的图案，实际上是古阿拉伯文“真主不朽”。整座灵堂就像一座刻满经文的立体经书——我能想象它给穆斯林带来的震撼。
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入灵堂。乌兹别克人的脸上带着敬畏之色，不时做出祈祷的手势。外国游客则是一种探秘般的神色——他们走进了帖木尔的陵寝，那个几乎可以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征服者、恐怖的代名词，如今就躺在眼前那座窄小的黑玉石棺材里。
我坐在灵堂墙边的石凳上，试图让自己陷入某种历史情绪中。一些陈词滥调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比如“再伟大的征服者也将化为尘土”等。但我明白，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我更欣赏的是苏联科学家格拉西莫夫那样的考古精神。
帖木尔的棺材上刻着“我若活着，必令世界颤抖”的名言。当地人传说，移动帖木尔的尸骨，必将带来巨大灾祸——比帖木尔生前造成的灾祸还大。但是，1941年6月22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队还是打开了帖木尔的棺材。 在一张当年的黑白照片里，我看到格拉西莫夫身穿白衬衫，将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捧帖木尔的头盖骨，脸上挂着唯物主义者的微笑。他的身边是六位同样微笑的助手。明亮的考古灯，打在他们的脸上。第二天，天刚亮，希特勒对苏联宣战的消息就传来了。
然而，考古仍在继续。格拉西莫夫以实证主义的精神，解剖了帖木尔的尸骨。他的头盖骨上还沾着红色的毛发，身高大约在1米7左右，高于当时突厥人的平均身高。他的右腿受过刀伤，这证实了“跛子帖木尔”的外号。此外，他的确死于肺炎。
通过头盖骨，格拉西莫夫还原出了帖木尔的形象，并塑造了一座青铜头像。帖木尔有两道倒竖的眉毛，颧骨突出，鼻翼两侧长着两条凶悍的法令纹。他看上去有点像当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农民领袖。或许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画像，大多受到了苏联美学的影响。
走出古里·阿米尔，混乱的大街立即将我吞噬。我思考着为什么六年前来到这里时，我会留下一个冷清的印象。我记得，大街上空空荡荡，路灯摇晃着树影。玛利亚走在前面，戴着一顶乌兹别克小花帽。我走在后面，极力想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刚离开夏伊辛达，暮色中的陵墓群让人心生悲凉。
某种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马尔罕给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坟冢，一片漂亮的陵墓群。历史留下的一切遗迹，都已经与今天的撒马尔罕没有任何瓜葛。作为旅行者，我只是机械地从一个遗迹，移动到另一个遗迹，试图从每个遗迹中眺望到一点遥远时代的微暗火光。或许，这就是玛利亚最终放弃导游职业的原因。她已经厌倦了谈论那个已逝的撒马尔罕，那个与今天断裂的过去。
带着一种怀旧的渴望，我穿过雷吉斯坦广场，走向夏伊辛达。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汇入了一条前往夏伊辛达的小溪流。大部分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女人穿着传统服饰，男人戴着帽子；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游客，身边伴着说英语、法语的导游。
夏伊辛达是一片陵墓群，埋葬着乌鲁格别克时代的王妃贵族。每一座陵墓的设计都颇为优雅，拥有光滑的马赛克瓷砖和蓝绿色的穹顶。一座八角形的陵墓完全是阿塞拜疆式的，这也说明了帖木尔帝国的疆域曾有多么广大。
2005年，这些陵墓被政府修缮一新。很多人认为，它的美丽大打折扣。在《篷巴拉克历险记》里，儒勒·凡尔纳曾经借一位法国旅行记者之口，赞颂过夏伊辛达当年“无法描述的美”。这位法国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乘坐跨越中亚的火车前往北京。他说：“即便我将文字、马赛克、山墙、拱梁、浮雕、壁龛、珐琅、斗拱都串在一个句子里，画面依然是不完整的。”
每一座陵墓同时也是一座小型清真寺，因此夏伊辛达是神圣之地。我看到一些塔吉克人坐在陵墓旁的长凳上，正跟随一位业余伊玛目唱诵阿拉伯经文。那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有着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祈祷结束后，我们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只是普通的穆斯林，自学了阿拉伯语和那些抑扬顿挫的祈祷文。他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诵，每个人会给他一点小钱。
“一个人几百苏姆，”他说，“但我并不是为了钱。”
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拜库萨姆·伊本·阿巴斯（Kussam-ibn-Abbas）之墓。它就在台阶的尽头。伊本·阿巴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676年，他最早来到撒马尔罕，传播伊斯兰教。他惹恼了这里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在伊本·阿巴斯祈祷时，粟特人砍去了他的头颅。他的棺材上镌刻着《古兰经》中的一句话：“那些因信奉安拉而死的人并没有死去，他们还真实地活着。”这也成为夏伊辛达命名的来源：活着的国王的陵墓。
蒙古人摧毁了撒马尔罕，却保留了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因此，1333年，伊斯兰世界的“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来到这里时，发现夏伊辛达依然神圣。他在游记中写道：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的晚上，撒马尔罕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来到伊本·阿巴斯的墓前，带着献祭的牛羊、迪拉姆和第纳尔。
在夏伊辛达的历史上，只有苏联时期是一个例外。这块宗教圣地被改为一座反对宗教的博物馆。不过，那位业余伊玛目告诉我，即便在蘇联时代，还是会有人来到这里，聚集在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周围，静静祈祷。
我沿着石阶，穿过拱廊，进入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和众人一样，我也透过木栅栏，观看伊本·阿巴斯的棺木。在我身后，一排朝圣的妇女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她们全都戴着头巾，却难掩长途旅行的疲劳。她们轻声祈祷，不时向天上举起粗糙的双手。
在她们中间，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戴头巾。她穿着红裙子，套着一件斗篷般的夹克。她精心化了淡妆，戴了耳环，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塔什干，在一所大学里学习哲学和宗教。她有很多老师是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她们都戴头巾。
“你以后会戴头巾吗？”我问。
“我在考虑，”她说，“我想等我对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再做决定。”
我们走出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分手告别。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慢慢走下台阶，那抹红色最终融入周围的暮色。
（感谢公众号“行李”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或许正因如此，撒马尔罕成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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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座城市神秘得如同幻影。
撒马尔罕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庞大帝国的首都。但与开罗、大马士革或伊斯坦布尔不同，撒马尔罕深锁于内陆深处，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16世纪以来，战争、劫掠和地震，几乎使它变成一座鬼城。“丝绸之路”的中断，更是令整个中亚成为一个黑洞。在历史的迷雾中，撒马尔罕沉睡了数个世纪，造访过这里的旅行者屈指可数。
或许正因如此，撒马尔罕成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直到20世纪初，英国诗人詹姆斯·艾尔罗伊·弗莱克还在诗剧《哈桑》中写道：“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渴望，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好像他笔下的商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探索神秘的未知。
我从塔什干出发，前往撒马尔罕。M39公路一路向西南延伸，连接着撒马尔罕、沙赫里萨布兹，直至阿富汗边境。我又一次跨过锡尔河。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需要乘坐一小时渡轮才能通过这条大河。1895年，横跨锡尔河的铁路将塔什干、撒马尔罕和里海大铁路连在一起。然而，期望中的通商没有出现。如今，这里是大片的棉花田，沿线散落着加工棉花的工厂。
跨过锡尔河后，周围变得愈加荒凉。这片干燥的土地被俄国人称为“饥饿草原”。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也写到这里：道路消失在无尽的荒漠中，只有跟随前人和骆驼的尸骨，才能辨别方向。
某种程度上说，是赫鲁晓夫的“拓荒运动”改变了这里。我所经过的棉田、农场和城镇，无不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并且依然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景象：既衰败不堪，又生机勃勃。我看到几只白鹭在电线杆上筑巢，但没人知道它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午后，我乘坐的面包车抵达吉扎克（Jizzax）。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控制着从费尔干纳山谷前往撒马尔罕的咽喉，因而有“钥匙”之意。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吉扎克有两样东西闻名。首先，它是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总书记拉希多夫的故乡，至今保留着以拉希多夫命名的广场、学校和街道。拉希多夫统治乌兹别克24年，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威望和嘱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大肆虚报棉花产量，并以此作为资本，巩固权力，中饱私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乌兹别克的棉花腐败案终于发酵。调查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夕。1.8万名党员被开除，涉案金额高达65亿美元。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戈尔巴乔夫发现案件早已牵涉到苏联的权力核心。为了稳定政局，他不得不亲自终止调查。最后，棉花腐败案最终不了了之。
对于乌兹别克人来说，拉希多夫依然是英雄。尽管他贪婪、腐败，统治手段堪比黑手党，但是他毕竟欺骗的是莫斯科。那些通过棉花骗来的钱，大部分被拉希多夫的党羽瓜分，但还是有九牛一毛用于改善民生。在拉希多夫之前，吉扎克只是一个偏僻的定居点。在他统治期间，这里变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甚至一度传言要取代塔什干，成为乌兹别克的首都。
穿过拉希多夫大街，我去了当地一家著名的包子铺。吉扎克的巨型烤包子是这里第二件闻名遐迩的东西，远比拉希多夫更合我的胃口。吉扎克烤包子有正常烤包子的三四倍大，不是小吃，而是正餐。当我走进包子铺时，只见院中的葡萄架下摆满餐桌，围坐着正在吃包子或等待吃包子的当地人。
包子的外皮烤得很酥。用刀切开后，冒着热气的羊油瞬间就涌了出来，流得满盘子都是。据说，判断烤包子好坏的真正标准，就是看油脂往外流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吉扎克的烤包子没有让人失望。
带着油脂蒙心的眩晕感，我再次上路。离开吉扎克后，汽车和火车都要沿着吉扎克河前进。我很快陷入昏沉的睡意，直到面包车突然停下，罗圈腿的司机告诉我，“帖木尔之门”到了。
到了这里，不可一世的帕米尔高原已经逐渐势弱，而“帖木尔之门”其实是一道打开的缺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和蒙古的游牧部落，正是从这里进入肥沃的泽拉夫尚（Zerafshan）河谷。更早的时候，希腊人则把那条含有金沙的河水称为“Polytimetu”，意为“非常珍贵”。
谁掌控了这道大门，谁就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据说，由于某次战役太过激烈，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吉扎克河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如今，巨石拱廊上刻满花花绿绿的涂鸦。我睁大眼睛，试图从中找到传说中帖木尔时代的题刻，但看到的只有乌兹别克人的“到此一游”。
夜幕开始降临。穿过棉田的海洋和身份不明的城镇，我坐的面包车终于驶入一片毫无个性的郊区。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汽车按着喇叭，杂乱的电线在头顶织出一张网。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就坐落着那座古老的城市——撒马尔罕。它像一件声名远播的珠宝，被太多人注视过、议论过、觊觎过。
与塔什干相比，撒马尔罕人的面部线条更硬朗，有着波斯式的高鼻梁，穿着却更落伍。他们是讲一种波斯方言的塔吉克人，撒马尔罕自古就是一座波斯城市。
窗外的小山上出现几座清真寺青绿色的圆顶——那是夏伊辛达，撒马尔罕最神圣的陵墓群。六年前，我也是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傍晚，参观了那里。当时，游客已散，偌大的夏伊辛达如同一座空荡荡的剧院。
那一次，我们住在一家巨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苏联酒店里。大堂阴暗无比，孤独地摆着几张棕色皮沙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导游玛利亚坐在沙发上聊天，谈着各自想象中的未来。后来，玛利亚辞去了导游工作，去了纽约。如今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
那座酒店依然矗立在那里。暮色中，仍然像一座未来主义的宫殿。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彻底倒闭。茶色玻璃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地上飘满落叶。
六年时间，究竟可以让一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何种改变？
2
阿夫罗夏伯（Afrosiyob），位于撒马尔罕新城的东北方，是这座古老城市的发源之地。毫无疑问，它与波斯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阿夫罗夏伯”就取自当地一位波斯国王的名字。在斐尔杜西的史诗《列王记》中，这位国王以凶狠残暴却勇猛智慧著称。
我走在破碎的土山上，在杂草和石块之间，试图想象这座令亚历山大大帝惊叹的城市。直觉告诉我，它可能远比今天的撒马尔罕更令人称道。
当年的宫殿如今是一片考古遗址，厚实的墙壁深入地表之下，却依然可以分辨出大堂、房间和走廊。它俯瞰着泽拉夫尚河的支流，而远处的帕米尔高原在深秋的空气中闪着光。
住在阿夫罗夏伯的居民是粟特人，一个讲着伊朗方言的古老民族，他们是天生的生意人。在中国的传说里，粟特人会把蜂蜜涂在婴儿的嘴唇上，这样他们长大后就能巧舌如簧。
唐代时，大量粟特人来往于“丝绸之路”，很多人甚至定居中国。西安、洛阳、甘肃、河北，乃至山东半岛上，都有粟特人的身影。实际上，那位后来把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唐人姚汝能编纂的《安禄山事迹》中说，安禄山能讲九种语言，多智谋，善人情，最初在唐朝边境城市营州担任商贸翻译。
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种舞蹈正是撒马尔罕地区的绝技。唐玄宗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把许多胡旋女作为礼物送到唐朝。这些粟特女孩穿着锦缎做成的绯红袍、绿锦裤、红鹿皮靴，站在转动的大球上，做出各种令人叹服的旋转动作。据说，杨贵妃也学会了这种舞蹈（她究竟胖不胖？），而这被诗人白居易和《新唐书》的作者们视为天常将乱的征兆。
粟特人原本信奉拜火教，在西安和洛阳都有拜火教的寺庙，新疆库车的石窟中也保存着绘有拜火教神袛的壁画。然而，到了8世纪，粟特人在信仰上被彻底伊斯兰化了。阿拉伯的大军征服了这里，导致一部分拜火教徒逃到了印度孟买。据说，在那里他们仍然以经商见长，今天的塔塔集团就是拜火教徒的后代。
对唐朝来说，经历安史之乱后，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西域。在一次与阿拉伯军队的会战失败后，唐朝的势力退出了中亚。1220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摧毁了这里，我眼前的土地从此湮灭于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宫殿已经沉降于地下两层楼的深度，并渐渐被后人遗忘。188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才开始在阿夫罗夏伯的废墟上挖掘。他们的考古发现，如今陈列在阿夫罗夏伯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博物馆里。
我花时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深感这里可能是整个撒马尔罕最有价值的地方。展品包括历次考古出土的文物，从远古时代的石器，到亚历山大时期的银币，再到拜火教的祭坛、储存尸骨的陶罐等——按照拜火教的规定，死人必须接受天葬。那些被乌鸦和野兽啃干净的骨头才能得到收殓。
对我来说，最有兴味的还是那些“丝绸之路”留下的遺迹。中国人的丝绸和瓷器传入了这里，而粟特人将制造玻璃和酿造葡萄酒的技艺传入中国。东西方的珠宝、首饰、钱币在这里汇聚，还有用骨头精心雕刻的弈者。他们的形象让我想到唐代酒馆中的“醉胡人”——那是一种头戴宽檐帽、高鼻梁、蓝眼睛的木偶，用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木偶跌倒时，坐在它跌倒方向的客人，就必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发现，粟特时期的壁画也部分保存了下来。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将壁画人物的眼睛刮了下来。然而，这些壁画的画笔依然堪称精良，颜色历经千年却依然鲜艳。那时正是中国的唐朝，也是粟特文明最鼎盛的时期。
我仔细审视着那些壁画，其中一幅展现的是万国朝拜的盛景。撒马尔罕的君王高坐在宝座上，身穿华丽的长袍，戴着精美的饰物，各国使节纷纷献上各自的珍宝：有长发的突厥人、梳着辫子的高丽人和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首领……当年的撒马尔罕，远比今日繁华。
在另一幅壁画上，我看到一位骑在白象上的公主，身后是一队骑在马上或骆驼上的随从。还有一幅壁画的主题是唐朝的宫廷。我惊奇地发现，壁画的主角竟然是女皇武则天：她正悠然地坐在龙舟上，一边欣赏着西域琵琶，一边观看岸上的骑兵追捕一只猎豹。
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中，提到以描绘外国形象和狩猎场面闻名的唐代画家胡瓌、胡虔父子，以及阎立本所画的进贡者躬身致礼，将百兽之王狮子贡献给唐朝皇帝的《职贡狮子图》。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认为，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然而，当我看着眼前的粟特壁画，我不禁体会到其间所洋溢的自豪感。在“丝绸之路”的两端，粟特人和中国人都处于各自文明的巅峰，那种自豪感或许更多的是相互的、并存的。
阎立本的《职贡狮子图》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已不可见。不过，在粟特人的壁画上，我还能依稀想象阎立本描绘的场景：胡人、猛兽、帝王。
3
在撒马尔罕的日子里，我数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我仍然记得六年前第一次走在这里时，内心感受到的震动。它的确异于我所熟悉的那套宏伟叙事，既不是东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中亚的。 帖木尔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就请看看我们的建筑。”某种程度上，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东征的路上，他突然死于伤寒。然而，当我走在雷吉斯坦广场上时，我总会玩味这样的念头：如果帖木尔没有病死，他会给明朝带来什么？历史自然不容假设，我很高兴帖木尔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继承人乌鲁格别克放弃了东征，转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文学研究和撒马尔罕的城市建设上。
如今，雷吉斯坦广场上的三座经学院对称而立。西面的乌鲁格别克经学院是其中最古老的，完工于1420年。一百年后，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也曾站在经学院的屋顶上，指挥他的军队驱逐进犯的乌兹别克部落。巴布尔最终兵败，被迫流亡印度，而乌兹别克人成了雷吉斯坦的新主人。
他们推倒了乌鲁格别克经学院对面的大旅店和托钵僧宿舍，仿照乌鲁格别克经学院的样子，建起另外两座经学院。乌兹别克人的暴发户心态也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上。其中一座经学院以怒吼的猫科动物为装饰。它看上去完全是一只老虎，但实际上是想画成一只狮子。乌兹别克人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仅仅是想借此彰显自己的权势，顺便无视一下伊斯兰教禁止绘画动物的规定。另一座经学院同样奢华，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花朵，还以大量金叶点缀穹顶。这座经学院的名字颇为直白，意为“穹顶覆盖黄金”。
雷吉斯坦广场曾是整个中亚的中心，然而当我穿过高耸的拱门，走进经学院的庭院时，广场带给我的幻觉却瞬间蒸发了。我感到自己仿佛掀开了幕布，走到了后台。
这里的一切都近乎朴素：没有太多装饰，没有任何炫耀，墙缝中长着杂草，门梁上落满灰尘……我意识到，这里的使命早已结束：曾经，它们是经学院学生的宿舍。如今，却变成了贩卖纪念品的小铺。
那些塔吉克商贩操着各种语言吆喝着，但是似乎已经没有了粟特祖先的说服力。只有很少的游客会对那些同质化的围巾、盘子或冰箱贴流露出购买的兴趣。我发现自己走进几家商铺，仅仅是因为主人太过热情，拉客声近乎悲壮。
一位中年女店主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十多年。她向我逐一推销所卖的东西，从较贵的首饰到便宜的餐具，然而都无法令我产生拥有的欲望。最后，出于无奈，我从角落里抽出一本苏联时代的画册。
画册的印刷是如此粗糙，以至于那些19世纪的老照片看上去更加古老。我发现，一百多年前，雷吉斯坦广场已经形同废墟。战争、地震使得撒马尔罕在18世纪就成为一座空城。在时间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功，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画册介绍了苏联人重建雷吉斯坦广场的过程。除了给一座经学院加上了一个原本没有的蓝色圆顶，他们干得着实不错。但是，雷吉斯坦广场达到今天的修复程度，还要归功于乌兹别克人。独立后，乌兹别克抛弃了列宁，选择帖木尔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为了使帖木尔的首都再度成为一张骄傲的名片，就势必要恢复撒马尔罕的荣光。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灯光秀。经学院的外墙变成了巨大的幕布，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帖木尔骑着战马呼之欲出，仿佛正在杀向那些交了15美元的外国老年观众……
雷吉斯坦广场过于巨大，所以很少有人会绕到它的后部。但是当我偶然走到那里时，我看到一座大理石平台，上面竖着几座昔班尼时代的墓碑。昔班尼是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是他驱逐了帖木尔的后裔，占领了撒马尔罕，乃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然而，他的墓地却几近破败且乏人问津。原因既简单又凄凉：一旦确认昔班尼的祖先身份，帖木尔帝国的辉煌将不再属于乌兹别克人。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6世纪时，乌兹别克部落才来到这片土地。此后的数百年里，整个地区成了一个黑洞。
雷吉斯坦广场的东北方，矗立着比比哈努姆清真寺——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由帖木尔亲自督建的建筑。1404年10月，西班牙使节克拉维霍来到这里，惊叹于这座清真寺的恢弘。然而，帖木爾却认为它的拱门太低，难以匹配他的战功。
他下令将整座清真寺毁掉重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呆在这里，像工头一样，监督工程进度。克拉维霍在回忆录中写道，帖木尔会命人煮熟肉块，直接抛给下面的工匠，如同喂狗。这些工匠来自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帖木尔集中了全国的力量。克拉维霍说，当帖木尔对工程感到满意时，他会直接将金币扔给那些泥瓦匠。
刚刚建成不久，石块就开始从穹顶坠落。人们争论过个中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期实在太紧。地震加速了清真寺的损毁。在1897年彻底坍塌之前，这里是沙皇骑兵的马厩。
4
帖木尔的死的确与中国有关。1404年冬天，他带领20万大军远征中国。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帖木尔也身染风寒。他的阿拉伯传记作者写道：“汤药和冰袋让他的口鼻喷出泡沫，好像一只猛然被拽住缰绳的骆驼。”1405年2月，帖木尔死于肺炎。他的尸体就葬在了撒马尔罕。
我去了古里·阿米尔——帖木尔的陵寝。与六年前的印象相比，这里似乎更宽敞，更庄严。阳光透过格子窗射进来，从穹顶到墙壁全都镶嵌着金叶。墙壁上那些看似抽象的图案，实际上是古阿拉伯文“真主不朽”。整座灵堂就像一座刻满经文的立体经书——我能想象它给穆斯林带来的震撼。
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入灵堂。乌兹别克人的脸上带着敬畏之色，不时做出祈祷的手势。外国游客则是一种探秘般的神色——他们走进了帖木尔的陵寝，那个几乎可以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征服者、恐怖的代名词，如今就躺在眼前那座窄小的黑玉石棺材里。
我坐在灵堂墙边的石凳上，试图让自己陷入某种历史情绪中。一些陈词滥调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比如“再伟大的征服者也将化为尘土”等。但我明白，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我更欣赏的是苏联科学家格拉西莫夫那样的考古精神。
帖木尔的棺材上刻着“我若活着，必令世界颤抖”的名言。当地人传说，移动帖木尔的尸骨，必将带来巨大灾祸——比帖木尔生前造成的灾祸还大。但是，1941年6月22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队还是打开了帖木尔的棺材。 在一张当年的黑白照片里，我看到格拉西莫夫身穿白衬衫，将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捧帖木尔的头盖骨，脸上挂着唯物主义者的微笑。他的身边是六位同样微笑的助手。明亮的考古灯，打在他们的脸上。第二天，天刚亮，希特勒对苏联宣战的消息就传来了。
然而，考古仍在继续。格拉西莫夫以实证主义的精神，解剖了帖木尔的尸骨。他的头盖骨上还沾着红色的毛发，身高大约在1米7左右，高于当时突厥人的平均身高。他的右腿受过刀伤，这证实了“跛子帖木尔”的外号。此外，他的确死于肺炎。
通过头盖骨，格拉西莫夫还原出了帖木尔的形象，并塑造了一座青铜头像。帖木尔有两道倒竖的眉毛，颧骨突出，鼻翼两侧长着两条凶悍的法令纹。他看上去有点像当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农民领袖。或许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画像，大多受到了苏联美学的影响。
走出古里·阿米尔，混乱的大街立即将我吞噬。我思考着为什么六年前来到这里时，我会留下一个冷清的印象。我记得，大街上空空荡荡，路灯摇晃着树影。玛利亚走在前面，戴着一顶乌兹别克小花帽。我走在后面，极力想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刚离开夏伊辛达，暮色中的陵墓群让人心生悲凉。
某种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马尔罕给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坟冢，一片漂亮的陵墓群。历史留下的一切遗迹，都已经与今天的撒马尔罕没有任何瓜葛。作为旅行者，我只是机械地从一个遗迹，移动到另一个遗迹，试图从每个遗迹中眺望到一点遥远时代的微暗火光。或许，这就是玛利亚最终放弃导游职业的原因。她已经厌倦了谈论那个已逝的撒马尔罕，那个与今天断裂的过去。
带着一种怀旧的渴望，我穿过雷吉斯坦广场，走向夏伊辛达。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汇入了一条前往夏伊辛达的小溪流。大部分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女人穿着传统服饰，男人戴着帽子；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游客，身边伴着说英语、法语的导游。
夏伊辛达是一片陵墓群，埋葬着乌鲁格别克时代的王妃贵族。每一座陵墓的设计都颇为优雅，拥有光滑的马赛克瓷砖和蓝绿色的穹顶。一座八角形的陵墓完全是阿塞拜疆式的，这也说明了帖木尔帝国的疆域曾有多么广大。
2005年，这些陵墓被政府修缮一新。很多人认为，它的美丽大打折扣。在《篷巴拉克历险记》里，儒勒·凡尔纳曾经借一位法国旅行记者之口，赞颂过夏伊辛达当年“无法描述的美”。这位法国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乘坐跨越中亚的火车前往北京。他说：“即便我将文字、马赛克、山墙、拱梁、浮雕、壁龛、珐琅、斗拱都串在一个句子里，画面依然是不完整的。”
每一座陵墓同时也是一座小型清真寺，因此夏伊辛达是神圣之地。我看到一些塔吉克人坐在陵墓旁的长凳上，正跟随一位业余伊玛目唱诵阿拉伯经文。那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有着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祈祷结束后，我们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只是普通的穆斯林，自学了阿拉伯语和那些抑扬顿挫的祈祷文。他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诵，每个人会给他一点小钱。
“一个人几百苏姆，”他说，“但我并不是为了钱。”
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拜库萨姆·伊本·阿巴斯（Kussam-ibn-Abbas）之墓。它就在台阶的尽头。伊本·阿巴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676年，他最早来到撒马尔罕，传播伊斯兰教。他惹恼了这里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在伊本·阿巴斯祈祷时，粟特人砍去了他的头颅。他的棺材上镌刻着《古兰经》中的一句话：“那些因信奉安拉而死的人并没有死去，他们还真实地活着。”这也成为夏伊辛达命名的来源：活着的国王的陵墓。
蒙古人摧毁了撒马尔罕，却保留了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因此，1333年，伊斯兰世界的“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来到这里时，发现夏伊辛达依然神圣。他在游记中写道：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的晚上，撒马尔罕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来到伊本·阿巴斯的墓前，带着献祭的牛羊、迪拉姆和第纳尔。
在夏伊辛达的历史上，只有苏联时期是一个例外。这块宗教圣地被改为一座反对宗教的博物馆。不过，那位业余伊玛目告诉我，即便在蘇联时代，还是会有人来到这里，聚集在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周围，静静祈祷。
我沿着石阶，穿过拱廊，进入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和众人一样，我也透过木栅栏，观看伊本·阿巴斯的棺木。在我身后，一排朝圣的妇女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她们全都戴着头巾，却难掩长途旅行的疲劳。她们轻声祈祷，不时向天上举起粗糙的双手。
在她们中间，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戴头巾。她穿着红裙子，套着一件斗篷般的夹克。她精心化了淡妆，戴了耳环，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塔什干，在一所大学里学习哲学和宗教。她有很多老师是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她们都戴头巾。
“你以后会戴头巾吗？”我问。
“我在考虑，”她说，“我想等我对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再做决定。”
我们走出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分手告别。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慢慢走下台阶，那抹红色最终融入周围的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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