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北上，准备入朝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战场形势非常紧张，人员消耗很大。这时，中央军委电令正在西南剿匪的十五军回师，准备入朝作战，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序列。当时我任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七连副连长，接到命令后，我们火速北上。1951年2月20日，我们到达河北省邢台市。
　　1951年3月19日，我们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登上了出征的列车，朝着鸭绿江畔出发。火车走到凤凰城，师里留下我和几名同志，大部队继续前进，从丹东入朝。这可把我急坏了。后来才知道，把我们留下来是因为我们军要建一个新兵师，让我们在这儿等待从四川来的新兵，训练之后带到朝鲜补充部队。在凤凰城接收110名四川新兵后，我当上了新兵连长。
　　紧接着，我们从凤凰城出发，步行了两天到达丹东。当时火车、汽车都忙着运送物资。我们到达丹东后，配发了鞋子、干粮、湿粮、雨布等物品，每个人差不多要背六七十斤重的东西，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快到鸭绿江大桥的时候，部队停下来休息，因为白天目标太大，很容易招致敌机猛烈轰炸，所以只能等待天黑出发。就这样，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跨过了鸭绿江。

　　守住阵地，首要的是解决坑道口的安全问题。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后，在上面构筑了大量的工事，派重兵把守。我方的坑道口上方周围布满了敌人的碉堡，最近的只有十几米的距离，敌人企图把我军战士死死地卡在里面，让战士们既出不来，也得不到后方支援。
　　最初敌人看我方坑道里的人少，就用大量的人力和火力冲击我方坑道口。他们先用炮弹炸一阵子，然后几十个人一起冲击，故意装出气势汹汹、猛烈攻击的样子。但美军致命的弱点就是胆小怕死，一冲到坑道口就动作迟缓，畏畏缩缩。我方只要在坑道口用一挺机枪或两支冲锋枪，就能把他们打退。他们一次次冲，我方就一次次打，每打退一次进攻，坑道口前就会留下二三十具敌人的尸体。
　　一次次冲击失败，敌人改變了打击方式，选用土埋的方法。他们向坑道口下方向推土，一边推一边用机枪封锁坑道口，这是敌人对付我方坑道口的第二招。我方哪能坐以待毙，赶紧在里面挖。我方像是和敌人赛跑一样，他们推得快，我方挖得更快。敌人费了半天劲也没达到目的，我方再一次战胜了敌人。
　　土埋不行，敌人又想出更毒辣的一招，开始往下推炸药，想把洞口炸塌，把我方震死在洞里。每一个炸药包都有二三十公斤。一开始，我方找不到办法。我连一排战士就这样被敌人闷在坑道里，全部牺牲了。这是一个屡建战功的团队，就这样整建制地消失了，太可惜了！战士们后来发现，炸药包从被推下来到爆炸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把炸药包抱起来甩出去，如果来得及也可以剪断导火索不让它爆炸。后来，敌人又扔油气桶放火烧、扔毒气弹，把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都使尽了，最终也没能把我方战士逼出来。
　　后来，战士们摸到敌人的规律，总结经验，什么时间出去，什么时间回来，怎样回来，教给每个战士，同志们打得得心应手。最开始战士们出去一次能炸两三个碉堡，后来一晚上能炸掉六七个碉堡。有时候，战士们还穿着敌人的衣服，去收集武器和炸药。战士们还想出声东击西的办法，用炸断的电话线拴上罐头盒，悄悄安放在阵地的不同位置，引得敌人到处放枪。
　　七连是在10月15日奉命进入坑道的，到25日撤下阵地。战士们在坑道里坚持了整整十天时间，度过了永生难忘的日子。

重回七连，战友团聚

　　我从师部医院回到部队后，七连已经参加战斗，我要求去前线，营长、团长都没有同意，后来安排我在团部作训股工作。
　　回到团部第三天，张参谋长交代我一个任务，他对我说：“你到后勤领一条烟，和民运股的干事一起到团卫生队去，把从前沿下来的战士集合起来开个座谈会，问问他们都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意见？特别是对干部的指挥都有些什么看法？把这些意见征集征集。另外，了解了解他们在作战方面都有什么办法，有什么经验，都谈一谈。带上一条烟送给他们。他们平时光顾着打仗了，烟也吸不上一根。”
　　我俩到后勤领了烟就去了团卫生队，把所有还能动弹的伤员全部聚在一起，不管是哪个连哪个坑道的，都坐在一起吸着烟、聊着战场上的情况，我把他们的意见和想法记了下来，向张参谋长作了详细汇报。
　　张参谋长听完我汇报后说：“现在团里决定让你还回七连，昨天晚上七连已经撤下来休整，你赶快回去吧！他们这一次打得很好，也很惨，你回去后抓紧时间把队伍调整好，很快就给你补充新兵，一定要带好这支队伍。”
　　听说让我回七连，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我脱离连队已经有段日子了，时时刻刻都牵挂着连里的兄弟们，再也不想与他们分开。
　　我从团部匆忙回到朝思暮想的连队，可怎么也没有想到，七连已经面目全非。十天的战斗，七连就有一百二三十人永远地倒在了阵地上。
　　战士们见到我都哭了，我心里像刀扎一样，捶胸顿足，欲哭无泪。我毕竟是一连之长，是大家的老大哥、主心骨，我不敢哭，也不能哭，我要做的就是重建队伍，继续战斗，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第二天，上级给七连补充了一批人员，有军警卫连、监护连的战士，炮兵连的骡马手，虽然这些战士都没有上过前线打过仗，但是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求战热情。上级把他们都派来了，这也可以看出我们部队的损耗非常大。
　　接下来就是组织大家集训，组织老兵教新兵战术和使用武器。我对老兵们提出了“三包”要求：包带、包打、包立功。对新兵只提出“一保”：保证跟上老兵的行动。我让一个老兵带三四个新兵，明确责任分工，开展竞赛，全连的训练热情一下高涨起来，大家纷纷要求上前线、去立功。

战役第三阶段：夺回597.9高地表面阵地

　　10月30日，上级下达朝鲜战场中线决定性反击命令，七连的任务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夺回五圣山东麓咽喉的上甘岭597.9高地表面阵地。受领任务后，全连整装待发，直奔上甘岭。
　　进攻时间定在当天夜晚10点，战斗的目标是把阵地夺回来，全面恢复我军对597.9高地的表面控制权。战斗顺序是炮兵先打三个急袭：第一个急袭十分钟，主要是对目标阵地破坏性的摧毁，然后停十分钟。第二个急袭还是十分钟，停五分钟；四连在最前沿的坑道内，距敌最近，这时在炮火停止后组织几个人出来，连冲带喊带打枪，给敌人造成我们发起冲锋的假象，诱敌展开进攻，佯攻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立即撤回。第三个急袭就是铺天盖地地打过去，还是十分钟，目的是消灭跑到阵地上的敌人。三个急袭后，表面阵地上的敌人和工事基本上摧毁70%以上。
　　炮火之后，随即发起冲击。上级要求第一批冲击的连队要跟着炮弹上，宁可让掉队的炮弹打倒我们一两个自己人，也不准敌人从坑道里出来，不给他们还击的时机。
　　按计划，四连第一批冲击，跟着炮火上，把敌人堵在工事里，在工事里将其消灭，阵地就会很顺利地夺回来。如果四连拿不下阵地，则六连强攻把阵地拿下。如果六连没有力量坚守，这时七连顶上去，目标很明确，无论如何也要占领阵地。
　　可是四连指导员沉不住气，提前一分钟下令冲锋。就这短短60秒的时间，三四十个人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十几个人倒下了，剩下的二十来人根本没法继续进攻。四连没有按预期将敌人堵在工事里。敌人冲了出来，这给我们下一步的进攻带来很大困难。 　　六连只好提前发起冲锋。受敌人火力压制，伤亡很大，六连长万福来也受了重伤，六连没有拿下阵地。
　　此时，敌人已经得到充分的喘息，情况更加严峻。我方没有炮火支援，只能靠手中的武器冲击，而此时敌人火力已全面展开，压得我方无法还击。
　　紧急关头，负责指挥的二营参谋长张广生派人把我叫到四号坑道。我刚进坑道就看见万连长躺在那里，满脸是血，但意识清醒。见我进来，他指指里面，大概是想告诉我参谋长在里面等我。参谋长见到我就说：“六连伤亡很大也没上得去，你们连赶快上，不惜一切代价把阵地拿下！”
　　我接受命令后急忙向外面走去，带上七连战士往上冲，敌人后续部队也在往上冲，狭路相逢，拼的不仅是武器，还有胆气。
　　突击排的战士端着冲锋枪，冒着枪林弹雨硬是冲了上去，一梭子子弹打完了，接着就是一排排的手榴弹投了出去，然后又是一梭子子弹、一排排手榴弹。敌人被我们的气势吓退了，我们终于占住了山头。
　　但没过多久，敌人趁我们立足未稳，立即组织力量反扑。只见黑压压一片锃亮的钢盔，臭虫般密密麻麻地向阵地扑来。我们拼全力反击，这边的打下去了，那边的又上来了；那边的打下去了，这边的又上来了。趁我们换弹夹的空隙，敌人就扑上来不少，双方像拉锯似地展开了反反复复的阵地争夺战。
　　我连突击排连续冲了三次才把整个阵地占领。随即三个排都上到了阵地，火力得以全部展开，冲着四面一齐开火，彻底把敌人给压了下去，稳固了阵地。
　　至此，我们一举恢复了1号、3号、9号阵地，恢复了597.9高地上主要阵地的控制权。

为荣誉而战，坚守24小时

　　我们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后，敌人开始了疯狂报复，每日落弹十几万发，表面阵地两米多厚的岩石被打成了粉末，所有的工事自然也荡然无存。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守住阵地真是非常艰难。为了保存实力，我命令大部分人撤进坑道，陣地上只留一小部分人观察，只要发现敌人开始进攻，部队立即运动到作战位置进行回击。
　　为了激励战斗情绪，党支部提出“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为祖国争光！为祖国人民立功！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累好人，一人为整体负责！”等一系列战斗口号。上阵地前，营长给我们传达了上级指示：只要在表面阵地上坚持24个小时，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都要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我教育大家为荣誉而战。
　　31日下午4点钟，七连加上三连后续补上来的战士，有战斗力的不到30人。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敌军300多人向我们扑来。我万分焦急，赶紧向团长请求支援，可是团里各部队都在阵地上，团长急得团团转。
　　按照师部原先的战斗部署，我们一三五团攻下阵地后，八十七团应在31日晚上接替我们。可现在天还没黑，我们的人就快打光了。团长赶忙给八十七团团长打电话，请求他们提前上阵地，但八十七团团长坚持要按照师里的部署行动，因为白天炮火重，上到阵地损失大。
　　敌人显然是不愿夜战，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在天黑之前速战速决，一举夺回阵地。他们几百人一起往上冲锋，黑压压的一片，源源不断地向阵地拥来。
　　在这危急关头，我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了管炮兵的副师长唐万成。我马上命令步话机员接通电话：“副师长！副师长！王八上来了，我们还剩二十几条了！”“王八”是指敌人，“我们二十几条”是隐语（意思是我们还有二十几人可以战斗）。因为步话机是明码通话，敌人也能听到，不能暴露我们的实力。
　　“有多少王八？”副师长问。
　　“300多，就快要爬到我们九号阵地上来了！请求炮火从9号阵地100米处开始往下压。”
　　炮弹呼啸着飞上阵地，一阵电闪雷鸣，200多个敌人炸死在了阵地上，一只“王八”也没爬上来，我们高兴地欢呼起来。在炮兵兄弟的支援下，我们坚持到了傍晚。

一个苹果传递温暖

　　10月31日傍晚，七连战士在597.9高地表面阵地上苦战近24小时后，只剩下了最后八个人。四名步话员、卫生员张乐、通信员邢志林、一名受伤的战士兰发保，加上我。
　　营长命令四连派出五个同志来支援我们，他们每人扛着两箱手榴弹上来，其中有一个叫刘明生的战士，悄悄塞给我一个苹果。他对我说：“张连长，我们连也只剩下九个人了，都转入战场运输了，我们保证你们的弹药充足，但是你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啊！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交给你一个苹果。”
　　我见他又交苹果，又提要求，又表决心，心想一定是他们连长交代的，让他带着这个苹果来鼓励我们。
　　于是，我问他：“这苹果是哪儿来的？”刘明生说：“在半路上捡的。”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吃了它？”
　　他笑了笑说：“我在路上可以喝到一点水，你们在这里打得这么紧张，肯定喝不上一点水，这咋受得了？特别是你当指挥员的，得指挥战斗，最需要水，你这么辛苦就把这个苹果吃了吧！”
　　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知道从四连坑道到我们九号阵地，一路上连个水坑都没有，哪来的水喝？他是自己舍不得吃啊！为了让我能安心地接受这个苹果，他编出了这样善意的谎言。这个普普通通的苹果因为盛满战友的情谊而变得沉重。
　　虽然是刘明生悄悄塞给我的，可我怎能独自一人吃了它？我要用它作为一个教材，激励和教育连队的战士们，要更勇敢地面对困难，更坚决地打击敌人，更顽强地守住阵地。我要告诉战士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苹果，而是兄弟连队送来的最大精神支援。
　　我们连的四个步话机员从昨晚上阵地以来，就不停地向上级报告情况、传达指示，嗓子喊哑了，嘴巴喊干了，舌头累直了，嘴唇裂开了深深的口子。有了紧急情况喊不出话来，急得猛抽自己的嘴巴，打出血来润润口再接着喊话；有时他们来向我传达上级指示，说不出话来也是这样。我心疼极了，可实在没有一点儿办法。我把这个苹果交给步话机员李新民，告诉他：“这是四连给咱们送来的一个苹果，代表着四连对咱们的鼓励和希望，也代表着战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你们四个把它吃掉，保障和上级联系，好让我们顺利完成坚守阵地24个小时的任务！” 　　这四名战士轮着闻了闻苹果，又摸了摸，可谁也没舍得咬一口，他们说：“大家是一起上阵地的，要说苦大家都苦，我们咋能把它吃了呢？还是留给伤员同志吧！他们负伤流了血，身体更缺水。”于是，把苹果递给了伤员兰发保。兰发保也摸了摸，闻了闻，还是舍不得吃，又递给了卫生员张乐，张乐又递给了通信员邢志林。
　　一个苹果在大家手里传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我的手里，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连长一直在最前沿指挥，和大家一起战斗，说的话最多，所以连长最应该吃。
　　大家几十个小时滴水未沾，当时别说一个苹果，就是一筐苹果也不够我们吃的。看着大家恳切的目光，我的内心再一次被战友的深情所感动。我怎么能吃得下这个苹果？可是要是我不吃，战士们又怎么肯吃呢？
　　于是我说：“同志们！咱们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咱的阵地前躺了多少敌人？大家都看到了吧？现在咱们连一个小小的苹果也消灭不掉吗？现在谁再要是说不吃或者找理由说他不该吃，他就是不想在阵地上坚持，就是没有决心和勇气战斗到最后一秒钟！我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勇气！”说完，我就在苹果上咬了一小口。
　　大家果然不再推托，每个人都在苹果上咬了一小口，仅仅是一小口。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苹果在我们手里转了三圈才吃完。
　　这个苹果传递给我们无限的温暖，在同志间深厚战友情的感动下，在一腔爱国热情的引领下，我们八个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到后续部队赶来。

三天三夜的坚守

　　当天夜晚8时许，八十七团一位副排长带领一个班赶上来了。这个班的兵力对我们来说，可真是雪中送炭。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我清点人数后发现，除了我们七连八人之外，八十七团上来的人也寥寥无几。
　　算算时间，后续的部队应该就快到了，我们应该可以坚持到那个点。于是，我对八十七团副排长说：“谢谢你们的支援，现在敌人的进攻少了，你们赶快回去向你们团长报告这儿的情况吧！”
　　刚送走八十七团的同志，我们团的通信员就到阵地上来了，他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七连已经圆满完成战斗任务。通信员接着说：“团长命令，你们一个排留下一个人，你留下，再留一个通信员给后续部队当顾问，其他的都撤回去。”
　　我说：“你赶快报告，我们就剩下八个人了，我的意见是要么都不下去，留下来继续战斗；要么我一个人留下，他们七个都下去。”
　　过了半个钟头，通信员回来说：“首长同意张连长你的意见，你一个人留下，他们都回去。不过有一条，凡是上来的部队都归你指挥，但是丢了阵地也由你负责！”
　　11月1日1时，后续部队上到阵地。
　　次日1时，十二军九十一团三营八连奉命上来守卫阵地。按照原先的部署，大部分人撤进坑道，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动兵力，在有效保存自己的同时，大量消耗敌人，我和九十一团同志又战斗了24小时。
　　至此，我在阵地上已经打了三天三夜，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通信员私下将我的情况报告给了团长，团里派我们连副指导员来到阵地，换我下去休息。
　　我内心并不想下去，虽然三天没吃没喝，但是精神高度紧张，竟然一点也不累，感觉身上都是力气，还可以继续战斗。但是，上级命令我下去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副指导员的信任，我不能再多讲。
　　当天夜里10点左右，我开始动身出发。临走前，我到小坑道里拿了五支崭新的卡宾枪。这是我们在战斗中缴获的，有一整箱，都没有用过。我心里盘算着，带回去给我们连三个通信员一人一支，再给营里两支。
　　说来也怪，正当我往回走的时候，突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居然挪不动了。我心里想，不就是背了五支枪吗？两腿咋就不听使唤了？既然走不动，我就干脆爬着回去。爬了一会儿，我的双手和膝盖都磨出血了，一点都不想动，身上五支枪也越来越沉。于是，我一咬牙，狠狠心，扔掉了一支枪，后来又扔掉了两支，只带回来了两支。
　　从597.9高地上撤下来后，我先向营、团首长汇报战斗情况，然后回到连队。全连的同志一起来迎接我，见到他们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经历了一场生死与共的战斗后，我们的感情又一次得到升华。

“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上级命令我带连队到后方休息，集合起队伍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最初，我们连队160多人，后又补充上来了50多人，加在一起是220人的大连队，最后仅剩下23人。

　　连里在报请立功受奖的时候，我们重点上报了牺牲战友的事迹，为他們请功。后来，团首长对我说：“张计发，团里给你报英雄，报了好几次，上级都没有批，军里说连以上干部都不批英雄。”
　　我说：“哎呀！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不是！”
　　后来，我们七连被授予集体一等功，我和指导员分别被授予一等功，军党委授予七连“攻的勇猛，守的顽强”光荣称号，授予我“军政双全的好连长”荣誉称号，并在全军通报表扬。
　　回国后，部队送我到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我的第一篇作文《我们的排长》讲述了坑道里一个苹果的故事。后经整理，《一个苹果》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1956年电影《上甘岭》公映，我作为张连长的原型之一被大家认识。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讲故事的“任务”，从小学到大学、从机关到企业、从城市到乡村，从30多岁到现在90多岁，从未间断过做传统报告，即便是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我仍在坚持。因为在我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我们那一代人为了新中国成立，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传给后代们，把我们英雄战士们的事迹讲给后代们。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代们：我们党怎样把一个没饭吃的放牛娃培养成一个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我要告诉他们上甘岭精神是怎样凝结的，中国军人的铁骨忠魂是怎样炼成的。告诉我们的二代、三代要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永远发扬上甘岭精神，为我们的祖国更强大、人民更幸福而努力工作、奉献担当。
　　在我们当地，很多人都认识我，见面总是称呼我“英雄”“英雄连长”“老英雄”，这些称谓常常使我有种不安的感觉。我始终告诉大家：“我不是英雄，如果你们称呼我英雄，我答应了或者默认了，那我就是政治上的贪污犯，我再三说明我不是英雄，我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本文得到张计发家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整理过程中参考了张计发小女儿张冬冬所写《铁血丹心：张计发回忆录》相关内容）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