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就是那些学贯中西、才富五车，人人望其项背而不及的人。近现代中国大师，悉数出在民国，当代却是鲜有了。我们了解的这些大师，往往以其学术和论著而闻名，实际上，真实的大师却也另有一番风骨——诙谐幽默。
　　梁启超，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大师授课时的开场白经常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稍微顿一顿之后，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先抑后扬，一下子把学生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
　　刘文典，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刘大师上课的开场白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抗战时期，刘大师跑防空洞，遇见作家沈从文，便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沈从文好脾气，不与他计较。
　　平心而论，尽管沈从文小说写得好，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闻一多上课时，要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讲唐诗，常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引经据典信手拈来。闻一多大师的课总是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有句话流传甚广：“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聽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名不虚传。
　　章太炎，国学大师，大学问家，谱儿也大。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俱是大师级人物。章先生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也有资格说这个话。
　　马衡，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陈寅恪，国学大师，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之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大师毕生追求。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黄侃，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季羡林，国学大师，通晓12国语言。一次，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到，看见路边有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一下包，我去报到。”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这个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给大家演讲的正是给他看包的老头，他就是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