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本发是我家乡那个小村子的原生产队长。当年的生产队长，虽然按黄宏演的小品中的说法是只比国家主席小四级，但实在是无品无级的不入流的小官。对只担任过这么小的村官的邹本发，我却要给他冠以“领袖”的头衔，绝不是哗众取宠，实在是他有难能可贵之处，不这样说不足以表现他在曾经的那段不短的时间里在小村的地位和对小村的贡献。
　　生产队长这个官虽小得不能再小，但在当时对一个村子的全体村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可以不关心谁是县长，不关心谁是乡长，但他们不能不关心谁是队长。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是富足滋润，还是贫穷拮据；是大囤粮满小囤流，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青黄不接叫哭连天；是学生能上学，小伙子都能娶上媳妇，本村的姑娘不想出村，外村的姑娘争着往里嫁，还是学生辍学，小伙子说不上媳妇打光棍，大姑娘纷纷外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当家人——生产队长。
　　一个生产队一般是100多垧地，男女100多号劳动力，三四百口人。怎样经营好这些土地调动好这些人，没有点运筹帷幄的能力还真很难胜任。作为一队之长，他的每一个错误的举措都会变成实际的损失，影响到年末农民的收入；每一项明智的决策，都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收入，增加社员的实际福利，由此可见队长的重要性。另外，这个工作的确有点难度，想干好也真不容易。当时流行这么两句话，一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说生产队虽是个小单位，它也是个小社会，各种问题矛盾都会有，诸如劳动分工，财、物的管理和分配，邻里纠纷等都要由队长来处理。再有哪个屯子都有几个所谓的“屯大爷”，总想干点俏活，不出力还要占点便宜，怎么摆平这些人，这也要看队长的本事。还有一句话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一根针就是生产队长。诸如社会治安，修桥补路，合作医疗，各种运动，包括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上边哪个部门的“令”都要由队长去执行，队长之难可见一斑。就是这么既重要，又难干的活，邹本发几乎是从有生产队开始一直干到生产队解体，他把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段献给了生产队，他也在生产队里显示了自己生命的辉煌。
　　在当时极左的路线、政策条件下，大多生产队都艰难地跋涉着，但我家乡的小村在他的领导下，还是很有些光彩的。
　　全村一百多垧地种得井井有条，收成好，有时还钻政策的空子，出几挂车到市里拉脚（当时称为搞副业）创收挣钱。我记得最好的时候，年底分红时，每个劳动日值达到2元钱，一个好劳动力一年能挣到七八百元，这就收入颇丰了。正因为这样，这个村子日子过得很红火。人们都能吃饱不说，当时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在我们村是平平常常的东西。家家孩子都能上学，就我们家来说，兄弟5个除了大哥哑巴没念过书之外，4个都读到高中毕业。每家的小伙子都能娶上媳妇，就连当时最不好说媳妇的地主富农的子弟也没有一个打光棍的。外地人争着要到这里来落户，但要拿到这个村的“绿卡”是比较困难的，得有几个条件，或者是哪方面的能工巧匠，生产队需要的人；或者是能买到当时的紧俏商品，如电动机之类；再就是有大姑娘，能嫁给本村不好说媳妇的人帮助队里解决困难，否则是没门的。
　　邹本发能把队长当到这个份上，虽说不上有什么超人的本领、才华，但也确有他的长处，有些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邹本发不识几个字，没什么文化，但他对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却可以说是熟稔、精通的。作为生产队长，绝对的是内行，用现在的话，那是专家型的领导。全村有多少块地，哪块地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比如什么“鲍家坟”、“十三垧”、“南大排”等，他都了如指掌。如果说这毕竟是有数的几块地，好记的话，那么他对哪块地有多少亩，甚至有多少条垅他都张口就来，这些就不是很容易了。不但如此，每块地上一年种的什么，今年种的什么，明年应该种什么，他都如数家珍（因为按农业技术要求，每块地每年种什么是有说道的，“重茬”“迎茬”都要减产的，要调好茬口）。除了对土地熟悉之外，对使这些土地获得丰收所必备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在土地上从事的各种农活，他都是专家和内行。就农业知识来说，有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要凭经验。就说简单的春种秋收吧，春种讲究的是早，要抢前抓早，但早要有度，要看气候、土地及播种的品种。太早了，种子冻坏了，晚了又错过农时，影响收成，要的是恰到好处。收割也是一样，收早了，籽实不饱满，收晚了，就会雀弹风摇、崩角掉粒，造成损失，这也讲究的是恰到好处。每逢春种秋收，他都像临战的将军，南山北岭地跑，要反复考察，细心揣摸，最后果断下令。再说各种农活，扶犁、点种，铲、趟、割，包括赶牲口等他都是好手。有了这一套本事，他队长当得自然就得心应手。
　　他非常勤劳，不是耍嘴把式、天桥功夫光说不练的那种。作为一队之长，他可以有各种借口不用和社员一样锄田抱垄，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但他却总是和社员劳动在一起，除了格外地操心还要和社员一样地出力。那时农村的活总也干不完，一年四季没有多少闲的时候，特别是夏锄阶段，最忙最累。天气热，雨一追，草苗齐长，侍弄不上去，就要撂荒，因此每天天刚亮也就是3点多钟，就得起床到地里干一气活，约两个多小时，称为打早垅。吃完早饭再下地干到中午，回家吃完午饭才可以歇歇晌，睡一觉，回避一下中午的毒日，下午要一直干到8点多钟，一天要有十多个小时劳作在田间。邹本发要比一般社员起得还早，每天东方刚一放白，一个瘦削的身影就急匆匆地来到村中央的大钟下面，快速地挥起钟锤，于是一阵急切清脆的钟声便响遍全村。随后家家户户就陆续有人拿着农具走出来，有的人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叨咕着：“这老三毛楞（这是邹本发的绰号）真能起早。”叫齐了人，就简单明了地分工：男劳力去南山铲苞米，女劳力去北地薅谷子，张三、李四出几副犁杖，马车去拉化肥等等。分派完了，各有打头的分工负责，他就和社员一样的去干活了。他人虽有些瘦弱，有点气管炎，经常咳嗽，但各种活计总是干在前面。
　　他为人正派，所谓正派，含义很多，这里面包含了诸如公道、廉洁、本分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廉”，他当了那么多年的队长，人、财、物他都说了算，而家中的物件没比别人家多什么，始终是过着普通社员的生活。正因为他对集体的东西不贪，有廉洁的前提，就保证了他办事比较公道。平时的劳动分工，以及分配物资、钱财，他不偏亲向友。我们家人口多，学生多，劳力少，父亲身体不好，他就安排病弱的父亲去看场院，基本上是坐在那里挣工分。我们家无钱无势，他就是出以公心。他也敢于碰硬，对一些所谓的棍儿们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对一些威胁恐吓之类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听兔子叫还不种黄豆了呢。我还真的看他打过一次架，一个比他高大的人喝得醉马天堂舞舞扎扎地向他扑来，也许是那人喝多了脚没根，瘦弱的邹本发三下两下就把他摔倒了，踹了几脚，很潇洒地扬长而去。他人很根本，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诸如吃喝嫖赌之类他从不沾边。当了几十年的队长，应该说是具备些犯点所谓生活作风之类错误的条件的，有时有点绯闻也不算什么，他却从不像有些干部那样，见酒就不要命，见着女人迈不动步，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久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
　　他有朴素的是非观念，不出风头不赶时髦，对当时上级的一些极左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要求，常常是拖着不办，消极应付。他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之为落后，但现在看来是有远见的。当时各种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他多是应付了事，得过且过，从不认真对待。因为以他一个农民的眼光看，那都是没什么用的事，更何况他也不想装积极，捞取一官半职。比如说他对斗地主，抓反革命之类的整人的所谓阶级斗争，就一向不热心，因此在他的治下，地主、富农都生活得很正常，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再比如说学大寨，他也去过大寨，学过经验，对大寨人很佩服，但对上级布置的修梯田却不以为然，他有他的道理。大寨多是山地，不修梯田没法种地，那里到处是石头，砌成田埂很结实，梯田也容易修成。我们这里是慢坡地，根本不用修什么梯田，再说我们这挖地三尺也找不到石头，砌不了田埂，雨一冲梯田就垮，根本是劳民伤财的事。实在没办法推过去了，他就在道旁几块废弃的黄土包地上象征性地修了几块。当时很多生产队都修，有的把黑油油的肥土翻到底下，把贫瘠的黄土翻了上来，庄稼不爱长，却被树为典型，引人参观。现在再到农村看看，那里还有一点梯田的影子。
　　后来生产队解体了，他也快60岁了。远离了忙碌和操劳，虽然清闲了许多，却也有几分空虚和怅然，但他勤劳不减当年，依旧劳作在自家的田地上。后来他就生了病，去世时还不到70岁。他没有享得高寿，与他几十年的操心劳力不无关系吧？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他终年劳作的土地，但他几十年当队长执掌这个村子带出来的吃苦耐劳、本本分分的村风依旧；在他当政期间得以读书的农家子弟，有几个已经走出这个村子，大大小小的都干了点事，单就这些，他也是值得纪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