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清

　　台湾资深广播人，作家亮轩（本名马国光）之妻，音乐人马世芳之母。从1975年开始陆续在自己的节目里播放年轻人的原创歌曲，引领了19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被誉为“民歌运动之母”。从广播圈淡出后，她在2010年取得了加拿大海文学院的谘商证书，成为合格的心理谘商师，是海峡两岸心理谘商课程的领头人物。

　　1975年6月6日，台湾歌手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新作发布会暨“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上半场都是台湾当时流行的西洋各国民谣，进入下半场，杨弦开始唱自己的歌——将余光中的诗填入自己写的曲中，《乡愁》《江湖上》《民歌》等歌曲在这场演唱会上推出。
　　在当时的台湾，“旧上海”式风花雪月的歌曲、日本及西洋的翻译歌曲、琼瑶“三厅式电影（客厅、饭厅、舞厅）”的相关歌曲大行其道。杨弦的创作跳脱出原有框架，余光中的诗纯美简单，杨弦曲调甘美清丽。歌手、乐手的通力配合使得这场民歌演唱赢得了两千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余光中事后评价：“至于杨弦的歌曲自命民歌，也无非是向往其清纯天然，有意表示与当代的流行歌曲划清界限而已———正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借乐府民谣来重振唐诗一样。”
　　时任中国广播公司主持人陶晓清是台下鼓掌的观众之一，她向杨弦要来了卡带，在自己的节目《热门音乐》中播放了三首歌。此前，《热门音乐》只介绍西洋流行音乐。陶晓清一度担心遭听众非议，没想到来信都是赞美，也有听众分享自己写歌的经历。陶晓清意识到台湾社会已经有一股创作音乐的能量在酝酿，她邀请听众寄来自己的作品，开始推廣本土民歌。作为民歌最早的推广者，陶晓清被称为“民歌运动之母”。
　　19岁时，还没毕业的陶晓清已经在中国广播公司担任主持人，是当时最年轻的电台主持。她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爸爸拉胡琴，妈妈弹风琴，平时的家庭活动是全家一起唱歌。妈妈喜欢西洋歌曲，常常放着黑胶唱片教陶晓清英语。读书时，西洋歌曲排行榜每周必看，有同学问这周第一名是什么，她一定能唱出来。她进入校园电台主持节目，凭借超过同龄人的经验和声音掌控力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主持介绍西洋音乐的《热门音乐》。正式工作后，她开始系统学习西洋音乐知识。电台提供原版唱片，也可以买外国杂志，她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唱片渐渐堆满了家里三面墙。
　　听众大多不是专业的歌手，寄来的卡带甚至连合格的demo都算不上。有的曲子不错，陶晓清会拿给会写词的人，有的词不错，她会找能谱曲的人，“你看看这个词会不会有灵感。”有的词曲都有了，声音不好听，她会去找歌手唱。“在民歌时期，我就像一个媒婆，在民歌还没有那么多唱片给我们用的时候，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广），每个环节都是一种创意。”
　　1976年，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歌手李双泽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他怒砸可乐瓶，唱起1948年李临秋作词的《补破网》。这首歌因“传播灰色消极思想”在当时已被禁唱。当晚过后，台湾大学校园开始了关于“唱自己的歌”的讨论，民歌运动愈演愈烈。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轻声弹唱，成为1970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等歌曲风靡一时。
　　1977年5月6日，新力公司、新力文教基金会与台北市阳明扶轮社合办的“金韵奖青年歌谣演唱大赛”开始接受报名，商业化正式进入民歌运动。尽管只举办了五届，但陈明韶、齐豫、王梦麟、苏来、邰肇玫、李建复等民歌中坚力量都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乐坛的重要人物。
　　在推广民歌的过程中，陶晓清和众多民歌歌手成了朋友。她家的客厅也成了台湾民歌的“重要集散地”。吴楚楚、苏来、彭国华、李宗盛、蔡琴、邰肇玫都是客厅的常客。陶晓清的儿子、电台主持人马世芳记得，民歌运动时期，陶晓清创办了很多串烧形式的演唱会，歌手都还是大学生，在他家客厅商量，谁有新作谁来唱，每次演出结束会复盘找优劣，分析这是环境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
　　苏来在这里遇到了席慕蓉，女诗人口头授权他演唱自己的诗，苏来出了张席慕蓉诗的专辑。读中专的李宗盛在一群台大学生中并不自信，还曾找陶晓清聊过许久，离开时留下了全是红字的成绩单。多年后打扫房间，陶晓清才发现。
　　成为广播人后，马世芳才明白了陶晓清推广民歌的意义。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民歌运动最珍贵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块土壤，让所有人有了交集。张艾嘉和李宗盛，张大春和李寿全，若非民歌运动，他们的名字绝不会出现在一张唱片上。其实这些歌曲的制作班底和当年邓丽君、刘文正的班底是一样的，只不过原创为音乐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让产业升级。
　　在堆积成山的卡带中，陶晓清不时惊讶于台湾青年对情感的表达。她听到了赖西安作曲，马兆骏、洪安达作词的《散场电影》：“我们因不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在人潮中不必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再也听不见……”陶晓清说：“在恋爱之中，要向别人说再见了，用这样的场景去写当下的心境，这是从前台湾流行歌曲里没有过的。”她也喜欢邓禹平写的《下雨天的周末》，“喜欢下雨天、喜欢周末，因为这样可以撑一把小伞，可以和你走得好近好近。讲初恋的甜蜜，至少在当时的台湾，我们在流行歌曲里没有感知到这样的真诚。”
　　在陶晓清看来，真诚和创意至今仍然是她判断音乐好坏的一个标准。但什么是真诚、什么是创意，“这个东西是一种直觉。音符就是这么七个，从古到今却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那么多好听的歌了，而且仍然有那么多好歌源源不绝地继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