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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瞿骏隔三差五搬个小板凳到老校区的大门口坐上一小时，看着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听上海爷叔、老阿姨们在那里吵架拌嘴、吹牛皮。
老校区靠着苏州河，沿河一带是老上海的棚户区。到深夜，他有时会顺着河岸兜马路——光线昏黄的路灯下，形形色色白天看不到的景象从各自隐藏的角落里冒了出来。
“你对生活越有感知，你对历史也越有感知。”忆起学生时代的自我训练，这位39岁的历史学教授津津乐道起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定是一流的小报记者，对各种各样的八卦有着无穷的兴趣。”
观察和体验生活的习惯被他保留到了现在。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地钻进了思勉高研院演讲室大圆桌中央的空当，躺了下来，让自己回想某个时段在这里发生过的人与事。“当你是躺着的，看到的是人的背面，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他从杨德昌的电影《一一》中得到的启发：小男孩洋洋拿着相机专门拍人的后脑勺，因为他让大人们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一面。
这是瞿骏做历史研究的“心法”——“就像看纪录片的拍摄素材一样，努力让自己进入历史的情景里，去捕捉、去把握那个气氛、氛围，那股风。然后，从100小时素材里最后剪出一小时长的成片。”
听上去，这很像一门艺术。“没错，我觉得历史学就是一门艺术。”他不否认自己离科学派较远的立场。“为什么我们说《史记》是伟大的历史作品？司马迁可没有到鸿门宴的现场，但我们都认为他写得‘像’——他就是把握住了那股风。”
他也把这套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你们杀过鸡没有？”他问台下的“95后”们：“没有？那你至少得尝试杀一回。这样，你才接近到那些历史人物在决定杀人那一刻的内心世界。”
其实，老师自己也没动手杀过鸡。瞿骏主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平日里“打交道”的大多是动口动笔不动手的书生文人、知识分子，并不直接关涉刀光剑影里的政治人物，或是底层的帮派与流民。
虽然，思想带来行动，革命就会有流血的可能。
学术圈的朋友和瞿骏开玩笑，说他眼下处于“井喷”状态。
自2017年下半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学术著作《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科文献出版社），个人学术随笔集《花落春仍在》（三联书店）。下一本专著《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已在修改整理阶段，将在不久之后面市。
“哪有什么井喷，其实是七八年才磨一剑。”这并非谦虚，距他上一本个人专著《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出版，中间隔了近八年的“空当”。他说自己手脚慢，手头的稿子总是一改再改。“总要爱惜羽毛。做学问是自己成就自己、自己为难自己的过程，需要正心诚意地去做，没有人能帮你。”
身处喧嚣时代，他坦承也有沉不住气、“想往网红路上奔去的时候”。但经常会停下问问自己：“你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点？是不是在五十步笑百步？”相比随着潮起潮落，他更希望再过几十年后，后人读他的文章仍觉得是有价值的。
在人才济济的同门师兄弟中，瞿骏是最像纯粹历史学者的那个，对学问的专注和用功有目共睹。以至于，一直对弟子们因材施教、期待甚高的许纪霖有时反而会提醒他——“我宁可你少读一些书，多行一些路”，甚至希望他身上能有一点儿江湖的野气。
在师长、朋友和同事们眼中，瞿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宁”。
他讲究吃，喜欢逛商场、兜马路，有着上海人对商业和“消费主义”的天然亲近感。他爱摇滚、足球，在荷尔蒙最旺盛的年纪，曾是诸多体育、足球类报纸的铁杆读者。在北方小县城满大街找报摊买新一期《体坛周报》、《南方体育》的经历，后来常被他在课堂上用作理解一个“复杂中国”的例子。
但在所有个人履历和自我介绍上，他都会加上一行标注——“籍贯：安徽桐城”。
追溯起历史，瞿骏属于第三代上海移民。从未谋面的祖父是清末安徽桐城一个在私塾里讀过点书的童生，“废科”后不知怎么地顺着时代洪流“动”到了十里洋场。“我父亲非常在意这个认同，我从小就一直被告诫说不要忘记我们来自桐城。”七八岁时，他曾跟着家人回过一次老家。当地瞿姓的族谱里记着他的名字。
因着这一层乡土牵连，生长于上海的瞿骏感觉自己和那个“昨日中国”之间有了些许血脉上的联系。
读本科时，瞿骏的职业理想并非做学术，而是当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正好我们聊起了许知远、“十三邀”和“奇葩说”，他鲜明地表达了对马东的“站队”——“为什么要这么端着呢？一个人嘻笑怒骂，并不代表他心底没有热血。”
没进娱乐圈成为另一个马东，并没有耽误他的好口才。他是华东师大历史系人气最高的青年教师之一，拥有一大票“迷弟”“迷妹”，每做讲座必是人气爆棚。2017年下学年，他面向全校开的“钱穆《国史大纲》导读”是华东师大最抢手的选修课之一。一些没能选上课的外系学生也赶来旁听，把一个中型教室占得满满当当。
面对面时，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雄辩与激情。他尤善于诱导，随手抓住现场听众的特质来举例子、作类比，令对方置身于他所虚拟的“情景”中，然后一步一步往他的逻辑上引，直至推出一个个荒谬又荒诞的结论：
“闭关锁国”真是近代中国的“罪过”么？如果大清皇帝早早“开眼看世界”，中国仿效“明治维新”成功，成为世界强国，那真会是一条更好的转型之路么？所谓“进步”，就一定那么正确么？
你未必100%认同他的观点和立场，但多少会意识到：哦，原来历史的面相更为复杂混沌、暧昧不清，充满着种种吊诡和“似是而非”的臆断。 他把这些“似是而非”称为half-myth（半神话）——“每一个事实的点都是对的，但串起来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有太多这样因为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而制造出来的‘半神话’。”
“我要找寻和揭示出来的，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真知道和真相信，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认定的真相信。”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里有一句精彩的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
对照这个说法，瞿骏把自己归为重心偏向“过去”的那一类研究者。
在《天下为学说裂》一书中，瞿骏以清末民初中下层的青年学生、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旧史料结合新整理公开的文人日记、近代报刊和地方文献，呈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知识群体与时代之间微妙、暧昧的联动。
在作者看似沉稳平和而时有动情的叙述、剖析里，我们过往印象中熟悉、清晰的一幅幅历史画面渐渐失焦，线条变得模糊，色块幽暗不明起来：
传统私塾教育被新文化巨子们如何有意地压制和涂抹;“启蒙”又是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的;相应地，在当下大受追捧的民国教科书在当年又是如何通过抹黑传统来确立自己的地位……
豆瓣上，一位青年学人留下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点评——“你能看到作者的‘答案’，但不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这随之造成历史认知的差异。”
瞿骏认为这个批评相当犀利。但他随之以“中华民族的由来”的问题如何在近代产生为例，作出自己的回应——在历史学中，“往往是先有‘答案’，即那段历史独特的背景、情势和氛围，然后才会冒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当进入、穿梭于越来越多的历史情景中，他得出的个人体悟是：答案，或者历史的“真相”不止一个。
“如果你认为历史的真相真像柯南所说‘只有一个’，那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简单化。”他解释说，“因为历史是一趟过的。你必须承认人都是有限的，即使对当下，你也只能看到自己世界里的那个真实，顶多再往外看出去一点点，更不要说对过去了。”
他承认这也会导向一个危险的“悖论”——“如果说真相有多个，那要不要对这‘多个真相’从价值或真理性上做一个排序呢？如果它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那历史学家们宣称要‘逼近’或者得到的，又到底是哪一个‘真相’呢？”
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
在瞿骏看来，当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远还没有到提“问题”的时候，而是还在追寻关于过去的不确定“答案”。除了史料观、方法论上的“不确定”，他认为这种“找寻”更表达着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态度。
“一方面是研究者对于过去的人和事的敬畏、尊重与理解，另一方面展示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确定’。”
著述之外，瞿骏并不忌言自己许多与他人不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譬如，对鼓吹多元所带来的价值混乱，多次表达不满;在课堂上，他也时不时对当下时髦而声响颇大的女权主义、同志平权等轮番“开炮”。
陈旭麓
“你知道華师大女生多嘛，其实，还是很容易犯众愤的。”正读大三的张哲星笑着说，他曾在台下为老师捏一把汗：“不过，这也是瞿老师的个性魅力之一。”
每有学生提及“批判”，瞿骏都会不客气打断对方：“你凭借什么来作批判？”
“作批判是需要资源的，不是只靠自己那一点儿良知、理性和是非观。”他继而追问道：“你到底认真读了书没有？你读了哪些书？就像一位前辈学者说的那样：如果你连明清一个‘三家村’塾师的水平都没达到，谈什么去理解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呢？”
他把近代中国许多涌动归结为——“从简单思想出发，鼓噪舆论，进而在人心中产生普遍幻象，最终咽其恶果的诡异故事”。
也因着进入历史情景的一份“感同身受”，瞿骏对近两百年里站在风口浪尖、至今仍享受着后人崇拜仰慕的一些文化巨子持保留看法。
“按杨国强老师的说法：他们做的是为万千人造命的事。既然你是为万千人造命，那你应该慎而又慎，因为万千人会因为你而命运改变。”
这也是他对当下公共言论中许多风潮、言说心生抵触的原因之一。
在瞿骏的文字、言谈中，你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对“昨日中国”怀有的温情与敬意，以及对任何激进的言说、行动近乎反感的情绪。
虽然，他并不乐意被简单地贴上“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标签。
思想和学术上，对瞿骏个人影响最大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导师，另一位则是杨国强先生。
读大学时，他在校门口一家小书店的打折堆里找到一本黑白皮的书——《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作者名叫杨国强。这个陌生的名字和这本书给了他全然不同的冲击——它完全不按现代学术的“章法”，无论是语言，还是所谓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都自成一体。
当时，瞿骏已把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翻得烂熟——这位遭际坎坷的史家以暮年发力，以“新陈代谢说”为旨归，构建起一个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全然不同的分析框架。
杨国强是陈旭麓先生的亲灸弟子，同样在暮年、1990年后经历学术和思想上的转变和某种回归——寻找中国社会变迁自身的脉络和“合理性”。
在看待历史的眼光上，瞿骏说自己受益于两代史家对中国现实和过去的思考与反省。
“他们都经历过1980年代那样一个向外国学习、对现代化高歌猛进的过程。陈先生是1988年突然去世的。杨老师曾说，如果陈先生也看到了1990年代那样一个泥石俱下的过程，他也会去反思之前把现代化看成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的那种历史眼光。” “我不是说现代性和现代化不对，但里头一定是有更丰富、更复杂的东西。”
人物周刊：在《天下为学说裂》，你重点关注了中下层的地方读书人，涉及到新旧、中西、启蒙和保守这些近代最重要的话题。你是想对主流的历史叙事进行一种“修正”，给那些在近代大潮中声音微弱的群体一个发声的机会么？
瞿骏：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与其说是“主流”历史叙事，不如说是“强势”历史叙事。因为在近代，“趋新”是大潮，“开放”、“西化”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大词包括启蒙、西化，是时风所至、大势所在，所以它会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我并不是想反启蒙、反西化，但是，一个法庭不能只听一方的意见，应该再听听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要做到心平气和地去听两造的意见。
在我这本书里，无论是谈新学、教科书，还是谈胡适那些大知识分子，不是“捧”或“踩”的问题，而是试图去问一下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什么是可贵的？它们因什么而可贵？
在那样一个“势高于道”的年代里，功利的目标大于“道”，所谓的对未来理想的判断高于现实的生活。我想说：能够认真地向西方学习，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这样的潮流坌至涌来之时能够自守、能够做自己是一种可贵。
人物周刊：但是，近代中國的社会转型显然是避免不了的，也是“守”不住的。如果马后炮地说，以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洞察来看：怎样对中国会是一条代价不那么沉重和痛苦的道路呢？
瞿骏：抱歉，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没法回答我们应该怎么走，我只能告诉你：我们或许不应该怎么做，什么样的路过去我们认为是对的，现在看来是有毛病的。
譬如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希望模仿日本的道路，我们真的好失败。但在你脑海里，你能想象中国走这样一条道路会是什么样？
我认同学者孙歌的看法：从今日来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绝对不值得肯定的，至少是不值得全盘的肯定。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当然是无法度量的创痛;但对日本来说来，真的是胜利么？它其实是陷入了一场不断赢得战争的迷梦，这场迷梦从1895一直持续到1945年，其实不过是50年，对很多人来说也就是半辈子的时间。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甲午战争胜利了，50年之后，中国的上海、南京各挨了一颗原子弹，你会如何说呢？有人也许会回应说：你应该分开来看，但是真能分开看么？
人物周刊：按卡尔的说法，并没有所谓“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存在。作为历史学者，你的价值立场是什么？
瞿骏：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现在做历史有两路：一路讲求冷静和客观，一路讲求感情与投入。我个人徘徊在这两路。这其实是蛮难把握的，把握得好了，就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把握不好，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警惕那些大词，启蒙、解放、自由。这些大词下面有许多理想主义的喜剧，也有很多活生生的悲剧。但是不是因为有悲剧就拒斥所有理想主义？进一步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理想主义，又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
所以，我很纠结。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纠结就说我没有价值立场。我倒认为，正是纠结、尴尬，是新一代历史学家可能出好成果的条件。立场太鲜明，站在理想主义一边，或是站在和理想主义相反的一边，写出来的东西都未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人物周刊：杨国强老师曾说，陈旭麓先生是用史学来“经世”的读书人。作为年轻一代学者，你的关怀和关切是什么？
瞿骏：我这么回应你的问题。我知道不少人对现实是有关怀的，对政治是有热情的，但他们是隐藏的，通过文章、学问的方式来表达。学问的方式告诉我们：直来直去、立场鲜明的东西经常是快餐，只能逞快于一时。
我们希望用学问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关注，让它更绵长久远一些。因为在我观察历史的态度里面，长时段的考察正是历史学的强项。历史常常都是以一二百年为单位来看的，看一二百年里发生什么，和我们只看一二十年，是不一样的。这样，你的关怀或许会更接地气一点。
人物周刊：怎么个接地气法？
瞿骏：不是那种口号式的，不是那种煽动式的，但你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它是绵长的，细密的。你是想做一个随潮来随潮去的人，还是说等上几十年，后人们把你的文章言论拿出来，觉得还是有价值？
就象杜亚泉那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在当时可能是被前、后、左、右围攻的，个人遭际并不愉快。然而，正是这样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你真有坚守的“道”，或者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时间漫长。
（实习生吴媛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老校区靠着苏州河，沿河一带是老上海的棚户区。到深夜，他有时会顺着河岸兜马路——光线昏黄的路灯下，形形色色白天看不到的景象从各自隐藏的角落里冒了出来。
“你对生活越有感知，你对历史也越有感知。”忆起学生时代的自我训练，这位39岁的历史学教授津津乐道起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定是一流的小报记者，对各种各样的八卦有着无穷的兴趣。”
观察和体验生活的习惯被他保留到了现在。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地钻进了思勉高研院演讲室大圆桌中央的空当，躺了下来，让自己回想某个时段在这里发生过的人与事。“当你是躺着的，看到的是人的背面，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他从杨德昌的电影《一一》中得到的启发：小男孩洋洋拿着相机专门拍人的后脑勺，因为他让大人们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一面。
这是瞿骏做历史研究的“心法”——“就像看纪录片的拍摄素材一样，努力让自己进入历史的情景里，去捕捉、去把握那个气氛、氛围，那股风。然后，从100小时素材里最后剪出一小时长的成片。”
听上去，这很像一门艺术。“没错，我觉得历史学就是一门艺术。”他不否认自己离科学派较远的立场。“为什么我们说《史记》是伟大的历史作品？司马迁可没有到鸿门宴的现场，但我们都认为他写得‘像’——他就是把握住了那股风。”
他也把这套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你们杀过鸡没有？”他问台下的“95后”们：“没有？那你至少得尝试杀一回。这样，你才接近到那些历史人物在决定杀人那一刻的内心世界。”
其实，老师自己也没动手杀过鸡。瞿骏主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平日里“打交道”的大多是动口动笔不动手的书生文人、知识分子，并不直接关涉刀光剑影里的政治人物，或是底层的帮派与流民。
虽然，思想带来行动，革命就会有流血的可能。
历史叙事里的“半神话”
学术圈的朋友和瞿骏开玩笑，说他眼下处于“井喷”状态。
自2017年下半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学术著作《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科文献出版社），个人学术随笔集《花落春仍在》（三联书店）。下一本专著《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已在修改整理阶段，将在不久之后面市。
“哪有什么井喷，其实是七八年才磨一剑。”这并非谦虚，距他上一本个人专著《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出版，中间隔了近八年的“空当”。他说自己手脚慢，手头的稿子总是一改再改。“总要爱惜羽毛。做学问是自己成就自己、自己为难自己的过程，需要正心诚意地去做，没有人能帮你。”
身处喧嚣时代，他坦承也有沉不住气、“想往网红路上奔去的时候”。但经常会停下问问自己：“你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点？是不是在五十步笑百步？”相比随着潮起潮落，他更希望再过几十年后，后人读他的文章仍觉得是有价值的。
在人才济济的同门师兄弟中，瞿骏是最像纯粹历史学者的那个，对学问的专注和用功有目共睹。以至于，一直对弟子们因材施教、期待甚高的许纪霖有时反而会提醒他——“我宁可你少读一些书，多行一些路”，甚至希望他身上能有一点儿江湖的野气。
在师长、朋友和同事们眼中，瞿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宁”。
他讲究吃，喜欢逛商场、兜马路，有着上海人对商业和“消费主义”的天然亲近感。他爱摇滚、足球，在荷尔蒙最旺盛的年纪，曾是诸多体育、足球类报纸的铁杆读者。在北方小县城满大街找报摊买新一期《体坛周报》、《南方体育》的经历，后来常被他在课堂上用作理解一个“复杂中国”的例子。
但在所有个人履历和自我介绍上，他都会加上一行标注——“籍贯：安徽桐城”。
追溯起历史，瞿骏属于第三代上海移民。从未谋面的祖父是清末安徽桐城一个在私塾里讀过点书的童生，“废科”后不知怎么地顺着时代洪流“动”到了十里洋场。“我父亲非常在意这个认同，我从小就一直被告诫说不要忘记我们来自桐城。”七八岁时，他曾跟着家人回过一次老家。当地瞿姓的族谱里记着他的名字。
因着这一层乡土牵连，生长于上海的瞿骏感觉自己和那个“昨日中国”之间有了些许血脉上的联系。
读本科时，瞿骏的职业理想并非做学术，而是当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正好我们聊起了许知远、“十三邀”和“奇葩说”，他鲜明地表达了对马东的“站队”——“为什么要这么端着呢？一个人嘻笑怒骂，并不代表他心底没有热血。”
没进娱乐圈成为另一个马东，并没有耽误他的好口才。他是华东师大历史系人气最高的青年教师之一，拥有一大票“迷弟”“迷妹”，每做讲座必是人气爆棚。2017年下学年，他面向全校开的“钱穆《国史大纲》导读”是华东师大最抢手的选修课之一。一些没能选上课的外系学生也赶来旁听，把一个中型教室占得满满当当。
面对面时，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雄辩与激情。他尤善于诱导，随手抓住现场听众的特质来举例子、作类比，令对方置身于他所虚拟的“情景”中，然后一步一步往他的逻辑上引，直至推出一个个荒谬又荒诞的结论：
“闭关锁国”真是近代中国的“罪过”么？如果大清皇帝早早“开眼看世界”，中国仿效“明治维新”成功，成为世界强国，那真会是一条更好的转型之路么？所谓“进步”，就一定那么正确么？
你未必100%认同他的观点和立场，但多少会意识到：哦，原来历史的面相更为复杂混沌、暧昧不清，充满着种种吊诡和“似是而非”的臆断。 他把这些“似是而非”称为half-myth（半神话）——“每一个事实的点都是对的，但串起来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有太多这样因为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而制造出来的‘半神话’。”
“我要找寻和揭示出来的，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真知道和真相信，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认定的真相信。”
不止一个的“历史真相”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里有一句精彩的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
对照这个说法，瞿骏把自己归为重心偏向“过去”的那一类研究者。
在《天下为学说裂》一书中，瞿骏以清末民初中下层的青年学生、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旧史料结合新整理公开的文人日记、近代报刊和地方文献，呈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知识群体与时代之间微妙、暧昧的联动。
在作者看似沉稳平和而时有动情的叙述、剖析里，我们过往印象中熟悉、清晰的一幅幅历史画面渐渐失焦，线条变得模糊，色块幽暗不明起来：
传统私塾教育被新文化巨子们如何有意地压制和涂抹;“启蒙”又是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的;相应地，在当下大受追捧的民国教科书在当年又是如何通过抹黑传统来确立自己的地位……
豆瓣上，一位青年学人留下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点评——“你能看到作者的‘答案’，但不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这随之造成历史认知的差异。”
瞿骏认为这个批评相当犀利。但他随之以“中华民族的由来”的问题如何在近代产生为例，作出自己的回应——在历史学中，“往往是先有‘答案’，即那段历史独特的背景、情势和氛围，然后才会冒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当进入、穿梭于越来越多的历史情景中，他得出的个人体悟是：答案，或者历史的“真相”不止一个。
“如果你认为历史的真相真像柯南所说‘只有一个’，那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简单化。”他解释说，“因为历史是一趟过的。你必须承认人都是有限的，即使对当下，你也只能看到自己世界里的那个真实，顶多再往外看出去一点点，更不要说对过去了。”
他承认这也会导向一个危险的“悖论”——“如果说真相有多个，那要不要对这‘多个真相’从价值或真理性上做一个排序呢？如果它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那历史学家们宣称要‘逼近’或者得到的，又到底是哪一个‘真相’呢？”
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
在瞿骏看来，当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远还没有到提“问题”的时候，而是还在追寻关于过去的不确定“答案”。除了史料观、方法论上的“不确定”，他认为这种“找寻”更表达着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态度。
“一方面是研究者对于过去的人和事的敬畏、尊重与理解，另一方面展示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确定’。”
思考与反省
著述之外，瞿骏并不忌言自己许多与他人不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譬如，对鼓吹多元所带来的价值混乱，多次表达不满;在课堂上，他也时不时对当下时髦而声响颇大的女权主义、同志平权等轮番“开炮”。
“你知道華师大女生多嘛，其实，还是很容易犯众愤的。”正读大三的张哲星笑着说，他曾在台下为老师捏一把汗：“不过，这也是瞿老师的个性魅力之一。”
每有学生提及“批判”，瞿骏都会不客气打断对方：“你凭借什么来作批判？”
“作批判是需要资源的，不是只靠自己那一点儿良知、理性和是非观。”他继而追问道：“你到底认真读了书没有？你读了哪些书？就像一位前辈学者说的那样：如果你连明清一个‘三家村’塾师的水平都没达到，谈什么去理解曾国藩的内心世界呢？”
他把近代中国许多涌动归结为——“从简单思想出发，鼓噪舆论，进而在人心中产生普遍幻象，最终咽其恶果的诡异故事”。
也因着进入历史情景的一份“感同身受”，瞿骏对近两百年里站在风口浪尖、至今仍享受着后人崇拜仰慕的一些文化巨子持保留看法。
“按杨国强老师的说法：他们做的是为万千人造命的事。既然你是为万千人造命，那你应该慎而又慎，因为万千人会因为你而命运改变。”
这也是他对当下公共言论中许多风潮、言说心生抵触的原因之一。
在瞿骏的文字、言谈中，你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对“昨日中国”怀有的温情与敬意，以及对任何激进的言说、行动近乎反感的情绪。
虽然，他并不乐意被简单地贴上“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标签。
思想和学术上，对瞿骏个人影响最大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导师，另一位则是杨国强先生。
读大学时，他在校门口一家小书店的打折堆里找到一本黑白皮的书——《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作者名叫杨国强。这个陌生的名字和这本书给了他全然不同的冲击——它完全不按现代学术的“章法”，无论是语言，还是所谓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都自成一体。
当时，瞿骏已把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翻得烂熟——这位遭际坎坷的史家以暮年发力，以“新陈代谢说”为旨归，构建起一个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全然不同的分析框架。
杨国强是陈旭麓先生的亲灸弟子，同样在暮年、1990年后经历学术和思想上的转变和某种回归——寻找中国社会变迁自身的脉络和“合理性”。
在看待历史的眼光上，瞿骏说自己受益于两代史家对中国现实和过去的思考与反省。
“他们都经历过1980年代那样一个向外国学习、对现代化高歌猛进的过程。陈先生是1988年突然去世的。杨老师曾说，如果陈先生也看到了1990年代那样一个泥石俱下的过程，他也会去反思之前把现代化看成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的那种历史眼光。” “我不是说现代性和现代化不对，但里头一定是有更丰富、更复杂的东西。”
纠结、尴尬是新一代历史学家出好成果的条件
人物周刊：在《天下为学说裂》，你重点关注了中下层的地方读书人，涉及到新旧、中西、启蒙和保守这些近代最重要的话题。你是想对主流的历史叙事进行一种“修正”，给那些在近代大潮中声音微弱的群体一个发声的机会么？
瞿骏：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与其说是“主流”历史叙事，不如说是“强势”历史叙事。因为在近代，“趋新”是大潮，“开放”、“西化”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大词包括启蒙、西化，是时风所至、大势所在，所以它会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我并不是想反启蒙、反西化，但是，一个法庭不能只听一方的意见，应该再听听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要做到心平气和地去听两造的意见。
在我这本书里，无论是谈新学、教科书，还是谈胡适那些大知识分子，不是“捧”或“踩”的问题，而是试图去问一下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什么是可贵的？它们因什么而可贵？
在那样一个“势高于道”的年代里，功利的目标大于“道”，所谓的对未来理想的判断高于现实的生活。我想说：能够认真地向西方学习，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这样的潮流坌至涌来之时能够自守、能够做自己是一种可贵。
人物周刊：但是，近代中國的社会转型显然是避免不了的，也是“守”不住的。如果马后炮地说，以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洞察来看：怎样对中国会是一条代价不那么沉重和痛苦的道路呢？
瞿骏：抱歉，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没法回答我们应该怎么走，我只能告诉你：我们或许不应该怎么做，什么样的路过去我们认为是对的，现在看来是有毛病的。
譬如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希望模仿日本的道路，我们真的好失败。但在你脑海里，你能想象中国走这样一条道路会是什么样？
我认同学者孙歌的看法：从今日来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绝对不值得肯定的，至少是不值得全盘的肯定。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当然是无法度量的创痛;但对日本来说来，真的是胜利么？它其实是陷入了一场不断赢得战争的迷梦，这场迷梦从1895一直持续到1945年，其实不过是50年，对很多人来说也就是半辈子的时间。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甲午战争胜利了，50年之后，中国的上海、南京各挨了一颗原子弹，你会如何说呢？有人也许会回应说：你应该分开来看，但是真能分开看么？
人物周刊：按卡尔的说法，并没有所谓“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存在。作为历史学者，你的价值立场是什么？
瞿骏：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现在做历史有两路：一路讲求冷静和客观，一路讲求感情与投入。我个人徘徊在这两路。这其实是蛮难把握的，把握得好了，就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把握不好，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警惕那些大词，启蒙、解放、自由。这些大词下面有许多理想主义的喜剧，也有很多活生生的悲剧。但是不是因为有悲剧就拒斥所有理想主义？进一步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理想主义，又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
所以，我很纠结。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纠结就说我没有价值立场。我倒认为，正是纠结、尴尬，是新一代历史学家可能出好成果的条件。立场太鲜明，站在理想主义一边，或是站在和理想主义相反的一边，写出来的东西都未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人物周刊：杨国强老师曾说，陈旭麓先生是用史学来“经世”的读书人。作为年轻一代学者，你的关怀和关切是什么？
瞿骏：我这么回应你的问题。我知道不少人对现实是有关怀的，对政治是有热情的，但他们是隐藏的，通过文章、学问的方式来表达。学问的方式告诉我们：直来直去、立场鲜明的东西经常是快餐，只能逞快于一时。
我们希望用学问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关注，让它更绵长久远一些。因为在我观察历史的态度里面，长时段的考察正是历史学的强项。历史常常都是以一二百年为单位来看的，看一二百年里发生什么，和我们只看一二十年，是不一样的。这样，你的关怀或许会更接地气一点。
人物周刊：怎么个接地气法？
瞿骏：不是那种口号式的，不是那种煽动式的，但你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它是绵长的，细密的。你是想做一个随潮来随潮去的人，还是说等上几十年，后人们把你的文章言论拿出来，觉得还是有价值？
就象杜亚泉那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在当时可能是被前、后、左、右围攻的，个人遭际并不愉快。然而，正是这样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你真有坚守的“道”，或者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时间漫长。
（实习生吴媛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