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档案文献的深入开掘推进学术史视野下的大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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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和大学史有紧密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学术史是以学术演进历程为研究对象的领域,而学术演进既体现在内在要素的发展上,又倚赖外在因素的支撑上,所以学术史就不单是研究学者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时也包括许多制度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因素。具体而言,学术史是要通过研究学者和学术著作、学术传承的状况以及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学术投入等的演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总结学术发展趋势和研讨各类相关问题。
其他文献
辛亥革命之后,作为构建现代国家时间秩序的新历书,面临着使用的官民分野与内容的新旧对立,成为时间秩序统一的障碍。对此,北京政府及其所属的中央观象台试图通过查禁私历,重构官定历书内容体系,以实现'划一时政'的目标。因受制于旧有历法传统及社会习俗的深远影响以及政府与中央观象台编历取向的差异,官定历书的推行效果不佳。民初历书编订与颁行中的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政治、权威与科学等多重因素的对立与融合,也见证了时间秩序与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
门阀士族是中古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在魏晋时期得以成长壮大,随着西晋王朝的崩溃,部分大族相继南渡过江,出仕东晋南朝;部分门阀大族或滞留北方,或迁往关陇,或迁往东北,出仕十六国北朝。因此,门阀大族在南北朝的发展道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
台湾光复初期,由于与祖国长期隔绝,一般民众对于三民主义的知识较为陌生。在筹备接收台湾的过程中,有关当局及在大陆的台湾志士已为光复后的三民主义宣传预作准备。光复之初,台湾省政当局主动推广,同时民间接受、宣传的热情一度高涨,在短时期内,呈现出知识推广的热潮。但随着台湾光复后政情、社情的急转直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日益强烈,"三民主义"也不时作为民众表达不满的重要借助,用以抨击时政,揭露时弊,从而使知识推广的效果呈现出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多面复杂的情况。
近三十年来动物史(人与动物的关系史)研究在欧美学界得到了很大发展,相关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益精细复杂。动物研究已经从边缘进入到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学界甚至有所谓"动物转向"的提法。全球史领域的动物转向致力于从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从动物的角度来反思全球史的书写。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创设于清末,经历了从课程到学程,再到科系、院系的发展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有诸多高校开设历史学科,并基本形成了文学院之下历史系或近似于历史系的学科建制。然而,近代上海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高校以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体,因此,历史学科繁荣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学科设置重复、师资力量紧缺、人才培养功能不足的深刻危机和内在限制。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不断寻求转型突破之路,形成了几种形态各异的发展模式。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主编简介:黄乔生,男,1964年生,河南南阳人。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书是一部全面反映抗战时期中国版画成就的大型艺术文献,通过版画作品和相关文献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精神风貌。中国新兴版画经过鲁迅的培育,在抗战时期达到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面对当时对外贸易极为衰败、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困境,主动发起召开全国对外贸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振兴外贸的提案,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受到媒体与各界的肯定,被誉为"我国空前的盛举",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通过的议案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付诸实施,因而本次会议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记载及其传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如何利用系统的或碎片化的文献重建历史并解读其意义,当见研究者的思想动机及其历史书写。文献传播涉及承载文献的文化空间,文献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传播整合更有其功用。从文献到文献传播实际上意味着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重要转向。就史学而言,当下媒介化社会省思文献传播的学术研究意义尤有价值。由于传媒技术的发展,如今人们从事学术研究,从文献传播到资讯内容的获取,较之以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年秋季,本刊与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合办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