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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余音
离开展览馆时,张国义拿走了一张长达两米的纸条。这个纸条本来是贴在毛主席画像下的,“上面写了毛笔字,我喜欢书法嘛,就留下来了。”
“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丁大华介绍,
“破四旧,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张国义说,“有人说过,红卫兵破四旧对国家带来的损失,不亚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但后来想,确实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八国联军烧圆明园那只是一个点,红卫兵破四旧,毁的是一个面。全国上下,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等等。” ■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余音
离开展览馆时,张国义拿走了一张长达两米的纸条。这个纸条本来是贴在毛主席画像下的,“上面写了毛笔字,我喜欢书法嘛,就留下来了。”
“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丁大华介绍,
“破四旧,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张国义说,“有人说过,红卫兵破四旧对国家带来的损失,不亚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但后来想,确实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八国联军烧圆明园那只是一个点,红卫兵破四旧,毁的是一个面。全国上下,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