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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Walden pond）坐落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东南，周围环境幽雅，景色宜人，加之交通便利（从波士顿开往康科德的火车四十分钟左右即达），每年都吸引约七十五万游客观光。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七点，游客们可以在湖边垂钓，或者游泳、划独木舟或爱斯基摩皮艇。
不过，大概不会有人愿意错过湖畔的一间很不起眼的小木屋。这间小木屋位于瓦尔登湖东岸，屋门朝南，东西两面墙上各开有一扇窗户，壁炉紧贴着北面墙壁。屋内的陈设极为简单：一张绿色写字桌、一张绿色三脚桌、一张床、三张椅子、一具低矮的餐橱、几件炊具和餐具，以及一把扫帚而已。屋外不远处矗立着一尊行走模样的雕像。雕像的原型就是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一位思想出众的作家。只可惜这间令人神思冥想的小木屋仅是个仿制品，木屋的原址在瓦尔登湖北岸，如今只剩下一堆石头和几块石头徽标。
1845年3月底，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卡特（Alcott）借来一柄斧头，独自来到瓦尔登森林里，砍伐高耸的松树以建造他的小木屋。吸引梭罗住到湖畔的原因，是他“要生活得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那时，从他工作的地点正好可以望见还没有融化的水晶般的湖面的冰。最初几日，天空中还时不时地飘起几阵小雪。待到春天，云雀和其他鸟类便从别处飞来，陪伴着梭罗伐木、砍削木料，制作门柱和椽木。他打算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个地窖，结果却挖出一只土拨鼠的家。中午时分，梭罗便坐在砍下的青松枝上，吃着自带的牛油面包，读着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他早上来湖畔工作，傍晚回去，工作毫不紧张。5月初，在熟人的帮助下，梭罗架起了木屋。7月4日，梭罗正式住进他的小木屋，直到1847年9月6日离开。六月里，鹧鸪带着幼雏经过窗户，从屋后飞到屋前，并像母鸡般咯咯咯地唤着她的孩子；而屋外的木料上，一群红蚂蚁与一群黑蚂蚁之间正厮杀得像英、美邦克山之战一样激烈。充满生物情趣的瓦尔登森林仿佛成了他的自家院子，而他的木屋则让一只美洲鹟安了家，从此成了森林的一部分。在这两年多的瓦尔登湖畔独居的日子里，梭罗静谧而又寂寞。他打趣说：“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小木屋成了他身躯和灵魂的居所。他在那里体验着自由恬静的生活，实践着他寂寞的人生哲学。
夏季里，梭罗一大早就赤着脚去给他两英亩半的豆田拔草锄地。尽管豆子已远远超出了他的需要，可是他却感觉像大地之子安泰一样能从土地里汲取力量，对种豆乐此不疲。他从种豆的劳动中感受到少有的欢乐，他爱上了他的豆子，也爱上了土地。直到烈日快将他的脚晒出泡来，他才停下工作，去一个矮橡林里享受浓荫。锄地之后，他常常是读读书，写写稿子，偶尔还会到湖里洗个澡、游游泳。到了秋天，瓦尔登湖面上一种“精灵”惹来梭罗极大的兴趣，但同时又让他感叹“任何智慧都无法猜度”。它就是潜水鸟。当梭罗试图划桨靠近它，却又由于后者的忽然消失而举目四顾的时候，他的背后往往响起潜水鸟一声长长的大笑般的叫声。“也许它们爱这一片湖水，理由跟我的是一样的吧”。梭罗这样写道。在寒冷的冬季，他像勘察员一样在瓦尔登湖一英尺半的冰层上认真地探测着湖面的形状和湖底的深度。他趴在冰上，一面惊叹梭鱼的稀世之美，一面又为发现冰层中气泡的凸透镜作用而兴奋。他甚至详细记载了湖水的全部冻结和开冻的时间——“一八四五年，瓦尔登全面冻结的第一夜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早十多天，芙灵特和其他较浅的湖沼早就全部冻上了；四六年里是十六那一夜冻的；四九年大约是三十一日夜里；五零年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五二年，一月五日；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四五年，瓦尔登湖在四月全部开冻；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七年，四月八日；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五二年，四月十八日；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四年，大约在四月七日。”1846年，梭罗绘制了一张瓦尔登湖的湖面形状图。与现在从瓦尔登湖上空拍摄的卫星图片相比，前者已绘制得十分精确。他对瓦尔登湖的关注胜过于青年时期他对少女艾伦的追慕（后者冷淡地拒绝了他），仿佛他自己就是湖的一部分。
梭罗的独居生活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兴趣，有人曾特别仔细地打听他的生活方式，也有人指责他怪癖。这些人的举动无非是出于猎奇的心理。至于他内心深处的思想，这些访求谈资的市民大概是不会去关注的吧？
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梭罗陆陆续续地撰写着两部书稿——《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与《瓦尔登湖》（Walden）。由于梭罗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和静默的心智（毕业于哈佛大学），《瓦尔登湖》中对自然的描写生趣盎然，对生活的思考亦充满机趣，发人深省。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部优秀的随笔散文集，《瓦尔登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喜爱。此书也成了研究梭罗思想的核心著作。梭罗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这与他广泛的阅读面有很大关系。他喜爱印度哲学，阅读过吠陀经典，并将瓦尔登湖比作印度的恒河。他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感受到激动人心的英雄般的力量，因此他也极力提倡阅读荷马史诗，即使他的一卷封面镀金的荷马作品被偷掉也不觉得可惜。他常常阅读英国古典诗歌，并常在书稿里引用，偶尔还自作一首。他对知识的渴求使得他能够聆听到《论语》和《孟子》的教诲。梭罗极其广泛地阅读世界上的经典书籍（尽管当时美国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英国引进的），相信并倡导优秀书籍（尤其是古典作品）的教化作用。对于那些愉人耳目的小读物和庸俗的报纸，他简直不屑一顾，认为读它们的人还停留在识字阶段。他曾经满腔热情地说明儿童成年后的再教育和兴办学校的重要性。的确，梭罗安于寂寞，但是这种寂寞却不是真正的隐士式的寂寞。因为他虽然安于寂寞，却不愿做一个隐士。正如他所说的：“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间去，在那里坐的最长久的人也未必坐得过我。”对于国家的兴衰和安危，他无时无刻不感慨系之。1846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在豆田上远远地听见城里军队的乐句和喇叭的歌唱的梭罗“觉得自己仿佛可以痛痛快快地用刀刺杀一个墨西哥人”（这场战争的事实是：自1836年起，美国即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墨西哥的德克萨斯。1845年，德克萨斯被美国占领。然而美国又在1846年制造借口向墨西哥宣战，并于1847年9月攻占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割让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梭罗错误地理解了这场战争，大概是被政府的宣战借口所蒙蔽）。1847年9月6日，身在森林心却在国家和社会的梭罗，终究还是离开了瓦尔登湖畔，成了一个“文明生活中的过客”。
对于社会，梭罗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哲学。他崇尚自然、质朴和实用，讨厌修饰和烦琐。正如他所说的——“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上就好了”。他曾经作过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但是影响不大。梭罗所生活过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是个什么状况呢？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期间，当工业革命从英国蔓延到美国后，美国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生产便取代英国居世界首位。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铁路线在地图上越来越密，人口大量增长，大型城市越来越多。然而，工业的巨大发展也使这个充满朝气的社会不得不面临诸多新生的问题。工厂的机器打败了弱小的手工业者，于是他们不得不迁居城市，寻找工作。他们除了劳动力别无所有。他们不得不长期工作，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忍受恶劣的饮食和住处。梭罗目睹这种场景，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人们是否必须忍受这种痛苦的生活方式？是否存在更好的生活方式？从《瓦尔登湖》中的《经济篇》（此篇位于该书首篇，足见其对经济的重视）来看，对这些问题，梭罗无疑做过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生活以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为最高目标；大部分的奢侈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他理想中的生活是：能够在满足基本需要后，有空闲的时间让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被生活所奴役，整天劳作不息却还无法改善生活，这是极其痛苦和可怜的。在梭罗的思想中，要使生活得到满足，还意味着适当地降低生活的标准或者追求。比如住房，他认为同样是用于栖身的住所，印第安人的廉价保暖而又装卸方便的尖屋就要比一所大城市的房间强得多。因为为了得到后者，许多人“必须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到他的一幢‘尖屋’”。或许是为了证实他的观点并非空想所得，梭罗提着一柄斧子只身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在那里，他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是很容易的；当一个人脑海中充斥着一个又一个欲望时，他便成了生活的奴隶。可以说，从梭罗的举动来看，他不是一位坐在书桌前引经据典的老学究，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实践的思想家，尽管当时并没有人赏给他“思想家”的光环。
梭罗觉得生命具有惊人的精神性。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他渴望能够按自己的理想改善社会，尽管他提倡的方式是消极抵抗。在一个夏末的下午，梭罗去村子里找鞋匠修鞋。不巧的是，由于他拒绝付税给国家而被关进了监狱。然而他呢，却毫不在乎，既不反抗也不求饶，结果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经友人保释）。于是一切好像没有发生，他安然地领回他的鞋子，并在回家途中大嚼了一顿越橘。1849年，梭罗发表论文——《对市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文中讨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更高的规律”（《瓦尔登湖》第十二章，即《更高的规律》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凌驾于人类法律之上。这种消极抵抗的思想对后人（例如托尔斯泰、甘地、罗曼·罗兰、马丁·路德·金等）影响很大。例如，1901年，托尔斯泰在写给甘地的一封信中写道：“……事实上，暴力反抗一旦被接受，那么爱的原则就没有了价值，而且再也不会有价值了。而如果爱的原则没有了价值，那么，除了强权而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原则了。”从表面看来，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似乎让人人都掌握了抵抗政府的不合理制度的主动权。其实不然。手无寸铁的消极抵抗只会招致当权者一次又一次残酷无情地镇压。印度甘地所领导的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运动却造成了过分的牺牲，其成功也显得极为脆弱。有趣的是，尽管梭罗提倡消极抵抗，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反对蓄奴制度的斗士。在《瓦尔登湖》（Walden）出版的同年——1854年，他曾撰文《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Slavery in Massachusetts）谴责政府支持南方奴隶主的蓄奴权利。1859年10月16日，反对蓄奴制度运动的领袖——约翰·布朗（John Brown）率领二十一名起义者袭击弗吉尼亚的哈普渡口，解放了附近的奴隶。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约翰·布朗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这时，梭罗又撰写《为约翰·布朗辩护》（A Plea for Capt. John Brown）一文，为其辩护，并做演讲。另外，在瓦尔登湖畔独居的日子里，他还在给一位从种植园里逃出来的奴隶指出了北极星的方向，帮助其逃跑。这些举动和他的消极抵抗的思想相矛盾，应该归于梭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人一生的思想往往不会一成不变。早年时候的想法与之后的想法相左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富兰克林）。梭罗对不抵抗思想的坚持大概并不一贯。美国政府废除蓄奴制度不仅比欧洲晚，而且还引发了长达五年的南北战争，并造成了林肯遇刺的悲剧。1865年1月，美国国会才提出宪法修正案，规定永久废除蓄奴制度。不过这已是梭罗去世后的第三年了。
梭罗的一生受到了两位人物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位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而另一位则是同时代的爱默生（Emerson）。芝诺——这位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创始人生活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纪。当他从塞浦路斯岛的季蒂昂（Kition，即现在的拉尔纳卡［Larnaca］）来到雅典后，立即被雅典浓厚的文化氛围打动，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有所成后，芝诺在一个绘有彩色壁画的柱廊内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讲座。他的主要哲学观是人应该顺从自然，克制欲望，并按照自然和德性生活。这种思想颇受犬儒学派的影响——犬儒学派的建立者安提西斯宣扬自足自制，过禁欲生活；他的学生狄奥根尼鼓吹皈依自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芝诺的世界里，整个自然中的万物都是由火和气的混合物构成，并组成一个整体。同时，自然的存在、发展和消亡都严格受到自然律（natural laws）的支配。自然律永恒存在，是人们立身行事和制定法律的最高准则。只有当人们制定的法律与自然律相吻合时，法律才是正确的。对于人类本身而言，无论其种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如何不同，人人皆平等。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只有顺着自然律发展，才能和整个自然相和谐。然而，人们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按照自然律发展呢？芝诺认为，只有追求德行（virtue）。因为德行是一个人生命中唯一的善，而只有德行才是和整个自然相和谐的。与德行相比，财富、声望、健康等等都显得微不足道。为了追求德行，一个人首先得将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获得完全的自由。换言之，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除了追求德行之外，一切欲望都是不可以存在的。因此，有人也将斯多葛学派的学说片面地称为“禁欲主义”。所以，这种自我解放的过程常常会使自己对情感表现出冷漠。因为作为欲望的源头之一，情感无疑成为追求德行过程中的障碍。也正是由于对欲望的克制，使得包括芝诺在内的斯多葛学派的思想显得较为理性。芝诺对梭罗的影响是从他的人生经历开始的。在梭罗眼里，芝诺弃商从学的举动无疑使他的血肉之躯获得了新生，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芝诺所说的“自然律”，梭罗将它加以发挥，称之为“更高的规律”（Higher laws）。在这个更高的规律下，国家应为百姓设身处地着想，百姓应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同自然和谐地生活。“更高的规律”凌驾于人造法律之上。国家只有依照“更高的规律”才能制定出正确合理的法律。梭罗说，在善恶之间无休止的交战中，善是永不失败的。因为善是自然律的唯一授权，是德行的唯一标准。只有向善才能和自然和谐，才不会遭遇失败。面对欲望，梭罗显然提倡予以克制。在《更高的规律》中，他这样写道：“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了它则使我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自知身体里的兽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一天天地生长的人是有福的；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便只有羞辱。”
与芝诺相比，爱默生（Emerson）对梭罗的影响更为直接。爱默生是梭罗的同乡，长梭罗十四岁，出生于康科德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丧父。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深深地为英国浪漫主义作品所吸引。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盛行于欧洲大陆。到了爱默生身上，浪漫主义已稍为缓和。自1833年起，爱默生游历欧洲各国，结识了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并接受了康德的先验论思想。回到家乡后，他开始著书、演讲、主编杂志，并组建“先验主义俱乐部”，和同乡人霍桑、玛格利特、梭罗以及阿尔考特经常在一起探讨哲学和社会问题。在爱默生的思想体系中，浪漫主义和先验主义是两个重要的方面。浪漫主义强调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个人的精神和生活。爱默生强调人的自立、自信和独立的个性，这在他的文章——《自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正是由于这个方面（再加上他卓越的口才），在许多人眼里，爱默生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激励大师。而先验主义，就是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先于感觉和经验，是人脑中先天固有的。先验主义的思想，柏拉图和笛卡儿都曾有过阐述，但到了康德，先验主义才自成体系。在我国，孔子和孟子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爱默生的著作——《卓越的人》即在先验论的基础上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人。梭罗和爱默生是同乡，都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并都在大学里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然而两者的人生在大学毕业后分道扬镳。总体上说，前者归于沉静，后者趋向热烈。两人的俗世声名也别若天壤（现在依然如此）。尽管梭罗与爱默生过从甚密，但是梭罗并不接受先验主义，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这一点曾为人多人误解）。爱默生对梭罗的影响，主要在浪漫主义方面产生了效果。梭罗不仅接受，并将浪漫主义付诸了实践。如果将梭罗的思想和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作个比较，那么，可以这么说——他提倡简朴，但不像墨子那样以自苦为极；他对现实有诸多不满，但不像老庄那样选择逃避；他希望整个世界充满秩序和爱，却又不像儒家那样陷于繁琐。
不同的人对《瓦尔登湖》有不同的读法。有人说它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有人说它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而又有些人呢，会觉得这是一部生动的自然教科书。本来，读书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瓦尔登湖在梭罗细腻而又宁谧的笔触下，无疑是美丽到了极致！我相信它至少也该是美国最优秀的散文集之一！长期以来，欧洲尤其是英国文学一直在美国土地上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到１８３０年，美国至少还有百分之七十的书籍从英国引进。当时许多欧洲人也认为美国谈不上文化。然而《瓦尔登湖》的问世，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洲人文化优越感的纠正，更为美国文学的兴盛之路铺上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在当时弥漫着维多利亚时期萎靡、矫情的文学气息中，它无疑是人们渴望已久的一股清新空气。这部书的文字既无矫情，也不华丽，简洁而生动，天然去雕饰。当你心情欢愉时，《瓦尔登湖》仿佛一曲快乐而又纯真的森林之歌！书中的土拨鼠、梭鱼、水獭、鹧鸪、苍松、湖水……无不令人感到清新可爱，仿佛个个都能从书本中跳上书桌！尤其在夜晚，当窗外的喧嚣慢慢消散，月影随水波浮动时，翻开它的书页，你会惊讶于它的文字——清澈如溪水，从你的眼神流淌入心田。依我看来，《瓦尔登湖》是非要在极静的环境下读不可的（最好是夜晚），否则读者可能会觉得本书不知所云，甚至连一段也读不下去。然而当浮华褪去，心智平静时，你又会发现它变成了一个蓄满哲学思考的深潭。梭罗以散文甚至是诗一样的语言，向人们介绍一种经过了哲学思考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被作者通过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时间的亲身体验证明了的——生活简朴而知足，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人们将不仅满足于生活，而且会有闲暇供自己支配。
1849年，梭罗自费出版了《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然而书的销量极差，只售出一百多本。鉴于这个教训，梭罗在出版《瓦尔登湖》之前，曾不断地对书稿进行修改以求完美。但是《瓦尔登湖》依然备受冷遇。他的思想在时人眼里一文不值，而他两年多时间的独居生活倒是有提神的功效。他力图改变的那个时代早已将他遗忘，使他成了一个孤独的过客！1862年5月6日，梭罗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总的看来，他的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生活和工作平淡无奇，但是他活得简单而又馥郁，体验过许多快乐。他的一生，轻轻地来，轻轻地去，留下了无数智慧的云彩……
注：“”中引述的文字，除托尔斯泰写给甘地一封信的部分内容以外，其余皆参考《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不过，大概不会有人愿意错过湖畔的一间很不起眼的小木屋。这间小木屋位于瓦尔登湖东岸，屋门朝南，东西两面墙上各开有一扇窗户，壁炉紧贴着北面墙壁。屋内的陈设极为简单：一张绿色写字桌、一张绿色三脚桌、一张床、三张椅子、一具低矮的餐橱、几件炊具和餐具，以及一把扫帚而已。屋外不远处矗立着一尊行走模样的雕像。雕像的原型就是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一位思想出众的作家。只可惜这间令人神思冥想的小木屋仅是个仿制品，木屋的原址在瓦尔登湖北岸，如今只剩下一堆石头和几块石头徽标。
1845年3月底，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卡特（Alcott）借来一柄斧头，独自来到瓦尔登森林里，砍伐高耸的松树以建造他的小木屋。吸引梭罗住到湖畔的原因，是他“要生活得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那时，从他工作的地点正好可以望见还没有融化的水晶般的湖面的冰。最初几日，天空中还时不时地飘起几阵小雪。待到春天，云雀和其他鸟类便从别处飞来，陪伴着梭罗伐木、砍削木料，制作门柱和椽木。他打算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个地窖，结果却挖出一只土拨鼠的家。中午时分，梭罗便坐在砍下的青松枝上，吃着自带的牛油面包，读着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他早上来湖畔工作，傍晚回去，工作毫不紧张。5月初，在熟人的帮助下，梭罗架起了木屋。7月4日，梭罗正式住进他的小木屋，直到1847年9月6日离开。六月里，鹧鸪带着幼雏经过窗户，从屋后飞到屋前，并像母鸡般咯咯咯地唤着她的孩子；而屋外的木料上，一群红蚂蚁与一群黑蚂蚁之间正厮杀得像英、美邦克山之战一样激烈。充满生物情趣的瓦尔登森林仿佛成了他的自家院子，而他的木屋则让一只美洲鹟安了家，从此成了森林的一部分。在这两年多的瓦尔登湖畔独居的日子里，梭罗静谧而又寂寞。他打趣说：“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小木屋成了他身躯和灵魂的居所。他在那里体验着自由恬静的生活，实践着他寂寞的人生哲学。
夏季里，梭罗一大早就赤着脚去给他两英亩半的豆田拔草锄地。尽管豆子已远远超出了他的需要，可是他却感觉像大地之子安泰一样能从土地里汲取力量，对种豆乐此不疲。他从种豆的劳动中感受到少有的欢乐，他爱上了他的豆子，也爱上了土地。直到烈日快将他的脚晒出泡来，他才停下工作，去一个矮橡林里享受浓荫。锄地之后，他常常是读读书，写写稿子，偶尔还会到湖里洗个澡、游游泳。到了秋天，瓦尔登湖面上一种“精灵”惹来梭罗极大的兴趣，但同时又让他感叹“任何智慧都无法猜度”。它就是潜水鸟。当梭罗试图划桨靠近它，却又由于后者的忽然消失而举目四顾的时候，他的背后往往响起潜水鸟一声长长的大笑般的叫声。“也许它们爱这一片湖水，理由跟我的是一样的吧”。梭罗这样写道。在寒冷的冬季，他像勘察员一样在瓦尔登湖一英尺半的冰层上认真地探测着湖面的形状和湖底的深度。他趴在冰上，一面惊叹梭鱼的稀世之美，一面又为发现冰层中气泡的凸透镜作用而兴奋。他甚至详细记载了湖水的全部冻结和开冻的时间——“一八四五年，瓦尔登全面冻结的第一夜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早十多天，芙灵特和其他较浅的湖沼早就全部冻上了；四六年里是十六那一夜冻的；四九年大约是三十一日夜里；五零年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五二年，一月五日；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四五年，瓦尔登湖在四月全部开冻；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七年，四月八日；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五二年，四月十八日；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四年，大约在四月七日。”1846年，梭罗绘制了一张瓦尔登湖的湖面形状图。与现在从瓦尔登湖上空拍摄的卫星图片相比，前者已绘制得十分精确。他对瓦尔登湖的关注胜过于青年时期他对少女艾伦的追慕（后者冷淡地拒绝了他），仿佛他自己就是湖的一部分。
梭罗的独居生活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兴趣，有人曾特别仔细地打听他的生活方式，也有人指责他怪癖。这些人的举动无非是出于猎奇的心理。至于他内心深处的思想，这些访求谈资的市民大概是不会去关注的吧？
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梭罗陆陆续续地撰写着两部书稿——《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与《瓦尔登湖》（Walden）。由于梭罗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和静默的心智（毕业于哈佛大学），《瓦尔登湖》中对自然的描写生趣盎然，对生活的思考亦充满机趣，发人深省。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部优秀的随笔散文集，《瓦尔登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喜爱。此书也成了研究梭罗思想的核心著作。梭罗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这与他广泛的阅读面有很大关系。他喜爱印度哲学，阅读过吠陀经典，并将瓦尔登湖比作印度的恒河。他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感受到激动人心的英雄般的力量，因此他也极力提倡阅读荷马史诗，即使他的一卷封面镀金的荷马作品被偷掉也不觉得可惜。他常常阅读英国古典诗歌，并常在书稿里引用，偶尔还自作一首。他对知识的渴求使得他能够聆听到《论语》和《孟子》的教诲。梭罗极其广泛地阅读世界上的经典书籍（尽管当时美国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英国引进的），相信并倡导优秀书籍（尤其是古典作品）的教化作用。对于那些愉人耳目的小读物和庸俗的报纸，他简直不屑一顾，认为读它们的人还停留在识字阶段。他曾经满腔热情地说明儿童成年后的再教育和兴办学校的重要性。的确，梭罗安于寂寞，但是这种寂寞却不是真正的隐士式的寂寞。因为他虽然安于寂寞，却不愿做一个隐士。正如他所说的：“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间去，在那里坐的最长久的人也未必坐得过我。”对于国家的兴衰和安危，他无时无刻不感慨系之。1846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在豆田上远远地听见城里军队的乐句和喇叭的歌唱的梭罗“觉得自己仿佛可以痛痛快快地用刀刺杀一个墨西哥人”（这场战争的事实是：自1836年起，美国即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墨西哥的德克萨斯。1845年，德克萨斯被美国占领。然而美国又在1846年制造借口向墨西哥宣战，并于1847年9月攻占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割让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梭罗错误地理解了这场战争，大概是被政府的宣战借口所蒙蔽）。1847年9月6日，身在森林心却在国家和社会的梭罗，终究还是离开了瓦尔登湖畔，成了一个“文明生活中的过客”。
对于社会，梭罗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哲学。他崇尚自然、质朴和实用，讨厌修饰和烦琐。正如他所说的——“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上就好了”。他曾经作过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但是影响不大。梭罗所生活过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是个什么状况呢？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期间，当工业革命从英国蔓延到美国后，美国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生产便取代英国居世界首位。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铁路线在地图上越来越密，人口大量增长，大型城市越来越多。然而，工业的巨大发展也使这个充满朝气的社会不得不面临诸多新生的问题。工厂的机器打败了弱小的手工业者，于是他们不得不迁居城市，寻找工作。他们除了劳动力别无所有。他们不得不长期工作，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忍受恶劣的饮食和住处。梭罗目睹这种场景，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人们是否必须忍受这种痛苦的生活方式？是否存在更好的生活方式？从《瓦尔登湖》中的《经济篇》（此篇位于该书首篇，足见其对经济的重视）来看，对这些问题，梭罗无疑做过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生活以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为最高目标；大部分的奢侈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他理想中的生活是：能够在满足基本需要后，有空闲的时间让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被生活所奴役，整天劳作不息却还无法改善生活，这是极其痛苦和可怜的。在梭罗的思想中，要使生活得到满足，还意味着适当地降低生活的标准或者追求。比如住房，他认为同样是用于栖身的住所，印第安人的廉价保暖而又装卸方便的尖屋就要比一所大城市的房间强得多。因为为了得到后者，许多人“必须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到他的一幢‘尖屋’”。或许是为了证实他的观点并非空想所得，梭罗提着一柄斧子只身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在那里，他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是很容易的；当一个人脑海中充斥着一个又一个欲望时，他便成了生活的奴隶。可以说，从梭罗的举动来看，他不是一位坐在书桌前引经据典的老学究，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实践的思想家，尽管当时并没有人赏给他“思想家”的光环。
梭罗觉得生命具有惊人的精神性。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他渴望能够按自己的理想改善社会，尽管他提倡的方式是消极抵抗。在一个夏末的下午，梭罗去村子里找鞋匠修鞋。不巧的是，由于他拒绝付税给国家而被关进了监狱。然而他呢，却毫不在乎，既不反抗也不求饶，结果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经友人保释）。于是一切好像没有发生，他安然地领回他的鞋子，并在回家途中大嚼了一顿越橘。1849年，梭罗发表论文——《对市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文中讨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更高的规律”（《瓦尔登湖》第十二章，即《更高的规律》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凌驾于人类法律之上。这种消极抵抗的思想对后人（例如托尔斯泰、甘地、罗曼·罗兰、马丁·路德·金等）影响很大。例如，1901年，托尔斯泰在写给甘地的一封信中写道：“……事实上，暴力反抗一旦被接受，那么爱的原则就没有了价值，而且再也不会有价值了。而如果爱的原则没有了价值，那么，除了强权而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原则了。”从表面看来，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似乎让人人都掌握了抵抗政府的不合理制度的主动权。其实不然。手无寸铁的消极抵抗只会招致当权者一次又一次残酷无情地镇压。印度甘地所领导的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运动却造成了过分的牺牲，其成功也显得极为脆弱。有趣的是，尽管梭罗提倡消极抵抗，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反对蓄奴制度的斗士。在《瓦尔登湖》（Walden）出版的同年——1854年，他曾撰文《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Slavery in Massachusetts）谴责政府支持南方奴隶主的蓄奴权利。1859年10月16日，反对蓄奴制度运动的领袖——约翰·布朗（John Brown）率领二十一名起义者袭击弗吉尼亚的哈普渡口，解放了附近的奴隶。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约翰·布朗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这时，梭罗又撰写《为约翰·布朗辩护》（A Plea for Capt. John Brown）一文，为其辩护，并做演讲。另外，在瓦尔登湖畔独居的日子里，他还在给一位从种植园里逃出来的奴隶指出了北极星的方向，帮助其逃跑。这些举动和他的消极抵抗的思想相矛盾，应该归于梭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人一生的思想往往不会一成不变。早年时候的想法与之后的想法相左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富兰克林）。梭罗对不抵抗思想的坚持大概并不一贯。美国政府废除蓄奴制度不仅比欧洲晚，而且还引发了长达五年的南北战争，并造成了林肯遇刺的悲剧。1865年1月，美国国会才提出宪法修正案，规定永久废除蓄奴制度。不过这已是梭罗去世后的第三年了。
梭罗的一生受到了两位人物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位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而另一位则是同时代的爱默生（Emerson）。芝诺——这位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创始人生活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纪。当他从塞浦路斯岛的季蒂昂（Kition，即现在的拉尔纳卡［Larnaca］）来到雅典后，立即被雅典浓厚的文化氛围打动，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有所成后，芝诺在一个绘有彩色壁画的柱廊内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讲座。他的主要哲学观是人应该顺从自然，克制欲望，并按照自然和德性生活。这种思想颇受犬儒学派的影响——犬儒学派的建立者安提西斯宣扬自足自制，过禁欲生活；他的学生狄奥根尼鼓吹皈依自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芝诺的世界里，整个自然中的万物都是由火和气的混合物构成，并组成一个整体。同时，自然的存在、发展和消亡都严格受到自然律（natural laws）的支配。自然律永恒存在，是人们立身行事和制定法律的最高准则。只有当人们制定的法律与自然律相吻合时，法律才是正确的。对于人类本身而言，无论其种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如何不同，人人皆平等。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只有顺着自然律发展，才能和整个自然相和谐。然而，人们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按照自然律发展呢？芝诺认为，只有追求德行（virtue）。因为德行是一个人生命中唯一的善，而只有德行才是和整个自然相和谐的。与德行相比，财富、声望、健康等等都显得微不足道。为了追求德行，一个人首先得将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获得完全的自由。换言之，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除了追求德行之外，一切欲望都是不可以存在的。因此，有人也将斯多葛学派的学说片面地称为“禁欲主义”。所以，这种自我解放的过程常常会使自己对情感表现出冷漠。因为作为欲望的源头之一，情感无疑成为追求德行过程中的障碍。也正是由于对欲望的克制，使得包括芝诺在内的斯多葛学派的思想显得较为理性。芝诺对梭罗的影响是从他的人生经历开始的。在梭罗眼里，芝诺弃商从学的举动无疑使他的血肉之躯获得了新生，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芝诺所说的“自然律”，梭罗将它加以发挥，称之为“更高的规律”（Higher laws）。在这个更高的规律下，国家应为百姓设身处地着想，百姓应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同自然和谐地生活。“更高的规律”凌驾于人造法律之上。国家只有依照“更高的规律”才能制定出正确合理的法律。梭罗说，在善恶之间无休止的交战中，善是永不失败的。因为善是自然律的唯一授权，是德行的唯一标准。只有向善才能和自然和谐，才不会遭遇失败。面对欲望，梭罗显然提倡予以克制。在《更高的规律》中，他这样写道：“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了它则使我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自知身体里的兽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一天天地生长的人是有福的；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便只有羞辱。”
与芝诺相比，爱默生（Emerson）对梭罗的影响更为直接。爱默生是梭罗的同乡，长梭罗十四岁，出生于康科德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丧父。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深深地为英国浪漫主义作品所吸引。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盛行于欧洲大陆。到了爱默生身上，浪漫主义已稍为缓和。自1833年起，爱默生游历欧洲各国，结识了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并接受了康德的先验论思想。回到家乡后，他开始著书、演讲、主编杂志，并组建“先验主义俱乐部”，和同乡人霍桑、玛格利特、梭罗以及阿尔考特经常在一起探讨哲学和社会问题。在爱默生的思想体系中，浪漫主义和先验主义是两个重要的方面。浪漫主义强调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个人的精神和生活。爱默生强调人的自立、自信和独立的个性，这在他的文章——《自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正是由于这个方面（再加上他卓越的口才），在许多人眼里，爱默生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激励大师。而先验主义，就是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先于感觉和经验，是人脑中先天固有的。先验主义的思想，柏拉图和笛卡儿都曾有过阐述，但到了康德，先验主义才自成体系。在我国，孔子和孟子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爱默生的著作——《卓越的人》即在先验论的基础上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人。梭罗和爱默生是同乡，都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并都在大学里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然而两者的人生在大学毕业后分道扬镳。总体上说，前者归于沉静，后者趋向热烈。两人的俗世声名也别若天壤（现在依然如此）。尽管梭罗与爱默生过从甚密，但是梭罗并不接受先验主义，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这一点曾为人多人误解）。爱默生对梭罗的影响，主要在浪漫主义方面产生了效果。梭罗不仅接受，并将浪漫主义付诸了实践。如果将梭罗的思想和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作个比较，那么，可以这么说——他提倡简朴，但不像墨子那样以自苦为极；他对现实有诸多不满，但不像老庄那样选择逃避；他希望整个世界充满秩序和爱，却又不像儒家那样陷于繁琐。
不同的人对《瓦尔登湖》有不同的读法。有人说它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有人说它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而又有些人呢，会觉得这是一部生动的自然教科书。本来，读书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瓦尔登湖在梭罗细腻而又宁谧的笔触下，无疑是美丽到了极致！我相信它至少也该是美国最优秀的散文集之一！长期以来，欧洲尤其是英国文学一直在美国土地上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到１８３０年，美国至少还有百分之七十的书籍从英国引进。当时许多欧洲人也认为美国谈不上文化。然而《瓦尔登湖》的问世，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洲人文化优越感的纠正，更为美国文学的兴盛之路铺上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在当时弥漫着维多利亚时期萎靡、矫情的文学气息中，它无疑是人们渴望已久的一股清新空气。这部书的文字既无矫情，也不华丽，简洁而生动，天然去雕饰。当你心情欢愉时，《瓦尔登湖》仿佛一曲快乐而又纯真的森林之歌！书中的土拨鼠、梭鱼、水獭、鹧鸪、苍松、湖水……无不令人感到清新可爱，仿佛个个都能从书本中跳上书桌！尤其在夜晚，当窗外的喧嚣慢慢消散，月影随水波浮动时，翻开它的书页，你会惊讶于它的文字——清澈如溪水，从你的眼神流淌入心田。依我看来，《瓦尔登湖》是非要在极静的环境下读不可的（最好是夜晚），否则读者可能会觉得本书不知所云，甚至连一段也读不下去。然而当浮华褪去，心智平静时，你又会发现它变成了一个蓄满哲学思考的深潭。梭罗以散文甚至是诗一样的语言，向人们介绍一种经过了哲学思考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被作者通过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时间的亲身体验证明了的——生活简朴而知足，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人们将不仅满足于生活，而且会有闲暇供自己支配。
1849年，梭罗自费出版了《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然而书的销量极差，只售出一百多本。鉴于这个教训，梭罗在出版《瓦尔登湖》之前，曾不断地对书稿进行修改以求完美。但是《瓦尔登湖》依然备受冷遇。他的思想在时人眼里一文不值，而他两年多时间的独居生活倒是有提神的功效。他力图改变的那个时代早已将他遗忘，使他成了一个孤独的过客！1862年5月6日，梭罗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总的看来，他的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生活和工作平淡无奇，但是他活得简单而又馥郁，体验过许多快乐。他的一生，轻轻地来，轻轻地去，留下了无数智慧的云彩……
注：“”中引述的文字，除托尔斯泰写给甘地一封信的部分内容以外，其余皆参考《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