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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是属于诺贝尔奖的月份。从10月8日开始，远在北欧的瑞典就开始陆续颁发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各家媒体都在猜想与争议诺氏文学奖得主到底是中国作家莫言还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不光如此，在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赔率表上，莫言和村上春树占据头两名。
10月11日，谜底被解开，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此殊荣，被看好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贝尔失之交臂。
日媒曾在奖项公布之前认为村上会稳拿诺奖，并且分析了其应该获奖的政治原因和作品本身的原因，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此，我们特意采访了在当时同样深陷谜团的林少华。
“诺奖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Q：村上先生已多次入围诺奖，也一直是热门，但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您觉得“差”在哪里？
A：文学奖不比科学奖项，没有刚性标准。其原初标准仅仅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但这终究是见仁见智的东西。所以你问究竟“差”在哪里，我还真说不清楚。有人说差在他年龄还不够老，有人说差在他是畅销书作家……
Q：据您所知，村上春树对诺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A：2003年初见他的时候，我曾问到这点。他是这样回答的：“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东西方对其作品的差别认知
Q：村上春树的作品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欧洲等地都获得了认可，有着庞大的读者群，他的作品如何引起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
A：2008年第二次见村上问到二者差异的时候，村上说差异很大，“这点从读者提问也看得出来。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差异果然很大。
Q：东西方的学术界也有类似差异吗？
A：美国人Roland Kelts认为村上作为最前沿的国际性小说家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打动年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二是冷峻的知性—例如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能够把‘现代都市的轻度倦怠以及消费主义’同‘可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同时认为村上作品行进于当今世界动向的最前线，“意在通过文学将二元论式思维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俄罗斯人Ivan Sergeevich Logatchov指出，“村上春树经常触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认同问题或者疏离社会造成的孤独问题，对时下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切近和要紧的。”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村上笔下同周围保持距离、冷峻而独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他们的心灵共振。”韩国的金春美则主要着眼于村上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审视、批判姿态，认为“春树的文学虽然以对于消费文化的批判为基础，但其批判不表现为充满痛苦的呐喊，始终冷静如一。他的文学并不背对现实，而致力于探索当下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这点连同其失落感大约对韩国的年轻人是一个启示。”并且指出，“真诚逼视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行为的村上春树唤起了韩国人深切的共鸣”。
不属于主流思想的价值观
Q：据您了解村上春树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层？
A：总的感觉是主要集中在15岁—30岁这个年龄。从我接到的读者来信来看，其中高中生、尤以高二女生居多。
Q：村上春树最初并未被中国读者所广泛接受，一度还遭到误读被冠以“小资”等标签，而今他的小说、散文等每部作品在国内都会登上畅销榜，您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A：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大学的扩招，新世纪之后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城市“白领”阶层。也就是说，接受作为城市文学的村上文学的丰厚土壤大体形成了。
Q：村上的创作也是经过了几个变化阶段的吧？
A：主要有两个阶段。村上1979年30岁时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今年是他出道三十三年。如果姑且计以整数，把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分为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阶段，那么前十五年主要是表达孤独—不断叩问现代以至后现代都市上空游移的孤独的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以中国特有的说法，即他作为“小资”作家的一面。后十五年则逐渐走出孤独而温馨的个人心灵后花园，开始审视、批判体制和暴力—探索面对体制这堵高墙时的作为鸡蛋的个体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即他作为斗士的一面。其转折点是1994—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
Q：您更喜欢哪个阶段的村上春树呢？
A：都喜欢。心灵品位的提升和介入社会的姿态同样重要。
Q：村上先生不断通过自己的作品叩问体制与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关系，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在日本文坛属于主流思想吗？
A：不属于主流。
Q：村上在创作之余也喜欢搞翻译，他是怎样看待翻译与原作的关系呢？
A：就数量而言，二者相差无几。对他来说，翻译算是兴趣和创作中间的休整，同时又影响他的创作，尤其在语言风格方面。
村上春树之于林少华
Q：您不是最早翻译村上先生作品的译者，却是真正让国内读者认识并喜欢上他的译者。您当初为什么会选中村上春树作品推介给中国读者？
A：原因很简单，也谈不上多么高尚。一是觉得他的笔调或语言风格适合自己的口味，故事也足够有趣；二是我当时需要稿费补贴日常生活开销。
Q：村上春树应该是日本文学界最难翻译的作家之一了，而翻译他的作品最难之处又是什么呢？
A：北师大王向远教授在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有这样一段表述：“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难度，不在原文字句本身，而在于原文风格的传达。村上的小说在轻松中有一点窘迫，悠闲中有一点紧张，潇洒中有一点苦涩，热情中有一丝冷涩。兴奋、达观、感伤、无奈、空虚、倦怠，各种复杂的微妙的情绪都有一点点，交织在一起，如云烟淡霞，可望而不可触。翻译家必须具备相当好的文学感受力，才能抓住它，把它传达出来。”他紧接着写道：“林少华的译文，体现了在现代汉语上的良好修养及译者的文学悟性，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的独特风格。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Q：您也翻译了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等大家的经典之作，但读者总是无法忘记您村上翻译家的帽子，您会觉得困扰吗？
A：以单行本计，我总共大约翻译了75部日本文学作品，其中41部为村上的，是之于我的“主流”。所以，对读者那样看待我，没觉得不是多么大的困扰。不过，我不太中意“村上御用翻译”这样的说法。他是日本的大男人，我是中国的大男人，而且基本都是自行其是的大男人。
Q：您好像和村上先生面对面交流过两次吧？在您印象中他是像在《鸡蛋与高墙》里那样孤独而又执著坚强的斗士吗？
A：文如其人。
10月11日，谜底被解开，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此殊荣，被看好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贝尔失之交臂。
日媒曾在奖项公布之前认为村上会稳拿诺奖，并且分析了其应该获奖的政治原因和作品本身的原因，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此，我们特意采访了在当时同样深陷谜团的林少华。
“诺奖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Q：村上先生已多次入围诺奖，也一直是热门，但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您觉得“差”在哪里？
A：文学奖不比科学奖项，没有刚性标准。其原初标准仅仅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但这终究是见仁见智的东西。所以你问究竟“差”在哪里，我还真说不清楚。有人说差在他年龄还不够老，有人说差在他是畅销书作家……
Q：据您所知，村上春树对诺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A：2003年初见他的时候，我曾问到这点。他是这样回答的：“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东西方对其作品的差别认知
Q：村上春树的作品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欧洲等地都获得了认可，有着庞大的读者群，他的作品如何引起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
A：2008年第二次见村上问到二者差异的时候，村上说差异很大，“这点从读者提问也看得出来。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差异果然很大。
Q：东西方的学术界也有类似差异吗？
A：美国人Roland Kelts认为村上作为最前沿的国际性小说家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打动年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二是冷峻的知性—例如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能够把‘现代都市的轻度倦怠以及消费主义’同‘可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同时认为村上作品行进于当今世界动向的最前线，“意在通过文学将二元论式思维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俄罗斯人Ivan Sergeevich Logatchov指出，“村上春树经常触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认同问题或者疏离社会造成的孤独问题，对时下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切近和要紧的。”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村上笔下同周围保持距离、冷峻而独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他们的心灵共振。”韩国的金春美则主要着眼于村上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审视、批判姿态，认为“春树的文学虽然以对于消费文化的批判为基础，但其批判不表现为充满痛苦的呐喊，始终冷静如一。他的文学并不背对现实，而致力于探索当下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这点连同其失落感大约对韩国的年轻人是一个启示。”并且指出，“真诚逼视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行为的村上春树唤起了韩国人深切的共鸣”。
不属于主流思想的价值观
Q：据您了解村上春树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层？
A：总的感觉是主要集中在15岁—30岁这个年龄。从我接到的读者来信来看，其中高中生、尤以高二女生居多。
Q：村上春树最初并未被中国读者所广泛接受，一度还遭到误读被冠以“小资”等标签，而今他的小说、散文等每部作品在国内都会登上畅销榜，您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A：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着大学的扩招，新世纪之后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城市“白领”阶层。也就是说，接受作为城市文学的村上文学的丰厚土壤大体形成了。
Q：村上的创作也是经过了几个变化阶段的吧？
A：主要有两个阶段。村上1979年30岁时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今年是他出道三十三年。如果姑且计以整数，把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分为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阶段，那么前十五年主要是表达孤独—不断叩问现代以至后现代都市上空游移的孤独的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以中国特有的说法，即他作为“小资”作家的一面。后十五年则逐渐走出孤独而温馨的个人心灵后花园，开始审视、批判体制和暴力—探索面对体制这堵高墙时的作为鸡蛋的个体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即他作为斗士的一面。其转折点是1994—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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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村上先生不断通过自己的作品叩问体制与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关系，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在日本文坛属于主流思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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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之于林少华
Q：您不是最早翻译村上先生作品的译者，却是真正让国内读者认识并喜欢上他的译者。您当初为什么会选中村上春树作品推介给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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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也翻译了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等大家的经典之作，但读者总是无法忘记您村上翻译家的帽子，您会觉得困扰吗？
A：以单行本计，我总共大约翻译了75部日本文学作品，其中41部为村上的，是之于我的“主流”。所以，对读者那样看待我，没觉得不是多么大的困扰。不过，我不太中意“村上御用翻译”这样的说法。他是日本的大男人，我是中国的大男人，而且基本都是自行其是的大男人。
Q：您好像和村上先生面对面交流过两次吧？在您印象中他是像在《鸡蛋与高墙》里那样孤独而又执著坚强的斗士吗？
A：文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