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上海电影节的某论坛上，导演陆川激动地哭了，感谢投资人覃宏对他的纵容—因为心血之作《王的盛宴》从最初确定的档期（7月5日）延迟到年底。陆川也承认这部电影遭遇了非常敏感的时期，审查上困难重重。他一想到如此心累，于是“汗水”就从眼眶里流了出来（他自己的解释）。他这一哭惊动了在场其他导演，比如惊醒了睡着的张元导演:“陆川激动的哭泣把我惊醒。”众人纷纷陷入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困惑中。
　　电影审查，这项饱受非议的制度很可能再次成为断送国产片的侩子手，早已是老生常谈的“审查问题”再一次被摆到台面上。
　　有人说“抨击审查制度也没有用，它从未有改观。”这话倒过来就是我们的答案：“它从未有改观，所以我们要继续抨击審查制度。”
　　电影审查太“随缘”
　　“怪力乱、不存在；人性恶，勿体现……”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关于“电影审查”的三字经。但事实告诉我们，现实中的审查制度显然没有三字经来得这么明确。
　　“弹性标准”、“人为因素”一直是这项制度饱受人们诟病的地方。宁浩的《无人区》或许是因为“人性恶”和民族问题未能过审；但古装题材的《王的盛宴》因何延期却无从知晓。冯小刚导演曾在去年的政协发言中以“电影局审查电影，全民审查电影局”形容现在的审查怪象，其实围绕着“两证”审查而诞生的啼笑皆非之事也始终层出不穷。
　　“中国电影审查制那真是太“随缘”了。用一句话说就是：呀？怎么走着走着就成雷锋了，怎么走着走着又成阶级敌人了。有人这么概括国内审查制度的现状。
　　案例1：《17岁的单车》因拍太多胡同惹祸
　　王小帅拍摄的《17岁的单车》曾因违规参赛而被禁止公映。他拿此片举例：“只是有一个人说了这片子拍了太多胡同而非高楼就引发了后面的事件，而时至今日你都无从知道说这话的人是谁。”王小帅接着说：“电影审查从现今的整体环境来看，它将从单一的制约创作源头发展成制约市场，而这种制约引发的反弹是小刚发炮的重点所在。分级制虽然还是个禁区，但要求审查脱离人制而实行分类标准制，细化到文字上供从业者公开讨论已不是过分要求。”
　　案例2：“山寨瓦力”竟拿到拍摄许可
　　最近皮克斯动画片《机器人瓦力》遭国内动画公司山寨也是一例。这部山寨电影不仅顺利拿到了拍摄许可证，而且其完全照搬百度百科的剧情还被登在了电影局的官方网站上。稍微触及敏感问题的原创电影都不能过审，而完全抄袭别国电影的“山寨货”却可以堂而皇之的拍摄？
　　可以说现行的审查制度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为市场把关的作用，反而还助长了山寨电影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随着配额制度进一步放宽，今年上半年国产电影对于进口片的劣势更为明显。在这种时期，审查制度不允许《王的盛宴》这样能有一定市场反响的影片上映，却让《戚继光英雄传》那种“半包泡面”的货色拿到龙标，也算电影局面对好莱坞大举来袭时的一个表态吗？
　　“票房至上”难出佳作
　　在看到伊朗影片《一次别离》拿到奥斯卡之后，国人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同有电影审查存在的国家，伊朗为什么可以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影片？而中国近年却少有在国际广受好评的佳作呢？
　　对于伊朗电影业现状我们知之甚少，但回望一下二十年前的中国或许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了。在《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期的中国同样存在电影审查，而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九十年代初在审查方面可能更为敏感。然而那一时期却仍有上述明显触及“文革史”的杰作诞生，为什么？
　　首先，对电影“求精品不求数量”的态度和大制片厂时代非硬性的市场需求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这也使得那一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弊端并未完全暴露。但在中国电影被“产业化”之后的这十年里，官方逐渐乐于向国际宣传我国影市的蓬勃和兴盛，但同时又紧握审查制度不放松，“被增长”的总票房数字以及对“世界前三”、“世界几大电影市场”的头衔迷恋代替了原先对电影本身“精益求精”的追求。
　　在此意识的主导下，“票房至上”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国电影界“浮夸风”兴起的根源，它与官方毫无改观的“电影审查制度”共同促成了中国电影如今的癌变。“审查制度”与“经济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互斥性，寄希望二者长久共生、行业因此良性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
　　制度“帮倒忙”
　　在去年的戛纳影展上，被伊朗政府囚禁的著名导演贾法·帕纳西将其在家中所拍摄的一段影像装在U盘中被辗转送到了法国，在随后几个月的世界各大影展巡回放映中，这段名为《这不是一部电影》的视频获得了西方世界的空前赞誉。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西方电影节十分乐意看到此类如《肖申克》一般挑战体制的故事在别国电影业发生。可以说，只要审查制度一直存在，在海外的“反审查”呼声和刻意与之相反的审美取向就不会消失。
　　至今，国内仍有许多声音坚持认为在海外获奖的中国电影多是所谓“东方主义”的产物，然而扪心自问，我们固步自封的审查制度是否也在强化着西方人“东方主义”的思维呢？
　　宁浩和陆川在此前的活动中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国产电影在海外电影节的阴暗面。而判断哪些电影触及了“阴暗面”，最简单最权威的方法仿佛就是看它是不是“地下”、是不是“被禁”。没被审查制度许可好像就一定是“说真话的”、是“好样的”，而只要谁被审查制度打了一巴掌便都可以捂着脸去向外国人哭诉要钱。
　　当年张艺谋的《活着》由于“绕开审查参赛”而被戛纳电影节大加赞赏；而几年后“获得批准”的《一个都不能少》却被戛纳主席批为“过分阳光”。同样一位导演的电影，同样一个电影节主席，却因参赛作品“是否过审”而导致结果千差万别。
　　因而被“审查制度”否定已成为很多国人“博同情”的有效方法，这显然背离了电影审查设立的初衷—此项制度已然在为“中国形象”的营造“帮倒忙”。
　　创作者的后遗症
　　“光怪陆离的路灯不断闪过姜文的面庞，他戴上墨镜遮住眼睛，眼泪从墨镜后面缓缓流出……”这段长久留在中国影史的经典片段出自谢飞导演的《本命年》。谢飞后来在回忆这部电影的送审过程时不无庆幸地说“它可能是在旧审查标准下，最后一部过审的电影。”而这部被誉为“中国版《出租车司机》”的电影也成了国产片在那个夏天之后的一曲绝唱。
　　“审查制度是中国电影人最后的遮羞布。”这个观点在坊间也存在了不少年头。其实审查制度或许猛于“遮羞布”而更接近“核辐射”。即便某天不再有对文化产业的“大规模杀伤”，曾经的辐射也会使创作者们留下精神上永久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