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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04年,为赫尔巴特教育学传人中国的最初阶段。其间,中国学界对它的引入,至少有两个不同路径:学术著作的翻译和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听课笔记。与之相对应,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教育学文本:学术著作与讲义纂集。后者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如湖北和直隶对波多野贞之助讲授内容的不同取舍。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成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在产生之初的特殊学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