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作家刘子超和一个塔吉克斯坦籍留学生“好运”吃了顿饭，两人聊疫情，聊近况。
　　2018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一个酷热无风的下午，刘子超和好运在市中心鲁达基公园的旗杆下相遇。当时，他正在进行一场深入而漫长的中亚旅行，21岁的好运拦住他，说：“哥，我给你免费当导游？我正在学汉语。”之后，好运就一直跟着他，直到他离开杜尚别。
　　好运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哥哥一家在俄罗斯打工，寄钱回来供养全家。姐夫也去往俄罗斯讨生活，后来杳无音信。他和女朋友交往了两年，后来分了手。女朋友的人生目标是美国，而他则学习中文，决定日后要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年轻的他总是很无助，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
　　2019年，刘子超发表文章《杜尚别悲歌》，里面讲述了好运的故事。文章在当地华人圈流传开来，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失意男孩。后来，好运申请中国的大学时，面试官竟认出了他，他顺利通过考试，开始在北京读书。刘子超一直关注着他的生活，两人偶尔也会见个面。
　　中亚之旅结束后，刘子超开始写作，讲述自己一路遇到的人和故事，有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有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90后”作家，有依然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有在中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朝鲜人……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揭开中亚神秘的面纱。这些故事，后来都被他收入新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里。

被困的中亚人

　　2010年夏，刘子超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作为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那里繁忙而混杂，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是冰雪覆盖的天山。
　　“当时我想起了斯坦因等人写的纪行，回忆起历史课上学过的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地区这些词。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穿越边境，翻过雪山，看看对面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刘子超说。
　　雪山对面的世界一直诱惑着他。一年后，他背起行囊，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抵达首都塔什干。当时正值苏联解体20周年，他走在大街上，感觉苏联解体就发生在昨天。“街上跑的汽车还是苏联时代的拉达，人们的穿着打扮、城市建筑风格，都还停留在 20年前，像是被封存在了一个时间胶囊里，停滞不动。”刘子超回忆说。
　　另一个让他震撼的是，中亚人丰富的长相——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高加索人、朝鲜人、鞑靼人，各种长相都有。再加上布哈拉古城、中世纪的清真寺等遗迹，他每到一地都受到了“文化冲击”，也被中亚所特有的“呼愁”（土耳其语，意为忧伤）所吸引。
　　回国后，刘子超拿出旅行途中的笔记，动笔写作。写了1000多字后，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这种迷恋最终又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
　　刘子超意识到写中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必须慢下来、沉下去。接下来的几年，他开始了对中亚的探索，一边读相关的书，一边慢慢旅行，同时学习俄语、乌兹别克语，几乎去过了中亚所有可以去到的地方。他旅行的目的很明确——记录当下中亚人的生活和命运，勾勒出中亚的图景。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有意识地去结识不同的人，和他们聊天，打捞他们的故事。
　　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向导介绍，刘子超结识了一位年轻作家阿拜·扎尔扎科夫。阿拜生于1992年，会说俄语、英语和法语。他一直写小说，接下来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在他看来，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在乌兹别克斯坦，帖木儿广场附近的酒吧里，刘子超和生意人模样的阿扎玛聊起天。他最初从事出口贸易，将乌兹别克的干果出口到美国，之后开始购买房产，拥有七八套公寓，靠租金衣食无忧。两人边喝边聊，旁边一个男人突然开始向天空抛撒钞票，开始是幾张几张的，后来漫天挥撒。阿扎玛对刘子超说：“这就是现实！乌兹别克的现实！”
　　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刘子超北上咸海，在那里偶遇 “咸海王”。他是一个中国人，来自山东滨州，在荒凉的咸海边已生活了7年。他手下有4个工人，工作是在咸海收集泥中的虫卵，然后经过深加工，变成虾苗的饲料。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咸海王”都独自住在帐篷里，没有信号、没有网络，最近的WiFi在160公里外。日子很难熬，常常会濒临崩溃。每当此时，他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
　　“一路上，我努力去做一个倾听者。我感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困在原地，被生活、地域或者政治，又没有办法改变。”刘子超说。“这片大陆离哪里都很遥远，无论是地理上、心理上，还是文化上。全球化似乎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

带着目的去行走

　　这些年，刘子超一有空就往外跑，有时是工作需要，有时出于个人兴趣。他上一次出国旅行，是在2019年9月。因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获得第一届全球真实故事奖的特别关注奖，他去瑞士领奖，之后又在欧洲待了两个月，11月回国，后来疫情到来，他再也没有出去过。
　　关于欧洲，刘子超不算陌生。2012年，他申请到一个中德媒体使者项目，在德国待了3个月。其间，他还去往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等地。在布拉格的老酒馆，他遇到一直想移民到南半球澳大利亚的中年男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听到一个俄罗斯大叔用破碎的英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的家人曾被关进那里；在布达佩斯，他走访当年中国倒爷白手起家的四虎市场，遇到卖景德镇瓷器的中国小伙儿…… 　　回国后，刘子超开始回忆和记录那段旅程，花两个月写下6万字，后来这部分成了他的第一本旅行作品集《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前半部分：夏。第二年的冬天，他以自驾的方式再次漫游中欧。“中欧对我的吸引力，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刘子超说，它身上那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让当时不到30岁的他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在內心深处，刘子超觉得自己也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就像牧民一样，有方向、有目的地移动，逐水草而栖，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牧民不同的是，他游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有写作。
　　关于写作，他的动力之一正是见证世界的流动。“制造流动并且居于核心的永远是人。人的生存经验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卵石，从当下向着未来延展。当你通过旅行和文字打捞起这些卵石，它就慢慢地构筑起你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比真实世界更牢固、更有依靠感。”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1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