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学校整体转型变革”为性质和宗旨的变革，已持续23年之久的“新基础教育”创生了诸多推动学校转型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价值观变革为起点，依托学校领导与管理变革、课堂教学变革、班级建设变革等三大载体，通过贴地式深度介入的方式，在理论与实践双向转化双向滋养双向建构中，赋予学校发展“三底”“三力”和“三思”。
　　以往的学校改革，常常直接聚焦在策略、方式和方法等操作层面，如力图改变“管理策略”“教学方法”等，“新基础教育”却直接探入种种策略、方法背后的“價值观”，学校转型必须首先回到价值观这一原点中去，重新审视并建构学校教育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上：“什么是好教育”“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好教师”“什么是好教学”等。其中，“好教育”与“好学校”是首要的两类价值观。在“新基础教育”的创始人叶澜教授看来，“教育”，就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能够“教好天地人事，育出生命自觉”的教育，就是“好教育”；“好学校”是现代型学校，而不是近代型学校，其特征在于“价值提升”“重心下移”“过程互动”“结构开放”“动力内化”等，由此构成了所有“新基础教育”试验学校转型变革的目标，并衍生出了相应的学校评估标准。
　　以往的学校改革，常常要么将重心放在“学校领导与管理”，要么定位在“课堂教学”，强调“课堂教学是教育改革的主阵地”，“新基础教育”则致力于推动学校的“整体”变革，因此，“学校领导与管理”“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这三个支柱一个都不能少，并且力图实现三者之间的交融共生。
　　以往的学校改革，常常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学校改革，则通过构建“大中小学合作研究机制”，以贴地深度介入式的方式，深入到学校策划、实施与评估中，参与到教师的备课、上课、说课、评课与写课之中，而且反复重建……换言之，进入中小学学校教育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把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再把新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等双向转化的方式，实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生共长。在此过程中创生的新经验、新理论，都不只属于大学研究者或中小学校长及老师，而是“新基础教育”学校改革共生体的共同产物。
　　通过如上学校转型的抓手和策略，“新基础教育”研究希望所有参与的试验学校，拥有“三底”“三力”和“三思”。
　　所谓“三底”，就是叶澜教授提出的“底线”“底蕴”和“底色”。对于学校转型而言，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学校转型变革，一要有“底线”：即把学生当学生、把教师当教师、把学校当学校；二要有“底蕴”：既要有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办学的底蕴，也要有校本特色的学校特色文化传统作为学校发展的底蕴，两者都包括“老传统”和“新传统”，且不能相互割裂对立，要实现“老树上发新芽”；三要有“底色”，将“新基础教育”的新价值观、新理念化入学校日常教育生活中，渗入学校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之中，实现“日常化”。
　　所谓“三力”，就是“内动力”“内定力”和“内生力”。“内动力”意味着学校自身有变革的需要，不只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大众舆论的压力和推动下变革，而是有自我更新和再造的动力；“内定力”需要学校不满足于追逐时尚和风向标，牢牢守住底线，呵护底蕴，铺好底色，无论外界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朝着认准的价值观这一“标杆”直线跑；“内生力”则是学校通过坚持不懈的转型改革，获得绵绵不绝的自我生长的力量、自我创生的智慧。
　　所谓“三思”，与“思维方式”有关。一直以来，“新基础教育”对流弊已久的“点状思维”“割裂思维”“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思维”“极端化思维”等保持敏感和清醒的认知，转而倡导“双向关联思维”“整体融通思维”“综合融通思维”三种合理的思维方式。因而，主张“成事成人”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在成事中成人，以成人促成事”；主张教师与学生是不可分割的“共生体”，教学是“教”与“学”不可分割的整体，课堂则是师生共生共长的家园；主张建立学校“特点”与“特色”的有机关联，“特点”是和少数人相关，在特定情境下发生，偶尔为之的东西，“特色”则与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相关。最重要的在于“特色”之“色”，是“特点”之点的弥漫、弥散和渗透，也是不同“特点”与“亮点”之间的彼此关联、互动、融通和渗透的产物。
　　拥有了“三底”“三力”和“三思”之后的学校教育，方可实现充分的整体转型变革，并通过“新基础教育”改革创造“学校教育新生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