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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一名酒鬼！”孟小军高声说道。
“你好！”其他人高声回应。
第一次参加的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坦承。然而时间一久，便会为这个团队所吸引。
它大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人平等的团队，不用交会费，没有领导、会长、组织者，参加者有企业老板、公司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年龄从20多岁到50多岁……如果非要分出“级别”，标准便是他们与酒瘾抗争的时间，有人“停酒七年了”，有人则说，“今天是第三天，请大家帮助我”。
讲到“如何变成一个酒鬼”时，常常有人声泪俱下，谈起“与酒瘾搏斗的经历”，也有人自嘲，但永远不会有人讥讽他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地聆听着别人的故事，
这是匿名者戒酒协会（以下简称AA）在12月初的一次普通聚会。作为一家以帮助戒酒为唯一目的、在150个国家设有分支的公益性组织，从2000年进入中国后，AA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各大城市成立了小组……他们每周至少会面四次，每月四周，网络会议天天进行，经年不断，随时等待任何一个有意愿者加入。
“你看过电影《离开拉斯韦加斯》吗？尼古拉斯·凯奇醒后颤抖着去冰箱里抓酒瓶，含着眼泪，只有喝下去才能让他不痛苦，”孟小军解释，“我们患有‘酒精依赖症’，或者说，我们是‘酒瘾患者’”。
“醒来，是最痛苦的”
16岁那年，孟小军第一次把一瓶啤酒一饮而尽，他说只是为了睡个好觉。
家里没人酗酒。孟小军是跟着胡同里的无业游民学会了喝酒和抽烟。起初，父母试图限制他，但父亲很快出国打工，母亲也无暇顾及，他彻底放纵了。
一个冬天的晚上，孟小军冒着风雪飞奔到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像是宣泄长久以来的压抑宣布自由一样，他用了几秒钟“咕咚咚”喝完这瓶酒，拿袖子飞快地抹了一下嘴，跑回家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几年来，他一直渴望能睡个好觉，而喝酒给他带来了“舒服、放松、愉快”。
他开始毫无顾忌地使用这种方式。和父母吵架、谈恋爱受挫、工作不顺，只要不顺心，酒便成了排解的办法。每天回家，他都买两瓶酒带回来，喝到能睡着为止。
很快，孟小军对酒的需求从一天一瓶，变成了一天五瓶，他甚至从中体会到了成就感：跟朋友吃饭，会被夸奖“这男孩好酒量，了不起”。
当父母意识到儿子喝酒成了问题时，已无能为力了。面对母亲的咆哮，孟小军每次都吼回去：“别人家孩子不这样，你们家孩子就这样，谁的问题？！”为了避免冲突，母亲搬出了家。
充斥孟小军生活的，除了酒，还有他认为的种种“倒霉”：工作不顺、无端心慌、对生活中的一切感到焦虑，不敢坐地铁、不敢骑车，总担心会发生事故……
起初，孟小军觉得自己患了焦虑症，但只要喝上酒，就能焦虑全无。因此，他唯一的焦虑就变成了，如何不让自己从醉酒中醒来。
“醒来，是最痛苦的。”
不分白天还是黑夜，清醒的孟小军，第一个要做的是四下寻找那个白瓷茶缸，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啤酒，他张大嘴，仰头把液体往里倒，再灌满新的。
往往是四个多小时、喝了十瓶后，他又能昏昏欲睡了，直到栽倒在床上，继而醒来，又像是一只饿极了的困兽，四处寻找酒精。没有啤酒，料酒也可以，甚至花露水也可以凑数。
但很快，喝酒也无法解决孟小军的痛苦了。自责，绝望，无时无刻不想自杀，但又没有勇气……孟小军三次住院进行戒断治疗，为了能“出院继续s喝”，他试图隐瞒嗜酒史，并反复向医生陈述自己是焦虑症。
最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给了他明确的诊断：酒精依赖症。
“这是一种慢性大脑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就摆脱不掉。”六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李冰教授说，“家族性患者在成瘾者里占一半左右，但环境因素也很容易导致嗜酒，有些人常用酒精去缓解失眠、焦虑、疼痛，就容易患上酒瘾。”
孟小军就是如此。最后，酒瘾像猛兽一样占据了他的全部大脑空间，他无力与之对抗。
“得了就不可能根除。”李冰告诉孟小军。
孟小军第一次对“酒精”产生了恐惧感。他赖在病房里不肯出院，“外面太可怕了，外面有酒。”7个月后，孟小军必须出院了，绝望中，他想到了李冰的建议：加入AA，跟其他嗜酒者“读书”“开会”。
“没关系，我和你一样”
1935年，美国的股票经纪人比尔·威尔逊遇到外科医生鲍勃·史密斯，二人都是严重的嗜酒者，通过互相帮助达到了戒酒的目的。他们随后组建了AA，力图帮助其他同病相怜的人。
借鉴宗教和哲学，威尔逊将AA戒酒法简化成“12条步骤”，中国会员习惯将之称为“大书”，也成为每次会议的主线。
最初一年，孟小军没从中发掘到任何感悟，但他坚持着每天参加现场会。支撑他的原因，是一个酒鬼在这里体会到了别处没有的“美妙的共鸣感”。AA要求每个入会者必须坦诚地面对自己，讲述自己的失意与烦恼，同时也努力倾听别人的，孟小军发现竟然大家都有惊人相似的经历、感情、工作、生活，甚至弱点。
一年春节，孟小军被并不算夸张的鞭炮声吓坏了，但春节期间的小组会议，他没敢说，怕别人觉得自己胆小。没想到，身旁的另一位会员大声说道，“今年我快被鞭炮声吓疯了！”像溺水的人一下子抓住了浮板，他心头顿时释然了，“原来不只我这样啊！”
除了开集体会，AA另外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步骤是，每个新会员，要找一个老会员，作为自己的“助帮人”，帮助戒酒。孟小军毫不犹豫选择了一个最积极的会员：李勇。“他跟我很像，小时候都是坏孩子，性格自大。”
李勇也有“条件”：连续90天参加现场会；每次开会坐第一排，第一个发言；每天给“助帮人”打两个电话。
孟小军原本很好面子，不愿意接受强迫性要求，但李勇的条件他竟然很愿意接受。他也试过和发小、家人分享感受，效果却相反，他们既无法理解孟小军，也不试图理解他，总是报以同情或怨恨。但李勇不同，聊任何一件事，他都能和李勇找到共鸣，有时一个人说出前半句，对方就能接上后半句。“没关系，我和你一样”，每当孟小军听到李勇的这句话，就会觉得无限温暖。 李勇也有类似的经历。第一次来参加AA的会议，一位老会员给他递了杯水，并微笑着说：“欢迎你！”过去几十年里，作为一个酒鬼，走到哪里都遭唾弃，李勇从没想过会有一个地方、一个人会欢迎他。
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盛利霞看来，嗜酒者不必担心偏见，能够得到认同感，是AA协助戒酒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嗜酒者原来只能用酒精作为生活的拐棍，AA则用同伴的力量代替，“利用这种伙伴的力量康复，是一种性格的矫正”。
而这种依赖，是相互作用的，老会员也在不断监督自己。
停酒四年多后，孟小军也成了很多新会员的“助帮人”，但在帮助新同伴过程中，尤其是几天没有收到电话时，孟小军就会感到焦虑。这种情绪一出现，他就会打电话给李勇，生怕酒瘾在自己放松警惕时复发。李勇往往也只说一句话，便可以打消他的紧张：“这很正常，我常常和你一样。”
寻找“更高的力量”
李冰也一直在与“酒精依赖症”作斗争。
作为一名专业医生，她苦恼于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患者完成终生戒酒。“医院只能做戒断治疗（指帮助嗜酒者应对戒酒后身体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如心慌手抖、幻视、幻听等），但戒除酒瘾需要靠患者自己终生完成。”李冰说。
然而，几乎每个来进行戒断治疗的病人都被复饮折磨。
2000年，李冰第一次接触到AA戒酒会。那是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一个能容纳五六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除了个别医生代表，其余都是酒瘾者，许多已多年滴酒未沾。借助这种聚会，他们交流经验，互相鼓励。
“这种方法既然对全世界都有效，那对中国应该也有效。”李冰想。她和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的医生郭崧不谋而和，二人开始共同尝试在中国推广AA。
阻力出乎预料。业内人士闻所未闻，患者极度排斥，普遍认为是在宣扬宗教——在“12个步骤”中，始终提到要相信依靠“更高力量”来解除酒瘾。
12年后，这样的阻力依然存在，但李冰看到，有酒瘾患者成功地依靠AA停酒了1年、5年，甚至12年，虽然100个会员里能坚持下来的只有几个人，但比起12年前，已是很大的进步。
赵珊珊是一名AA会员，同时也是名精神科医生，停酒半年之后，她惊喜地发现自己身上的改变，于是一直想找到AA作用的原理，“但是一无所获”。
“具体是什么发生了作用，我无法解释”，老会员都这样说，“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能力无法抵抗酒瘾的能力，所以借助更强的能力来对抗它，具体的变化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人格”。
五年前，李勇第一次接触AA时，已经“生扛着”两年没有喝酒，不过他的生活依然和喝酒时一样，他每天面色晦暗，目光呆滞，怨恨身边的一切。他也没指望AA能帮助他改变更多。
“助帮人”让他写下怨恨的名单，李勇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随后，“助帮人”让李勇指出，在与这些人相处时自己的错误，李勇发现自己说不出，他本能地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误，即便自己有错，也是因为“他们招惹我”。
“助帮人”帮他逐个分析每件事中自己的问题，两个人每天要在这件事上消耗几个小时，直到有一天，李勇像是被重击一样，忽然感到了“巨大的悔恨感”，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李勇用他感到舒服的方式，向“怨恨名单”里的人逐一忏悔，并渐渐找到了抗击酒瘾的“更高力量”——去世的母亲。“我母亲是最爱我的人，我也爱她。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想法告诉她，放心她来帮助我……”
现在，李勇每天积极上班，其余时间和朋友聊天，偶尔也有抱怨，但不是怨声载道，而是努力“追求健康和快乐”。
孟小军也不断追求“改变”，有时是很细微的，比如，每天下床时换个位置或姿势，改变挤牙膏和倒漱口水的顺序，看似杯水车薪，但他相信这种点滴改变，都会最终导向戒除酒瘾。
“更深层的，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酒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性格中的问题，”孟小军说，“这些问题或许是我们在大社会中形成的，然而只有在AA这种宽容、鼓励和互相支撑的氛围下，才有可能得以解决，我们在这里审视自我、反省，学会谦卑和爱。”
参加AA四年后，孟小军终于达成了自己20年前的愿望：戒酒，并拥有信仰。他的信仰不是宗教，而是《道德经》。事实上，每个成功的AA会员找到的“更高力量”都不一样，有人是自己家的宠物，还有人居然是冰箱……
“酒鬼”低龄化
不得不承认，能找到“更高力量”的人，仍是少数。
加入AA后，孟小军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里，他建了三个网络讨论群，并义务协调戒酒会的工作，但几乎每天，他都会看到有的会员复饮了，有的退群了……
留下的理由只有一条，离开的理由却有成千上万。在孟小军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社会仍对酒瘾者存在偏见，不了解成病机理，只是简单地把他们贴上“道德败坏”或“毫无意志力”的标签。
甚至医生也不了解。几天前，孟小军去医院看感冒，嘱咐大夫不要开含酒精的药，因为自己患有“酒精依赖症”，对方问：“什么是酒精依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3月发布的报告，有害使用酒精在造成世界上过早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危险因素中排第五位。研究人员在2003年通过抽样调查发现，每100个15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将近4人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精依赖症”。然而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了病人。
近十年过去，没有新的统计数字产生。但凭接诊人数，李冰可以感到患病人数在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新病人的年龄，正从中老年慢慢向低龄化发展。
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利霞也有同感：“中国十几岁的孩子可以随便接触到酒，随便买酒，甚至喝酒，这是目前最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网络会议上，孟小军也发现20多岁的嗜酒者越来越多，甚至还有未成年人。他强烈地感到危机的存在，却往往只能顾及自己和身边的AA病友。
他所在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不得不去的酒局。
一位戒酒时间不长的会员十分苦恼：“单位领导不能理解我的病，他们甚至要求我把酒含在嘴里然后吐掉……他不知道，这是让我走进虎穴，心里还要祈祷不被吃掉……”
另一人附和道：“别说是酒局，我现在超市都不敢进，口袋里也不敢放钱，就怕买酒。”
新会员“吐槽”后，老会员分享经验：“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应酬没了生意照旧”“我发现不靠灌醉自己来成为饭局中的焦点，那种感觉更真实”“后来我察觉，无论我喝什么大家都能聊得很开心”……
一个半小时后，会议结束了，会员们站起身，互相鼓励后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在这里，他们宣泄作为“酒鬼病人”的不满和痛苦，以此期待，离开这里后，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AA会员均为化名）
“你好！”其他人高声回应。
第一次参加的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坦承。然而时间一久，便会为这个团队所吸引。
它大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人平等的团队，不用交会费，没有领导、会长、组织者，参加者有企业老板、公司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年龄从20多岁到50多岁……如果非要分出“级别”，标准便是他们与酒瘾抗争的时间，有人“停酒七年了”，有人则说，“今天是第三天，请大家帮助我”。
讲到“如何变成一个酒鬼”时，常常有人声泪俱下，谈起“与酒瘾搏斗的经历”，也有人自嘲，但永远不会有人讥讽他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地聆听着别人的故事，
这是匿名者戒酒协会（以下简称AA）在12月初的一次普通聚会。作为一家以帮助戒酒为唯一目的、在150个国家设有分支的公益性组织，从2000年进入中国后，AA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各大城市成立了小组……他们每周至少会面四次，每月四周，网络会议天天进行，经年不断，随时等待任何一个有意愿者加入。
“你看过电影《离开拉斯韦加斯》吗？尼古拉斯·凯奇醒后颤抖着去冰箱里抓酒瓶，含着眼泪，只有喝下去才能让他不痛苦，”孟小军解释，“我们患有‘酒精依赖症’，或者说，我们是‘酒瘾患者’”。
“醒来，是最痛苦的”
16岁那年，孟小军第一次把一瓶啤酒一饮而尽，他说只是为了睡个好觉。
家里没人酗酒。孟小军是跟着胡同里的无业游民学会了喝酒和抽烟。起初，父母试图限制他，但父亲很快出国打工，母亲也无暇顾及，他彻底放纵了。
一个冬天的晚上，孟小军冒着风雪飞奔到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像是宣泄长久以来的压抑宣布自由一样，他用了几秒钟“咕咚咚”喝完这瓶酒，拿袖子飞快地抹了一下嘴，跑回家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几年来，他一直渴望能睡个好觉，而喝酒给他带来了“舒服、放松、愉快”。
他开始毫无顾忌地使用这种方式。和父母吵架、谈恋爱受挫、工作不顺，只要不顺心，酒便成了排解的办法。每天回家，他都买两瓶酒带回来，喝到能睡着为止。
很快，孟小军对酒的需求从一天一瓶，变成了一天五瓶，他甚至从中体会到了成就感：跟朋友吃饭，会被夸奖“这男孩好酒量，了不起”。
当父母意识到儿子喝酒成了问题时，已无能为力了。面对母亲的咆哮，孟小军每次都吼回去：“别人家孩子不这样，你们家孩子就这样，谁的问题？！”为了避免冲突，母亲搬出了家。
充斥孟小军生活的，除了酒，还有他认为的种种“倒霉”：工作不顺、无端心慌、对生活中的一切感到焦虑，不敢坐地铁、不敢骑车，总担心会发生事故……
起初，孟小军觉得自己患了焦虑症，但只要喝上酒，就能焦虑全无。因此，他唯一的焦虑就变成了，如何不让自己从醉酒中醒来。
“醒来，是最痛苦的。”
不分白天还是黑夜，清醒的孟小军，第一个要做的是四下寻找那个白瓷茶缸，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啤酒，他张大嘴，仰头把液体往里倒，再灌满新的。
往往是四个多小时、喝了十瓶后，他又能昏昏欲睡了，直到栽倒在床上，继而醒来，又像是一只饿极了的困兽，四处寻找酒精。没有啤酒，料酒也可以，甚至花露水也可以凑数。
但很快，喝酒也无法解决孟小军的痛苦了。自责，绝望，无时无刻不想自杀，但又没有勇气……孟小军三次住院进行戒断治疗，为了能“出院继续s喝”，他试图隐瞒嗜酒史，并反复向医生陈述自己是焦虑症。
最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给了他明确的诊断：酒精依赖症。
“这是一种慢性大脑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就摆脱不掉。”六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李冰教授说，“家族性患者在成瘾者里占一半左右，但环境因素也很容易导致嗜酒，有些人常用酒精去缓解失眠、焦虑、疼痛，就容易患上酒瘾。”
孟小军就是如此。最后，酒瘾像猛兽一样占据了他的全部大脑空间，他无力与之对抗。
“得了就不可能根除。”李冰告诉孟小军。
孟小军第一次对“酒精”产生了恐惧感。他赖在病房里不肯出院，“外面太可怕了，外面有酒。”7个月后，孟小军必须出院了，绝望中，他想到了李冰的建议：加入AA，跟其他嗜酒者“读书”“开会”。
“没关系，我和你一样”
1935年，美国的股票经纪人比尔·威尔逊遇到外科医生鲍勃·史密斯，二人都是严重的嗜酒者，通过互相帮助达到了戒酒的目的。他们随后组建了AA，力图帮助其他同病相怜的人。
借鉴宗教和哲学，威尔逊将AA戒酒法简化成“12条步骤”，中国会员习惯将之称为“大书”，也成为每次会议的主线。
最初一年，孟小军没从中发掘到任何感悟，但他坚持着每天参加现场会。支撑他的原因，是一个酒鬼在这里体会到了别处没有的“美妙的共鸣感”。AA要求每个入会者必须坦诚地面对自己，讲述自己的失意与烦恼，同时也努力倾听别人的，孟小军发现竟然大家都有惊人相似的经历、感情、工作、生活，甚至弱点。
一年春节，孟小军被并不算夸张的鞭炮声吓坏了，但春节期间的小组会议，他没敢说，怕别人觉得自己胆小。没想到，身旁的另一位会员大声说道，“今年我快被鞭炮声吓疯了！”像溺水的人一下子抓住了浮板，他心头顿时释然了，“原来不只我这样啊！”
除了开集体会，AA另外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步骤是，每个新会员，要找一个老会员，作为自己的“助帮人”，帮助戒酒。孟小军毫不犹豫选择了一个最积极的会员：李勇。“他跟我很像，小时候都是坏孩子，性格自大。”
李勇也有“条件”：连续90天参加现场会；每次开会坐第一排，第一个发言；每天给“助帮人”打两个电话。
孟小军原本很好面子，不愿意接受强迫性要求，但李勇的条件他竟然很愿意接受。他也试过和发小、家人分享感受，效果却相反，他们既无法理解孟小军，也不试图理解他，总是报以同情或怨恨。但李勇不同，聊任何一件事，他都能和李勇找到共鸣，有时一个人说出前半句，对方就能接上后半句。“没关系，我和你一样”，每当孟小军听到李勇的这句话，就会觉得无限温暖。 李勇也有类似的经历。第一次来参加AA的会议，一位老会员给他递了杯水，并微笑着说：“欢迎你！”过去几十年里，作为一个酒鬼，走到哪里都遭唾弃，李勇从没想过会有一个地方、一个人会欢迎他。
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盛利霞看来，嗜酒者不必担心偏见，能够得到认同感，是AA协助戒酒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嗜酒者原来只能用酒精作为生活的拐棍，AA则用同伴的力量代替，“利用这种伙伴的力量康复，是一种性格的矫正”。
而这种依赖，是相互作用的，老会员也在不断监督自己。
停酒四年多后，孟小军也成了很多新会员的“助帮人”，但在帮助新同伴过程中，尤其是几天没有收到电话时，孟小军就会感到焦虑。这种情绪一出现，他就会打电话给李勇，生怕酒瘾在自己放松警惕时复发。李勇往往也只说一句话，便可以打消他的紧张：“这很正常，我常常和你一样。”
寻找“更高的力量”
李冰也一直在与“酒精依赖症”作斗争。
作为一名专业医生，她苦恼于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患者完成终生戒酒。“医院只能做戒断治疗（指帮助嗜酒者应对戒酒后身体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如心慌手抖、幻视、幻听等），但戒除酒瘾需要靠患者自己终生完成。”李冰说。
然而，几乎每个来进行戒断治疗的病人都被复饮折磨。
2000年，李冰第一次接触到AA戒酒会。那是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一个能容纳五六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除了个别医生代表，其余都是酒瘾者，许多已多年滴酒未沾。借助这种聚会，他们交流经验，互相鼓励。
“这种方法既然对全世界都有效，那对中国应该也有效。”李冰想。她和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的医生郭崧不谋而和，二人开始共同尝试在中国推广AA。
阻力出乎预料。业内人士闻所未闻，患者极度排斥，普遍认为是在宣扬宗教——在“12个步骤”中，始终提到要相信依靠“更高力量”来解除酒瘾。
12年后，这样的阻力依然存在，但李冰看到，有酒瘾患者成功地依靠AA停酒了1年、5年，甚至12年，虽然100个会员里能坚持下来的只有几个人，但比起12年前，已是很大的进步。
赵珊珊是一名AA会员，同时也是名精神科医生，停酒半年之后，她惊喜地发现自己身上的改变，于是一直想找到AA作用的原理，“但是一无所获”。
“具体是什么发生了作用，我无法解释”，老会员都这样说，“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能力无法抵抗酒瘾的能力，所以借助更强的能力来对抗它，具体的变化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人格”。
五年前，李勇第一次接触AA时，已经“生扛着”两年没有喝酒，不过他的生活依然和喝酒时一样，他每天面色晦暗，目光呆滞，怨恨身边的一切。他也没指望AA能帮助他改变更多。
“助帮人”让他写下怨恨的名单，李勇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随后，“助帮人”让李勇指出，在与这些人相处时自己的错误，李勇发现自己说不出，他本能地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误，即便自己有错，也是因为“他们招惹我”。
“助帮人”帮他逐个分析每件事中自己的问题，两个人每天要在这件事上消耗几个小时，直到有一天，李勇像是被重击一样，忽然感到了“巨大的悔恨感”，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李勇用他感到舒服的方式，向“怨恨名单”里的人逐一忏悔，并渐渐找到了抗击酒瘾的“更高力量”——去世的母亲。“我母亲是最爱我的人，我也爱她。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想法告诉她，放心她来帮助我……”
现在，李勇每天积极上班，其余时间和朋友聊天，偶尔也有抱怨，但不是怨声载道，而是努力“追求健康和快乐”。
孟小军也不断追求“改变”，有时是很细微的，比如，每天下床时换个位置或姿势，改变挤牙膏和倒漱口水的顺序，看似杯水车薪，但他相信这种点滴改变，都会最终导向戒除酒瘾。
“更深层的，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酒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性格中的问题，”孟小军说，“这些问题或许是我们在大社会中形成的，然而只有在AA这种宽容、鼓励和互相支撑的氛围下，才有可能得以解决，我们在这里审视自我、反省，学会谦卑和爱。”
参加AA四年后，孟小军终于达成了自己20年前的愿望：戒酒，并拥有信仰。他的信仰不是宗教，而是《道德经》。事实上，每个成功的AA会员找到的“更高力量”都不一样，有人是自己家的宠物，还有人居然是冰箱……
“酒鬼”低龄化
不得不承认，能找到“更高力量”的人，仍是少数。
加入AA后，孟小军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里，他建了三个网络讨论群，并义务协调戒酒会的工作，但几乎每天，他都会看到有的会员复饮了，有的退群了……
留下的理由只有一条，离开的理由却有成千上万。在孟小军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社会仍对酒瘾者存在偏见，不了解成病机理，只是简单地把他们贴上“道德败坏”或“毫无意志力”的标签。
甚至医生也不了解。几天前，孟小军去医院看感冒，嘱咐大夫不要开含酒精的药，因为自己患有“酒精依赖症”，对方问：“什么是酒精依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3月发布的报告，有害使用酒精在造成世界上过早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危险因素中排第五位。研究人员在2003年通过抽样调查发现，每100个15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将近4人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精依赖症”。然而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了病人。
近十年过去，没有新的统计数字产生。但凭接诊人数，李冰可以感到患病人数在不断上升，更重要的是，新病人的年龄，正从中老年慢慢向低龄化发展。
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利霞也有同感：“中国十几岁的孩子可以随便接触到酒，随便买酒，甚至喝酒，这是目前最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网络会议上，孟小军也发现20多岁的嗜酒者越来越多，甚至还有未成年人。他强烈地感到危机的存在，却往往只能顾及自己和身边的AA病友。
他所在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不得不去的酒局。
一位戒酒时间不长的会员十分苦恼：“单位领导不能理解我的病，他们甚至要求我把酒含在嘴里然后吐掉……他不知道，这是让我走进虎穴，心里还要祈祷不被吃掉……”
另一人附和道：“别说是酒局，我现在超市都不敢进，口袋里也不敢放钱，就怕买酒。”
新会员“吐槽”后，老会员分享经验：“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应酬没了生意照旧”“我发现不靠灌醉自己来成为饭局中的焦点，那种感觉更真实”“后来我察觉，无论我喝什么大家都能聊得很开心”……
一个半小时后，会议结束了，会员们站起身，互相鼓励后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在这里，他们宣泄作为“酒鬼病人”的不满和痛苦，以此期待，离开这里后，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AA会员均为化名）